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9月至1944年春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解决了中共领导层的问题，“两个宗派”已如毛泽东所愿被彻底摧毁，毛泽东胸有成竹，1944年5月下令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
这次全会距上届全会已有六年。毛泽东自六届六中全会控制了中央后，召开中共例行会议就已经全无定例，何时开会、何时休会只凭他个人说了算。现在，毛需要召开党的全会了。
这次名曰六届七中全会的会议，竟一开就是十一个月。毛泽东在这个历时将近一年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所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其一，将以全会的名义正式通过对过去路线清算的决议案，把自己的历史地位及对手的“错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其二，重建中共的领导机构。上述两件任务完成，召开中共七大的时机也就完全成熟了。
早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期间，毛泽东就主持起草了批判前中央错误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该《结论草案》将遵义会议前的中央路线的“错误”定性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却并没有否定六届四中全会，相反仍认为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毛之所以这样做，乃是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及中央派往江西苏区的代表团在到达江西后，全力支持了毛泽东镇压富田事变的方针，撤换了主张稳妥解决富田事变的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由毛泽东替换之。如若否定四中全会，将无从解释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当年所采取行动的正当性。因此，毛在1941年秋的《结论草案》中，将错误路线的开端定为1931年9月20日，以该日中共中央所发布的一个有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文件为标志，其理由是：该文件忽视日帝侵华将造成的国内阶级关系变化，仍一味盲目强调反资产阶级。然而更重要的原因乃是：到了1931年11月，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在赣南会议上对毛泽东有关土地政策方面的主张展开了批评。
时间一晃三年过去了，毛泽东已牢牢控制了中央，他将有更大的权力，根据自己的意志改写中共历史。在毛泽东看来，此事既重要，又迫切。
在毛泽东之前，中共党内也曾有人利用撰写党史进行党内斗争，甚至以此达到改组中央、使自己一跃进入中央核心层的政治目的，其中最典型的事例是1930年王明在上海秘密撰写批判李立三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又名《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王明、博古等以此作为自己的纲领，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也因此成为“正确路线”的代表，跳过中央委员的台阶，进入了中央政治局。
尽管王明和毛泽东在利用修撰党史进行政治斗争方面具有不少相似之处，但细加研究，还是可以发现两者之间仍存有明显的差别。
首先，王明的写作是一种个人的行为。王明在撰写《两条路线》时只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工作人员，他的小册子表达的仅是他本人以及一批留苏学生对党内纷争的看法，虽然王明的观点以后被中共中央所接受，但是王明的小册子并没有经中央全会通过，也没有作为党的正式结论而下达。
其次，王明的小册子重点论述的是他个人对立三路线的批判，并不是对党的整个历史的总结。1938年后，张闻天在延安马列学院讲授《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又名《中国革命运动史与中共党史》），这门课仅叙述到1927年国共分家，对1927年后党的历史甚少涉及。概言之，四十年代以前，中共还没有一本较正式的被党中央通过的党史范本，也没有一个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正式文件。
或许是受到王明小册子的启示，更或是毛泽东心理中对“名正言顺”的强烈要求，从遵义会议始，毛就极为重视在党的决议中表达自己的观点。《遵义会议决议》虽然由张闻天起草，但主要反映的是毛的观点。毛在肯定党的政治路线的同时，实际上已否定了这条政治路线的最重要的方面。1941年，毛为了彻底颠覆原中央的政治合法性，精心编纂《六大以来》。到了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毛全面批评原中央路线，会后又亲自动手起草了会议的《结论草案》，对修订党的历史决议显出极大的热情与关注。
但是，毛泽东知道，修订党史一事事关重大，要使自己的论点无懈可击，让党内高层心服口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其关键问题在于：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结论草案》只是对中共上层的斗争进行了初步总结，大区一级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还未开展，如果在作中央结论之前先对大区一级的党的历史进行总结，这就可为正式作好中央结论奠定基础。
1942年10月19日至次年1月14日，在毛泽东的倡议下，由任弼时领导召开了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这次会议历时近三个月，参加会议的并非仅是从事西北工作的干部，延安几乎所有重要机关、部队和学校的首长和各地前来延安参加七大的代表都列席了高干会议。中央领导人从毛泽东开始，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陈云、彭真、高岗、李富春等依次在会上作重要报告。
西北局高干会议的主题除了动员检查“两条心、一条心”、部署审干、讨论边区财政经济问题外，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检讨西北地区党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而问题的重点在对1935年陕北“肃反扩大化”问题作出新的结论。在任弼时、高岗的领导下，高干会议对原北方局派驻西北地区的代表朱理治和原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1942年11月17日、18日，高岗在高干会议上作《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全面清算朱理治、郭洪涛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高岗在发言中还批判了“带着张国焘错误肃反路线影响来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主要领导者”。①
①高岗：《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1942年11月17、18日），载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册，页96。
会议作出决定：一、修改1935年中央红军抵陕北后，中央党务委员会关于审查陕北肃反问题的决定，原决定在为刘志丹、高岗平反时仍批评了刘、高犯了右倾错误，现宣布原决定存在错误，将原错误责任人从戴季英（陕甘边政治保卫局局长）、聂洪钧扩大到朱理治和郭洪涛，并且把高岗封为“正确路线”的代表。二、对原陕甘负责人朱理治、郭洪涛作出处罚，将两人定为“错误路线”的代表。
这个新决定对毛泽东日后作出正式的党史决定具有重大意义：
一、它开创了用两分法 ――即以“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为纲，总结党的历史的新思路与新方法。
二、它将西北历史问题置放于全党的路线斗争的框架下予以认识，换言之，西北党史上的路线斗争是全党路线斗争的一个缩影，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中央有，地方也有。一方面，中央的错误路线危害了地方的革命事业；另一方面，地方错误路线的代表又是中央错误路线的代理人和党内基础。
1942年11月1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报告，对会议所作的历史结论表示满意。毛在谈到党的历史问题时讲到两个重要问题：―、错误路线（毛尚未正式提出“王明路线”的概念）搞光了十分之九的苏区工作和十分之十的白区工作；二、西北的结论与全党的结论“是相同的性质”。①毛的这番话，一方面已为日后的《历史决议》定下了调子，另一方面也表明他是将西北决议当作是全党决议的试点。
根据毛泽东的上述精神，1943年1月，任弼时在高干会议上作《关于中央重新审查陕北“肃反”问题决定的两点解释和检讨历史的教训》的总结报告，通过对朱理治、郭洪涛的批判，为以后全党的《历史决议》对王明、博古的批判确定了几个重要的口径。
任弼时指出：
一、从“九一八”至遵义会议之前为错误路线统治全党时期，陕北的情况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
二、朱理治、郭洪涛“品质恶劣”，“党性很坏，到了陕北这个区域，大摆钦差大臣的派头，有很高的领袖欲，是一种政治野心家，想篡夺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党政军的领导，以满足当领袖的欲望，好来称王称霸”。在这里，只要将朱理治和郭洪涛的名字换上王明、博古，将陕北换成全党，就可成为对王、博的指控，日后对王明、博古、张闻天的批判几乎使用的是与此完全一样的调子。
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苏区工作损失十分之九、白区工作损失了十分之十。
四、路线斗争正确与否对革命胜利或失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错误路线可以闹到亡国、亡党、亡头的地步。②
1943年6月2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关于高干会议对边区党历史问题检讨的决定》，同意和批准1942年11月高干会检讨的基本精神及高岗对此问题所作的报告，并且要求边区各级组织、全体干部和党员“应将高岗同志关于边区党历史所检讨的报告，作为整顿三风的重要文件之一，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③
①毛泽东：《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载《毛泽东论党的历史》，页36-37
②任弼时：《关于中央重新审查陕北“肃反”问题决定的两点解释和检讨历史的教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炮校政教室翻印，1980年10月。
③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册，页120。
由此可见，西北历史问题的结论实际上是毛泽东在正式作出全党结论前先行了一步，其基本思路与以后的《历史决议》完全一致，只是1945年的《历史决议》更具理论形态，逻辑论证更严密。
1943年9月政治局整风会议及11月政治局会议开始以后，随着高层路线斗争的进一步展开，毛泽东对起草党的历史决议也愈加重视。任弼时在领导总结西北党的历史结论方面已获得丰富经验，与毛的认识也完全一致，因此毛放手让任弼时主持全党历史决议的写作班子。为了显示毛的光明正大，让犯“错误”的同志对批判自己“心服口服”，毛特意吸收“错误路线”代表人物张闻天、博古参加《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1944年5月10日成立“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复至1945年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再通过修改后的《历史决议》，毛泽东对此文件“精雕细刻”（毛之自谓也），前后共进行七次修改。现在，毛已全面否定六届四中全会，将错误路线的开端定为六届四中全会。毛将不再顾及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在富田事变问题上对他的支持，绕开富田事变问题，全盘否定了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的中央代表团。
毛泽东在这份《历史决议》中，面讨伐了以王明、博古为首的“教条主义集团”，①同时也对以周恩来为首的“经验主义宗派”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不点名指责了周恩来等对王明的妥协、支持、拥护，和对毛泽东正确路线构成的危害。
①在1945年通过的《历史决议》中没有点王明、博古的名。1950年8月19日，毛泽东指示对《历史决议》再作修改，点出王明、博古的名字，作为附录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以至人们长期以为王明、博古在1945年〈《历史决议》中就被公开点名批判。
在以毛泽东为中心的新党史中，如何反映作为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的刘少奇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显而易见，若要肯定刘少奇有关白区工作策略、方针的正确，就必须将其对立面――旧中央领导的三十年代的白区工作予以全盘的否定。
1937年春，刘少奇曾就包括党在白区工作在内的党的十年历史评价问题公开向张闻天发起挑战，但是那次进攻因受到张闻天和其它从事白区工作的党的干部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取得成功。几年以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得到加强，善于窥测风向的康生发现刘少奇的“政治行情”上涨，很快调整了与刘少奇的关系。三十年代初，康生曾经在党内攻击、指责过刘少奇有关白区工作的意见是“右倾机会主义”，但是到了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竟对历史上反刘少奇的言行作了“自我批评”，康生表示当年自己反对刘少奇是错误的，是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云云。康生作为党在白区工作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以自己的“自我批评”初步树立了刘少奇作为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的形象。此时的毛泽东正需要刘少奇的鼎力协助，因而对扩大宣传刘少奇采取了完全支持的态度。到了1944年，刘少奇是党在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的说法已广为流行。
于是，一个苏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毛泽东，再加上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少奇，新党史的框架基本就建立了起来。在这个新解释系统中，毛泽东的贡献是全局性的，因而是第一位的，刘少奇的贡献主要集中在白区工作方面，在党的“功劳簿”上名列第二。
然而，刘少奇在党内的威望毕竟无法与毛泽东相比，即使与周恩来等长期位居中枢的领导人相比也显得逊色。将刘少奇树为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首先就得让那些从事白区工作的干部承认“白区工作损失了百分之百”的观点，而做到这一点却并非容易。
1945年中共七大后，在王世英等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同志的要求下，在延安召开了由康生召集的白区工作总结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为了统一对三十年代白区工作的认识，参加会议的有康生、黄火青（代表中组部）、潘汉年、王世英、王学文等十余人。康生在会上作了基调发言，强调白区工作出了大量的叛徒、特务，给党带来了很大损失，以此全盘否定中共三十年代的白区工作。但是康生的讲话当场受到王世英的驳斥，王世英详细列举了1932年以后中央军委（上海中央局机构）、中央特科等所开展的情报收集、秘密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以证明党在白区的工作并没失败。王世英的发言获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但却使康生极为恼怒，不等会议结束康生就退出了会场。①
这个时期的王世英并不知道，康生对白区工作的否定是为了彰显刘少奇，是毛泽东整体战略的一部份；他也不知道，欲突出刘少奇就必须全盘否定党在三十年代的白区工作。尽管王世英在1936年就受刘少奇领导，与刘少奇有着较密切的工作与个人关系，②但是，王世英并不真正懂得“党的高级的政治生活”，他只是从他个人工作和观察的角度对康生的意见表示异议，其结果当然不可能改变党对三十年代白区工作的评价。白区工作总结会议后，毛泽东接见了王世英，没有正面谈论王的意见，只是表示白区工作是革命的一个组成部份。③
不久，1945年8月9日，在再次修改通过的《历史决议》中，正式将刘少奇树为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从而确立了刘少奇作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法理依据。这样，一个以毛泽东为中心、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为经纬的中共党史体系基本建成。
1945年春夏，斯大林领导的抗德战争已获全胜，斯大林在世界范围内的威望达到顶峰。然而正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却一举打倒了斯大林在中共的代理人。因此毛泽东必须小心翼翼，尽量不触怒斯大林。
据师哲记述，1943年后，毛泽东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对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孙平）进行“改造和培养”，“毛主席把孙平拉得紧紧的，目的是通过孙的嘴巴把我们的看法汇报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试图“把他变成我们的朋友，让他宣传我们的观点”（从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奇》看，他对毛的这个目的看得一清二楚）。1944年夏至中共七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几乎每周或隔一周与孙平长谈一次，“每次要花三、四个小时”。七大结束后，毛又召见孙平，向他介绍大会情况（孙平参加了中共七大），“让他照提纲向莫斯科汇报”，中心内容有三：“大会是团结的”、七大路线“得到了全党拥护”、“大会一致拥护毛泽东和刘少奇作为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④凡此种种，显示出毛泽东纵横捭阖之术已达化境。
①段建国、贾岷岫著，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200。
②数十年后的1968年，王世英因“刘少奇叛徒案”被康生、江青等折磨死于秦城监狱。
③段建国、贾岷岫著，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201。
④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20－22。
毛泽东为了避免斯大林的猜忌，在《历史决议》中对原先已准备彻底否定的几个中央历史问题在评价方而作了改动。
其一，关于中共六大。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是周恩来进入中央核心、成为中共事实上最高负责人的开端。在1943年秋至1944年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上，周恩来遭到与会者严厉指责，与此相联系，大多数与会者都主张否认中共六大。一段时间内，毛泽东放任这种对中共六大的指责――六大是在布哈林指导下召开的，而布哈林早已被斯大林处决，否认六大不致于得罪斯大林（将中共“机会主义”的思想渊源归之于所谓德波林学派――与布哈林关系密切的苏联理论家――成为延安一种流行的说辞）。但是，否定中共六大遭到周恩来的抵制，周恩来搬出当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一些观点，强调六大开始注意红军和武装革命功不可没。毛泽东经过考虑，决定对六大基本予以肯定。毕竟斯大林在中共六大期间多次接见过周恩来，对中共六大极为关注，贸然否定六大，不可避免将引起斯大林的怀疑。于是，毛泽东为了显示自己的党内历史老资格，教训王明、博古等人，在许多场合多次宣称自己是迄今仅有的六大选出的几名中央委员之一。
其二，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是否合法问题。在1943年秋以后，随着毛泽东、刘少奇、康生等对王明、博古、周恩来批判的调子愈来愈高，在中共领导层内已出现王明、博古是内奸，是专门来破坏中共的论调。王明、博古似乎马上面临被捕的局面。在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期间，毛泽东尽性地斥骂王明、博古及其后台――1938年已被斯大林枪毙的原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在这种气氛下，由米夫一手策划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及由博古、周恩来在江西苏区召开的五中全会，就开始被认为是非法篡权会议。但是，在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来电后，毛泽东经周密思考，最后决定将王明、博古仍视为党内问题（不再认为是内奸），承认四中、五中全会均为合法会议。米夫虽被斯大林处死，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借沟出水，将被共产国际批准的六届四中及五中全会乘机指为非法。如果把长期在莫斯科工作、斯大林对之较为熟悉的王明等人指为敌人，则又走得太远，特别是在眼下中共还需斯大林支持的时刻。
在毛泽东的精心指导下，《历史决议》圆满完成。从此，它成为毛泽东手中掌握的一个对付党内同僚的“紧箍咒”，在1949年后为毛的每一个政治斗争服务，一直到1966年刘少奇倒台，才从《毛泽东选集》中撤出《历史决议》。
《历史决议》的完成是毛泽东胜利大进军的一个路标，毛无惊无险，就将政治上的绝对优势化为新党史的样本。
毛泽东在加紧修订《历史决议》的同时，重建中央机构的工程也在抓紧进行。
重建中央领导机构的中心任务之一是调整中央书记处的格局。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采用非常手段冻结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部份权力。1943年3月，在周恩来等缺席的情况下，又对中央书记处实行重大改组，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六届六中全会的书记处成员中，只有毛泽东一人继续保留书记职务，加上新任书记刘少奇、任弼时，中央书记处只有三人。对这种情况，尽管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口不敢言，但长期以往毕竟难以服众。尤其在周恩来等已返回延安、对以往过错作了全面检讨并表态全力拥护毛泽东后，再将周恩来排斥于最高领导层之外，似多有不妥。
调整中央书记处也和整风、审干已进入后期扫尾阶段有关。现在一度代行政治局、书记处功能的中央总学委已完成使命，随着甄别阶段的到来，客观上也要求恢复党的日常领导机构的正常运作。
最后，抗战即将胜利，中共将面临新的复杂形势，也迫使毛泽东不得不考虑建全党中央领导机构的问题。随着抗战期间中共力量的急剧增长和即将到来的抗战胜利，中共马上要迎来一个新的时期，新的环境和新的形势需要全党上下一心，一致对外，显然，1943年的中央格局已不能适应目前党所面临的形势和新的任务。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1944年5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开幕之时宣布，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人组成主席团，代行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职权。此五人主席团实际就是延安整风后新产生的中共最高领导核心，也是未来中共七大新组成的中央书记处组成人员。
在这五人领导层中，毛泽东是主宰全局的领袖，刘少奇是仅次于毛的党内第二号人物，周恩来位居第三，朱德作为红军和八路军总司令，其中央书记的职务在很大程度上只具象征意义，任弼时自1940年进入核心层后全力支持毛，1943年成为三人书记处成员，现在继续保留中央书记的职务。
至此，延安整风运动所要达到的改组中共最高核心层的目标已经完成大半，下一步就是在中共七大上选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