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党内，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无论是在大革命时期，抑或是江西苏维埃时期，都没有颂扬党的领袖的传统。对党的领袖进行大规模的颂扬、赞美始于四十年代初，首先开创这个先例的是中共中央领导层内毛泽东的同僚，他们率先对自己原来的同事毛泽东进行热烈的赞美，迅速地将毛泽东捧成凌驾于中央集体之上的“尊神”。
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中，第一个站出来吹捧毛泽东的人是王明。1940年5月，王明发表《学习毛泽东》一文，对毛的“革命意志”、“非凡的革命胆略”进行全面的赞颂。然而，毛泽东看透了王明讨好的用意，一点也没放松清算王明的准备工作。王明的如意算盘全部落空，不仅讨好的目的未达到，还徒增毛泽东对他的轻视和鄙夷。
从1942年开始，中共重要领导人对毛泽东的赞美已形成高潮，几乎所有党的领导人、各大区党和军队的领导人，都加入到歌颂毛泽东的大合唱中。
刘少奇写道：
……我们的党在这二十二年中，在三次连续不断的全国性的革命战争中，是经过了各方面的严格考验的……而特别值得提出的，就是在二十二年长期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们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二十二年来，在各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经过考验的完全精通马列主义的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团结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①
朱德说：
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党，它吸收了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综合归纳起来的宝贵经验，它继承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积累下的优良遗产，它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三大阶段中锻炼了自己，丰富了自己，在这剧烈无比的锻炼中，它把马列主义中国化了，把历史遗产进化为适合于现实社会的需要了，这种光辉的成就，体现在我们党有了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及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②
彭德怀写道：
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几年中对于理论上的伟大贡献，有持久战的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新民主主义论》就是辉煌的杰作……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既不混同于旧三民主义，又不混同于假空喊社会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的提出于中国目前的具体环境及历史阶段，成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指针。③
陈毅充满激情地写下他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体会：
这是一百年来中国学术思想上及社会实践问题上其中新旧争论的最正确的解决，这是一本马列主义的新创获的著作，也是一本马列主义的古典著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华民族理论战线上的光荣代表。……因此二十一年来的中国共产党，是久经考验过的布尔什维克的党，他的党员和干部，他的领导中枢，党的中央和他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都是久经考验的能征惯战基本上已经走上完全的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对一切斗争环境均能适应，一切斗争方向均能掌握。
陈毅对刘少奇也作出高度评价，他说：刘少奇同志许多关于党的论文恰可作全党在这方面极优秀的代表。④
罗荣桓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报告中称颂道：
毛泽东同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民革命的领袖，不是自己封的，他是代表党的正确的方向，胜利的方向，而与党的整个视野相结合，成为不可分离的关系而得到成就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思想。在民族化方面，有了他的发展。……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来自群众中，再到群众中去”，因此，他是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教条主义所不了解的。⑤
①刘少奇：《肃清党内孟什维主义思想》，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苏中出版社，1945年），页1。
②朱德：《“七一”二十二周年感言》，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苏中出版社，1945年），页1。
③彭德怀：《民主政治与三三制政权》，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苏中出版社，1945年），页14－15。
④陈毅：《伟大的二十一年》，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苏中出版社，1945年），页8、12、11。
⑤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苏中出版社，1945年），页22；另见《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5期，页321。
除了刘少奇等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外，在延安的毛泽东的密友们也积极参加了歌颂毛泽东的大合唱。
康生在1943年7月15日作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中，号召以毛泽东的革命精神去肃清一切反革命。他鼓动道：
一切忠实的共产党员们，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理论与实际，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去进行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去反对党内一切公开的、暗藏的投降主义，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去进行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①
陆定一说：
假如我们对于日寇的战略不是主张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持久战，而主张速决战；假如我们对于大资产阶级反共派，或者只有斗争无联合，或者只有联合无斗争，或许抗战的情景就已经不堪设想。不但如此，在毛泽东同志的四部著作中，在中央的许多决定指示中，可以看见我们党的中央确是掌握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方法，已经有本领善于把马列主义应用到实际中去了。 ②
原国际派代表人物在歌颂毛泽东方面更是争先恐后，试图以此向毛表示他们的忠心。
王稼祥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说辞。他说：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③
博古写道：
我们有保卫的力量，我们有八十万党员，我们有五十余万在党领导下的军队，我们有巩固的根据地，我们有二十二年斗争的经验，我们有全国人民的拥护，我们有无数身经百战的干部，最后异常重要的是，我们有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的舵手――毛泽东同志，他的方向就是我们全党的方向，也是全国人民的方向，他总是在最艰难困苦之中领导党和人民走向胜利与光明。我们有取得胜利的一切条件，军事威胁不足以征服共产党，挑拨离间不足以分化共产党，相反我们将更亲密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周围，在毛泽东旗帜下战斗并且取得胜利。④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19。
②陆定一：《为什么整风是党的思想革命》，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13。
③王稼祥：《中共与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5。
④博古：《在毛泽东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20。
邓发在毛泽东的“帐簿”里是一个经验主义者，长期以来与毛没有亲近关系。1943年邓发也写文章向毛表示敬意：
青年们！我们究竟走“中国之命运”的道路呢？还是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呢？我想一切有国家观念、有民族天良的热血青年，为了他的理想，为了他的人格，为了保持他那纯洁的良心，他们绝对不愿意走那法西斯黑暗统治的“中国之命运”的道路的。我相信中国青年是会选择引导中国走向独立、自由、民主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道路的。①
在延安的理论家们对歌颂毛泽东更是责无旁贷。艾思奇写道：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结合的过程，是根据了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和中国工农群众广大人民的斗争经验的……这一切事实和思想，都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分不开，到了今天，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了和具体化了的辩证法唯物论，才是能够把“中国之命运”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②
在延安的一些党的元老，如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也纷纷写诗、撰文表达他们对毛泽东的尊崇。
徐特立写道：
朱毛在国际在苏区外最大多数的人都以他们两人一定是英雄，是怪物，是天上的，但是苏区的群众却认为他们是老实人。而且联系到说中央政府，中央局负责的，都是老实人。我曾听得江西群众唱的农歌有一句“好人朱德毛泽东”。又有一次，我参加瑞金的群众大会，有人在会场上说“朱总司令毛泽东是老实人，中央政府都是老实人”。群众的认识是十分正确的。……现在我来作一个结论，毛主席的工作作风是列宁的作风，列宁的作风是俄国的革命精神和美国的实际精神相结合的作风。③
吴玉章欢呼中共有毛泽东作领袖：
我党得此领袖也同联共有斯大林同志一样，有了高明的舵师，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④
在这一系列对毛泽东的赞美中，以周恩来1943年7月在延安中央办公厅为欢迎他从重庆返回的招待会上的发言最为引人注目。周恩来当着毛泽东的面，对毛大唱赞歌：“我们党在这三年中做了比过去二十年还要伟大、还有更多成就的工作……这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周恩来慷慨激昂地说道：“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的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⑤
①邓发：《谁爱护青年？谁戕害青年？》，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17。
②艾思奇：《〈中国之命运〉的愚民哲学》，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21。
③徐特立：《毛主席的实际精神》，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5。
④吴玉章：《我的思想自传》，载《吴玉章文集》，下，页1337-38。
⑤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的演讲》，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17-18。
周恩来的颂扬有着比其它人更重要的意义。作为党的几个历史时期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对毛表示心悦诚服，对其它老干部将有看重要的示范作用。如今周恩来都向毛泽东表示了忠诚，党内还有谁不能低下他们高贵的头呢？
延安整风展开后，毛泽东对党内昔日同僚的精神优势已完全建立，以往那种平起平坐、随意交谈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一般情况下，高级领导人已不能随时见毛泽东，除非毛召见，他们需要电话请示或写报告，依程序呈交，毛泽东则为了显示其至尊地位，开始有意识拉开与昔日同僚的距离。毛泽东在一片颂扬声中悄悄采取与原同事拉开距离的措施很快见效，当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White）于1944年10月访问延安时，他所看到的是：毛泽东发表演说，一班高级领导人聚精会神手执笔记本奋笔疾书，其状似一群恭敬的小学生在聆听老师的教诲，而周恩来则坐在毛面前的“第一排，有意高高地举持小笔记本，稍微有点晃动，引人注目地在记录那篇伟大的讲话，以便主席和所有其它的人都看到他对伟大导师的尊重”。①
①白修德著，马清槐、方生译：《探索历史》，页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