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
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完成后就宣布，苏联社会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已经解决，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依据苏联的经验，毛泽东在1955年也认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在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亦将基本解决。1956年9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大”，总结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明确宣布：“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说：阶级斗争虽然没有完全结束，“但是，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中共“八大”标志着我国开始进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以前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主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为主上来。
中共“八大”贯彻了《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八大”所做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主要转向建设的结论，完全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在“八大”期间。9月18日，毛泽东在接见英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谈了他对斯大林犯错误原因的看法。他说：在斯大林时候，阶级斗争没有了，社会进入了没有阶级的社会，反革命更少了，但是斯大林的思想仍停留在旧社会时。我认为，这样才能解释他的错误。9月22日，他在接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又说：苏联在阶级消灭以后当国家机构的职能丧失十分之九时，当阶级斗争已经没有或已经很少的时候，仍找对象，大批捉人杀人。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是在思想上没有认识这一点，还继续进行阶级斗争。
这就是错误的根源。毛泽东的这一分析大体上是正确的。二十年后，人们完全可以用同样的话来说明他晚年所犯错误的主要根源。
那末，毛泽东既然认识了斯大林犯错误的根源为什么又重蹈斯大林的覆辙呢？他又是怎样重蹈斯大林的覆辙呢？“八大”开过后一个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这件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人们往往将苏共“二十大”与匈牙利事件连在一起讲，其实，这两件事对毛泽东和中共领导的影响是不完全相同的，甚至可以说是有重大差别的。苏共“二十大”对毛泽东和中共的影响主要是：解放思想，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批判教条主义，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匈牙利事件的主要影响则是：使毛泽东脑中刚刚松弛了的阶级斗争这根弦又重新开始绷紧起来，不仅批评教条主义，还要批评修正主义。毛泽东在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不依靠群众进行阶①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他的这一分析不无道理。从当时公布的材料看，在匈牙利事件中旧时代的反动分子在国际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猖狂进行阶级报复，屠杀共产党人。镇反不彻底确实是发生匈牙利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帝国主义在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动，“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匈牙利事件给了共产党人十分有益的教训：“尽管我们一贯主张而且继续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应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帝国主义者还是时时刻刻都想消灭我们。因此我们无论②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敌人同我们之间的严重的斗争。”这些话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会影响到国内。1957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讨论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从毛泽东在会上的两次讲话中可以看出，他所关注的主要是思想动向问题、阶级斗争③问题。毛泽东根据下面反映上来的情况指出：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少数社员闹退社，党内外刮起一股合作化没有优越性、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的歪风；受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影响，在一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中有各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怪议论，有些人想复辟；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坏人坏事的斗争，是长期的，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他还认为，党内干部中少数人也是动摇的，过不了社会主义关，苏共二十大及匈牙利事件把党内的蚂蚁引出了洞。他提出，要准备出大事，准备出全国性的大乱子，甚至准备再回到延安去。“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历史走一点回头路，有点回归，这还是①很可能的。”为了避免出大事，他认为必须反击歪风，打的办法是说理，对重大问题要作好充分准备。书记要管好报纸，亲自写文章。他敏锐地觉察到1956年下半年以来，有一股右倾机会主义的风在地面之上云层之下流动，党内外有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他要全党提高警惕，这是正确的。问题是他对这股逆流估计太过头了。
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头脑中的阶级斗争这根弦虽然有所绷紧，但他对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一点并没有改变。1956年12月8日，他在同全国工商联二届一次委员会代表大会部分代表座谈时说：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都是方法问题。要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把政府、意识形态、法律、政治、文化、艺术这些上层建筑加以改变，但是还没有解决基本问题。目的不在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目的在于发展生产。7年来发展了一些，但是很少，吹牛可吹半天，实际上只有400万吨钢，明年只有500万吨钢，再5年只有2000万吨。我们国家6亿人口，比日本、法国可以超过，但赶上美国1亿吨钢要40～50年才有希望。请大家把目标转向这个方面。
1957春天，毛泽东在一系列会议和座谈会上大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3页。②《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③1958年3月25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我当时的注意力在思想动向方面”。①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3页。
和“双百”方针。他讲话、谈话的基本思想是：过去我们做的工作是以阶级斗争为主，不是以建设为主，现在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主要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向自然界开战，搞建设，学科学。
3月17日，毛泽东在天津党员干部会上讲：在过去，我们几十年，主要的工作就是阶级斗争工作，还不是建设工作。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所谓基本结束就不是完全结束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我们“八大”上面说了。我们党要求搞建设，要学科学，要学会当教授、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医生，跟自然界做斗争，要把中国这个面貌加以改变，政治面貌改变之后，必须使经济面貌加以改变。
3月18日，在济南山东省机关党员干部会上又讲：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城，八大作了结论，这个结论是合乎情况的。他也再次说明，所谓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表现在意识形态一方面。只是基本结束，不是全部结束，这一点要讲清楚，不要误会。这个尾巴是拖得很长的，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他还说：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两种制度谁胜谁负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基本上胜利了。但是还没有最后胜利，还没有巩固，最后胜利还要有一个时期，大概两三个五年计划。
3月19日，他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作了同样内容的讲话。他在这次讲话的提纲中明确提出：现在处于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讲话中他又说：这个世纪，上半世纪搞革命，下半世纪搞建设。这个世纪还有40年，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
4月30日，他在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谈话时最后说：过去作的是阶级斗争，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是如此，是人与人开战，人打人，人内部造反，花了几十年的精力，如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百余年了。阶级斗争以后还会有的。现在进入另一种战争，就是向自然界开战。现在学建设的新战争，要从头学起，能不能学会，肯定可以学会。”“总的说来，是新的时代和新的任务，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了，向自然界开战。”
毛泽东在2月27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虽然已隐含着上述思想，但还没有明确讲到现在主要任务是向自然界开战。6月19日，该讲话在《人民日报》公开正式发表时则明确增补上了类似的话。
总之，毛泽东在1957年春关于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还没有全部结束（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是长期的）的论断是正确的，它既不同于阶级斗争熄灭论，又不同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毛泽东明确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为主转到向自然界开战为主是十分必要的。但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使他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看法，陷入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
二、“反右运动”与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变化
如前所述，毛泽东在1957年1月认为，对社会上存在的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应当加以反击，但他并不想搞一场政治运动，而较多的是想通过政治思想教育、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解决。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事实上，整风在此之前早就开始了。自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后，尤其是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后，党内外各界人士向共产党提出了大量的批评与建议。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约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他说：“需要造成空气，没有种空气是不行。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方面的矛盾”。他说，统战工作中的矛盾，几年不得解决，如有职无权等，现在可解决了。关于学校实行党委制问题，他说，现在看来恐怕不合适，要改一下，这个问题要研究。
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指示说：两个月来，“大多数的批评是谈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对错误的批评要进行反批评，不应听任错误思想流行，但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统战部在5月分别召开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国务院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一些高等学校的党委也相继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当时，虽然有些人对向共产党提意见还有顾虑，但由于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国内民主空气高涨，所以多数人还是敢说话的。陈叔通说：现在的争鸣气候好像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罗隆基则续上两句：“一片整风声，三害除多少。”5月22
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上就研究如何帮助共产党整风时，龙云说，过去几个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现在是不是测验大家的思想，以便以后整人？他认为不是的。现在时机不同了。大家知道，共产党想办法改正错误，共产党是执政党，怎么会出尔反尔，开这样大的玩笑，让大家把思想暴露出来，然后再整风。翁文灏则说：目前最主要的是鼓励民革成员大胆“鸣”“放”。
《人民日报》报导了统战部召开座谈会的发言。从报导中可看出：座谈会上的气氛是活跃的，也有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发言的主要问题是：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参加政府工作有职无权问题，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高等学校是否应实行党委制问题，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两面性问题，定息是不是剥削问题等。
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写道：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两个座谈会上，党外人士对党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大部分是正确的、很好的，有的批评可以是切中时弊。如张奚若5月15日发言，批评党内滋长骄傲情绪，主要表现是：好大喜功（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急功近利（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用速成的办法去作），鄙视既往（轻视历史继承性，
一切搬用洋教条），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陈叔通在5月16日发言中提出：“矫枉必须过正”是否永远都是金科玉律，值得怀疑。希望领导上认真总结一下，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造成的损失大。刘斐、杨明轩提出，党政要分开，不能以党代政。熊克武等提出，要发扬民主，健全法制，抓紧制订民法、刑法和各种单行法规。还有人提出应重视和发挥党外人士、工商界和知识分子作用，办大学要依靠专家学者，建立规章制度，使党外人士、私方人员有职有权，……等等。
李维汉接着回忆道：但是，在座谈过程里，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大肆散布反党反社会的言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进攻，掀起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他列举六个方面的内容：（1）他们错误估计了形势，攻击共产党的领导，胡说什么“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2）他们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没有优越性，诬蔑我国国内“一团糟”；（3）他们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绩，否定历次政治运动；（4）他们反对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粮食统购统销等根本政策，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鼓吹资产阶级的新闻路线，提出私人办报，办新闻社；（5）他们攻击讲优点和成绩的人是歌功颂德，造成一种只许讲缺点错误，不许讲优点成绩的空气，而且把官僚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把宗派主义说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和代名词，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6）他们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否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本质区别，不承认资产阶级分子有继续改造的必要性，公开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叫嚣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应当指出，李维汉的这种概括是指整个反右运动中反映出的问题而言的，并非全是依据5月座谈会上发言。
李维汉讲：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的，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及时向中央常委作了汇报。那么毛泽东反右思想是怎样形成的呢？李维汉说，五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了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按：这些话，报上的报导中没有见）。毛泽东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当我汇报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李维汉说：在这次汇报之后，我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毛泽东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学习。①
罗隆基的“马列主义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的话给毛泽东很强烈的刺激和很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多次谈到罗隆基的这句话。1957年10月9日，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讲：罗隆基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怎么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这个话不对。他说他是小资产阶级，其实他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要领导资产阶级的大②③知识分子。”10月13日，他在最高国务会上又讲述过类似的话。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他一开头就尖锐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修正主义，然后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
①详见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中共党支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831～834页。②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9页。③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大多数》，《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85页。
党的领导，对于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不论是民主党派内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学艺术界的右派，新闻界的右派，科技界的右派，工商界的右派，都是如此。”右派“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在整风运动中。“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党内外的右派都不懂得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①有利益。”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和党中央下了反击右派的决心。但这篇文章党外人士并不知道，所以许多人在5月15日以后继续大胆鸣放。这里应当指出：从《人民日报》的报导中虽然可看出有些言论是错误的，甚至有的确有怀疑、摆脱共产党领导的倾向，但从整个报导看，很难得出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结论。毛泽东根据什么材料讲“猖狂进攻”就不得而知了。
还应说明，在反右派运动中一些当作典型的右派言论不是在5月15日以前“放”出来的，而是在5月15日以后“放”出的。民盟副主席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是在5月21日“放”的。他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他在这次发言一开头就说：在整风运动中，“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精神，已经得到极大的效果，这在中国政治史上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都是一件新鲜事。”“就我接触到的朋友来说，大家的看法基本接近，都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党是可以从政治上领导科学的。”他认为“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共产党的威信。”
民盟副主席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是5月22日放出的。他说，有人提出要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将来受到打击报复。罗隆基认为，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但他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具体方案，这就是由有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核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他认为过去的“五反”、“三反”、“肃反”虽然有很大成绩，但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讲话。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给他们“平反”，就可以使他们减少同党和政府的隔膜。他在讲平反委员会前，先讲了这次争鸣是健康的，大家虽然提了不少意见，但并没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鸣”和“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根据党中央的整风指示，集中批判三个主义。他说：通过这次整风”，“党加强了，民主党派也提高了。”
又如，《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的“党天下”是在6月1日会上，亦即是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的最后一次会上放的。储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意见”为题发言说：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拥
①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4～425、427页。
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他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上。他说，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一点。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储安平说，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他又说：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去了。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这样的安排可以不可以研究？最后他说：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此，他认为党群关系的协调，党外人士的安排，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中共中央在5月14日发出的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批评的指示中说：“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导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近来我们许多党报，对于一些反共的言论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前面所引用的都是5月14日以后的《人民日报》报导。我相信，这种报导，对“反动言论”是不会再有删节的。
高等学校中的鸣放，开始在教师中间进行。5月19日，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在大饭厅墙上贴出第一张大字报，从此学生参加进来。大字报骤增，各种意见蜂起，有的人无所顾忌地发表错误的、甚至反动的言论。学校中也出现了辩论会，但没有停课。
6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此，开始了全国性的反右派性运动――一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
据李维汉回忆：对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某些负责人在一开始就表示不满，提出不同意见。黄炎培6月15日表示，不要树敌过多，要把可能拉过来的人拉过来，而不要把这样的人推到反党这一派那里去。陈叔通6月中旬说：不能因为对党提了意见就作为右派。党的某些领导人没有掌握好这一点，现在问题很严重。邵力子说，现在有许多问题处理的方法太硬，得人心很难，失人心很易，表示对民革中央的反右派斗争要来个沉默抵抗。
史良表示不赞成把揭发右派分子的材料登在报上，担心这样做运动搞得很大。6月下旬，李济深表示他要在人代会上发言，提出不要骄傲自满，困难很多，还要努力。这表明，反右运动一开始就受到党外的爱国民主人士的抵制、反对。不过，对这些忠言，毛泽东和党中央并没有听进去，反右斗争继续升温。
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7月1日）中把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在百家争鸣和整风过程中提意见说成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反人民的”，认为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伯钧）、罗（隆基）同盟”。毛泽东对形势的这种估计和判断是不符合实际的。
应当说，当时中国的春季总的来讲并没有形成黑云乱翻的局面。有没有阴雨天？肯定是有的。有没有黑云？肯定也是有的，但并非毛泽东估计的黑云乱翻，不过是在晴朗的天空上飘过几团乌云而已。章伯钧、罗隆基两人长期有隔阂、矛盾，很难说有“同盟”。至于把两个民主党派向党提意见打成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反共反人民的性质更是错误的。
由于对形势估计的错误，过分夸大了右派的势力，反右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了。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右派只有极少数，大学生中只有百分之一、二、三，教授、副教授中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有的单位机械执行上级指示，按百分比分配右派，抓右派，硬在没有右派的地方抓右派。①结果全国共划右派55余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的失去了公职。相当多的人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少数留在原单位的，也学非所用，给国家和个人都带来了不幸。
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毛泽东虽然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但事实上无法做到。1978年9月，中共中央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把错的改正过来。全国改正的共有54万余人（其中有些人是从宽处理的），维持原案不予改正的只有五千余人（其中不少人有其他问题）。
对反右派运动怎么看？1980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统战部的《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中说：复查结果表明：“1957年确有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猖狂进攻，对这种思潮进行批判，对这种进攻进行反击是完全必要的。1957年的反右斗争，在全国人民中间澄清了根本的大是大非，稳定了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个方面。但是随着斗争的发展，反右派斗争确实扩大化了，把一大批人错划为右派分子，误伤了许多同志和朋友，其中不少是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人处理得不适当。许多同志和朋友因而受了长期的委屈和压制，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这是又一个方面。中央认为，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两个方面，才是历史地全面地看待这场斗争，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是不符合实际①的。”中共中央还指出：属于改正的情况大体有三种，（1）一部分是出于
①1957年6月29日，毛泽东认为，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北京大约400人左右，全国大约4000人
左右。十天后，又提出：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一倍，北京约800人，全国约8000。9月，八届三中全会时，已划右派6万余人。他讲：最多15万人。55万右派是毛泽东没有想到的。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6页。
善意，提出的许多批评意见，现在看来是有利于改进工作的，把他们划为右派是完全搞错了，当然必须改正。（2）一部分人在涉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问题上，发表了一些错误的言论，但不是根本立场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他们划为右派也是错误的，也应改正。（3）还有一些确实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考虑到他们同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在程度上和情节上有所不同，也考虑到他们后来确有转变，在这次复查中，也给他们改正过来。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应当承认，在当时社会上确有一股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右的思潮。这从5月份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中也可得到印证。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5月15日的座谈会上说：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他认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能光讲坏处，好处一点不说。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信服的。针对有人提出的取消学校党委制，他认为，党委制有它的好处，学校中的党委制无论如何不能退出。5月22日，陈劭先在民革中央小组的扩大会上讲：现在各地都“鸣”“放”，有放的好的，有放的不好的。今天帮助共产党整风，应本着爱党的精神，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从报纸上看，有些人在发表的意见中。有摆脱共产党的领导的想法，他认为这是不好的。他说，不要把整个共产党都说成是宗派主义的，那样就说不到长期共存了。他认为，一方面要大胆地“鸣”“放”，一方面也要防止反党倾向。我认为，马寅初和陈劭先的发言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他们在说这些话时并没有了解到毛泽东在5月15日写的文章的内容。卢郁文（国务院的秘书长助理）在5月25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的发言中说：拆“墙”是两方面的事，并且不同意有些人只许批评中共，不许批评批评者的主张。他还说：在提出批评和建议时不要忘记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民主，要区别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警惕摆脱党的领导的思想。后来，卢郁文收到匿名信，辱骂他“为虎作伥”，是“无耻之尤”，并恫吓他“及早回头”，否则“不会饶恕你”。这从另一方面说明，确有一些人借共产党整风之机反对党的领导。
在鸣放过程和整风过程中确实出现右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否认这一点是无视历史事实。对这些言论进行批评、反击是必要的。但当时把许多不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错认反党反社会主义，结果极度夸大了极少数极少数右派分子的势力。从当时的国内情况看，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是高的，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是充满信心。民主党派的绝大多数负责人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是心悦诚服的。他们批评共产党不是想搞垮共产党，不是想取代共产党的领导，而是希望共产党领导得更好。虽然受苏共二十大、匈牙利事件和国际帝国主义掀起的反社会主义浪潮的影响，国内有极少数人要求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号下批评马克思主义。但从当时的客观形势看，没有必要划一大批右派分子，而是可以通过正面的思想教育和对确实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批判来提高全国人民的觉悟，击退极少数人的进攻。
反右斗争严重扩大，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是由于受匈牙利事件的影响，毛泽东过分夸大了资产阶级的力量，低估了各民主党派和广大知识分的进步。他又采用对敌斗争的“引蛇出洞”和“放长线、钓大鱼”的策略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如前所述。毛泽东在1957年1月就认为，社会上、党内外有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要打退这股逆流。但他并没有打，他明白，经过解放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知识分子成了惊弓之鸟，没有一定的气候是不轻易鸣放的。所以毛泽东在2至4月间的讲话、谈话中虽然也讲阶级斗争没有完，有毒草就得批评，虽然也批右的言论，但总的基调是轻松的，阶级斗争气息不浓，是鼓励大家鸣放，认为现在是放的不够。他这样做，用他后①来的话说，是“有意识要缓和一下”。为了让人们把大量的“毒素”吐出来。他一再向干部打招呼：要硬着头皮听，让人把话讲完，统统倒出来，而不要急于批评。他认为，共产党整风，就是主动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1957年大量的“右派”就是这样主动引出的。错误的实践在未被认识到错误之前，反过来又会影响到理论上的错误。反右派运动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认识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这主要表现为重新恢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反右派运动以前，如前所述，毛泽东反复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已基本解决，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说基本结束，就是还没有完全结束，特别是在思想方面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在反右过程中，他的认识起了变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发表时加进了：在我国，“被推翻的地主阶级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①解决。”到了7月，他写道：“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②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他还认为：“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③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到了这年十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就提出，对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提法，仍应回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会议讨论过程中，不少人认为应坚持“八大”的观点。在全会的最后讲话中，毛泽东作了结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
①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5页。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9页。②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1页。③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夏季的形势》，《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8页。
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④概括他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他批评“八大”决议上关于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是不对的。
毛泽东的这一“左”的错误理论埋下了日后进一步犯阶级斗争扩大化，以至发展到搞“文化大革命”的根子。
三、对知识分子的错误估计
1957年的“右派”言论绝大部分是从知识分子中鸣放出来的。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是同他对知识分子的错误估计直接相联的。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是重视知识分子的，认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他同党内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的恐惧、排斥、轻视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斗争。由于对知识分子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大批爱国的、进步的、革命知识分子来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积极参加革命。毛泽东本人也很注意同文化人交朋友，深得文化人的尊重与信赖。建国初期，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也是正确的。取得了好的效果，不仅调动了国内的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而且吸引了一批在国外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为了适应由阶级斗争为主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主的新形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于1956年1月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系统论述了知识分子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正确地分析知识分子的现状，批评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提出了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和政策。他指出：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建国以来的一系列运动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①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在分析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时指出：在高级知识分子中，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缺乏政治觉悟或者在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的落后分子约占百分之十几。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占百分之几。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到会讲了话，他批评了一部分同志轻视知识分子的错误。他指出：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我们老粗是不行的。这些话是聪明的话，要向广大干部讲清楚。现在打仗，飞机要飞到一万八千公尺的高空，超音速，不是过去骑着马了，没有高级知识分子是不行的。现在我们看出这件事，就可以开始主动。要有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要有更多的普通知识分子，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接近世界水平，然后赶上世界水平。这次会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
虽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讲了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但这种认识并不牢固。1957年12月13日，刘少奇在关于统一战线政策方针的若干问题的谈话中，在讲到对知识
④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5页。①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2页。・99・
分子的估计时说：“八大起草报告时有不少人不同意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这样提把知识分子划到资产阶级方面不策略。……难道你们不是”。当时有这种估计：似乎多数知识分子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同意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还是资产阶级，性质一样的，只不过小一点。”刘少奇的这些话说明：在“八大”时不承认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所以在“八大”政治报告中也不可能重述全国知识分子会议的论断。政治报告只是说：“由于我们党做了长期的有系统的工作，我国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同工人农民结成了亲密的联盟，并且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变①成了共产主义者，加入了我们的党。”“八大”政治报告的这种模糊的说法，实质上是认为，多数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继续贯彻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②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及党中央十分注意知识分子的动向。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中间出现的怪议论颇为警觉。他虽然肯定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爱国的，愿意为人2民服务的，对我国抱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但同时又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①因此他强调的是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他在1957年1月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②后来又说：“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于新世界总有些格格不入。③要改造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不可用粗暴的方法。”有时他把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对立起来，他说：“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④讲得透底。”他认为知识分子最容易翘尾巴，但是决定大局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劳动者，是无产阶级。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主要整的是知识分子，结果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受到压抑和打击，向科学进军也大受影响。在1961～1962年，“左”的知识分子政策曾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1962年3月，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进行“脱帽加冕”，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宣布他们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但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把一批长期在党内从事理论工作、文艺工作的知识分子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则不仅把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把建国以后共产党领导下培养出的新的一代知识分子也看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解放后的十七年，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一统天下。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给知识分子摘去资产阶级的帽子，宣布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毛泽东把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与他在知识分子
①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40页。②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40页。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9页。②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8页。③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6页。④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452页。
阶级属性标准上的错误有直接关系。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一个阶层。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中的大多数同一般的体力劳动者一样是受雇于资本家阶级的，是受资本家剥削的。马克思把受雇于资本家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①的教师、演员、作家等称作为“纯粹的雇佣劳动者”、“生产劳动者”。
马克思是以知识分子在生产关系的地位来判定其阶级属性的。在民主革命时期，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是依据知识分子所依附的阶级来判定阶级属性的。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把广大的知识分子列为小资产阶级范畴，在解放战争时期又将和体力劳动相近的、不剥削他人而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列为劳动人民，把广大的知识分子看成是民主革命动力之一。1957年，毛泽东从政治上和世界观上这两方面分析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他指出：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不欢迎社会主义制度，但他们是爱国的；只有极少数的（占总数的百分之一、二、三）对社会主义国家抱敌对的情绪，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毛泽东的这种分析与1956年周恩来在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的分析相一致的。从世界观上来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他认为，赞成而且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的是占少数；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也占少数；大部分属于中间状态，赞成而不熟悉。毛泽东的这种分析大体也是符合那时的实际情况的。问题是他把世界观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标准。如前所引述的，他认为从旧社会过来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他们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因此，他们属于资产阶级范畴。他又认为，没有必要区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两者的世界观没有区别。这样一来。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却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显然是错误的。拿世界观作为划定人们阶级属性的标准是不科学的。按照这种标准，不仅在知识分子中，就是在工人、农民中，真正熟悉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也是极少数，但我们决不能就此将绝大多数工人农民划为资产阶级分子。我认为，只能按照知识分子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和他们的政治态度来确定他们的阶级属性。在社会主义社会，知识分子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关于划分知识分子的标准，在党内是有不同的看法的。从李琪（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在1962年11月给彭真的信中可看出：有一部分同志不赞成以世界观作为划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标准。李琪提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划分成分，确定一个人的阶级属性，主要看他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作用和政治态度，即为谁服务，而不是根据意识形态。如果只用意识形态来划分阶级，就会把许多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①人划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从而使政策脱离了实际，脱离了人民。”李琪的意见是正确的。关于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标准问题未能展开讨论，正确的意见没有得到发表与传播。毛泽东讲过知识分子最无知识，但我们不能由此就认为他反知识、反知识分子，否认知识分子在现代建设中的作用。毛泽东把广大知识分子定为资
①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2、443页。①李琪：《关于划分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问题》，《李琪文集》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654页。
产阶级知识分子，但他同时也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不开知识分子，所以他提出，对知识分子要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他认为，知识分子要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通过与工农群众相结合，通过自己的工作实践，在思想感情上，世界观上来一个彻底转变，转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他向全党提出了建立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部队的历史任务。他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①
毛泽东在1957年对知识分子估计的错误是一个带有原则性的错误。这不仅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而且影响到他本人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看法。“文化大革命”从学校开始，这是同他对知识分子的错误看法相联的。在否定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时，我认为要注意：（1）在1957～1966年间，毛泽东和党中央对知识分子政策虽然有“左”的错误，但总的来讲还是对的。（2）毛泽东提出的知识分子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与工农相结合、改造世界观等思想是正确的，不应否定，在今天仍然是需要的。
四、反对教条主义与反对修正主义
从60年代开始，反修防修成了毛泽东的头等大事。而他的反修思想可以说萌发于1956～1957年。
列宁逝世后，在斯大林领导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教条主义盛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深受其害，同它进行了斗争。中国革命是在同国际共运中的教条主义斗争中取得胜利的。苏共二十大，揭了斯大林的盖子，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批评教条主义的潮流。中国共产党也认为，斯大林的错误是属教条主义性质的，有必要批评教条主义。1956年4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一文说：我们“必须从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中吸取教训，继续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我们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精神”。“从提高人民群众的自觉、鼓舞人民群众的生气勃勃的首创精神、促进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迅速发展等方面说来，破除教条主义的迷信，现在仍然是必要的。”
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是有所保留的：不同意全盘否定斯大林，不同意在未同兄弟党打招呼前就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批评斯大林，不同意“和平过渡”等。苏共二十大后，尤其是匈牙利事件后，国际上出现了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党员退党。根据这一新情况，毛泽东在批评教条主义的同时，提出要批评修正主义。
他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我看有两把“刀子”，
①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2、463页。
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他接着又说：我看列宁这把刀子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以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基本上丢掉了。①
毛泽东的批评有合理的一面，即不能全盘否定斯大林，全盘否定，到头来否定了苏共的历史，否定了自己，为反动派所利用。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写成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提出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文章说：“斯大林的错误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教条主义的发展。各国共产党的队伍在批判斯大林错误的同时，展开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一部分共产主义者由于对斯大林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由于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因而帮助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这种修正主义的思潮无疑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的，而事实上，帝国主义也在积极利用这种思潮。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文章指出：在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们中间，有些人索性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界限。这篇文章重点显然是在批评修正主义，但文中还没有公开明确提出：修正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
1957年春天，毛泽东在许多讲话、谈话中批评了国内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如3月10日，他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说，“目前思想偏向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是否定一切，教条主义则把凡有怀疑的都一棒子打回去，肯定一切。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都是片面性，都是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去片面地孤立地观察问题①和了解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如前所讲，那时，他把钟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