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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来电与“抢救”的中止






  周恩来、任弼时等为扭转抢救、审干中的极端行为直言相劝毛泽东,究竟有无作用?毛泽东是否立即采纳周恩来、任弼时等的意见,下令纠偏,停止运动?与人们一般的推测相反,毛泽东并没有立即部署纠偏。对于刚愎自用的毛泽东,只有当他自己意识到必须转弯时,他才会采取行动。所谓“适时纠正”的恰当时机,只有他才能决定,勿需别人多嘴。

  毛泽东一点也不认为抢救、反奸有什么过错,他不是多次批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吗?他不是提出反对“逼供信”吗?如此,继续运动又有何害?无非是过左一些,无非是受一点委屈,可是又没要你们的命,多坐几天班房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不对广大干部真正有所触动,“两条心”、“半条心”能转变为“一条心”吗?

  当然,对于任弼时、周恩来等的意见,毛泽东还是会加以周全考虑的,因为毛心里明白,延安不可能有那么多特务。毛总要想出一个办法来收抬眼下这个局面。

  恰在这时,毛泽东收到一份来自莫斯科季米特洛夫的绝密电报,这份电报涉及到一系列重要的问题,客观上促成了毛对“抢救”的刹车。

  季米特洛夫电报全文如下:

  1943年12月22日

  毛泽东(亲启)

  一、关于令郎。我已安排他在军政学院学习,他毕业后当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军事方面获得扎实的学识。这个小伙子很能干,我相信您会把他培养成一个可靠的好帮手。他向您致以热烈的敬意。

  二、关于政治问题。不言而喻,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它过去的任何领导人都不得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

  您知道,从1935年起,我就不得不经常密切过问中国的事务。我认为,从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退缩的方针,以及明显偏离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战争期间采取这样的方针,有把党孤立于人民群众之外的危险,有导致内战加剧的危险,这只能有利外国侵略者及其在国民党内的代理人。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应该把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排除在党之外,而应该把他们保留在党内,千方百计利用他们为党工作。

  另外一件使我担心的事是,一部份党的干部对苏联抱有不健康的情绪。我对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把党团结起来的党内正确措施,被康生及其机构扭曲得面目全非,这样做只能散布互相猜疑的情绪,引起普通党员群众的无比愤怒,帮助敌人瓦解党。

  早在今年8月,我们就从重庆获得完全可靠的消息说,国民党决定派遣奸细混入延安挑动您同王明和党内其它活动家争吵,挑起敌对情绪以反对所有在莫斯科居留和学习过的人。关于国民党的这一诡计,我已及时预先通知了您。国民党秘而不宣的打算是从内部瓦解共产党,从而轻易把它摧毁。我毫不怀疑,康生的所作所为正在为这些奸细助长声势。

  请原谅我这种同志式的坦率。我对您怀有深深的敬意,坚信您作为全党公认的领袖,定能洞察事物的真相。仅仅由于这一点,我才如此坦率地同您谈问题。

  请按我给您发送这封信的方式给我一封回信。

  紧紧与您握手。

  季〔米特洛夫〕①

  季米特洛夫来电是一个严重事件。自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以后,毛泽东已彻底放开了手脚,事实上,当毛决定向国际派摊牌之时,他就没有把莫斯科太多放在眼中。

  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共产国际虽解散了,苏共和苏联并没解散,现在莫斯科已完全知悉延安党内高层斗争的最新动态,斯大林通过季米特洛夫,以间接的方式对毛泽东发出警告,并且特别关注王明、周恩来的政治命运,似乎也影射到毛泽东的个人品质问题。

  季米特洛夫的来电特别提到康生,直指康生行为可疑,此说亦对毛泽东构成沉重打击。

  接到季米特洛夫来电后,毛泽东立即精密部署,②除了频频向苏联驻延安代表详剖心迹,强调整风的重要和他的光明正大,又派任弼时、周恩来与苏联代表谈话,用任、周等的嘴澄清毛整人的“流言”。毛泽东同时加紧对王明的“诱”、“压”,迫使王明承认错误,让莫斯科无言以对。

  ①原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件资料集)》,页295-96(莫斯科:1986),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3辑,郑厚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页2-3。

  ②接到季米特洛夫1943年12月22日来电后,毛一时情绪激动,他在1944 年1月2日通过苏联驻延安观察员给季米特洛夫发出一份复电。毛声明中共没有削弱对日本的斗争,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也没有改变。针对季氏对周恩来、王明的关心,毛答复道:“我们与周恩来的关系是好的,我们毫无把他开除出党的打算。周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至于王明,毛掩饰不住心中的愤恨,在电文中说“王明一直从事各种反党活动”,“在我看来,王明是不可靠的”。毛举出两个例子予以说明:―、王明过去被国民党逮捕过,在狱中承认了自己的党员身份,后来才被释放出来(在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中也提到作者本人强烈感受到毛对王明的痛恨,在1943年11月29日的日记中,弗拉基米洛夫写道:针对王明的新指控是“国民党同谋,反革命”,证据之一是王明曾被国民党逮捕,又给放了出来。参见《延安日记》,页190、185-86);二、王明与米夫的关系可疑。毛对康生则表现出完全信赖的态度,他告诉季米特洛夫“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一天以后,毛又后悔日前发出的电报可能会造成远方的误解,于是找到弗拉基米洛夫询问昨天的电报是否发出,他告访苏联观察员,前电可能不妥。紧接着,毛开展对苏联人的热情公关,据弗拉基米洛夫记载,1月4日,毛泽东夫妇单独邀弗氏同观京剧,毛向弗氏大谈他如何尊敬苏联,尊敬斯大林,尊敬那些过去在苏联学习过的中国同志,以及如何感激季米特洛夫,参见《延安日记》,页199-200。1月6日,毛、刘、周邀请弗氏等苏联人畅叙友情。1月7日,毛单独访问弗氏,再一次谈他如何深深地尊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参见《延安日记》,页203。在谈话中,毛完全改变了原先对王明的强烈敌对态度,其态度之友善使弗氏大吃一惊。毛请弗拉基米洛夫再给季米特洛夫发一电报,并告诉弗氏,团结的方针同样适用于王明。参见《弗拉基米洛夫转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44年1月3日),《弗拉基米洛夫转毛泽克给季米特洛夫电及情况说明》,引自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第4期,页51-54。另参见《延安日记》,页190、185-86、199-200、202-205。

  毛泽东出台的措施可谓周密完善:莫斯科要求停止党内斗争,毛偏在此时召开上层会议,逼使所有同僚检讨、反省,用周恩来、王明等人的检讨堵住莫斯科的嘴,给莫斯科造成既成事实;莫斯科指责康生的反奸肃特是执行敌人的分化破坏阴谋,纯属胡说八道,延安的整肃全在毛的一手指挥下进行;莫斯科讨厌康生,正说明康生对毛的忠诚不贰。毛全然不顾莫斯科的警告,照样倚重康生。

  然而,在季米特洛夫来电后继续抢救、反奸的极端行为似乎已显得不妥。莫斯科已明确提出反对意见,此时的苏德战场形势已明显有利于苏联,而中共的未来将有赖于斯大林的支持,对莫斯科的意见毕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党内怨言继续蔓延终将损害毛泽东的个人威信,况且,审干、反奸、抢救所要达到的震慑人心的目的已基本实现,现在应是调整政策的“适时”时候了。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943年12月2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听取康生作的反特务斗争的汇报。任弼时在发言中提出,那种认为百分之八十的新知识分子是特务分子的看法应予否定,新知识分子中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是好的,现在应该进行甄别。毛泽东接受了任弼时的意见,同意进行甄别工作。①在这次会议之后,延安的“抢救”开始逐渐落潮。但是,毛泽东精密掌握落潮的速度,不使运动骤然停下,避免广大干部对运动的“合理性”产生怀疑。

  1944年初,延安各单位纷纷接待绥德县“坦白运动先进典型报告团”,该团由绥德师范师生组成,他们住在社会部所属的交际处租用的旅店,每天分头到各机关、学校做“现身说法”式的报告。其中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学生,描述自己怎样受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遣,专门施用“美人计”引诱革命干部……尽管毛泽东已开始看手准备“纠偏”,但是却放任“抢救”、坦白的闹剧继续演下去。

  到了1944年2月,延安的报纸又刊登了淳耀“防奸英雄”季志寿的“防奸经验”,他的质朴、充满乡土气息的语言,生动地表达了毛泽东发动群众性反奸运动的成效:

  特务好象面没起,蒸的死面馍,色就不正。又象包子底是虚的。这些人都把良心背到脊背上去啦……想把领导我们生产给人民服务的干部杀,叫大家成了没王蜂。特务的坏种子下到边区来,我们要用耙把它耙出来,再拿镢头挖掉。如果根大自己挖不下,就请政府拿政府尖镢去挖,一定能挖掉,连根拔了才干休。认特务要细心留意哩,好象认眼镜一样,看究竟是烧料的还是石头的。自己认不清就到政府叫干部认,一定可以认出来。希望大家今后对卖眼镜的、卖烂衣服烂鞋袜的、卖药的、野鸽医生、算卦的、担葱的、卖蒜的、跟上黑驴驮炭的各种来历不明的人,都要好好来盘查。对破坏开荒的、胡说坏话的人,要细心考查,有问题的时候,还要报告政府。②

  由此可见,“抢救”错了吗?一点也没错,边区的群众难道不是已经普遍提高了对敌斗争的警惕吗?

  对钱来苏一案的处理,也反映出毛泽东欲维护“抢救”的复杂心态。自“抢救”运动开始,一直被软禁在交际处的钱来苏心情极为抑郁,多次表示后悔当初投奔延安。林伯渠等人欲救无力,只能等毛泽东的最后发话。

  1944年2月8日,毛泽东在交际处处长金城呈交的有关钱来苏情况的报告上批示:

  金城同志:

  钱拯(即钱来苏,引者注)应优待他,他可能不是汉奸,他的子婿是否特务,也还是疑问,如不是,应平反的。③

  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78-80。

  ②《谢觉哉日记》,上,页580。

  ③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页186。

  在这个批示中,毛泽东虽然提出应予钱来苏优待等,但没有用明确的语言肯定钱来苏及子婿不是汉奸、特务,毛泽东的模棱两可,为保留“抢救”成果预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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