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密电陈昌浩

　　张国焘花了三天时间，从噶曲河畔返回到刷金寺后，等着徐向前、陈昌浩南返的消息，不料等着的是毛泽东等七人促他北上的电报。他撇下电报，颇为生气地对参谋长黄超说：

　　“毛泽东和这些留俄派真是顽固，一天就是讲北上！北上！也不看看当前的环境与条件，我这个总政委的话，没有谁听，还是毛泽东一人说了算，毛泽东就喜欢独裁，喜欢独断专行，发号施令。不行！马上给他们发电报，要他们南下，为什么不听我的？非得按毛泽东的意见办不可！看来北上南下的问题，和毛泽东等人根本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了。既然要我当总政委，我就要行使总政委的职权，到底看准弄得过谁？”

　　黄超在一旁听着，一声不吭。张国焘坐在方桌前，打开铜墨盒，用毛笔拟了一份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并叫他们转中央：

　　（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彼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

　　（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1、向东突出蒙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到松岗，约六天行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察有六千户口，苞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芦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张国焘拟好稿子，字斟句酌地读了一遍，修改了几个字，又在末尾增加了一点：

　　6、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为何？立候示遵。

　　张国焘认为，这样要客气一些，因为毕竟是和中央对话，笔墨不可太陡，锋芒不可太露，含蓄一点为好。

　　他把刚拟好的电报稿置于桌上，反剪着手，在室内走来走去，思考一下行文有无破绽，会不会被毛泽东等人抓住大做文章。因为他想到他一人要对付好几个人，还是谨慎一点为妙。他对第5条的结尾两句颇为欣赏：“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因为在两河口会议上，博古对他的西进方针，曾提出过警告和讥刺，说如果西行川康，红军便会成为瓮中之鳖。他对博古的这句话长时间耿耿于怀，一有机会，便要抬出来予以驳斥。他对博古的另一句话也是怀恨在心的。也是在两河口会议上，博古曾说过张国焘的西进路线，就等于麻雀飞进阴沟里头。当时他在心里暗暗他说：找个机会，还得“回敬”你博古一下，这些教条主义者，就会说这些刻薄话，挖苦人。

　　张国焘推敲了一下电报稿，认为没有什么问题了，才交给黄超，要他尽快发出。

　　黄超走后，他一人仍在屋内独步沉思，想到自懋功与毛泽东等人相会以来，争吵的时间多，心平气和地商讨问题的时间少，几个月来，会开得不少，然而每次开会，差不多都是以毛泽东、洛甫、周恩来等人的意见行事。而他的主张，则难以推行。争了半天，讨价还价的结果，只解决了一个总政委的职务，还是有职无权，不能做到令行禁止，我张国焘说话没有谁听！指挥不动军队。本来，洛甫想让党的第一把交椅给他，可他想到战争时朗，这党的工作管什么用？管用的是军权，能指挥调动军队，才最有权力。于是他拒绝了洛甫的禅让，而从周恩来手中接过红军总政委的职权。他本应该心满意足了，然而他认为毛泽东、周恩来还是紧紧抓住军权不放，特别是毛泽东，常常“独断”军委的一切，总司令部形同虚设。毛泽东经常迳行核阅所有军事单位的文件，无论是情报、作战计划、军队行政，以至人事调动等，都要过问，迳行批定办法，然后交我张国焘执行。我姓张的不就变成他的幕僚人员了吗？真是岂有此理！你毛泽东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不过富于想象力，反应倒也灵敏而已。其实，你毛泽东的思维有时也会走到很离奇的境界，你有时甚至会流露出神话式的言论，常用情感丰富的语言，为你的天才主张辩护。你毛泽东常夸海口，自负有过人的军事天才，常以德国近代军事家毛奇自比。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只不过你多读过几本中国古代的兵书罢了。唉！今后要与毛泽东合作难！要同他沟通军事上的见解极不容易，要想同他形成有组织的统一的指挥更是困难。要想从毛泽东手里接过军权更难！

　　张国焘越想思想越乱。四方面军之所以有今天这个阵势，弄到七、八万人马，不是我张同焘一手一脚搞起来的吗？不容易啊。你毛泽东想一手把部队抓过去，听你的调动，不听我的指挥，办不到！想把我撇下，非照你的主张办不可，办不到！时至今日，南下问题看来同毛泽东等人已经商量不通啦。他们不会听我的，要一意孤行。他们常常以党中央的决定名义来压我，使我屈服，办不到！何况党中央的路线本身就大有问题。党中央的决定难道就正确无误。遵义会议算什么？有几个六大批准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这样的会合法吗？遵义会议后，一方面军的减员还不是相当严重吗？北上！南下！谁对谁错，现在还不是做结论的时候。我就不相信我的南下主张不对。

　　张国焘踱一会又坐下来思考一会，坐一会又站起来在室内踱一会，焦躁不安到了极点。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心想刚才叫黄超发出去的电报，一定白搭，毛泽东等人会依然故我，我行我素。陡地，一个惊人之举的念头撞入他的脑际――现在和毛泽东等人的争斗，已到了关键时刻，再这样函电交驰，打笔墨官司，不是办法。三拖两拖，四方面军总不免被毛泽东等人吃掉。到那时，欲改变就为时晚了。你毛泽东既然想吃掉四方面军，我张国焘也不是好惹的，我岂能任你打整！机不可失，得赶快给陈昌浩去一密电，逼迫右路军南下，不然就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他不愿再想下去了，认为只有这样，才会主动，立于不败之地，不然就会被毛泽东等人牵着鼻子走。他三步两步走过去关上房门，坐在桌边，重新握起毛笔，心脏跳动的速度也仿佛加快起来，呼吸也好像急促起来。个人的野心催逼着他赶快命笔，一个重大的罪恶的决策出现了。他迅速给陈昌浩拟了一份电报，要陈昌浩劝毛泽东等人赶快南下，放弃毛儿盖北进方案，若仍坚持北上，就“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电报拟好后，张国焘迅速看了一遍，然后亲自跑到总部机要科，监督发报员发了出去，并小声告诉发报员，不准向任何人透露。

　　就在毛泽东等7人致电张国焘的第二天，陈昌浩和徐向前立即收到张国焘的电报，并要他们转中央。

　　陈昌浩看完电报，不免踌躇起来。本来他对北上的方针就有点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他的心，应该说始终是倾向于张国焘的，即是有时他同意北上，也是在毛泽东等人的说服下才勉强接受的。这次，当他再次接到张国焘南下的电报，心动了。而陈昌浩的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和支持了张国焘的南下主张。从张国焘来电，陈昌浩可以看出张国焘南下的意志很坚，于是他也就坚定了跟随张国焘南下的意念。但他还摸不清徐向前的态度，于是找着徐向前并试探地问道：

　　“老徐，国焘同志要我们南下，你看怎么办？”

　　徐向前感到问题有点棘手，不好表态，于是反问道：

　　“你说呢？”

　　陈昌浩烦躁他说：

　　“我们不行动不好啊！”

　　徐向前颇为忧虑他说：

　　“中央肯定不会同意。”

　　陈昌浩果断他说：

　　“那么我们只好和他们分开喽。”

　　徐向前忖度着：

　　“这个――”

　　陈昌浩带着一种不满的眼光盯着徐向前说：“现在到了关键时刻，你我都用不着犹豫了。”

　　徐向前深沉地说：

　　“当然我也不愿意四方面军分开，要走最好一道走。不过，你最好赶快跑一趟巴西，去中央反映一下我们的意见，最好说服他们。”

　　陈昌浩点点头：

　　“好，我立马就去。”

　　陈昌浩策马来到巴西，首先见到博古，向他说了张国焘来电不同意北上的事。博古当即生气地说：“中央三番五次电催，国焘同志仍坚持自己的意见，简直不把中央放在眼里。”陈昌浩也有些动气地大声说：“国焘同志的主张，不一定没有道理，他毕竟是总政委嘛，应该尊重他的意见。”他们正在大声对话的时候，洛甫经过这里，问他们在吵什么？陈昌浩将张国焘来电交给洛甫：“总书记，这是国焘同志给中央的电报。”洛甫阅毕，感到问题有点严重。心想张国焘的工作真难做，为什么老是坚持南下的主张？不愿执行中央北进的方针，到底安的什么心？他焦急地问陈昌浩：“昌浩同志，你认为该怎么办？”陈昌浩试探着回答了一声：“南下呗。”“你也同意南下！”洛甫睁大一双眼睛，紧紧盯着陈昌浩。陈昌浩无可奈何地说：“不南下，你说又怎么办？总不能让两支部队分开。”洛甫用力摆了一下手说：“说得对！一、四方面军不能分开，要执行中央决定，一块北上！”陈昌浩反问了一句：“张总政委的意见，难道就不考虑了？”洛甫旗帜鲜明地说：“还是要令他北上！执行中央决定！”陈昌浩摆摆头：“我看行不通，国焘同志是红军的总政治委员，根据规定，他可以和总司令一起下达命令，应该听他的。”洛甫不满意地说：“听他的，把中央摆在什么位置！北上，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致研究决定的，国焘同志也举过手，又不是哪一个人定的。昌浩同志，我看，你也想跟着南下，是不是？”陈昌浩不说话。洛甫接着说：“这件事，我立马找老毛和恩来商量商量。不过，你得想通，中央北上的方针，是不能改变的。林彪的部队，已经到了甘肃南部了，难道还要令他们返回？肯定是不可能的。”听了洛甫的话，陈昌浩怏怏不乐地赶回到了驻地。洛甫打发走了陈昌浩，立即去找毛泽东，告知张国焘回电不同意北上。

　　毛泽东摇摇头，感叹地说：“张国焘这块顽石，什么时候才开口哩！”随即心事重重地又说：“目前，我们的处境有点不妙，老五（红五军）和老九（红九军）留在张国焘的左路军里，林彪的部队虽然北进到了甘南，但还没有很好落脚。现在，我们身边，只有彭德怀的一点部队，不过三、四千人，张国焘知道我们的力量，才这么放肆，三令五申要我们跟着他南下，不和我们一条心，我真有点担心啊！”

　　洛甫寻思了一会说：“立刻给张国焘去电，催他赶快北上。”毛泽东当即答道：“听听恩来的意见再说，我们现在就去恩来那里。”毛泽东和洛甫来到周恩来住的地方，见周恩来形骸消瘦，卧床不起。洛甫颇为关心地问道：“恩来同志，肝病近来可有好转？”周恩来有气无力地回答说：“疼痛好一些，看来是消肿了，但不想吃东西，头昏软弱无力。”毛泽东说：“要想法多进一点食，增强抵抗力。人是铁，饭是钢嘛。”周恩来知道毛泽东和洛甫来找他，定有要事，于是问道：“有事吗？”毛泽东答道：“真是多事之秋，和张国焘打交道，麻烦事不少。”周恩来睁大一双眼睛：“又遇到了什么麻烦事？”洛甫接着回答说：“张国焘来电，说什么也不愿北上。”毛泽东补充说：“他命令陈昌浩、徐向前南下。”周恩来忧心地说：“陈、徐的态度怎样？”毛泽东反剪着手在小屋内踱着步说：“陈昌浩有点犹豫，想跟着张国焘跑，洛甫，是不是这样？”洛甫点点头：“陈昌浩找我，讲了这个意见，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他可以下命令。”周恩来又问道：“徐向前的态度怎样？”洛甫说：“不大知道。可能和陈昌浩一致。”周恩来不安地说：“目前，两军说什么也不能分开行动，张国焘真够顽固的哩，中央的意见，说什么他总不接受。”毛泽东停下步来，颇有感慨地说：“这叫挟天子以令诸侯，他讲人多枪多嘛，要中央反听他的。”周恩来摆摆头，叹息了一声。洛甫不无忧心地说：“那么，我们该怎么办？”随即以询问的目光凝视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周恩来想了想说：“再致电张国焘，重申中央北进的主张，中央北上的方针不能改变。”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对！只此一途，别无他径！”洛甫接着说：

　　“不知张国焘愿不愿意改变他的主张？”毛泽东说：“不愿意也要叫他愿意，不能让中央正确的决定屈服于他。北上与南下两条不同的路线，不能妥协！这是关系到部队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南下，没有出路！”周恩来接过毛泽东的话说：“赶快给张国焘去电，你们两位商量一下电文内容，争取这次把张国焘说服。”毛泽东说：“好，那我们就要打道回府了，你注意你的身体，赶快把病治好，不是大的问题，我们不来干扰你。”周恩来微微一笑：“这段时间，你们够辛苦了，我一病不起，无法理事。”洛甫谦和地说：“两军会师后的大计方针，老毛考虑得多。”毛泽东苦笑了一下：“有得办法哟！遇着张国焘这样一个大人物，不好办啊。”毛泽东接着又说：“干脆我们在这里商量一下电文内容，定了立马发出。”洛甫说：“好，趁与恩来在一起。”毛泽东说：“电文内容你们看是不是这样：陈昌浩接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

　　周恩来说：“没意见，就这样。”毛泽东问洛甫：“你看还应补充点什么？”洛甫摇摇头。陈昌浩回到阿西，徐向前一见面就急着问道：“如何？中央同意张总政委的意见吗？”陈昌浩着急地回答道：“算啦！算啦！中央根本不愿南下，狗卵子，我还挨博古洛甫批了一顿。”徐向前莫可奈何地摆了一下头。陈昌浩的处境也有点难办。陈昌浩到底该听谁的？一个是中央的决定，一个是红军总政委的指令。

　　如果从一个指挥官的角度来说，他可以听总政委的，而不听其他任何人的。但他毕竟是随中央机关一道行军，中央就在他身边，就不能不听中央的。他深深感到夹在中间不好办，为此而苦恼，大伤脑筋。他与张国焘一起，从鄂豫皖开始，奋斗了好几年。他深知张国焘对他是颇为信任的，他对张国焘有好感，佩服张国焘的领导才干。可以说，因为张国焘，他陈昌浩才有今天。

　　才能进中央政治局，才能在红军前敌指挥部当一名政治委员。过去，他一直同张国焘合作得很好。大家都知道，他是张国焘的一名得力助手，一员干将。所以对于张国焘，他长期有一种知遇之恩的感情。他深感两军会合之后，红军离不开张国焘的领导，他也想再追随张国焘干一番事业，哪怕当前各方面的处境有些困难。他对博古与洛甫的批评怀着一种不满的情绪，他不理解中央为什么一直坚持北进的方针不变，难道说国焘同志坚持南下的主张就一定错了！

　　作为前敌指挥部的政委，陈昌浩了解部队当前的政治思想工作相当薄弱，违犯群众纪律的事屡有发生。过草地以来，团以上一些指挥员的思想也相当紊乱。在徐向前的建议下，他决定召开一次政治思想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向部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度过难关。这样的会，本来早就应该开了，但他因北上南下的大计方针未定，一直心神不宁，无心召开。后来他想到北上南下这是件大事，短时恐难解决，再等下去，更会问题成堆，就更麻烦了。于是决定开一次会，抓一下部队的政治工作。

　　操着一口湖北话，陈昌浩在右路军营科以上政治干部的会上对大家说：

　　“过夹金山以来，我们的政治工作薄弱了，特别是过松潘大草原，违犯群众纪律的事，相当严重。不经许可，到喇嘛庙去拿东西，随便宰杀藏人的牦牛，乱打藏人的羊群。当然，大家饿得不行，这也是事实，但不能一点不顾红军的影响。由于破坏群众生活，群众愤恨，打死红军的事时有发生。一次，我们有的部队开了一个连去抢羊，抢了3只羊回来，藏人打死打伤我们7个战士，结果抢回的羊煮熟了谁也咽不下去。另外，掉队落伍的人数也在逐日增加，生病的缺乏照顾，不愿寄在群众家里，生死要跟部队一块走。伤病员一提起‘寄’，就愿意死，叫给他一颗子弹...

　　陈昌浩正讲到这里，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捏着一份电报急急走进会场，来到陈昌浩身侧，轻声对陈昌浩说：

　　“政委，刚才译电员送来一份电报，是给你的。”

　　陈昌浩正讲到兴头上，不屑一顾地对叶剑英说：

　　“等一会儿，你没有见我正忙着哩。”

　　叶剑英倒退了两步，瞥了一眼电文，看看急不急，如果不急，就不忙给陈昌浩看，让他讲完再说。

　　叶剑英不看则罢，一看心儿突突直跳，浑身的热血也好像在拼命奔涌，几乎使他喘不过气来。他看陈昌浩还在那儿一个劲的讲下去，于是强抑止激动，把电文朝口袋里一揣，镇定地走出了会场。

　　叶剑英不敢怠慢，三步并着两步行，大步如飞朝中央队驻地直奔，在路上不小心撞着了总司令部的孔参谋，孔参谋好奇地问道：

　　“参谋长，走得这么急，干哪样？”

　　叶剑英步履匆匆地边走边说：

　　“有事找毛主席。”

　　叶剑英情急急来到中央队驻地牙弄，正好毛泽东在。叶剑英神不守舍地将译电员交给他的电报递给毛泽东：

　　“毛主席，这是张国焘刚来的电报。”

　　毛泽东看见叶剑英的神色不一般，未看电报，心里就“格登”了一下，他接过电报，定睛瞧着，边瞧边说：

　　“好啊，我们等着你张国焘‘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看谁斗过谁！剑英，这件事不让任何人知道，你干得漂亮。”

　　随即毛泽东找来一张纸，将张国焘电文很快记下，然后对叶剑英说：

　　“你回去，把电报交给陈昌浩，看他如何处置？要加倍小心啊。另外，把缴获胡宗南的那份地图设法带去。”

　　叶剑英眨闪着一对机智的眼睛，“嗯”了一声。

　　叶剑英百感交集回到指挥部，陈昌浩还在讲话，看来快接近尾声了。叶剑英把电报交给陈昌浩的秘书，叫他转给陈政委。

　　陈昌浩讲完话，秘书将电报递给他。陈昌浩亮起一双大眼紧紧盯着每一个字。心里顿时紧张起来。他琢磨着电文上每句话的含义与份量，似乎已经感受到了斗争的力量，斗争的风云，他仿佛增加了斗争的勇气。心想，国焘同志的这份电报，份量可不轻呀，他要认真对待，严肃处理。他竟没有想到，事情发展到这般严重的地步！

　　且说毛泽东自看到叶剑英悄悄送来的密电，心里极不平静，有如翻江倒海。北上的道路，原来就十分艰难，荆棘丛生，芒刺遍地。那十分遥远的一线曙光，在红军前面幻影般若隐若现，饥疲冻馁的数万将士，正为了寻觅这依稀的一线光明，与险恶的大自然，与一路上的敌军，作殊死的搏斗，死神从四面八方伸出罪恶的黑手，时时刻刻在拉扯着他们，他们随时都在从死神手里争夺生命，每前进一步，都在与死神作无情的抗争..

　　毛泽东眼前的一线曙光，仿佛倏忽幻灭了，将被无边无际的黑暗取代了。他不安地想到，难道太平天国洪杨内讧的事今天会在红军内部重演？如果那样，中国共产党人惨淡经营、殚精竭虑为之奋斗十四年的革命事业，那么将毁于一旦。他决心尽一切努力，要设法挽救这个行将残破的局面，让这微弱的一点革命力量，不致于沉沦下去。他清醒地认识到，目前的斗争相当残酷无情，来自各方面的矛盾，各方面的困难，纵横交错地狠狠地袭击着他和他的同志们，而最大的矛盾最大的困难莫过于来自张国焘的干扰，来自己营垒里面的人的明枪暗箭。张国焘闹分裂，要拖住部队南下，用“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样的话来威胁党中央，企图使党中央改变意志，屈服于张国焘的势力。毫无疑义，像这样的语言，明显地包含了不祥的含义。处于劣势的一方面军不安啊！多灾多难的中国共产党不安啊！毛泽东决心于这极度不安与困惑中寻求出一个解脱的办法来，坚决不能让张国焘所左右，坚决不能让张国焘的阴谋得逞。

　　毛泽东思前想后，左顾右瞻，心想第一步还是先听听陈昌浩与徐向前的意见，摸摸他俩的态度，如果能将他俩争取过来，问题算是解决了一大半。毛泽东啃了两个青稞馍馍，又吃了一点昨晚与彭德怀一起吃剩下的羊下水，算结束了征途中的又一顿晚餐。只不过这顿晚餐因为心中有事，以致食而不知其味，与昨晚津津有味的夜宵比起来，逊色多了。放下筷子，他急急来到前敌指挥部，找到陈昌浩，好像根本就不知道有密电这么一件事，平静地问道：

　　“昌浩同志，今天张总政委来电要我们南下，中央当即复电，恳切希望左路军一道北上，你的意见呢？”

　　陈昌浩口气硬硬地说：

　　“张总政委坚持要南下，我们就南下吧，南下也并不是没有出路。何必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

　　毛泽东语气持重地问道：

　　“那么，你也愿意南下，重过草地？”陈昌浩有把握地回答说：“是的，如果中央与张总政委之间，还有些什么分歧，两军南下会合后，召开一次会议，消除分歧，再团结向前进嘛！”

　　毛泽东一听，这完全是张国焘密电上的话语，只不过换一种方式表达罢了，讲得温和一些，不像那般凶狠。心想，陈昌浩是实心塌地跟着张国焘跑了，再说也无用。于是对陈昌浩说：

　　“我再跟恩来商量一下，他和稼祥病倒在三军团，要南下，政治局的几个同志要碰碰头，统一统一认识。”毛泽东说完就离开了陈昌浩住的地方。借着月色，毛泽东来到徐向前下榻的地方，见徐向前在房前的小院里散步，毛泽东走近二话没说便站在院子里问徐向前：“向前同志，张总政委要南下，你的意见怎么样？”徐向前看到毛泽东亲自来找他商量，感到事关重大，不然不会夜晚登门。

　　自两军会师他见到毛泽东后，毛泽东这还是第一次亲自来找他商量问题。他感到问题的严重、像这样牵动全局的大事，徐向前真有点不好贸然作答。徐向前慎思片刻后对毛泽东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不妥。”徐向前的话，虽然没有正面回答同意南下，但其实质包含了如要南下与张国焘一道走的意思。毛泽东听明白了徐向前的意思，就再没说别的，嘱咐徐向前早点休息，即告辞而归。

　　毛泽东约着洛甫、博古，趁朦朦胧胧的夜色，急急来到班佑，路上毛泽东将张国焘密电陈昌浩的事告诉了洛甫与博古。洛甫与博古感到震惊。一路之上，三个夜行人没有多说什么，因为严峻的时刻等待着他们，他们各各在认真思索着如何应付这个危险的局面，摆脱来自张国寿的威胁。真是不同寻常的时刻啊！不下于战场上拼杀的惊险，那是明火执仗的干啊！这是一场阴谋，巨大的阴谋，他们想法要戳穿这场阴谋。

　　毛泽东、洛甫与博古赶到三军团驻地牙弄，已近午夜。月上中天，一弯月牙落在湛蓝湛蓝的夜海里，星星睁着惺忪的困眼窥探着三个夜行人，似乎想知道他们在今夜里要干些什么？紧紧注视着他们神秘的行动。

　　王稼祥也被用担架抬到周恩来卧病的地方，于是五个政治局委员在小屋里针对张国焘的密电，严肃地考虑着红军的前途、命运。大家一致感到问题严重，事态危急，事不宜迟，须及时处理。但到底应该怎么办？又终感棘手。大家正举棋不定百恩而不得其解之时，毛泽东突然冒出一句：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们赶快走掉。”周恩来接着说：“什么时候走？怎么个走法？”毛泽东似乎早有考虑，胸有成竹地说：“立马就走，用林伯渠的名义发一个通知，出去‘打粮’，带着彭德怀的部队出发。”

　　所谓打粮，是红军进入藏族地区筹集粮食的一种说法。由于长期大汉族主义的结果、再加上国民党的欺骗宣传，藏族人民在红军到来的时候，纷纷躲避，不给红军粮草，红军即使有钱，也买不到吃的东西。民族隔阂很深。

　　红军为了活命，不得不抢割藏族民众的庄稼，有时青稞未熟，也割来充饥果腹。如遇有通司（翻译），就叫通司去做解释工作，希望藏民回家，把银钱交给他们。“打粮”对于红军来说，实际上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行动。为了尽量避免藏族同胞的反感，于是有时红军采取夜间行动，这样阻力就会小些。

　　毛泽东提出办法后，问大家：“我说的怎么样？”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在认真思考，想不出一个万全之计来。周恩来说：“中央完全有权决定自己的行动。但我们拔腿一走，张国焘肯定会说我们搞分裂。我们一旦和张国焘分道扬镳，最好改变一下名称，叫‘抗日先遣支队’为好。”博古说：“这样好，避免张国焘钻空子，攻击我们。”洛甫接着说：“情况紧急，我看只好这样啦，今晚2时行动，如何？至于还有些什么事需要研究，前进到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再磋商。”大家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只是毛泽东补充说：“今晚你们都走，我留下断后，同时做做四方面军干部的工作。”洛甫不同意：“一道走吧，留下危险。”毛泽东说：“有得关系，我相信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周恩来忽闪了一下眼睛说：“我也留下，陪泽东同志。”毛泽东摆摆头：“不消了，你有病，宜早行。”中央的五个核心人物，就这样简单的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分头做出发的准备工作。

　　毛泽东向部属要烟抽

　　中国共产党中央与三军团，为了摆脱来自党内军内的巨大威胁，采取断然紧急措施，于1935年秋天一个凌晨的2时从巴西及其附近悄悄北撤，走了一段突围西征以来最为惊险的路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所走的一段最为黑暗的路程。这段路程，除了大自然设下的重重叠叠的障碍与张牙舞爪的敌人的追捕杀戮之外，更多了一层自己营垒里面的同志刺来的暗剑。明枪易躲，暗剑难防。一叶而知秋，未雨绸缪。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及时采取行动，摆脱来自咄咄逼人的张国焘的胁迫，率部逃离危险区，迈开艰难的双脚，决心到一个新的区域去创建根据地，再去开展艰苦曲折而又复杂的斗争..

　　毛泽东在一座大山下的小村落里见着杨尚昆与叶剑英与之攀谈稍作小憩后，又继续前进。崎岖的山间小径，加之昨夜未曾合眼，使得毛泽东非常疲惫，头昏昏然，腿脚疲软。投身革命以来，受着党内同志胁迫，履临如此险境，他还是第一次。如果昨晚不采取行动，偷偷“逃跑”出来，中国革命将会出现怎样难堪的局面，红军将会面临怎样巨大的灾难，真不堪设想！回过头来，再想想这几天来与张国焘的羽书频传，函电交驰，特别是昨夜的异动，他感到惊心动魄，一想起便心有余悸。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有这么多灾难？中国革命的道路为什么有这么多荆棘？不管脚下的路多么的坎坷，周围怎么的黑暗，处境如何的危险，他决心迈开双脚，肩负着万吨困难，与志同道合的同志一块，一步步去迎接光明的到来..

　　“轰隆..”

　　敌人的飞机在毛泽东行进的山间投下一枚炸弹。掀起的烟尘与气浪弥漫了山谷。这里是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敌人设置了封锁线，一座座碉堡里喷出红红的火舌。三军团正在为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作奋力的拼杀。毛泽东不敢再向前进了，与特务员一起在山侧背的岩腔里隐蔽着。毛泽东躺在岩腔潮湿的石块上，掏出口袋里的怀表看了看，时针正指4时。他感到肚子有些饿了，还是昨天下午嚼过两个青稞馍馍，那么离现在快一天了，他还没吃一点东西，没喝一口水。算一算走的路程，至少有八、九十里吧。毛泽东问小陈，身边可有一点充饥的东西；小陈说昨晚走得太急，加上不准点灯，大家打黑摸出来，干粮袋也弄掉了，没有带出来。本来还有2斤多炒青稞面，如果带出来，完全可以打发一下辘辘饥肠。毛泽东丝毫没有责怪小陈的疏忽大意，昨晚那般紧急，谁还顾得到那么一丁点青稞面哩。于是毛泽东只好掏出香烟，点上火，一口接一口的抽起来，借烟“充饥”。

　　毛泽东在极度疲困与饥饿中行军，红军战士更不例外。饥疲困乏的身子还要对付敌人的侵击，还要去奋勇作战，不然，大家的性命难保。夤夜的悄悄撤走，名曰“打粮”，实际上大家几乎没带一颗粮食。“仓皇出逃”，大家空着肚子溜了出来。走了一天，没有进食，烧口水来润润焦燥的口舌与安慰一下空空的肠胃吧，但为了避免敌机发现烟火目标，连开水也不敢烧。于是每个人都在疲惫、饥饿、口渴三面夹攻之中挣扎。睁着一双双因饥饿燃烧得快要发绿的眼睛，目不转睛地向周围搜索着，看能否发现一点吃的东西。恐怖、惊吓的目光，时不时还注视着飞机炸弹的“光顾”，一个个唉声叹气起来，呈现出一副坐以待毙的样子，死神随时都有可能攫去他们孱弱的生命..

　　有的战士饿得不行，一边躲空袭，一边悄悄在岩壁寻觅野菜，这黄土漫漫的西北高地，哪里有什么野菜哟，只是在阴湿的地方，生长着一簇簇野草。秋风的洗礼，这些野草已经逐渐枯黄，失去绿色的生命与养份。年轻的战士发现了野草，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般，将野草连根拔起来，有气无力地抖抖根须上的泥土，在肮脏的衣服上拂拭了一下，便贪婪地嚼起来。这又苦又涩的野草，真有滋味又不是滋味。战士们嚼了一会，又趴到岩壁积水的小水坑边，伏下身子，吮吸着浑浊的沙水..

　　傍晚，轰隆的敌机声消失在远空，渴得要命的战士才敢爬出掩蔽的地方，掳些野草和灌木杆子来烧开水。那些带得有一点青稞麦粉的战士，便用烧开的水调和着吞咽；有些带着炒麦子的，则用开水泡着咀嚼。这时，有青稞麦粉与炒麦子果腹，要算最上等最上等的食物了，简直可以说是赴了一席“华筵”。那烧开的浑黄混浊的水，调和着炒过的黑黄黑黄的青稞麦粉，有似稀泥酱，饿得要命的战士大口大口地吞咽起来。炒过的青稞麦，经开水一浸泡，慢慢开始发胀，在斑斑驳驳的搪瓷缸里，像一粒粒沙子，战士们嚼起来，比什么都香甜，赛过了盛宴上的“八宝饭”、“珍珠粥”。

　　毛泽东也不例外，傍晚坐在这渺无人烟的黄土丘陵地上吃了一缸开水调和的青稞麦粉，这点青稞麦粉还是供给部听说毛泽东没有东西吃及时送来的。比起其他指挥员来算是奢侈一点的，是毛泽东多吃了几个公务员小陈为他准备的炒辣椒。这几个辣椒还是在毛儿盖屯驻时小陈向藏民购买的。买来后，小陈用酥油煎炸得焦黄焦黄的。毛泽东觉得无味的时候，就拣上两个来解馋。毛泽东喝一口黑糊糊的青稞麦酱，再咀嚼一下小辣椒释放出来的辛辣味，宽宽的额角不觉渗出些热汗来。他用手拂拭着，感到凉凉的，这时背心也开始冒出一阵冷汗来，头一阵晕眩，一阵恶心难受，他知道这是出的虚汗，是体虚极需补充营养的一种生理反应，生理现象。他微闭着双眼，强迫自己镇定，让失去平衡的心态，惭惭恢复平衡。毛泽东以极大的意志努力克制的结果，不见多大成效，双眼阵阵发黑，耳朵也开始嗡嗡鸣叫起来，恶心加剧，极想呕吐，但腹空如洗，拿什么东西来吐哩？他不断打着干呕，“噢噢噢”的声音反复着、间断着，刚刚咽下去的辣椒，又强烈地刺激着空荡荡的胃壁，他的胸口犹如针刺般难受，一阵“噢噢噢”的呕吐的结果，吐出一口口酽酽的黄水来，想必是刚咽下去的辣子、青稞麦粉与胃液的混合物。毛泽东低着头吐了一阵，感觉好受一些。结果，他一天才吃下的一点点东西，全渗进了脚下的黄土，留下的还是一个空胃。他用还残存着一些青稞麦粉酱的搪瓷缸，舀了一点开水，漱漱嘴，慢慢走到一棵小树下，心想，今晚怕要在此过夜了，好好困一觉吧，天明再赶路，到了甘肃南部的高吉（即俄界）再说。

　　毛泽东坐在小树下，身子倚着碗口般粗的树干，心里对小树说，今夜晚，你就是我的眠床了，紧挨你过一夜吧。这时小陈拎着一块油布走过来对毛泽东说：“主席，地上潮湿，我给你找来一块油布。”

　　毛泽东赞赏地说：

　　“今晚有这块油布，可好啦！可以避风雨喽。小陈，你赶快去困觉，明天一早，还要急行军。”

　　就这样，这支匆忙逃离危险区，赶了八、九十里路程的队伍，在这冷寞空旷而又荒凉的中国大西北一隅，“安营扎寨”下来。这时，他们心中升起

　　一个极为美好的愿望，就是希冀今夜不要下雨，美美睡一觉，解除多日来，特别是昨日半夜以来由于突发的急行军带来的极度疲倦..

　　毛泽东身倚小树，闭上困眼朦朦胧胧的睡了十多分钟，老天好像有意与他们作对，突然下起雨来，四周便滴滴嗒嗒响个不停，闹得大家无法安寝，坐着的、睡着的都赶快爬起来。夜来风雨声，倦旅尽愁眠。阵阵狂风挟着滂沱大雨，在这墨黑的郊野乱刮乱飘。天公也太不公平啦，为什么要降大雨来折磨这些无遮无盖多灾多难的将士呢！大自然是否用这种种残酷的手段，来考验他们对自己的信仰是否忠贞不二..

　　毛泽东不仅睡觉未成，还被淋了个浑身没有一处干，他虽然站着用油布顶在头上，但这么大的雨，一块油布根本无济于事。这与他早年在长沙，还是一个青年学子的时候，为了锻炼体魄，有意进行风浴雨浴，完全是两回事啊！

　　毛泽东在风雨夜中，就这么屹立着，头上顶着一块破旧的油布。在风雨间歇的时候，他想抽支烟，但摸摸口袋，烟卷全湿透。“呵哧――”他重重打了一个喷嚏，浑身冷得直打哆嗦，上牙与下牙，也不由自主地开始打起架来。

　　露营的红军，个个被淋个彻底，大家忿忿地咒骂着上苍的无情，天若有情应睁开眼，看看下面露营的可怜的红军。指战员们心想，假如上苍是人的活，那么，他们非与之拼命不可了。

　　翌日清早，毛泽东裹着一身湿衣湿裤，与脱险的红军又继续行军，毛泽东的体温难以烘干一宿淋湿的衣裤，以致迈腿动脚十分不便，好像有什么东西牵制着身子，一路走还一路咳嗽，真不是滋味。他们沿着包座河急急向前进。雨后的小路泥泞而滑，异常难行，不断有跌跤的，好多人都仿佛变成了泥人。他们经过一段左边是危崖绝壁，右边是湍流甚急的包座河的极狭隘的小道，行进非常迟缓，简直是在爬行，稍有不慎，即坠入滚滚的激流之中。行至下午，包座河里的水，陡然澎涨起来，很快淹没了路，路面的水深瞬间便高达数尺，令人无法行走。因为看不见路径，如果脚步踩虚，就会顺势滑下滔滔的黄流之中。这时天色又逐渐暗淡下来，快近傍晚了，暂时停止前进吗？何处宿营？而又不知明日水势如何？倘若追敌趁机赶上来，又怎么办？真是进退两难，步履维艰啊！有的人悄悄怨恨起来：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多困难？吃这么多苦？一个困难衔接着一个困难！一道难关扣着一道难关！命运为什么这般不好！到底要被罪恶与困难折磨到何时才是尽头？看来灾难的生命只得交与这些莫大的艰险主宰了。在这般困难与苦恼的境遇之中，大家只好想尽一切方法往前走，挣扎着前进，抗争着前进，因为只有前进，才有出路。

　　会游泳的人，沿着河岸路面连走带泳，浮游过去。不会水的人，则在峭拔险绝的危崖上冒险攀登，或在崖壁缝隙的草丛中披荆斩棘，困苦地前进。毛泽东摇曳着高大的身躯，连走带泳，在河边的水路上起起落落，这突发的大水，对于他来说，倒没引起他过分的惶恐不安。因为早年他曾在故乡的大河里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他喜欢大风大浪，他不惧怕大风大浪，他认为大风大浪正是锻炼一个人意志与毅力的课堂。这时他担心的是这几千红色的种子，他要让他们尽量少一点损失，赶快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他特别担心的是卫生部干部休养连的老人与体弱多病的妇女。还有那些受伤不愿寄下跟着部队前进的伤病员。

　　这时坐在担架上的周恩来，前进起来就更加艰难了。在大水面前，周恩来勉强支撑着瘦弱的病体，离开担架慢慢朝危崖走去，两个特务员小魏和小范急忙上前搀扶着他吃力地爬上陡削的山崖。周恩来一阵阵气喘，身子一阵阵冒出虚汗，手不时地抵着疼痛的右腹，紧咬牙关，一步步艰难地攀登着。

　　然而，在水里游泳由于体力不支挣扎半天终逃不脱没顶之灾的淹毙者，与在危崖上攀登因身体虚弱失手坠入激流者的消息，不断传进毛泽东的耳里。他也亲眼看见随水漂流着的红军的一具具尸体，在滚滚的浊流中随波浮沉，他的心一阵阵紧缩..擦黑时分，闯过一道道地狱之门、幸免罹难的红军，终于陆续抵达高吉。直至晚上12时许，五个一群，十个一队的战士，拖着疲惫饥饿的身子，还在向高吉走来。

　　侥幸免于一死，活着来到高吉的每一个人，都深感极度的倦怠，精力衰竭。这惊险的一幕幕，不亚于跨越湘江，冲过乌江，不轻于大渡河的恶浪，雪山的冷酷，草地的污瘴。还多了一层，提心吊胆地严防着自己的同志悄悄射来的冷箭。自己人打起来，就更麻烦了，更难对付了。外部的，内部的，大自然的种种罪恶，一齐向红军扑来。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又一次面临着巨大灾难的挑战，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毛泽东到达高吉，天已黑尽。这甘肃南部的小村子死一般沉寂。他被安排住进一间低矮的茅屋。当他朝门板搭的铺上一坐，便起不来了。身子好像瘫了一般难受，腰肢酸软，双腿肿胀，夜雨又加浮游打湿的衣裤，被体温的熏蒸烘干了大半。那半湿半干的脏衣，氤氲着一股浓烈的汗酸臭味，身上这里那里不断骚痒，难受极了，想必是虱子被水浸泡后感到不舒服在那儿不断骚动挣扎，抑或是这些可恶的寄生虫饿了，在狠命地咬噬毛泽东饥疲的皮肉。这时的毛泽东，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他的心被红军的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前途紧紧拴系着，他在集中思想思考脚下的路该如何走下去！

　　小陈走进屋来，为毛泽东点亮了马灯，又替毛泽东端来一缸用开水调好的青稞麦粉，毛泽东饿坏了，接过缸子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吃毕，用衣袖擦擦嘴角对小陈说：

　　“有烟没有？给弄包来，有一天有得烟抽了，憋得慌。”

　　小陈回答说：

　　“好，我就去弄。”

　　毛泽东又说：

　　“你赶快把洛甫同志找来，我有事情。”

　　小陈答应了一声，退出了小屋。

　　一会，洛甫在小陈的陪同下，提着马灯踏进毛泽东的屋子。

　　洛甫的衣服一样没有干透，身子同样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汗酸臭味。由于巴西夜间的急行军，路上又遇到那么多灾难，以致弄得他很狼狈，脸色更加难看，灰色中夹着一层铁青。一夜工夫，仿佛又瘦了许多，再配上那副近视眼镜，更像一个落难的书生。

　　毛泽东见洛甫这个样子，踱着步兀自笑了起来，幽默地说：

　　“闻天，你这个样子，简直像个‘逃兵’。”

　　洛甫回答说：

　　“本来大家就是逃出来的嘛，不是‘逃兵’是什么。”

　　毛泽东苦笑起来：

　　“对！我们大家都是逃难者，终于逃出了张国焘的魔掌。”

　　洛甫凝视着毛泽东，见他同样穿着半干的脏衣服，上衣解开，神情憔悴，肩背微微驼着，完全像一个落泊的村中学究，洛甫的良心有些凄恻，心想，目前红军的惨景，完全是张国焘一手造成的，不然，哪会弄到这般境况，这般遭际。洛甫坐在木板床上，用眼镜后面漾起的一缕焦虑目光注视着毛泽东问道：

　　“老毛，你找我有什么事？”

　　毛泽东说：

　　“前天，我们紧急撤离巴西，这一突发行动，为广大干部战士所不知，当时情况危急，我们也有得工夫好好研究，说走就走，放开两腿就跑，看来，政治局的同志，应该在这里碰碰头，统一一下看法，研究一下下步的行动，如何？”

　　洛甫点点头：

　　“我也在这么想，从巴西跑出来，部队情绪很糟，一两天来，掉队、落伍和牺牲的人不少，很多人对这一紧急行动不理解，统一一下认识，很有必要，好向下面作解释。”

　　毛泽东紧接说：“明天就开会，怎样？人都在这里，好通知。”

　　毛泽东边说边连连打呵欠，显得非常情倦，这时，要是有支香烟给他提神，该多好啊。”

　　洛甫忖度了一会说：

　　“嗯。如果明天开会，我们还得准备一下，对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行为，要有个明确的意见，作出决议，在一定范围内公布。最好多通知几个人来，开个扩大会。”

　　毛泽东站起来，挥了一下手说：

　　“张国焘，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处理不好，会牵连四方面军一大片，我们要慎重。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感情用事啊！”洛甫思考着毛泽东的话，小屋出现暂时的沉默。唯有床头小凳上马灯的火苗，在玻璃罩子里晃来晃去，像一个小小的精灵，在不停地跳动。

　　次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村头三军团司令部驻地召开紧急会议，除政治局成员外，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杨尚昆、李德、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等各方面的负责人，都通知来了。各人找了一只板凳挤在小屋中坐着，都显得有些儿沮丧。一个个闪动着困惑的眼睛，不安地等待着，仿佛又在焦急地企盼着什么。

　　洛甫与毛泽东、周恩来简单交换了一下意见，随即对大家说：

　　“同志们，这一两天，张国焘闹了点乱子，可能有的同志知道了。张国焘的这场乱子，可不简单，他要搞分裂，密电陈昌浩，要胁迫我们南下，不从，就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一句话，要大家跟着他走。南下没有出路嘛，我们怎么能跟着他去。于是，我们不得不赶快离开巴西，情况紧急哟。当时，一决定走，大家就跟着走，不允许解释啊，没有时间。大家听从中央号令，半夜起床，连夜开拔，终于脱离了危险区。这还算不幸之中万幸。

　　“对这一事件，现在应向广大指战员解释了。第一，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的军阀主义――张国焘主义。国焘同志自退出通南巴起，逐步形成了反对中央的路线。他对敌人是惧怕的。在红军建设上，他不要党的领导。红军变成个人统治的军队。在干部的培养方面，他是要拥护他的人。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充分表现了军阀主义倾向，这是很明显的。

　　“国焘同志暴露出来的这个问题，应使干部了解。他分裂红军的错误如不改正，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但有没有其他办法使他转变呢？我看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还有朱总司令在他那里，还有五军、三十二军的同志在他那里，还有广大的好的干部，经过我们的工作，还是有争取他的可能的。我们应尽量争取后一种可能。

　　“第二，对张国焘同志的错误路线，中央为什么不马上开展斗争？因为过去中央站在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上，如同一方面军一样看待他，后来知道他的错误，才用许多办法来争取他。用了许多方式，比如派代表呀，谈判呀，让步呀，等等。但最终还是分裂了。看来，中央争取他的步骤是失败了。但中央是采取了许多正确的办法的。就是现在，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到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这只是在完全没有可能争取他的时候。

　　“第三，由于情况变了，我们目前的战略方针不得不改变，因为一、四方面军分开，我们的力量削弱了。

　　“第四，应该通过对这许多问题的解释，使我们的干部更加团结，坚信我们是唯一正确的。有的同志觉得我们更加团结了，这种看法是对的。”

　　与会者听了洛甫将一两天来的行动作了这番简明的介绍之后，心里明白了许多。因为洛甫的讲话阐明了中央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一贯的正确方针，体现了他本人对张国焘错误的原则立场。大家对张国焘的所作所为非常气愤，两军会合，盼望已久，本属不易，今天张国焘竟闹分裂，竟欲挟持中央南下，公然违抗中央北上的方针。特别是叶剑英与杨尚昆两人，逃离出来，路途中又差点被陈昌浩的骑兵追捕，想起前晚情景，还心有余悸。在大家的一片谴责声中，这时也就更对张国焘恼恨起来。于是当洛甫刚刚讲完，叶剑英就迫不及待地站起来说：

　　“我提议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杨尚昆大声说：

　　“赞成！张国焘已不配再做一个共产党员了。”

　　彭德怀接着补充了一句：

　　“我看出来张国焘有野心。”

　　会场笼罩着一种悲凉、凄怆与义愤的气氛。

　　张国焘突然来的这一手，谁人不切齿愤恨呢？眼看会议内容即被这种讨论组织处理的意见所取代，毛泽东站起来，敞开衣襟，腰间叉着一只手，另一只手掌作向前推进式地说道：

　　“不可开除张国焘党籍，此时提出这个问题不妥，剑英和尚昆，你们这个意见不成样子噢！”

　　大家以一种异样的目光盯着毛泽东。

　　毛泽东扶扶鬓边掉下来的蓬松长发，对大家说：

　　“和张国焘打交道，我还是那句话，奉劝诸君要牢记一个‘韧’字。要做牛皮糖，扯不断，切不要当玻璃，玻璃一敲就碎。张国焘，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关系着几万四方面军。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很好的革命武装啊。我们要注意团结广大的四方面军。此时提出开除张国焘的党籍问题，会把问题复杂化，尖锐化，走到问题的反面，不利于革命的大局。我们还是要尽量争取国焘同志的转变，让他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遇到矛盾，遇到困

　　难，不要一触即跳，要讲点策略，讲点步骤嘛！”

　　毛泽东这么一说，本来有几个支持叶剑英与杨尚昆意见的人，也不吭气了，他们在心里掂了掂毛泽东讲话的份量，认为毛泽东讲的有道理。

　　毛泽东接着又说：

　　“国焘同志闹分裂，肯定是错的。我们坚持北上方针，但国焘却反对，坚持机会主义方针。我们和他会合后，他起初是按兵不动。7月中旬，党中央指示红军集中，结果由于国焘同志从中阻挠，未能实现。他到芦花后。中央政治局决定他任红军总政委，他才调兵北上。但来到毛儿盖，又动摇了。等到了阿坝，他便不愿北上了，而要右路军南下。这时中央政治局的几个同志在恩来那儿开了一个非正式会议，决定给国焘同志发一电报，要他北上。但国焘同志公然抗拒中央决定，私自给陈昌浩电，非但不执行北上方针，还令我们南下，如果不听他的号令，则以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解决之。同志们，大敌当前，环境又千难万险，容许我们自己斗自己的同志嘛！哪将是一个怎样的局面啊，不堪设想。不但会两败俱伤，渔人得利，于革命何补？我们的处境这么艰难，不容许我们闹分裂，闹内乱，张国焘的密电，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哟，它逼迫我们不得不采取紧急行动，脱离危险。不那样做不行啊。张国焘坚持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面地形不好，又是少数民族地区，给养无法解决。红军作战只有减员，补充困难。战略退路没有。如果不迅速北上，部队会大部被消灭。很明显，中央不能把一、三军团带去走这条路。

　　“由于一、四方面军已经分开，张国焘南下，中国革命因此会受到严重损失。所以一、三军团必须变更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比划，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发展。陕甘一带的地势，居民条件都比川康一带好。只要大家团结一致，依靠游击战争，可以战胜敌人，达到我们的目的。

　　“张国焘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他在通南巴苏区时，已经犯了严重的错误。在粉碎敌人的六路进攻，退出通南巴苏区后，便开始形成了一条错误路线。我们同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曾想了许多办法来纠正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倾向，但没有结果。国焘同志的错误，如果发展下去，可能成为军阀主义，或者反对中央，叛变革命。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要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法来处理。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现在还不要做，我们要尽可能地做工作，争取他北上。”

　　毛泽东讲完后侧身问周恩来：

　　“恩来，你说哩！”

　　周恩来对大家说：

　　“同意泽东同志的意见，对国焘同志，我们要尽量做争取的工作，我们先行一步，相信他不久会跟着北上的。”

　　洛甫问大家：

　　“还有什么意见？”

　　彭德怀说：

　　“我们既然已经与四方面军分开，部队又严重减员，为便于统一指挥，应该缩小编制。”

　　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

　　“老彭的意见对。过去的机构不适应当前的行动，应该缩小部队编制。”

　　周恩来在一旁点点头。

　　洛甫问大家：

　　“还有什么新的建议没有？”

　　邓发、李富春、王稼祥、聂荣臻、杨尚昆、林彪、博古等人相继发言，均赞同洛甫与毛泽东的讲话。一致拥护党中央关于北上的方针。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洛甫起草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发到中央委员。

　　根据彭德怀提出的缩小部队编制的意见，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林彪任副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另外又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亦即在遵义会议后成立的“三人团”里增加彭德怀与林彪二人。另外还成立了以李德为主任的编制委员会，成员有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负责部队的缩编工作。

　　毛泽东率部脱离危险区

　　“起来！起来！马上出发！”凯丰向在毛儿盖成立起来的中央三队队员紧急地轻声呼唤着。不管是挣扎在苦涩的恶梦中抑或浸泡在依稀的甜梦中熟睡着的队员们，被一阵突然的呼唤声惊醒了。刘英睁大眼睛急问道：“出什么事啦！”蔡畅跟着问道：“到哪儿去啊？这黑更瞎火的！”凯丰不等大家多问，赶紧说：“一个都不要问，快走！”中央三队很快集合起来，凯丰对大伙说：“不要出声，不打火把，不准咳嗽，一个跟着一个，跟我走！”邓颖超的结核病，由于缺药治疗，加上雪山草地生活的折磨，营养的奇缺，这时更加严重起来。她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走得这么急。她坐在担架上，模模糊糊地由两个担架员抬着急行。平时，她经常咳嗽，还咯血。这要命的急行军、夜行军，还不准咳嗽，真把她憋得要死。要咳嗽时，她只得用一块布捂着嘴巴，不弄出声来。她大惑不解，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到底出了什么事？心中的疑团越滚越大。

　　一支长长的队伍，了无声息地在夜雾中急急前进。只听见脚步接触地上的树叶、小石块不时发出的轻微的沙沙声。天边的月儿被一块块乌云隐去，四周一片黑暗。寂寞的几颗寒星，仿佛生病了，挂在黑古隆冬的天边黯然无光，有气无力地在那儿眨巴着一双双困眼。夜雾浸湿了大家单薄的军衣，浸润着夜行人的手和脸面，凉丝丝水浸浸的。

　　有的不小心跌跤了，但二活没说赶快爬起来又赶路。这在过去，少不了要骂几声，出出气，但这时钢铁一般的纪律根本不允许这么作了。即使跌破的伤口在淌血，也不准呻吟一声..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只有毛泽东等少数几个人知道。中央三队一气急行军10多里路，越过一个山口，才停下来喘口气。浓浓的夜色中，刘英、蔡畅他们听见后面有马蹄声如繁弦急鼓般传来，大家定睛一看，见是洛甫、博古骑着马跑过来，后面紧跟着几个特务员。大伙见奔跑过来的是洛甫，赶快跟他打招呼，蔡畅急问道：“半夜三更走得这么急，是怎么回事？”洛甫在马上喘着粗气急急说：“现在张国焘搞分裂，我们不得不离开这里。我们当然还是要想办法争取不分裂。但是，现在的情况非常紧急，三十军发觉我们突然行动，李特带了队伍追来，陈赓、宋任穷他们的干部团在那边山头顶着。你们快往北边跑吧。”

　　洛甫一气说完，不让刘英她们答腔，便驭着马儿朝前奔去。“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刘英在暗夜里对身边的蔡畅说。次日凌晨，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率四方面军一部及红军大学学生团部分学员向北急追30多里，跑到中央队驻地阿西，发现三军团及中央机关已离去，驻地一片狼藉。毛泽东以及他的几个特务员站在路边的一座喇嘛庙旁，好像有意在等待李特一行。毛泽东手里燃起一支香烟，表情极为沉静。

　　天空下起雨来。

　　毛泽东严肃地望着挎着一把大左轮手枪的李特，向他点点头。李特凝视着毛泽东，不说话。

　　几个年轻的红大学生，举着一张张蓝纸上写着的“反对毛泽东逃跑”、“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字样的标语，在一旁喊叫，声音不很响亮，似乎还有一点儿颤抖，显然非常勉强。过去他们经常听到毛泽东的名字，知道他的一些事迹，但多数学员还没见过毛泽东。

　　毛泽东听见学员们喊口号，哈哈笑了起来。

　　毛泽东对李特说：

　　“把大家叫到喇嘛庙去，我有话给大家说，站在外面，不要把学员们淋病了。”

　　顾问李德这时正好骑马经过喇嘛庙，他由于不习惯也不喜欢夜间急行军，故行动迟缓一些，几乎走在最后。本来他在昨晚午夜时分就接到转移的通知，还叫醒了红军大学的政治委员莫文骅，紧急通知莫文骅：“快起来，中央决定北上，命令即到，你把身边的人组织好，要密切注意李特，不要让他把队伍带走。”这时李德听见红大的学员在喊反对毛泽东的口号，有些不理解，因而停住了脚步，看个究竟。李德又看见李特怒气冲冲地站在那儿，对着毛泽东，心想有点不妙，他更不愿意离开了。李德比较了解李特，知道李特的脾气暴躁，喜欢骂人，而此时被谴责的毛泽东一方，势单力薄，可以说孤身一人，他非常担心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平时大家部认为狂暴、粗心的李德，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倒显得细心而有心计起来。

　　四方面军的战士与红大的学生，陆陆续续走进路旁的喇嘛庙李特和他的特务员也跟着走进去。

　　那几个年轻的喊口号的学生，还在奉命呼喊反对毛泽东的口号，声音时断时续，俨若庙里的和尚在诵经。

　　毛泽东站在人群的中央，手里燃着烟卷不紧不慢地对大家说：

　　“北上的方针，是党中央早决定的，张总政委也举过手，你们知道吗？现在，为了争取时机，党中央组成‘北上抗日先遣支队’先行北上，三军团已于昨夜开拔了。同志们想南下，请便；愿北上的，也请便，绝不强迫。不过，我要奉告大家，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至于不愿意和党中央一起北上的同志，可以等一等，我们作为先头部队先走一步。”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停了停又接着说：“我们先走，去开辟新的根据地。为了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我相信，一年之后，你们会来的。”

　　毛泽东一讲完，李特便跳了起来，一手按住腰间的大左轮手枪，一手指着毛泽东大声说：

　　“你毛泽东放弃江西苏区，实行逃跑主义，现在又搞分裂，命令一方面军部队偷偷逃走，你――”

　　李德在一旁看见李特非常放肆，怕他控制不住自己，造成什么不良的后果来。于是大步跨过去，双手像把铁钳紧紧卡住李特的身子，用俄语大声说：

　　“你准备干什么？”

　　李特挣扎着用俄语大声回答说：“不要你管！走开，你这个保皇派！”李特三十年代初在苏联列宁格勒学过军事，不消说会讲俄语。李德一听李特骂他“保皇派”，恼怒了，生气地说：“一方面军北上是对的，南下才是逃跑，害怕敌人，胆小鬼！”双手仍然紧紧抱住李特的手臂不放。李特冒火了，大声对红大的学员说：“喊口号！”受命喊口号的那几个年轻学员，又开始吼叫起来，还是那几句话，只是声音比刚才要大一些。口号声一停，李特对李德大声说：“我们不跟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去，他们是苏联的走狗，要把你们带到苏联去！毛泽东、周恩来北上是逃跑，投降帝国主义！”毛泽东镇定地望着几乎快要发疯的李特，连连抽了几口香烟。一会李特又对着李德喊叫起来：“毛泽东在遵义政治局会议上批了你，你还包庇毛泽东！”李德不服气地说：“毛泽东现在的主张对，北上没有错。”毛泽东在一旁向李德投过去会意的一瞥。他目睹李德与李特二人抱着，你一言我一语争吵得十分厉害，走过去用手将二人分开，大声训斥着李特：“李特，你休要这般猖狂！少在这里胡说瞎道！”李特看见毛泽东发火了，不再吱声。在场的四方面军听了毛泽东开始讲的那些话，认为也有几分道理，一个个都不吭声。那几个喊口号的学员也不敢有气无力地叫喊了，这时只好缩手缩脚地站在那里。李特好像泄了气的皮球，蔫萎了，对他带来的人说：“走！我们回去。让他们走，看他们有什么好结果？”接着李特带着人马调头向班佑的路上走去。毛泽东带着特务员与李德也出发了，踏上北上的路，同李特背道而驰。毛泽东骑马从喇嘛庙下山，通过一座木桥，过了一条河，然后扬鞭策马，朝东北方向急驰。毛泽东在马上颇为不安，百感交集。这时他只有一个念头，赶快追上三军团司令部，看看他们到底脱离危险没有？

　　毛泽东一行溯滚滚的包座河上游急驰，艰难地翻过几座高山。有的山上还残存着夜间的积雪，欲溶未溶。毛泽东为了赶路，没有喝一口水，没有吃一捧炒青棵面。忍受着口干、舌燥、肚饥。中午时分，在一个渺无人烟的小村庄里，终于会见了彭德怀。

　　毛泽东一见彭德怀就急问：“叶剑英、杨尚昆来了没有？”“他们二人在司令部。”“什么时候来的？”“也是刚到。”“带我去看看他们。”毛泽东下马随彭德怀来到村子中央的一间房子，看见叶剑英和杨尚昆确

　　在那里，毛泽东惊喜地说：“剑英、尚昆，你们终于跑出来了，我担心着呢！唯恐陈昌浩把你们捉了去作人质。你们是怎么跑出来的？”

　　杨尚昆此时不在三军团当政委，改在总政治部当副主任，陈昌浩兼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认为杨尚昆和陈昌浩在一起工作，不好脱身，故也特别关心他的情况。

　　杨尚昆说：

　　“昨晚两点离开的时候，我也给别人说去‘打粮’。要‘南下’，总要准备点粮食啊，总政治部的人也不能例外嘛。这样也就把陈昌浩给胡弄过去了。”

　　毛泽东问叶剑英：“那么，你那个司令部，总不去‘打粮’啊，怎么办？”叶剑英回答说：“昨晚一点多钟，我悄悄去找尚昆，商量怎么脱身。我们设想了几个方案。一个办法是早走，但想想不行。我们一走，不是就暴露了企图；一个办法是晚走，后来考虑晚走也不行，晚走就有可能走不出来了。再一个办法是两点钟和大家一块走。两点钟我摸出来找到了尚昆，就赶快离开了。”

　　杨尚昆接着说：

　　“从巴西出来，我们走了10来里，剑英突然想起他的行李没有拿出来，有些着急。但事已至此，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主要人出来，就行啦。谁知剑英的那个公务员很厉害，不管人家干涉不干涉，他把行李一卷，用骡子驮起来就走，大约一个钟头以后，就撵到了我们。”毛泽东听了，满意地笑笑。点燃一支香烟，咂了一口，吮吮下唇说：

　　“你们还算走得顺利，没有被人家捉去。”叶剑英马上说：“不顺利啊！从巴西出来，我们走了约莫四、五十分钟光景，听见后面有急速的马蹄声，由远及近传来。幸好天上的月光不明，常被乌云遮盖，地上模糊不清。我们警觉地赶快躲在路边的草丛里。一会，一队骑兵从我们身边跑过，摆动的马尾扫到我们的脸上，痒痒的，痛痛的，我心里一阵发慌，心想这下可糟啦。我憋住气，简直不敢动弹一下，还好，老天保佑，没有被陈昌浩派来追我们的骑兵发现。不然，今天就见不到毛主席啦。”

　　杨尚昆接着说：

　　“幸亏路上没有人，就是我们两个在路上走，如果特务员、公务员一大堆，那就糟了。陈昌浩主要想把我们两个抓回去。一旦我们撵上三军团的队伍，陈昌浩的骑兵就不敢追我们了。”

　　毛泽东苦笑了一下，摆摆头，深深叹了口气，然后又问叶剑英：“地图带出来没有？”叶剑英将手中的黑牛皮包朝毛泽东面前一晃，神秘地说：“装在里面。”毛泽东喜悦地夸奖说：“剑英，你真有本事，是怎么弄出来的？”叶剑英说：“从胡宗南那里缴获来的这张军事地图，上面有四川、陕西、甘肃等省的情况，非常重要啊。我知道，我们北上十分需要它。这张图，挂在喇嘛庙的前敌指挥部办公的地方。庙堂里，一天到晚都有参谋人员在那儿执勤，陈昌浩也时常进进出出的，怎么拿走，不好行动呐。离出发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急得没法，急中生智，晚上睡觉时有意将地图碰掉，正好，我的床铺紧挨着地图，我趁机还把参谋们‘训’了一顿，说只有这么一张宝贵的地图，为什么挂在这里，容易碰着，碰烂了怎么办？还不赶快收起来！于是，参谋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将地图卷起来，放在这个牛皮包里。”

　　毛泽东伸出大拇指：“你叶剑英真有心计！”毛泽东又关心地问杨尚昆：“李伯钊呢？”“李伯钊派到三十军李先念的部队，教歌去了。她是前两天走的。如果晚两天就留下了。但也不行啊，如果留下，不让她去，那就会引起人家的怀疑，为什么突然不让她走了呢？昨天，听说张国焘给中央来电，还是不同意北上，我感到气候不对，情况不妙，于是赶快派特务员去三十军接李伯钊，结果，那个特务员一去，就被抓起来了。”

　　毛泽东噗哧一笑：“我说你杨尚昆，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哟。”杨尚昆也笑了：“还好，只折了一个兵。”翌日清晨，徐向前刚刚起床，就接到报告，说叶剑英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啦。徐向前大吃一惊，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走也不告诉一声呀！他毫无思想准备，心情万分沉重，心乱如麻，脑袋麻木。一阵“叮铃铃..”的电话声，把他从麻木中唤醒过来。

　　徐向前走到窗前握起话筒，沉沉地询问对方道：“喂――哪里？什么事？”“我是三十军司令部，报告徐总指挥，一方面军昨晚向北跑了，还放了

　　警戒哨，打不打！”徐向前正要回答，陈昌浩怒气冲冲跑进屋来，向徐向前同样报告刚才电话的内容，并问徐向前：“怎么办？到底开不开枪？”徐向前的脑子，仿佛被人猛然一击，“嗡”的一下，似乎要爆炸了，他万分沉痛地用拳头猛打了一下大腿：“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睁着一双义愤与困惑的大眼：“狗卵子，真气人！”一会，一方面军离开的消息，霍地便传开了。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指责声，叫骂声此起彼伏，指挥部从来没有这般热闹过。一会，这个人跑进徐向前的屋子问是怎么一回事？一会，那个人又跑进来问，还说了一些难听的话。有的不明真象的干部甚至挥着驳壳枪愤怒地吼叫着：

　　“把那些逃跑分子追回来！”“不回来，就开枪打！”“总指挥，你赶快下命令！”是解释呢？是劝阻呢？是制止呢？徐向前也被这突发的事件弄得无主张了。不管怎么说，千条万条，他心中牢牢记住一条，红军不能自相残杀！面对忿激的人群，他挥起一只手说：

　　“你们出去，让我想想。”徐向前关上房门，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说一句话。一会，陈昌浩闯进徐向前的屋子，脸色铁青，两眼通红，他像有意跑来找徐向前吵架似地大声说：

　　“毛泽东、洛甫、博古他们，也太不像话了。不说一声，就偷偷跑了。共产党人，做事光明正大嘛，这哪里有一点点布尔什维克的气味？简直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行为！狗卵子！”

　　徐向前坐在床上双手紧紧抱住头，不说话。内心充满困惑、激愤、不满和不安..

　　陈昌浩言犹未尽地又对徐向前讲：

　　“这种事，太气人了，我已给张政委发了电报，告诉他，一方面军向北逃跑了。向前，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徐向前痛苦地摇摇头：

　　“太突然了，太突然了，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办才好！”

　　陈昌浩发泄了一阵，盛怒未息地走了出去。

　　晚上，徐向前在木板床上辗转反侧，彻夜难眠。自投身革命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内，他还从未遇到过这样大的意外之事，从未受过这么严重的“打击”。内心矛盾极了，苦痛极了，难过极了。自己在革命征程上的一些往事，不期然地浮现在他的脑海。

　　徐向前出生于山西五台山，他的父亲是个秀才，在学校里教书。他一共有5个兄弟妹妹：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他排行老四。

　　徐向前幼年时代在五台山上了三年私塾，接着念了三年正规小学。以后就在一家书店当店员。不久进入太原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在五台山壮志中学附属小学当教师，这是阎锡山创办的一所学校。

　　当时的山西，被军阀统治着，政治反动社会落后，进步的书籍、进步的思想很难传入。但当1915年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乘机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徐向前作为学生示威游行的一个领导人，第一次在太原街头向人们演讲。一个血性男儿，不甘于日本侵略者的侵略与欺凌，开始起来向罪恶的社会抗争。

　　为了寻求革命，1924年，徐向前到了当时革命的中心广州，进了黄埔军官学校，并参加了国民党。其时，徐向前才22岁。

　　徐向前的父亲不愿意儿子做这些“危险”的事情，极力反对他有志于革命的种种行为。徐向前进黄埔军校的事只告诉了他的哥哥，是背着保守的父亲潜逃到广州去的。其时他已经结了婚，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儿。为了自己的追求，他什么也不顾了。结果，他到黄埔军校不久，妻子便病故了。

　　徐向前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与后来是他的死对头的胡宗南同班。毕业以后，任班长，开始东征，讨伐陈炯明。以后又对阎锡山作战，年轻气盛，英勇无畏。两年光景，他就擢升为副团长。1926年当国民革命军占领了武汉，徐向前在这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接着赴广州参与领导武装暴动。先后任红军第四师第十团的党代表、第四师参谋长、师长。1929年，被中共中央派往鄂东北，任红军十一军三十一师副师长、中共鄂豫边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参与指挥部队挫败国民党军队的三次“会剿”，巩固扩大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就在他参与领导鄂豫皖苏区的革命斗争中，认识了张国焘，并与张国焘一起为扩大根据地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930年春，徐向前任红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率部连克云梦、光山、罗田等县城。1931年初，红一军与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他任参谋长。参与指挥部队挫败国民党军队的第一、第二次“围剿”。同年7月，他任红四军军长，率部南下作战，连克英山等四城，威震武汉。11月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红四军军长，并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此后组织指挥过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1932年10月，他又率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几多艰辛，辗转入川，与张国焘一起，领导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连续指挥红军反击敌人的“三路围攻”、“六路围攻”，奋力拼搏，呕心沥血，终于赢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为了配合一方面军长征，他又与张国焘一道，指挥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一路斩关夺隘，强险飞渡，率领四方面军终于在懋功与一方面军会师。

　　回首往事，他与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五、六年来，有时配合得好，有时也不尽然；有时没有矛盾，有时也非常矛盾；有时痛快，有时也不痛快。他对张国焘的某些作法有意见，有看法。比如他曾抵制过张国焘的“肃反”扩大化错误，为受张国焘迫害的许继慎说过话。他不满意张国焘为了个人的权势，排除异己的行为。以致两军会合后，他曾对陈昌浩说过心里话，想离开四方面军，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但右路军如果接受中央命令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他也舍不得呀。四方面军是徐向前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他徐向前操了不少心，流过不少汗，他和大家费了几多心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才形成这么一支队伍，真不容易啊！分成两半，各去一方，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说，他都接受不了，如果接受张国焘的指示，带领右路军南下吧，又违抗中央方针，不与中央保持一致。因为党中央北上的方针，不是随心所欲地决定的，曾经过政治局的同志三番五次的研究，不能说它是错误的。到底北上好？还是南下好？真费推敲，真是进退两难啊！如今，一方面军单独北进，“不辞而别”，他觉得他徐向前好像遭到党的“遗弃”。跟着党中央北上？还是跟着张国焘南下？太难决定啦，难迈步子啊。北上嘛，自己只能带上个特务员，骑马去追中央，因为陈昌浩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徐向前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今后到底应该怎么办？路该如何走？一下子，他仿佛变成了一只断线风筝，在巨风中飘浮颠狂，失去依托，暗夜里，徐向前竟在木床上痛哭起来..

　　却说张国焘在刷金寺给陈昌浩发去密电之后，心绪有些不宁。他自个儿揣度着将会出现的几种情况，几种局面。一种是毛泽东等人在前敌指挥部陈昌浩等的挟持下，乖乖南下，按他的意志办事，终于“大功告成”。一种情形是毛泽东等人不服，陈昌浩正在按他的旨意“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张国焘相信毛泽东等人斗不过陈昌浩，因为他知道一方面军中的一军团已经北进至甘南，毛泽东等人身边只有三军团的三、四千人，而四方面军则有三军、四军等部队两三万人。张国焘心想毛泽东不敢与之较量。还有一种情况是毛泽东不来硬的一套，采用软的一手。如果这样，陈昌浩恐难对付。当然他希望出现第一种局面，迫不得已才用第二种方法，他希望不要出现第三种情况。

　　张国焘在总司令部一方面焦急地等待着陈昌浩的来电，一方面电令左路军各部暂停前进。左路军花了三天时间，重过草地，归途中又遇大雨，部队极度疲劳，疾病增加，屡有减员。本来已经北进的左路军，在张国焘错误的指示下，二过草地，遭到不少损失。

　　张国焘终于盼来了陈昌浩的电报。

　　陈昌浩在急电里说：

　　一、三两军团违抗总司令部暂停前进的命令，私自北进。

　　电文里还说毛泽东等人因前敌指挥部已打开北进通道，以左路军为水所阻，不能再事等待而坐失良机为由，竟自动直接下令一、三两军团，以“北上先遣队”名义，单独秘密向北挺进。电报里还说，中央各机关和一、三两军团乘夜秘密移动，一、三两军团原担任的对敌警戒任务，未作交待，就撤守了。使四方面军的某些驻地完全暴露，易受敌军攻击，等到前敌指挥部发觉这件事，一、三军团的殿后人员，才告诉他们这次行动是奉有中央的直接命令的..

　　张国焘阅罢，暴跳如雷。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有这么一招，他气急败坏地在总部办公室里一个人大声骂了起来：

　　“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连一点信义都不讲啦，还算什么布尔什维克？”

　　张国焘涨红着脸，在屋子里不停地来回走着，因过分激动，一会儿脸庞又由绯红变得煞白起来。他琢磨着，在心里捣鼓着。这不过是毛泽东使出的金蝉脱壳的诡计：利用四方面军经过重大牺牲所打开的北进道路，悄悄溜走，再也不管其他大多数同志和军队；使用“北上先遣队”的名义，暗中挟带着中央机关和各要人，要蒋介石误认为中共重心仍在毛儿盖，进攻的箭头不会指向他那个支队。真狡猾啊，老谋深算的毛泽东这一步棋走得妙哉！一箭双雕啊。毛泽东等人既可安然溜走，又把敌人进攻的矛头推向我这里。张国焘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要这么做，一是“失败观念”支配了他，一是“宁肯我负人，不肯人负我”的“权谋”思想在作祟。就由于这种“不健康”的心理因素的主宰，什么共产主义的原则和道义观念，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唉！只有毛泽东会玩这一套“把戏”，现在看来，两军会合后，毛泽东玩的尽是“权术”，而洛甫、博古等死硬的幼稚的教条主义者，不过是供毛泽东“利用”而已。毛泽东等私撤防线，秘密北进，显然是不顾大局的“自私”行为。

　　张国焘越想越气愤，真想向着北方大骂毛泽东一顿，以平息心中的怒火。正在这时，朱德走进办公室来。

　　张国焘对朱德大声说：

　　“毛泽东搞分裂，带领一方面军私自走了。你看看，这是陈昌浩刚发来的电报。”

　　朱德看完电文十分惊诧，一点没有思想准备。慈祥温和的双眼赶快从张国焘激愤的脸上移向窗外，紧紧凝视着窗外一株高大的楸树，沉默着，黧黑的颜面泛起一种痛苦的表情，身子纹丝不动。

　　张国焘看见朱德不说话，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他希望朱德的嘴里响起一串谴责毛泽东不仁不义的声音。骂得越凶，他越高兴；骂得越起劲，他越解恨。可是朱德保持着缄默，因为他不明白事态为什么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党中央竟来个“不辞而别”，这个中的原委是什么？真有点蹊跷呀。他一张饱经风霜的面庞笼罩着一股异乎寻常的严峻而又深沉的情愫，额头上那些纵横交错的皱纹里，好像储满了深邃的思考..

　　朱德为中国革命历史在这儿打了个结，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朱德为当前红军出现的裂痕，陷入极端的痛苦之中..朱德为红军这个遭受过极度创伤的巨人被无情的历史刀剑劈成两半，陷入莫可名状的悲愤之中..豪爽、正直、忠厚的朱德，说什么也不理解当前会出现这个难堪的局面..张国焘独自又发泄了一阵后对朱德说：“毛泽东抹煞了总司令部的职权，不顾党的团结，私自带兵北溜，他既然会搞分裂，我们只好单独行动了，不再听中央的那一套。”朱德凝视着张国焘燃烧着愤怒之火的双眼，严肃地说：“一方面军进到甘肃地区以后，蒋介石还是不会放松他们，他们仍会遇到很多危险，处境也不会好，斗争依然困难。希望一般同志，不要过多责难，应以党的团结为重，最好大事化小，从而弥补这个裂痕。”

　　张国焘看朱德是这么个息事宁人的态度，也不好再说什么，加上朱德在红军中的威望，张国焘也不好把朱德怎么样。他只是感到朱德对毛泽东的“分裂”行为不作谴责，有些窝火，心里暗暗地说：你这个老家伙，是个和事佬，一点没有“原则性”。

　　张国焘“声讨”毛、周、张、博

　　1935年9月中旬，左、右两路军（右路军中的一、三军团除外），奉张国焘的命令，分别从阿坝和包座、班佑地区南下，向大金川流域的马塘、松岗、党坝一带集结。徐向前与陈昌浩率右路军的四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回头再次穿越草地。

　　浩渺沉寂的大草原、黄草漫漫，寒气凛冽，弥漫着深秋肃杀气氛。徐向前骑在马上，目睹着草地上荒凉冷寞的景象，想起两军合而后分，分道扬镳，自己又走回头路，心中别是一番滋味。

　　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留下的行军、宿营痕迹，历历在目。那些用树枝搭成的“人”字棚里，堆着些无法掩埋的红军尸体，横一个竖一个的窝在里面，大多已经腐烂，散发出一股浓烈的恶臭，让人嗅着即想呕吐。徐向前不得不掩鼻而过，目不忍睹。

　　徐向前在马上思索着红军为什么会出现分裂？造成如此难堪的局面？烈士的血迹未干，革命尚未成功，竟闹起内讧来。这一具具阶级弟兄的尸体，不是倒在与敌人拼杀的沙场上，而是殁于大自然恶劣的环境里。而今，衣单食乏、疲惫不堪的红军。又再次投进险恶的大草原，顶风雨，履泥沼，熬饥寒，又一次同草地的恶劣环境搏斗。这是为了什么？是命运的捉弄？抑或天意使然？他亲眼看见在第一次过草地时倒毙着红军尸体的荒草丛里，又倒下一些因疾病或饥饿死去的战士。他们是没有气力再前进了？还是不愿再前进了？那些已经腐烂得快要干枯的尸体旁边，又平添若干面黄肌瘦的阶级弟兄的遗骸。是为了给早已升入“天堂”的弟兄作伴？犹恐将他们遗弃在漠漠荒野感到孤寂？还是以此来“抗议”张国焘造成的罪孽？老鬼新魂，一齐在浩浩渺渺冷冷酷酷的大草原上游荡。第一次过草地时都艰难地挺过来了，是谁让他们重蹈艰难？第一次过草地犹未献出生命，可在第二次过草地时竟无法躲过这场劫难？有的刚刚倒下的红军，似乎还睁着痛苦的双眼，死不瞑目，怅望着乌云滚滚的浊空，作无声的控诉..

　　朝思暮盼的会师，会师以后又倏尔分开，合而后分，几个月来的冲突矛盾，犹如一场恶梦。徐向前目睹着身边发生的一切，瞻望未来的前途，百感交集，心事重重，抑郁不已。一路上踽踽而行，话都懒得说。

　　徐向前率部抵毛儿盖，稍事休息后，旋即沿黑水以西的羊肠小道，向党坝、松岗开进。所幸正是苹果、核桃、柿子成熟的季节，部队沿途尚可找藏民购买或交换，倒可解决果腹的问题。

　　且说张国焘自与中央闹分裂后，心境也很复杂，复杂中溶进了一点儿活脱。他感到甩掉了中央，凭自己的意愿正好大干一番，免受毛泽东等人所掣肘。既然中央来个“不辞而别”，迈出“分裂”的第一步，那我姓张的今后可再不接受中央的号令了。对于他来说，他觉得这不是件坏事。他在思索下一步自己该如何办？

　　张国焘在刷金寺红军总司令部正踌躇满志之时，忽接党中央自高吉发来的电令：“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

　　张国焘将电报往桌上一掷，生气地对身旁的黄超说：

　　“左一个贯彻战略方针，右一个贯彻战略方针，每次来电都说是为了贯彻战略方针，难道说，只有北上才是贯彻战略方针，南下，就不是？自己朝北边逃跑了，还要人家跟着逃跑！”

　　张国焘发怒了，黄超在一旁看着，连气都不敢出。

　　停了停，张国焘又大声对黄超说：

　　“你立马给毛泽东他们发报，要他们赶快南下，北上将成无止境地逃跑，不拖死也会冻死。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望速归来。”

　　张国焘接着想到，毛泽东搞“分裂”，把部队带走了，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不了解事件的真象，应该召开一次会议，给大家说说，让大家来谴责毛泽东等人的“分裂”行为，赶快把中共闹“分裂”的真象公开，今后我张国焘要做点什么？也好交待。毛泽东等人既敢铤而走险，不顾四方面军的兄弟，今后也不由得我张国焘了。越想他越觉得有开会的必要，而且事不宜迟，要尽快开，不然，毛泽东等人还会老在那里发号施令。今天一个电报，明天一个电报，催四方面军北上。不把“真象”摊出来，硬是以为我张国焘不服从中央命令，有意闹山头，与中央过意不去。这是毛泽东一贯的行为：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分裂”的责任，完全在中央，具体点说，是毛泽东！

　　张国焘思想停当，打定主意，趁四方面军完全结集在阿坝之际，迫不及待召开所谓四川省委扩大会议。

　　会议以川康省委名义，在阿坝的格尔底寺大殿内举行。格尔底寺，是阿坝最大的一座喇嘛庙，气势雄伟，庙侧有一圆柱形高耸的塔尖。庙前竖起一道道白色的经幡，在9月的秋风中瑟瑟颤动。庙内藏人燃烧的清香，氤氲环绕在一只只鎏金的盘脚香炉上空。一盘盘贡果，满满的堆放在香案上。殿内的圆柱上贴着佛金，镂刻着许多吉祥的图案。入内，使你有一种金碧辉煌的感觉。为了把开会的气氛制造得浓一点，张国焘命令在大殿显眼的地方高挂着一条横幅标语，上书：“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这样会议的主题就更加明白啦。

　　开会的大约有一百多人，除省委委员外，张国焘还动员来工会、青年团、妇女部的干部，为的是壮声势。

　　张国焘还特意通知朱德、刘伯承参加开会。

　　开会的人陆陆续续的来了。那些不明真象的人，看见高悬在大殿上的标语，十分惊讶地窃窃私语，互相询问：中央到底出了什么事？毛泽东怎么样？

　　有认得朱德的走过来，悄声问道：

　　“总司令，中央怎么啦？”

　　朱德该怎么回答呢？他摇摇头，沉静地望着提问的人，轻声说：

　　“等会，听张总政委讲话后再说。”

　　朱德、刘伯承被指定坐在最前排的长凳上，他们的旁边是徐向前、陈昌浩、黄超等。

　　人还未到齐，张国焘在大殿的前面不停地走来走去，晃动着肥胖的身体。一会又停下来与陈昌浩、黄超轻声交谈着什么。此刻，他完全陷入一场由他发动的“声讨”中央“罪恶”的思想活动之中。在他看来，这是在另外一个战场上发生的战斗，和战场上的真枪实弹差不多。他决心要打好这场战斗。这也是由他导演的一场大戏的第一幕，他决心要开好这个头，让下面的戏按他的意志继续演下去。不消说，他既是即将出台的一场大闹剧的导演，更确切地说，他应该是主角。帷幔既然已经拉开，让我们好好看看张国焘的一出出连台戏吧。

　　那些住得较远的，也纷纷赶来了。

　　张国焘看人到得差不多了，走上大殿的一个小平台上，激忿地对大伙说，一开始声音就很大。

　　“同志们，今天的会，我不消说，大家一看标语就明白了。但我还是要向大家报告，中央政治局的部分同志，具体地说，就是毛泽东、洛甫、周恩来、博古等人，私率一、三军北上，搞分裂，逃跑了。毛泽东等人口口声声说要北上，北上有什么好处呢？一方面敌人已在北面做好了堡垒，集中了相当的兵力；同时地形、气候、物质等条件，都可使我们在北进中陷入不利的境地，使我们在北进时失掉战胜敌人的先机。毛、洛、博、周等同志，继续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不顾整个中国革命的利益，破坏红军的指挥系统，破坏主力红军的团结，实行逃跑政策。你们说，这样的行为，该不该反对？同志们，只有南下打击敌人建立苏区，才是唯一正确的进攻路线，大家要坚决执行。对那些不愿执行党的进攻路线的人，要坚决的斗争，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应当予以纪律制裁，使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经张国焘这么一渲染，听众有的表现得愤怒，有的则表现出迷惘，不知中央为什么会闹出这么大的事来，以致大多的神情显得有些儿沮丧、不安，纷纷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会场秩序颇有点不好。

　　张国焘看见会场乱糟糟的，提高嗓门说：

　　“同志们，大家不忙议论，安静一点，等我讲完后，再发言，我还要告诉大家：

　　“毛泽东等人制造分裂，向北逃跑的时候，把仓库里面的枪枝、弹药、粮食，还有一些伤员，统统放火烧了。你们说，这叫什么行为？哪里有一点人道？..”

　　“北上是右倾逃跑，是错误的！”

　　“什么北上抗日，完全是逃跑主义！”

　　“烧枪枝、烧粮食，烧伤员，军阀主义！”

　　..

　　张国焘的话还没讲完，乱糟糟的会场一下飞出若干顶“帽子”，你一言，我一语，调门一个比一个高。

　　有人举着拳头高喊：

　　“制造分裂，没有好下场！”

　　有的甚至呼出蛊惑人心的口号：

　　“控诉毛、洛、周、博的逃跑罪行！”

　　“坚决跟着张总政委南下！”

　　会场的气温一下便升高了，升到张国焘满意的程度。

　　张国焘红着眼扫视了一下台下群情激愤的人，又瞧了瞧坐在第一排的朱德与刘伯承。只见朱德镇定地坐在那里听着发言，时而翻翻放在面前的一本书，时而抬头看看台上。张国焘当人们一阵起哄后没有人发言的时候，装腔作势地说：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呀，有意见就讲嘛！”他的话明显带着煽动。

　　接着，又是一阵起哄、围攻，有的甚至拍起桌子质问朱德：

　　“总司令，你必须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线！”“总司令，你必须当众表态，反对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北上抗日的决定！”张国焘趁机挑动着说：“总司令，你讲讲嘛，表个态。”朱德严肃地看了一眼张国焘，随意说了一句：“你已经定了调子，我还说什么？”张国焘不以为然地说：“你要同毛泽东划清界线，反对毛泽东北上的路线。”朱德站起来，转了个身，面对大家和颜悦色地说：“中央决定北上抗日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

　　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该担当起抗日救国的重任。我是个共产党员，参加了中央的会议，举手赞成过这个决定。我岂能出尔反尔，反对中央的决定。我和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会师以来，就在一起，人家都叫‘朱毛，朱毛’，哪有‘朱’来反对‘毛’的呢？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我是赞成的，毛泽东没有错。”

　　朱德半侧着身子，反问台上的张国焘：“遵义会议的决定，中央曾电告四方面军，你看到电报没有？”张国焘吞吞吐吐，支吾不语勉强地点点头，然后不高兴地对朱德说：“你必须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承认毛泽东他们北上是逃跑。”朱德扬起头，大义凛然地对张国焘说：“我再重复一下，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决不会反对。你

　　可以把我劈为两半，也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朱德这一掷地作金石声的回答，使得会场鸦雀无声。张国焘气急败坏地在台上大步走来走去，铁青着脸，两眼露出凶光，似要找人决斗的样子。张国焘十分不满意朱德的回答，但他此刻也不知怎样才好，黄超跳出来没头没脑地大声对着朱德说：“你是老糊涂！你是老右倾！你是老而不死！”黄超的话，根本不是什么发言，简直是一种黔驴技穷的谩骂了。朱德鄙夷不屑地看了身边不远的黄超一眼，正想说点什么，刘伯承实在憋不住啦，站起来怒不可遏地厉声喝道：“你们是开党的会议，还是审案子？”于是会场上斗争的矛头，立即转向刘伯承。黄超仗恃大声质问刘伯承：“刘瞎子，你既然反对批判毛泽东等人的分裂行为，又为什么不跟着毛泽东的屁股跑呢？原来你们都是一路货色。”刘伯承有意把目标吸引过来，好让朱德在围攻中喘一口气。黄超又质问朱德：“你说毛泽东对，为什么他们走的时候把仓库里所有的东西都烧了，连伤员也不放过。”朱德激动了，深邃的双眼燃起愤怒的火花，那钢铁般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义正辞严地对大伙说：“这纯粹是谣言！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优待俘虏。红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他亲自订的。对俘虏还要优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过草地干粮不够，动员大家吃野菜，怎么会把粮食烧掉？我们非常缺乏枪枝弹药，又怎么会烧掉呢？这纯粹是造谣！..”朱德的话还没讲完，张国焘生气地冲着大伙说：“不管怎么说，北上是逃跑主义，只能吃青稞糌粑。南下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打到成都吃大米！”“打到成都吃大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拥护南下的进攻路线！”黄超龇着一口黄牙，肩背驼着带头呼出了蛊惑人心的口号。乱糟糟的口号声，充斥着朱德和刘伯承的耳膜，朱德眯缝着愤恨的双眼直摇头，刘伯承鼓着那只战争给他留下的眼睛，盯着一片乌烟瘴气的会场。他们两人也都表现出勇者的愤慨，智者的镇静来。而那些受张国焘蒙蔽来开会的将领，目睹张国焘、黄超的嚣张气焰，不知怎样才能应付眼前发生的一切，感到困惑、迷惘和不安..

　　在一阵吵吵嚷嚷声中，张国焘结束了由他操纵的所谓川康省委会议。通过了所谓的《阿坝会议决议》。

　　朱德和刘伯承离开格尔底寺大殿，迈着沉重的双脚走在9月的川西北草原上。傍晚，瑟瑟的秋风，一阵阵拂弄着地上快要枯黄的野草，四野一片荒凉肃杀的气氛，天苍苍，野茫茫。”

　　开始，他俩谁也不想说话，过了一条混浊的小沟，刘伯承实在憋不住了，问朱德：

　　“总司令，张国焘也太跋扈了，大庭广众之中，公开攻击党中央，说这个错了，那个错了，唯有他正确。又不让人讲话，你顶了几句，就遭围攻。我实在看不惯，军阀作风。”

　　朱德点点头，深沉地说：“我看张国焘的戏，肯定还要继续演下去，这才开张哩。”刘伯承回答说：“我也在这么想，刚才这个会，不过放了一点烟幕，后面的可能还会更热闹哟。”朱德不安地说：“这样闹下去，红军定会受损失，部队的团结是个大问题，我实在为红军的前途担心。”“哎！”刘伯承叹了口气。“有什么法子哟，他有权有势，敢于胡作非为。”朱德又补充了两句。刘伯承回到总参谋部，天也黑尽。特务员小黄替他点亮方桌上的马灯。

　　他的房间十分简单，两扇门板一架就是床铺，床头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桌上放着几张用毛边纸制作的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大串字迹的信笺，和一支毛笔一个砚台。另外还有一叠他正在翻译的《苏军野战条令》文稿。

　　刘伯承有一张方形的脸，圆圆的下颌，戴着一副琥珀黄边的眼镜，右眼下陷，没有光泽，当然也就更无神采。那是早年他服务于川军时英勇作战受伤后换上的假眼，留下一个难忘而又痛苦的纪念。他心情烦躁地想翻看一下昨夜才译好的一段文字，但怎么也无心看下去，他眨眨酸涩的眼睛，鼻梁上便拥起一些很深的皱褶，马灯的光映照到这些皱褶上，使那只凹下去的假眼更加陷下去了，像一个小小的深谷，叫人感到那里面仿佛隐藏着一些根深的什么？也许是痛楚，也许是神勇，也许是追悔，也许什么都不是，是战争的赐予..

　　白天会上，他忿激地替朱德解围，出于道义，出于对革命同志、战友的手足深情，竟遭到黄超的攻击。黄超极无礼貌地直呼其“刘瞎子”，他虽然为受到的侮辱而痛心，但更为张国焘破坏红军的团结而忧虑不安。

　　刘伯承感到双眼有些涩胀，特别是那只假眼，很不舒服，似乎有一点刺痛的感觉。于是他取出那颗浑似眼珠的晶体，用土碗盛一点清水浸泡着。大约过了十来分钟，取出重新镶嵌在眼眶里；他才感觉要好受一点。

　　十八、九年前惊心动魄的一幕，不期然地又重新展现在他的面前――

　　1916年春，投身四川护国之役，在四川的丰都府北洋军的作战中，厕身川军熊克武部的一个年轻军官，指挥部队向弃城溃逃的北洋军勇猛攻击，身先士卒，一直冲在前面。一颗流弹突然飞来，不偏不倚，击中这位年轻军官右眼，当即眼球破裂，鲜血淋漓，他身边的士兵立刻把他抬到城里一个小邮局养息。恰在这时，这个小邮局的局长闯进门来，见地上停着一个血迹斑斑的人，吓了一大跳，即刻慌忙拖来一领破草席遮盖起来。士兵们知道他并没有死，很快请城里的名中医――恒春中药房的老板治疗护理，后来又转送重庆治疗。

　　川军中这个受伤的青年军官即是刘伯承。

　　重庆临江门日本领事馆侧，有一个德国人开的诊所，人称阿医生，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军医，医术高明，外科堪称蜀中翘楚。阿医生第一次替刘伯承动手术，只是摘除坏死的眼球，剐去残存的腐肉，处置好眼底的血管神经。数月后，阿医生自德国捎来为刘伯承配制的假眼，待安装时，发现伤眼重生腐肉，较前糜烂尤重，不得不再动手术，进行处理。刘伯承怕麻药对神经不利，拒绝使用，对阿医生说，救国救民，来日方长，安能伤及神经？阿医生十分惊诧，几个小时手术，不用麻醉，如何挺得住！见刘伯承决心已定，阿医生只好作罢。三个小时的手术过程中，刘伯承手捏椅柄，面无惧色，平静坦然，只是汗水下滴不止，阿医生惊怜地问刘伯承：“不痛吗？”刘伯承微笑着说：“些须七十余刀，小事耳！”阿医生越发惊异问道：“你怎么知道动了七十余刀？”刘伯承安详地回答说：“你每割一刀，我则暗记一数，由此知之。”阿医生瞠目结舌，伸出两手翘起拇指大声称赞道：“军神，简直是军神！”

　　数月后，丰都县城那个小邮局的局长碰见一个好生面熟的人，左右端详，忽然像发现了什么似的，吓得魂不附体，面色煞白，噗嗵一声，双膝重重跪在地上，捣蒜似的连连叩头，身子像筛糠似地说：“长官，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你死了，我从床上拿来一条草席盖在你的身上，请你不要吓我，我好生替你烧香。”

　　丰都，是中国有名的鬼城。城中很多鬼的故事。刘伯承在邮电局长的眼里，也做了一次“鬼”，也串演了一回鬼的故事。

　　刘伯承还陷在深深的回忆之中，对张国焘白天在会上的所作所为深为气愤。同时感到党中央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行动太突然，他担心一、四方面军两支部队会因此而产生裂痕，导致分裂。如果是那样的话，国民党军队就会乘虚而入，革命就会遭到严重挫折。一缕隐忧立刻袭击着他..

　　“笃笃――笃笃――”

　　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把他从苦恼的氛围中唤醒。刘伯承走过去，打开门，两个活活泼泼的小鬼――特务员小黄领着总参谋部四局的工作人员汪荣华，一闪身走进门来。刘伯承微微一笑：“小汪，有事吗？”小黄替汪荣华回答：“她找不到总参谋长住的地方，要我领她来。”汪荣华认真地对小黄说：“多谢你了。”小黄瞟了汪荣华一眼：“有什么谢的哟，客气个啥？我的任务完成啦，你有什么事找首长谈，就谈吧，我该走了。”小黄离开后，刘伯承温和地对汪荣华说：“小汪，坐下，有事慢慢说。”汪荣华在木椅上坐下来，有些拘谨地操着一口安徽话对刘伯承说：“参谋长，局长要我来报告，部队第二次过草地时，留下一大批伤员，一缺医药，二缺粮食，伤员非常痛苦，有的不愿活了，差不多每天都有自杀的事情发生。好多天来，管理科总在为分发青稞麦犯愁，每天打来的粮食都不够供应，有时连伤员吃的都保证不了。大家都希望参谋部好好考虑一下部队的行动方针，最好迅速离开这些地方。”

　　刘伯承睁着那只明亮的左眼注视着汪荣华，静静地听着她的叙述。然后说道：“好，你反映的情况很重要，我们要认真考虑..不过，噢！但问题复杂呀..”19岁的汪荣华噘着一张小嘴，不解地问道：“参谋长，我们过了一次草地，为什么又要过第二次草地，这次过草地死了好多人。”

　　“唉！――”刘伯承长叹了一声：“一时也说不清楚。你刚才反映的问题，明天我找朱总司令谈谈，再向张总政委反映。你们四局对当前部队的行动，还有些什么意见？”

　　汪荣华掠了一下黑黑的发丝，睁着细长的眼睛紧接答道：“意见可多啦。这几天，大家都在议论，有的说一、三军团搞分裂，党中央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搞分裂，把四方面军扔下，悄悄向北逃跑。”刘伯承苦笑了一下，那只明亮的眼睛猛地好像失去了光泽。他扶了扶眼镜，站起来，背着手，在小屋里边踱边说着，仿佛在自言自语：“还听到些啥子？”汪荣华认真地说：“同志们说，一方面军是小脑袋，都是些知识分子；四方面军是大脑袋，都是些工农分子，知识分子整工农分子，小脑袋整大脑袋。”刘伯承霍地停下来，有些动气地说：“造谣，纯属是造谣。这是破坏两军团结的言论。不能说一方面军同志头上戴的帽子小一点，就嘲笑人家是什么小脑袋；四方面军同志的八角帽子大一点，就是什么大脑袋。凭什么说一方面军都是知识分子呢？”汪荣华亮起一对黑黑的眼珠回答说：“有的人说，一方面军好多人的口袋里，都插着一支自来水笔，不是知识分子是什么？”

　　“哈哈哈哈，”刘伯承放声笑了起来。“那是什么自来水笔哟，冒牌货，假东西。据我所知，很多人口袋里装着的是一根小木棍，宿营的时候，把它当笔，好在地上划字，学文化。除开像中央的洛甫这样的大知识分子有自来水笔外，有几个人用得起？”

　　汪荣华一撇嘴：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刘伯承坐在床铺上，认真地对汪荣华说：

　　“你刚才讲的这些，都对整个红军的团结不利。以后不要听到风，就是雨，捡到封皮就当信。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加强两支部队的团结，今后要多做对团结有利的事。”

　　汪荣华点点头：“参谋长，还有什么交待的？我想走了。”

　　刘伯承一挥手：

　　“就这些，回去后，多给周围的同志解释。”

　　汪荣华告辞的时候，刘伯承一双粗大的手，轻握了她手一下。

　　汪荣华离开后，刘伯承想得很多很多。

　　汪荣华的身影，依然留在他的脑际。

　　算起来，这是刘伯承第三次与汪荣华见面了。

　　3个月前的那个高原上的夏天，金色的阳光，照射着白皑皑的雪山，映着开满野花的草地，映着杂谷脑小镇欢腾的小街。四方面军机关和部队的代表，排着整齐的队伍，在杂谷脑河边迎接中央代表团的到来。

　　汪荣华当时以川陕省邮政局长的身份，加入了欢迎队伍的行列。

　　在这热热闹闹可以说人山人海的欢迎热潮中，像汪荣华这样的小人物，说什么也不会被中央代表团中的刘伯承所注视。因为四方面军中的女同志多，不像一方面军中只有30来个，而且多系领导人的妻子，为很多人所知晓。可是汪荣华这个来自大别山的茶山姑娘，一下子见到这么多中央领导人，格外喜悦与兴奋，当不在话下。当周围的战友向她介绍那个戴着眼镜、英姿勃勃的红军参谋长刘伯承将军时，她心里同样涌起对其他首长一样的尊敬与爱戴的感情。因为汪荣华随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转战来到巴山蜀水时，战斗在巴蜀的土地上曾不只一次地听到过“川中名将”刘伯承的许多传奇般的故事。今天亲眼得见，而且距离这么近，看得这么真切，怎么不感到兴奋和荣幸！

　　如果说刘伯承与汪荣华的第一次见面给汪荣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不为刘伯承所知道的话，那么，他们的第二次见面，就互相留下印象了，而且有趣得多。

　　一个多月前，总参谋部四局的同志在野外搞到两只毛茸茸的兽蹄，送到一局来，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从没见过。也不知道怎么个吃法。心思，总参谋长辛苦，就送结他打打“牙祭”吧。

　　刘伯承提起兽蹄高兴地说：

　　“啊，这是一对熊掌，是顶名贵的上等菜呀，补人的东西啊，哪儿弄来的？”

　　刘伯承高兴地亲自动手，先用火将熊掌烧焦，刮去皮毛，再洗净砸碎，用脸盆当锅，熬了一锅熊掌汤，叫大伙来吃。刘伯承和一帮青年男女们嚼一口熊掌肉，喝一口熊掌汤，嘻嘻哈哈，兴高采烈。真美！汪荣华和大伙吃得真香，在茫茫的草地上聚了一顿美餐。

　　刘伯承想起这件事，自个儿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眼镜后面的那只右眼眯缝着，显得比左眼小，是双典型的鸳鸯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