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毛泽东为我军制定的反磨擦斗争的方针。
1938年10月下旬，日本帝国主义的攻势很猛，我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以战略相持为特点的新阶段。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面的力量和相互关系，都发生
了重要的变化。
红军从长征直至到达陕北后，就始终是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打出了“抗日救亡”的旗帜。可是，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首的右翼势力，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不识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利益而奋斗的博大胸怀，甘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极力地与共产党作对，处处展开与共产党人的磨擦。
特别是，一向宣传民族失败主义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突然从重庆跑到越南河内，在12月29日发出所谓“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文发表的《中日两国调整关系之基本政策》的声明，主张停止抗战，对日求和，彻底暴露了卖国乞降的面目。全国范围内群情激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讨投降活动的热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也决定将汪精卫永远开除出党。
作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和汪精卫一起投降，继续留在抗日阵营内。这是值得赞扬的。但在他看来，日本军事进攻已较原来大大减弱，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争在敌后的迅速发展却使他越来越忧心忡忡。于是，他命令他的部队不断地与我军展开磨擦。特别是在各地的武装冲突，也越来越明显地增加。
周恩来在给延安的电报中说：“目前事实如杀人、捕人、封报、攻击边区、甚至武装冲突，磨擦日益加甚，此必须迅速解决，以增互信。”
这些摆在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面前的问题，亟待需要作出回答。应该怎么办？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中记载：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汪精卫叛逃事件。毛泽东在会上说：
“蒋介石近来在军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动上的表现是进步的，但在进步中更要限制我们。蒋之政策是联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来各地磨擦增加。”
他指出：“我党对目前事件的方针是‘拥蒋反汪’。”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致电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希望推动国民党向好的方面发展。
然而，尽管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作了相当的努力，但改变不了蒋介石的主意。磨擦依然在不断的发生，且有升级的苗头。
为此，毛泽东于中央书记处会议后的2月5日，在中央党校作了《反对投降主义》的演讲，阐发了他关于在统一战线中既团结又斗争的重要思想。
毛泽东在演讲中提醒大家说：在反对民族投降活动的同时，要注意反对党内的阶级投降主义。
他接着说：
最近以来，我们得了许多材料，很多材料，很多小册子，是国民党发给国民党员的，要他们防止共产党，而且要采取攻势。什么叫防止呢？就是不要共产党发展。什么叫攻势？就是他们提出的“一个党、一个主义”的溶共政策，就是说要取消共产党、溶化共产党、取消共产主义。
他说：“统一战线又讲亲爱、讲团结，另一方面又要斗争。”“古时候人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也是说统一里有斗争。”“我们对无理之话一定要反对，因为它是真正破坏统一战线的。”
他演讲最后说：
对国民党的磨擦，“我们有两条原则：第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即是说人家不捣乱我，我就不打人；第二条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一原则要抓得紧，一定要有劲。”“这样，才能真正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日寇。”（摘自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演记录，1935年2月5日。）
就此，一个脍炙人口的好懂易记的口诀阐发出来了。从此，这个口诀就成了我们党和军队在今后作战中一个重要的原则。
1945年的重庆谈判。蒋介石企图又要重演这个故技，结果在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前线指战员，把国民党军队打得狼狈不堪，保住了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
毛泽东当时就给我们党的一些干部作这样内容的指示：
对于在谈判期间的国民党军队的挑衅，你们要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只要他们敢于来犯，你们就狠狠地打。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在抗日战争的磨擦时期、在国共重庆和谈的时期，这“16字”方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也成了流传至今的千古佳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