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之后，毛泽东更加坚信，为了新中国的发展和建设，必须与苏联结成联盟。在1949年3月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毛泽东就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讲了很长一段话。他说：“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苏联，……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现在非党人士中，也要说明此点，也要做这种宣传。”4月3日，中共与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草拟的《反对北大西洋公约联合声明》，第一次公开点明了苏联是新中国的盟友。

　　为了向莫斯科表示中共的这一愿望，毛泽东加紧了与斯大林的联系。特别是在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问题上，尽管中共不愿将大门关闭，但为取得斯大林的信任，还是时时处处向莫斯科请示、汇报。

　　在当时恢复经济急需贷款援助的情况下，由于向苏联要求的贷款一时无法得到，利用资本主义国家资金的问题便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关注。当时，西方国家的财团也有在华投资的意向。但是毛泽东深知这种问题的敏感性，他必须向苏联通报，并征得斯大林的同意。

　　4月13日，已经成为联共(布)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的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报告了他4月9日同毛泽东长达3小时的会谈情况。会谈时朱德、周恩来和刘少奇在座。毛泽东在谈话中特别指出：美国政府通过代理人(花旗银行)表示愿向中国共产党提供1-3亿美元的贷款。毛泽东还主动表示：“我们把这项建议看作是试图与我们达成交易，这不是为了援助中国人民，而是(按马歇尔的计划)使美国资本主义摆脱危机，并使中国人民服从他们，就像在蒋介石统治时期所做的那样。”不过，毛泽东随后又表示，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中共决定“某些情况下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事实上的联系，但不在法律上建立外交关系”。

　　针对上述电报，斯大林4月19日打电报给科瓦廖夫：“同毛泽东会谈时，请告诉他以下几点：第一，我们认为，中国民主政府不要拒绝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如果这些国家在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正式放弃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话。……第二，我们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不要拒绝外国贷款和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全部问题在于，贷款和做生意的条件不能成为附加在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上的负担，从而使美帝国主义可以利用这些条件限制民主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扼杀中国的民族工业。”

　　显然是因为没有摸透斯大林的真实意图，或者是出于避免引起苏联猜疑的考虑，中共始终未曾接受美国的贷款和经济援助。

　　在中美关系这一敏感问题上，毛泽东也特别注意听取莫斯科的意见。科瓦廖夫回忆说，渡江战役前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就中共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问题向他通报情况并征徇苏联的意见。

　　5月23日，科瓦廖夫又向斯大林报告说：毛泽东简要地通报了5月初中共代表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会谈的情况。毛泽东说，会谈中司徒雷登曾表示其个人意见说，他们美国人现在已停止支持国民党政权，以他为首的美国大使馆留在南京就是证明。他还说，人民解放军一入城(青岛、上海)美国人就把陆海军撤走。司徒雷登表示希望在将来的联合政府中民主人士要尽可能广泛一些。联合政府成立后，只要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美国将予以承认，并同该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关于同司徒雷登会谈的情况，毛泽东说：司徒雷登的声明与麦克阿瑟的行动是矛盾的。麦克阿瑟不久前派两团美国士兵在青岛登陆，并加强了驻上海的舰队。或者司徒雷登说谎，或者军人们(麦克阿瑟)不尊重美国国务院的意见。毛泽东还说：“司徒雷登撒谎说美国人好像已停止支持国民党政权了。我们了解的情况却相反：这种支持一直在积极进行。至于司徒雷登说美国等国大使馆留在南京一事，这又不是为了我们的利益。假如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大使馆撤离中国，我们才高兴呢。”

　　5月26日，斯大林在打给科瓦廖夫的电报中要他转告毛泽东，他表示同意“毛泽东同志对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评论”，并说“联共(布)中央感谢毛泽东同志通报的情况”。

　　不过，当时苏联对中共与美国关系发展的考虑比毛泽东估计得要复杂和微妙。斯大林一方面不愿意中共与美国密切接触，一方面又担心美国出兵干涉中共的解放事业，甚至从某种角度上可以说，斯大林对当时中国局势发展的主要忧虑不在于中共与美国建立某种关系，而在于中共采取过分激烈的军事行动会给美国出兵干涉中国内战造成借口。因为一旦美国出兵，苏联将面临十分困难的选择：如果苏联介入这场冲突，势必与美国在亚洲卷入一场战争；如果苏联采取回避态度，万一中共不敌美国，就会直接损害苏联在中国北方的既得利益。

　　至于历史学界长期争论的斯大林是否曾阻止中共打过长江的问题，据笔者目前看到的史料，尚未发现有这方面的直接的文献证据。不过，从罗申的活动和斯大林关于苏联出面调停的上述电报可以看出，苏共确实有意让国共双方划江而治，虽然这是没有明言的。所以，毛泽东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屡次表示对斯大林有怨气是事出有因的。胡乔木的说法还是可信的，即斯大林没有正式提出过阻止中共军队渡江作战，但这种意图是有的。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就曾表露过类似的担忧。1949年4月1日，即在中共军队渡江前，美国驻华公使衔参赞克拉克(Clark)致电马歇尔说，罗申告诉他，如果中共最终夺取全国就会感到“骑虎难下”，面对无法应付的局面。实际上，真正感到“骑虎难下”的是斯大林。例如，中共军队在渡江战役中炮击英国“紫石英”号护卫舰和“伦敦”号巡洋舰后，英国内阁召开紧急会议，保守党要求对红色中国宣战，并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此时正在北平的科瓦廖夫根据莫斯科对他的报告的反应，“感到危机时刻已经来临”，“辽东半岛的苏军以及在旅顺口和太平洋其他基地的苏联舰队已处于完全的战备状态”。但“对所有人来说，庆幸的是避免了冲突的发生”。

　　正是由于担心刺激美国，苏联甚至不愿公开与中共密切接触的情况。斯大林在1949年5月26日给科瓦廖夫的电报中特别指出：“我们认为目前不宜广泛地表现出苏联同民主中国的友谊。”或许也是出于这一原因，斯大林要求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应秘密访问莫斯科，对外报道则以高岗为首的东北贸易代表团的名义。

　　1949年6月21日，以刘少奇为首、包括高岗和王稼祥在内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动身前往苏联，26日抵达莫斯科。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采取的最重大的外交举措。这次中共代表团出访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通过双方高级领导人的会晤，直接向斯大林表明中共在国内外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加强与苏联的关系，为中苏结成同盟打下基础，为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面铺平道路。同时，学习苏联建设和管理国家的经验，争取苏联给予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在一个半月的访问期间，刘少奇通过与斯大林及其他苏联领导人进行的多次会谈和交换的各种文件，基本上达到了这次出访的目的，但有些问题则留待毛泽东亲自去莫斯科解决。

　　从目前披露的档案文献看，中苏双方讨论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刘少奇通报中国国内的基本形势和中共有关建国的方针和政策，征求苏联方面的指示和意见。7月4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的名义向联共(布)中央及斯大林递交了一份报告。斯大林在阅读这个报告的俄文本时在文件上做了许多批注，并划了许多着重线，这些批注和着重线表明了斯大林对中共代表团所提出的问题的态度和倾向性意见。

　　刘少奇在报告中首先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基本上取得了胜利，不久就将取得完全的胜利。”“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发生在第次二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无产阶级与人民民主力量，特别是苏联，给予中国人民的帮助，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决定性条件之一。中国共产党利用了这些条件。在中国革命中，有成功地组织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土地改革的经验，在乡村中长期进行武装斗争、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经验，在城市中进行秘密工作与合法斗争以配合武装斗争的经验，以及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内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可能是很有用的。”谈到今后的任务，报告认为应“争取在最短时间内结束战争，肃清蒋介石国民党残余，并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管理和建设这个国家”。

　　关于未来的国家管理问题，报告说：“我们决定在今年8月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联合政府，现在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不是由共产党一个党或少数几个党发起和召集的，而是由中国所有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共23个组织共同筹备和召集的。这种方式使党外人士非常满意。”报告指出：“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与政权性质”，“它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它是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实行专政的。(什么是‘官僚资本’？)”报告强调：“人民民主专政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须解释的。(对！)”“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是人民代表会议制，这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议会制，而相近于苏维埃制，但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也有区别，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人民代表会议。(对！)”

　　报告区分了中国的内部斗争与外部斗争：“所谓内部矛盾与内部斗争，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各阶级间、各党派间的矛盾与斗争，这在今后将会逐渐加强，但与外部矛盾比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仍然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或者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一个政权如果以主要的力量去反对资产阶级，那便成为或开始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了，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对！)”报告特别强调：“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民族资本完全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要看国际的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估计可能需要10年到15年。”

　　刘少奇在报告中阐述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几项原则：“一、和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二、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三、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这些国家内部的矛盾。(对。)四、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的贸易。”

　　关于如何对待西方国家在华经济利益的问题，报告说：“目前，我们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企业，除在若干方面加以必要的限制外，一般还是让其继续活动。(什么样的限制？)”至于“对外国原有的报纸杂志和通讯社及新闻记者，中共中央已决定停止他们的活动和出版，各地均已执行。但在上海，因为帝国主义掌握了上海的若干经济命脉，中央批准了上海同志的提议，暂缓实行此项决定，但以后仍准备加以执行。”“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办的学校和医院等，暂时让其在遵守我们法令的条件下继续办下去，但不许再设新的，待将来国家有力量接收这些学校和医院时，将加以接收。对宗教机关，一方面允许其在遵守我们法令的条件下继续活动，另一方面进行一些反宗教的宣传，对教会和教堂的土地经教民同意予以没收和分配。(对。)其他外国机关团体的土地亦予以没收和分配。”

　　关于在华的外交官员，报告中说：“各国在中国的外交人员，我们都没有加以承认，只当作侨民对待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使人民感觉到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中共是不怕帝国主义的，并使我们免去了许多麻烦，使各民主党派不敢与帝国主义的外交人员接触，甚至普通人亦不敢接触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外国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外交人员利用名种场合请求并设法与我们保持联系，企图取得我们的正式承认。我们现在实行的对外国人的政策，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不敢实行的。但这样做，各国侨民感到有诸多不便，许多人请求出境，同时，我们自己在这方面也有一些不方便。”

　　关于新政府成立后与各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及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问题，刘少奇提出：“各帝国主义国家可能有一段时间不承认我们，或提出若干束缚我们手脚的条件作为承认我们的代价，在这种时候，我们应采何种政策？(区别对待。谁不承认中国，中国在贸易上就不给它任何优惠――美国的经济危机迫使它不得不重视与中国的贸易，为此要利用中国的商人。)束缚我们手脚的条件，我们当然是不能答应的，但我们是否应采取积极的办法，以便保证取得这些国家的承认，使我们能够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占有合法的地位？另一方面，我们是否要再等一等，不急于得到这些国家的承认，(是的！最好不急。)为了避免发生不愉快，先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事情？(对！)在中国新政府成立后，苏联及东欧各新民主国家是否能尽快承认我们，即使各国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无视我们的政策。(对。)”报告同时表示：“如果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中国新政府，我们就准备与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我们希望苏联能够率先承认我们。”

　　根据斯大林对这份报告的批注以及后来的会谈情况，可以认为，斯大林对中国形势的基本状况是满意的，对中共中央关于新中国的建国方针和政策也是基本赞同的。就是说，中苏两国在发展道路上虽处于不同的阶段，但方向和目标是一致的。

　　第二，刘少奇阐明了中共中央在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问题上的原则和立场，即新中国将坚决执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反对走“中间路线”。斯大林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中苏两党应建立密切的关系，互相帮助。这样，就确定了中苏之间建立同盟关系的基础。

　　为了向斯大林表明中国与苏联结盟的坚定态度，毛泽东在刘少奇到达莫斯科后，于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宣布新中国将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中共的这一立场受到斯大林的重视和赞赏，7月6日《真理报》刊登了毛泽东的这篇文章，甚至还出版了单行本。刘少奇在7月4日的报告中也特别解释了毛泽东所说的“一边倒”方针：“在国际活动的政策上，我们一定要与苏联一致。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向各民主党派做了一些解释。一些党外人士批评我们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毛泽东答复他们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与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的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对此，斯大林表示极为赞赏。

　　报告还指出：“苏联和中国之间牢固的民族友谊对于两国和全世界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特别对于中国的独立和建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共中央是完全了解这种重要性的。中国共产党一定为增进和巩固这种民族友谊而不懈地努力。”

　　刘少奇在谈到中苏两党关系时表明：“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为的，即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我们中共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尽管共产国际已不存在，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我们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密切两党的相互联系，相互派遣适当的政治上的负责代表，以便处理两党有关的问题并增进两党相互的理解。”

　　尽管斯大林不同意中共服从联共(布)领导的提法，但对于中共真诚的态度，斯大林显然是颇有感触的。在会谈中，斯大林主动谈到过去苏联在同中国共产党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其中主要是他在1945年要求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妥协问题上的失误。他说：“由于不了解情况，我们过去曾经给中国的革命出了一些不好的主意，给你们的工作带来困难，干扰了你们。”刘少奇表示“没有什么妨碍”，但斯大林一再表示歉意，并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成熟的党，在政治、理论和国家建设各方面都取得迅速发展，祝愿中共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刘少奇说：“我们还是你们的学生。”斯大林毫不迟疑地表示学生也可以超过先生，革命的中心将会从欧洲转移到东方，那时你们的历史责任就加重了。我们会落后的，你们会进步很快，也一定会超过先生，希望中苏两国无论什么时侯都要讲团结。斯大林还说：“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作为翻译的师哲感觉，斯大林是以深感内疚并抱有歉意的语气讲这番话的。

　　斯大林还通过中苏两国进行国际分工的建议，表明了苏联赞同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的意向。斯大林主动提出：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就是说要分工合作。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本身和革命经验会对它们产生较大的影响，会被它们参考和吸取。……因此，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咱们两家来个分工：你们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在这方面多多发挥你们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斯大林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西方的社会民主运动停滞了下来，革命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了东方，而现在又转移到了中国和东亚。……你们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也许在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问题方面，我们苏联人比你们强一些。不过如果谈到把马克思主义原理运用到实践方面，你们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过去我们已经向你们学了许多东西。

　　在中苏两党关系的历史上出现这种融洽和谐的现象，应该说还是第一次。

　　第三，刘少奇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苏联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更多的援助。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基本上满足了中国方面的要求。

　　斯大林明白中国最急需的就是经济援助，根据俄国的会议记录，斯大林在中共代表团到达后第一天，即6月26-27日深夜的会谈中，主要讲的都是如何向中国提供援助的问题。斯大林首先说，联共(布)中央决定向中共中央提供3亿美元贷款，而且这笔贷款是按照1%的低利率，以设备、机器和各种类型的材料的商品形式提供给中国，为期5年。中国将在贷款完全生效后10年之内偿还。关于签订贷款协议问题，斯大林说有两个方案：第一，由联共(布)中央和中共中央代表签订协议；第二，授权苏联政府和现已建立的中国东北政府签订协议，等到今后建立了全中国的民主联合政府再通过苏中两国政府间的谈判来签订协议。斯大林还说，苏联已经准备好向中国派遣一批专家，而且其待遇只须与中国的优秀专家相同即可，其余部分则由苏联政府补贴。苏联还准备派专家并提供扫雷艇，帮助中国清除上海周围的水雷。斯大林说：“中国应当有自己的舰队，我们准备帮助你们建立舰队。例如，现在我们就可以打捞那些军事的和商用的沉船，并帮助把它们修理好。至于你们请求帮助巩固青岛的海防，我们可以派遣一支分舰队去青岛港，但要在建立全中国的政府以后，以拜访的形式去。”在回答中国关于建立莫斯科和北平之间的空中航线的请求时，斯大林说“我们已经作好准备，现在就可以着手建立这条航线”，并答应帮助中国建立飞机装配修理工厂。

　　在以后的会谈中，双方还商定苏联在旅顺帮助中国办一所海军学校。苏联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建立海防，还答应帮助修一条从蒙古乌兰巴托到中国张家口的铁路。刘少奇根据国内来电的要求，向斯大林、华西列夫斯基、布尔加宁等提出，为准备在一年左右时间组成中国人民空军战斗部队，请苏联方面给予援助：第一，拟向苏联定购雅克式战斗机100-200架、轰炸机40-80架，并配足各项备份机件及日式或德式重磅炸弹；第二，拟请苏联航空学校代我训练空军人员。苏联方面对这一计划当即表示赞同，只是提议航空学校不必设在苏联，可考虑设在中国国内。斯大林还根据中国的要求派出苏联空军布防在旅顺到大连之间，以对付国民党的空袭。此外，双方还同意在情报及反间谍方面进行合作。高岗和刘少奇说，过去苏联在中国的大部分情报网已经靠不住，甚至正在为美国和蒋介石工作，他们要求停止这些无法控制的间谍的活动。斯大林回答说：“形势要求我们把我们双方的情报机构联合起来，我们准备立即这样做……让我们采取联合阵线的行动！”

　　刘少奇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还提出向苏联学习管理经验、在苏联参观访问、派人到苏联学习以及请苏联专家到中国帮助进行经济建设等要求。刘少奇说：“我们长期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面的事情知道得很少，现在要来管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并进行经济建设和外交活动，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在这方面，联共(布)给予我们的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迫切地需要这种指示和帮助。除苏联派专家来中国帮助我们外，我们还希望派一些苏联教授到中国来讲学，并由中国派一些参观团去苏联参观和学习，除此之外，派一些大学生去苏联学习。”在7月6日给斯大林的信中，刘少奇又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苏联解答或给以指导的问题，这包括了解苏联的国家结构、经济政策、文化和教育机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结构等方面的情况。苏联方面尽力满足了刘少奇和中共代表团的这些要求。

　　7月4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和高岗，同意由中苏两方组织一个共同委员会把向苏联贷款和订货等问题具体化。但是，鉴于中国方面的经济机构刚刚建立，既缺少专家，又缺乏必要的资料，根本无法提出所需设备和货物的清单，毛泽东建议刘少奇与联共(布)中央商量，可否把共同委员会设在中国，由科瓦廖夫“先带主要专家来华与我们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如果斯大林同意先派专家来华组织共同委员会，那么最好请科瓦廖夫先带铁路、电力、钢铁、煤矿、煤油矿、军事等专家同来。7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致电刘少奇：为准备在一年左右时间建成中国空军战斗部队，拟向苏联定购飞机、聘请专家，希望代表团同斯大林作初步商谈，如苏方原则同意，再派刘亚楼率一个小型代表团赴苏具体商谈。

　　按照毛泽东的建议，8月2日刘少奇致函斯大林，说希望让科瓦廖夫和已经确定的苏联专家同他一起回国，其余专家可于8月中、下旬王稼祥回国时同行，并请求斯大林下指示，加快前往中国的苏联专家的准备工作。斯大林阅读信函时特意在这段话下面划了着重线。

　　当刘少奇8月14日离开莫斯科回国时，已有220名苏联高级经济干部和工程师与他同车而行。

　　刘少奇访苏回国后不久，苏联加快了对中共援助的步伐。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9月19日决定向中国提供334架飞机和大炮，其中包括360门高射炮，价值总额2650万美元。此后又提供了价值3150万美元的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装备。此外，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11月5日决议，还提供了价值630万美元的钢轨和固定件。

　　第四，刘少奇访苏期间，中苏双方在新疆问题上取得合作成功，是加强中苏之间理解和信任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中苏利益冲突方面，如果说斯大林对东北问题比较敏感，那么在新疆问题上却表现得特别慷慨大度。在与刘少奇的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就主动提出：“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他们可以使穆斯林、包括印度的穆斯林活跃起来，以继续进行反对共产党的内战。这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在新疆有丰富的石油储量和棉花，而这些正是中国所急需的。”斯大林还建议说：“汉族在新疆所占的人口比例现在没有超过5%。占领新疆以后，应当把这一比例提高到30%。通过迁移汉族人的方式，全面开发这一广阔而富饶的地区，并加强对中国边境的守卫。”为了帮助新疆尽早得到解放，斯大林表示苏联愿意提供40架歼击机，以迅速地驱散并击溃马步芳的骑兵部队。

　　对于斯大林的建议中国领导人非常重视。刘少奇在7月4日的报告中说：“我们完全赞成尽可能早地占领新疆，而占领新疆的最大困难，是肃清和保证向新疆前进的道路，以及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由甘肃到新疆须经过漫长的没有粮食和饮水的沙漠地带)，如果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占领新疆的时间将可以大为提前。”经请示毛泽东后，7月6日刘少奇告诉斯大林，毛泽东同意苏联帮助解放新疆，并建议“将苏联空军进行援助和空投部队的问题具体化”。毛泽东原计划于1950年或1951年解决新疆问题，收到刘少奇的报告后决定提前攻占新疆的日期。7月25日，毛泽东向刘少奇通报说，秋季占领兰州、西宁等地后即可准备进取新疆，并指示代表团的政治秘书邓力群尽快赶到新疆的伊宁，“其任务是在那里建立和北平的无线电联系”。毛泽东还指示彭德怀调查在年底以前占领新疆的可行性。

　　在苏联方面的帮助下，邓力群在新疆建立了与毛泽东及驻苏大使馆的电讯联系，并结识和拜访了当地可靠的领导人。当年稍晚时候，中共便采取和平方式解决了新疆问题。

　　应该看到，斯大林对新疆问题的建议和关心主要考虑的并非是中国的利益，而是出于在已经决定苏联不再介入新疆问题的前提下对西方势力渗透这一地区的担忧。虽然如此，新疆提前实现和平解放与斯大林的建议和帮助有直接关系。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讲，斯大林决定放弃在新疆问题上对中国提出要求，很难说不是为了在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中苏条约时进行讨价还价而主动做出的让步，因为斯大林非常清楚，中苏之间真正的利害冲突在于东北问题，这也正是前途未卜的1945年中苏条约的核心内容所在，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与斯大林的谈判遇到了障碍。

　　第五，在关于是否签订新的中苏条约的问题上，刘少奇与斯大林的会谈没有取得什么结果。

　　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开创者，出于维护国家主权的目的，自然要求废除包括中苏条约在内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而斯大林为了保证苏联在远东的实际利益，则要尽力维持原有的中苏条约。这是当时中苏双方利益冲突之所在。如果说当米高扬访问时苏联提出这一问题有些出乎中国领导人的意料，那么当新中国即将诞生之时，毛泽东就必须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了。不过，在这个显然十分敏感的问题上毛泽东和斯大林都非常谨慎，他们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往往都是在试探对方的本意和底线。

　　米高扬离开中国之后，至迟到1949年4月，中共领导人已经在考虑如何处理以往的对外条约问题了。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向中国民主人士谈到：过去的“对外条约有的废除，有的则要加以修改，有的还可以保持”。这里谈到“要加以修改”或“可以保持”的条约，显然是考虑到了1945年的中苏条约。周恩来的这种说法表明，中共领导人对斯大林的本意还摸不透，或者说对米高扬所表示的苏联对待原中苏条约的立场持怀疑态度。而斯大林也摸不清中共在这个问题上的真正要求是什么。中共代表团出发前，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与刘少奇、王稼祥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其中谈到新中国建立后如何处理原中苏条约问题时，毛泽东也只是提出“可以谈谈看”。

　　中苏双方在条约问题上互相摸底、互相试探的心态在刘少奇给斯大林的报告，以及斯大林在该报告上的批注中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

　　对于国民党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和协议，我们准备分别处理，其原则就是，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有利的，我们都准备加以承认和继承。例如联合国宪章、开罗宣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不利的，我们都准备加以废除。例如中美通商航海条约等。另有一些，则准备在进行修改后加以承认。(对。)

　　苏中友好同盟条约，在过去已给予中国人民很大的帮助，今后，新中国政府继承这个条约，对于苏中两国人民，特别对于中国人民，将有更伟大的贡献。我们完全愿意继承这个条约，在苏联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这个条约需要加以处理，其处理方式大概有以下三种：(一)由中国新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二)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在文字和内容上有所增减。(三)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加以签订。在这三种方式中，应该采取哪一种方式为好？(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

　　在民主党派及学生和工人中，有人提出苏联在旅顺驻兵、蒙古独立及苏联运走东北机器的问题。(我们从东北运走的日本资产只是一部分，远不是全部。)我们曾向这些人解释：当我们自己还不能防守自己的海岸时，如果不赞成苏联在旅顺驻兵，那就是对帝国主义的帮助。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我们说：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这只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利决定这个问题。(对。）

　　在7月11日与刘少奇的会谈中，斯大林对长春铁路问题避而不谈。在这个问题上，米高扬已经在西柏坡表明了苏联的意见，即苏联认为条约是平等的，所以应该保留。虽然中国方面对长春铁路问题没有表态，但早在刘少奇来莫斯科之前，斯大林已经从科瓦廖夫那里了解到，在谈到有关长春铁路的问题时，尽管高岗和陈云表面上都坚持认为条约是平等的和令人满意的，但“中国人暗中想要全面控制铁路，实际上他们正在尽力从苏联人手中夺取这条铁路的管理权”。斯大林显然是考虑到在这个问题上会引起冲突，因此将问题搁置起来可能要好一些。

　　关于旅顺基地问题，斯大林已经知道中国并不要求苏联立即撤军，于是又重复了米高扬的说法，即提出两个方案要中国选择：一是苏联暂不撤军，因为苏联在旅顺驻兵是为了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行动，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一是苏联立即撤军，如果中共需要苏联从旅顺立即撤兵，以便中共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关于大连问题，斯大林说，因大连是自由港，在与有关政府未建立外交关系以前，中苏可以共同利用它。

　　至于中苏条约，斯大林表示，他此前在与毛泽东交换的电报中已有过声明，说这个条约是不平等的，因那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而对于中国的建议，斯大林明确地对刘少奇说，中共方面所提的三个处理方案都不需要，这个问题要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再加以解决。总的说来，刘少奇虽然表示可以继承旧条约，但又提出了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显然中共领导人是希望废除旧约的，只是留出了较大的选择余地而已。这一点，斯大林不会看不出来。而苏联当然是希望保持旧条约的，这一点，从斯大林提出问题的方式和言词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有的学者认为莫斯科“提出立即从旅顺撤兵这样一种选择，与其说是向中国人提出的真实建议，不如说是一种威胁。如果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斯大林就会认为不能把他们当做可靠的伙伴，并且会相应地对他们采取措施”。这种说法未免过于苛刻，不过斯大林以这种说法来试探中共的意图却也是非常明显的。看来，斯大林是想把问题拖下来，或等待毛泽东首先明确其要求或做出让步。

　　第六，莫斯科会谈中中苏之间的另一个分歧在解放台湾的问题上。斯大林没有准备、也很不情愿在解决台湾的问题上向中共提供帮助。

　　会谈中，斯大林反复强调的基本思想是：我们不怕战争，反对战争，尽一切努力制止战争；和平是最重要的，要争取和平多几年。但对于中国来说，解放台湾是中共彻底消灭蒋介石集团、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既定方针。而且，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寄希望于得到苏联的帮助。

　　刘少奇在7月4日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就已经透露了中共对进攻台湾问题的倾向性意见：“台湾因有部分国民党军队作内应，可能提早占领。”7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再次提到解放台湾问题。信中根据朱德的建议，提出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空军，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于是，7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第十四兵团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和军委航空局组成空军领导机关，并决定派刘亚楼等赴苏具体商谈购买飞机、聘请专家顾问和帮助开办航校等事宜。

　　毛泽东在7月25日给刘少奇并转斯大林的电报中，更加明确地提出希望苏联在解放台湾的问题上给予直接的军事援助。电报首先说明了中国解放台湾战役的计划：

　　第三野战军将只在两个地方，即在福建省和台湾开展军事行动。福建省的军事行动将于今年10月结束，而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要在我们建立了空军部队后才能进行，这也许要在明年的下半年才有可能。

　　电报还讲述了攻占台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在上海，自封锁之日起，严重的困难日益加强，所以，为了粉碎这种封锁，必须占领台湾。但是没有空军是不可能占领台湾的。我们希望你和斯大林同志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苏联能否在这方面帮助我们，即在六个月至一年的期限内，在莫斯科为我们培养1000名飞行员和300名机场勤务工作人员。此外，苏联能否卖给我们100-200架歼击机、40-80架轰炸机，它们将用于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在建立海军舰队方面，我们也请求苏联帮助我们。我们设想到明年的下半年，即在我军进攻台湾期间，中国大陆的所有领土除西藏外都将由我们占领。

　　毛泽东特别提出了请求苏联空军参与解放台湾战役的想法，当然是很婉转地提出的。电报说：

　　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反帝运动有可能大步前进，在美国和英国也有可能会爆发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利用苏联的援助(即除了我们请求苏联帮助我们培训飞行员和卖给我们飞机外，也许还不得不请求苏联给我们派苏联空军和海军的专家，以及飞行员参加军事行动)来攻占台湾，这会不会给美苏关系带来损害？

　　请你向斯大林同志报告这一切，以便他来斟酌我们的计划，是否可以将它们付诸实施？如果这些计划大体上是可以接受的，我们打算现在就派学员去苏联。关于培训飞行员的具体计划正在制订，容后奉告。在解决了这些问题后，你就可以回国了。

　　然而，刘少奇未能解决这个问题。

　　根据科瓦廖夫保存的私人档案文件，中国领导人还直接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联援助解放台湾的要求。在中国代表团离开北平前给莫斯科的电报中，毛泽东就要求斯大林对台湾登陆战役给予空中和海上支援，但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科瓦廖夫回忆说，当刘少奇在莫斯科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时斯大林当即表示拒绝。他告诉中国人，由于战争，苏联已经承受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从西部边界到伏尔加河的这片国土已成废墟。苏联在军事方面支持攻打台湾将意味着与美国空军和海军发生冲突，并为发动新的世界大战造成口实。苏联没有任何理由再冒这个险。斯大林表露了他对战争的真实感受，又说：“如果我们领导人这样做，俄国人民不会理解我们。不但如此，由于我们对战时和战后的困难和灾难估计不足，以及轻率地采取行动，他们还可能把我们赶走。”斯大林建议把这件事提交联共(布)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可以请高级军事领导人和一些部长参加。7月27日，他邀请中国代表团到中央委员会总部，刘少奇、高岗和王稼祥参加了会议。苏联方面除了全体政治局委员以外，布尔加宁和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也参加了。斯大林在会上重复了他早些时候建议和要求中国人不要发动台湾战役的看法。在发言结束时，刘少奇宣布撤回请求援助的要求，表示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了。

　　以上情况说明，中苏之间满足对方要求的限度取决于他们对全球问题观察的一致性，以及他们对这种合作是否符合他们长远目标的认识。由于中国与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共同的认识基础，在实际的国际斗争中有一致的战略考虑，因此结成同盟关系是符合双方的长远利益的。正是从这一基点出发，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努力寻求在重大问题上达成谅解，并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取得可能的合作。这正是刘少奇与斯大林莫斯科会谈得以成功的基础。从这一点看，美国教授陈兼的结论是有道理的：刘少奇访苏以后，中苏战略合作的构架已经形成，毛泽东“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从口头变为现实，新中国现在完全有理由在与苏联结成战略同盟的基础上建立其外交政策和对外战略了。

　　然而，就双边关系来说，刘少奇对莫斯科的访问并没有解决中苏之间在关系国家和民族利益冲突方面的根本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有待于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直接对话了。

　　各国学者都注意到，俄国档案文件充分表明，斯大林在1950年初――即与毛泽东谈判中苏条约期间――改变了苏联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在整个1949年，尽管朝鲜半岛处于非常紧张的战争边缘状态，但莫斯科反对北朝鲜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而到1950年初，斯大林却突然同意了金日成坚持的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建议。提供苏联决策变化原因唯一的直接文献证据，就是1950年5月14日斯大林给毛泽东电报中所说的，是“鉴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

　　斯大林所谓“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意味着什么，即苏联改变其对朝鲜半岛政策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最近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推断和争论。

　　叶甫根尼.巴加诺夫断定：冷战在1950年的全面展开，使苏联可以接受在朝鲜爆发一场战争了；斯大林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是对苏联的严重威胁；对整个朝鲜的控制可以抵消美国对日本的控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似乎有可能使北朝鲜也获得成功；斯大林还受到他本人对核武器以及美国失去中国这一事件认识的影响。

　　瓦列里.杰尼索夫坚持认为，斯大林所谓“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指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既然美国已经抛弃了蒋介石，也就不可能为南朝鲜而进行一场战争。其次是苏联掌握了核武器，这就使美国在与苏联的对抗中失去了使用“核武器这张王牌”的能力。

　　李钟植和陈兼都认为，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态度，即美国进行干预的可能性是影响斯大林决策的关键因素。

　　谢尔盖.冈察洛夫不同意关于苏联掌握核武器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苏联产生影响的说法。他认为，一些俄国文件表明，杜鲁门1月5日的讲话和艾奇逊1月12日的演说，即将朝鲜排除在美国的防御圈以外，起到了某种作用，但这不是唯一的因素。总的来说，德国和欧洲的状况以及对日本的忧虑肯定起了作用。

　　詹姆斯.马特雷则争辩说，俄国文件并没有支持这样一种结论，即认为艾奇逊的著名演说是促使斯大林做出决定的原因，因为苏联领导人不可能忽视随后几个星期内美国对亚洲政策逐步强硬的信号。他认为主要原因是斯大林、毛泽东和金日成对美国未来将实行的亚洲特别是日本政策感到绝望。

　　约翰.梅里尔则指出，战争有一个先发制人的问题。斯大林担心北朝鲜政权的生存，特别是看到1950年初美国对南方的援助情况以后，所以同意采取以攻为守的方针。

　　此外，目前在西方颇有影响的《不确定的伙伴》一书的作者对此做出的结论是：斯大林改变对朝鲜政策的目标在于扩大苏联的缓冲地带，在未来的全球冲突中取得进攻日本的跳板，同时探测美国人的决心，加深美国与中国的敌对关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把美国的力量从欧洲吸引开。

　　约翰.加佛则强调斯大林改变过去谨慎政策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问题，莫斯科认为美国试图扶持日本，把日本变成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这是苏联不能容忍的。

　　托尔库诺夫和乌菲姆采夫在其著作中谈到，“国际形势变化”这一提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斯大林以为美国只关注蒋介石在台湾的命运，而不愿卷入朝鲜冲突。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苏联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使美国无法再用核威胁来恐吓苏联。

　　学者们谈到了问题的各个方面，这些因素大多数都与斯大林改变苏联对朝鲜政策的考虑有关系。但需要指出的是，它们并不是同等地、平行地发生作用，而是在不同层次上对斯大林的决策产生着影响。这些层次分为形成决策的前提、改变决策的动机和保证决策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动机，其次是条件。与此同时，斯大林实现这一重大决策的转变涉及到苏联与美国(包括日本)、朝鲜和中国三个方面的关系，而这三者也不是同等和平行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与中国关系的变化，其次是对美国政策性反应的估计。本书即从这样的基点出发，参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中苏结成同盟关系的重要基础是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付美国的威胁。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需要苏联的支持和援助，遏制美国干涉中国内战和颠覆新中国的企图，而苏联在与美国处于冷战状态的国际背景下，也需要借助中国在亚洲牵制和打击美国的势力。正如韦斯塔教授认为的，中苏友谊的内容首先是作为一种反美联合，或者说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反资本主义制度的联合，它将矛头直接对准了战后美国在亚洲的出现，以及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一点上，中苏双方的需求是共同的，相互的。

　　但中共要求与苏联结成同盟还有一个经济上的原因，即在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在一个新生国家进行建设和管理方面需要苏联的大量援助。这种要求在新中国成立后显得尤其迫切。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取得了军事上的最后胜利，但是面对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经济状况，新中国领导人确是心急如焚。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正处于对立状态，唯一的希望是得到苏联的援助。中国领导人不断向苏联方面反映这种状况。

　　1949年10月28日，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在接见苏联大使罗申时向他指出，中国经济形势的特点是“复杂和困难”的，对外贸易由于国民党封锁海岸已陷于瘫痪，新政权控制的所有港口只有天津还有进出口业务，其贸易额不超过300万美元。缺乏专业技术干部也是经济恢复的一个最严重的难题，陈云在谈话中指出：“缺少忠实于人民政府的技术干部，严重制约着国家经济的恢复。我们从国民党手里接收的工程师和专业技术人员总共才两万人，按其政治信仰，大多数是反动分子和亲美分子。在最大的鞍山钢铁联合企业里，70位工程师中62位是日本人，一般都对中国人尤其是对共产党人怀有敌意。”而大多数中共党员的普通教育和文化程度很低。根据1950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陆定一接见苏联驻华代办谢巴耶夫时通报的材料，当时华北有150万党员，其中130万是文盲或半文盲。在领导人员中(区委和区委以上)，将近50%的人没有文化或文化不多。

　　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齐赫文斯基(Tikhvickii)在他的题为《人民民主在中国的胜利和1949年的国民经济》的报告中指出了下述事实：在天津、上海、重庆、广州这样一些重要工业中心解放时，那里75%以上的工业企业已经瘫痪。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留下了一片废墟――炸毁了堤坝，践踏了几万公顷农田，带走或炸毁了火车机车和车厢，毁坏了发电站和仓库，破坏了交通、电报和无线电通讯设施，凿沉了船只。国民党撤离上海时毁坏了国际无线电台，炸毁了江南造船厂的主要车间和江湾机场的油库，凿沉了4艘油船和10艘轮船。从无锡逃跑时焚烧了1000多辆满载从上海送来的工业设备的卡车。从武汉到广州的100多座铁路桥被炸掉了90多座。在汉口毁坏了30多只船，炸毁了连接武汉三镇的所有铁路桥梁。

　　此外，1949年12月19日由周恩来签发的《政务院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说：今年各地灾情异常严重，全国被淹耕地约1亿亩，粮食减产约120亿斤，灾民约4000万。

　　正是出于对国内经济状况和发展趋势的担忧，中国领导人更加坚定了与苏联结成同盟的信念。用刘少奇的话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联合苏联”就是“立国的基本政策”。

　　然而，毛泽东明白决不能靠乞求援助来达到与苏联结盟的目的，必须向斯大林说明，中苏同盟不仅有利于中国，从根本上讲也是有利于苏联的。毛泽东的确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他的出发点是要让莫斯科知道，为了在政治上共同对付美国，苏联也需要中国在经济上强大起来。

　　作为中国共产党情报部门负责人及当时毛泽东与苏联大使的联络人，李克农于1949年11月17日在苏联大使馆的一次谈话中指出，美国有一个“策划中国共产党响应铁托集团的计划”，并且扩大他们“在中国的影响，以破坏中苏之间的友谊”。按照李克农的说法，帝国主义者宣传的重点是指责苏联正在“窃取中国的食物和资源，并且攻击1945年的中苏条约是一个不平等的帝国主义条约，其结果导致中国丧失了东北及在满洲的所有工业设备”。

　　美国是否有一个“策划中国共产党响应铁托集团的计划”，以及中共如何了解到这一情况，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李克农传递这样的信息，无疑是提醒莫斯科，在苏联与美国的对抗中中国的地位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斯大林一直担心毛泽东会走铁托式的道路，特别是对新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发展不放心，对此，毛泽东是有感受的，他曾对中国民主人士罗隆基说中国“不能接受美国的援助”，因为这将引起苏联的怀疑。当然，毛泽东需要在这个问题上表明中国的立场，所以中国领导人还向苏联透露，美国仍然企图颠覆中国新生的革命政权，他们不但对国民党在台湾的残余势力提供援助，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大陆组织和建立反革命组织。总之，毛泽东一方面是要表明中国对美国和苏联关系的不同立场，另一方面也是强调密切中苏之间关系的必要性。同时，从李克农的信息中还可以体会到的言外之意，就是新中国领导人对1945年的中苏条约是不满的。

　　除了寻求经济援助，毛泽东去莫斯科的另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签订新的中苏同盟条约。随同毛泽东访苏的翻译人员师哲有一段广为传播的回忆，他认为中苏领导人在会谈初期遇到难题或产生隔阂的原因，是“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没有猜透对方的心理和意图，因而发生了某种误会”，特别是斯大林不理解毛泽东想要的“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是什么。而一些俄国学者的看法不同，他们(如列多夫斯基、库利克等)在接受笔者采访或进行学术交流时说，毛泽东来莫斯科的主要目的就是养病，所以毛泽东后来抱怨他在莫斯科受到冷遇是没有道理的。这些看法都是错误的，因为目前已经披露的档案文献充分表明，毛泽东早在离开北京之前已经把他苏联之行的主要目的说得非常清楚，即希望与苏联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同盟条约。

　　毛泽东访问苏联的准备工作在10月就开始了，最初打算出访3个月，第一个月在苏联，并要签订中苏友好条约，第二个月去东欧国家访问，第三个月在索契疗养。根据科瓦廖夫的建议，这次访问将秘密进行。在11月5日的谈话中，科瓦廖夫转达了斯大林的意见，表示欢迎毛泽东访苏。毛泽东则提出他想于12月在莫斯科拜会斯大林，并亲自向斯大林祝寿。因有许多国家将派代表团出席斯大林的寿辰庆典，所以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也带有完全公开的性质。随后，11月8日，毛泽东专为此事向莫斯科发了电报。11月10日，毛泽东又委托周恩来再次向罗申大使表达了毛泽东要访苏的愿望，并说明在访问期间要提出中苏条约问题。周恩来在会谈中补充说，如果要签订条约，他将亲自前往莫斯科谈判。中共中央11月9日给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的电报证明了上述说法，电报称：已请科瓦廖夫通知斯大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至于恩来同志是否应随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斯后再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亦请斯大林酌定”。王稼祥立即向苏共中央转达了这个意思。对此，葛罗米柯(Gromyko)向斯大林建议，既然中国人谈到担心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时出访可能影响工作，苏联可以表示尊重中共自己的选择。这实际上是暗示只要毛泽东一人来访。上述情况说明，毛泽东将要与斯大林进行的对话的主要内容双方事前已经说得一清二楚，根本不存在误会的问题。

　　总之，毛泽东去莫斯科的目的，一是要尽量争取苏联的经济援助，二是要与苏联结成同盟，并以一个新条约的形式表现这种同盟关系。

　　然而，毛泽东对于这次访苏的结果却完全没有把握，因为斯大林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他只好只身前往，一方面给斯大林祝寿，一方面了解莫斯科的底牌。为了强调这次访问的重要性，引起斯大林的注意，毛泽东在12月3日召见科瓦廖夫，特意告诉他，对于毛泽东访苏中共是有压力的。毛泽东说，中国的民主党派在一次会议上反对这次出访，因为按照传统，一向是“外夷”来朝拜中国皇帝，而不是相反。他们还认为，毛泽东访苏会使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复杂化，并失去这些国家的经济援助。毛泽东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他的访问的确是很不顺利的。有俄国学者认为，斯大林与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彼此理解对方了”，关于条约的谈判“平静地达成了一致意见，没有什么分歧”。而事实恰恰相反，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对话在一开始便遇到了障碍。

　　毛泽东于1949年12月16日到达莫斯科，6个小时之后便与斯大林举行了正式会谈。根据俄国档案中的会议记录，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一次对话便在两个重要问题――即中苏条约和解放台湾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在中苏条约问题上，双方虽然都表示可以让步，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取得一致意见。在解放台湾问题上，苏联则拒绝直接向中国提供援助。

　　当毛泽东刚讲到中共中央在刘少奇访苏后研究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时，斯大林立即接过来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和解决”。但他强调：“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这个条约的，该协议规定了条约中最重要的几项条款(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问题等等)。这就意味着，上述条约的缔结应该说是得到美国和英国同意的。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在小范围内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至于长春铁路，在此情况下，考虑中方的愿望，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协议的有关条款。”

　　既然斯大林已经抢先说出了苏联决定暂时不改动条约任何条款的意向，毛泽东也只得表示可以保留“长春铁路和旅顺的现有状况”，“眼下不必修改条约”，但同时指出“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定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周到。”毛泽东接着便提出“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因为毛泽东在此前给莫斯科的电报中讲明周恩来到莫斯科的任务就是签订条约，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是坚持要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对此，斯大林显然不高兴地回答说：“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可能需要周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

　　会谈记录表明，在中苏条约的问题上虽然双方都表示可以做出让步，但苏联希望维持旧条约而中国坚持签订新条约，这一分歧是明显的，只是双方都没有把话说透，都想保留外交上的回旋余地而已。

　　在谈到建立海军的问题时，毛泽东并非无意地顺便提到：“国民党人在台湾岛上建立了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使人民解放军难以占领台湾。鉴于这一点，我们的一些将领主张呼吁苏联援助，苏联可以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以便尽快拿下台湾。”毛泽东说这番话是经过认真考虑的。鉴于斯大林在与刘少奇会谈时表明了苏联不愿因援助中国解放台湾而与美国发生公开冲突的态度，毛泽东才提到“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这种既可避免苏联公开出面，又能在实际上得到苏联援助的办法。对此，斯大林不便再予以直接拒绝，便提出“援助形式需要考虑周到”，“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人干预提供借口”。但斯大林接着又说，苏联可以提供“参谋和教官”，“其他问题我们要仔细考虑”，这实际上等于在提供军事援助以帮助中共解放台湾的问题上封住了毛泽东的嘴。

　　毛泽东对第一次会谈的结果很不满意。按照科瓦廖夫的观察，那几天毛泽东“闷闷不乐地呆在别墅里”，“情绪不好，心神不安”。为了进一步表明中国方面的态度，他在参加过斯大林70寿辰的庆祝活动后，于12月22日邀请科瓦廖夫去谈话，并要求把谈话记录转给斯大林。根据谈话记录，毛泽东讲到，已经把12月16日会谈内容报告给中共中央，并在等待中共中央对会谈中所涉及问题的意见。毛泽东提出下一次会见希望安排在12月23日或24日，并向斯大林提交了下一步谈判的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解决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条约、航空协定等问题，其中包括缅甸承认中国的问题。按照这个方案，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履行协议签字手续。第二种方案是对第一方案中的各种问题从多方面进行磋商，但暂不履行相应的签字手续。这样，周恩来就不必马上来莫斯科。毛泽东在交谈中不止一次地强调，所有这些问题均由斯大林定夺。

　　然而，在12月24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谈中斯大林根本就没提中苏条约的问题，毛泽东对此感到十分失望。毛泽东本人后来同苏联大使尤金(Yudin)谈起这一情况，毛泽东认为这是斯大林对中共不信任的表现：“我们访问莫斯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签订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国人民问我们苏联会不会同新中国签订条约，为什么同国民党签订的条约至今在法律上仍然有效，等等。关于签订条约的问题当时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后发展的前景。”“我在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就提议签订条约，但是斯大林却避而不答。我在第二次会谈时又重提这一问题，把中共中央关于签订条约这一请求的电报给他看了。我建议把周恩来召到莫斯科来签订条约，因为他是外交部长。斯大林则利用这个建议作为拒绝的借口，说‘这样做不合适，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会说整个中国政府都到了莫斯科’。后来斯大林避而不见我。我曾给他的住所打过电话，但得到的答复是斯大林不在家，建议我去见米高扬。”毛泽东说“这种做法使我很生气，我决定呆在别墅里，什么也不干”。毛泽东还拒绝了科瓦廖夫和费德林(Fedorenko)关于去苏联全国游览的建议，而宁可“在别墅里睡大觉”。

　　斯大林不愿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从根本上讲，一方面是担心失去苏联在1945年从蒋介石手中得到的在中国东北的经济利益，一方面是担心如果由此引起西方对整个雅尔塔体系提出异议，苏联则将在国际上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如果说与米高扬访华和刘少奇访苏时相比斯大林在这一问题上的主张有所改变，那就是现在苏联更加明确地提出对中苏条约在实际上进行修改，而在形式上仍然保留。这样做至少不会因中苏条约的改变而在国际关系方面给苏联引出更多的麻烦。

　　斯大林显然认为苏联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让步，但他不知道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更加注重问题的形式方面。毛泽东坚持要废除原有的中苏条约，一方面是考虑到新中国领导人在国内的威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以此对西方国家施加压力，从而扫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正如他本人所说：“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此时，斯大林在等待毛泽东做出相应的让步，毛泽东则提出准备静心休养，并要提前打道回府，以示对在莫斯科受到的冷遇的不满和抗议。

　　1950年元旦这一天，罗申奉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之命拜访了毛泽东。毛泽东向他声明，因身体不适“准备完全静养一周，彻底恢复正常的睡眠”。毛泽东还提出，在以后一周的休息期间他想会见什维尔尼克(Shvernik)、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Voroshilov)、贝利亚(Beria)、马林科夫(Malenkov)、华西列夫斯基和维辛斯基，“这些会见应当只具有简单的座谈性质。他不想就这些会见提出任何专门的题目，或者说是不讨论实质性问题。会见应当每天安排一次，时间不要太长，他认为最好是在晚上5-6点钟之后。”“在这段时间里，他想与斯大林本人讨论实质性问题。”毛泽东还强调他“不想参观工厂，不想作报告，也不想发表公开演讲。从他的健康考虑，这些事是令人疲倦的，而且会再次破坏他的睡眠习惯，并引起头晕复发。以前他曾打算到苏联各地去看看，现在，由于健康情况，而且回国时还要进行长途跋涉，所以他不想在苏联各地旅行了”。最后，毛泽东提出，他原计划在苏联逗留三个月，但现在他想提前一个月，即在1月底离开莫斯科回国。看来，除了“讨论实质性问题”，毛泽东不想做任何事情了。

　　面对毫不退让的毛泽东，斯大林必须做出选择。

　　首先使斯大林受到刺激的是西方的报纸。由于自斯大林寿辰庆典后毛泽东一直没有在苏联的媒体上出现过，各国驻莫斯科使馆都议论纷纷，到处打听毛泽东的行踪，在西方媒体也引起了种种猜测，甚至有消息说毛泽东被软禁起来了。对此，中苏双方都感到不妥。王稼祥大使提出以毛泽东答记者问的方式解脱困境，并公开说明毛泽东访苏的目的。第二天，即1月2日，《真理报》刊登了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消息。毛泽东向外界声明，他来莫斯科的目的首先是要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问题，并表示逗留苏联的时间“部分地取决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毛泽东还说“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毛泽东在私下和公开场合表示出来的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无非是想给斯大林施加压力，迫使他讨论新条约的问题。实际上，斯大林同意毛泽东在报纸公开发表这样的谈话已经表示出苏联的让步倾向。毛泽东后来承认，在《真理报》发表讲话这件事“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与此同时，还发生了另一件影响斯大林决策的事情。毛泽东在1月1日与罗申会谈时告诉他，最近几天“收到北京的报告，说缅甸和印度政府表示他们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通知缅甸和印度政府，如果他们确实希望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那么他们必须首先完全断绝与蒋介石的联系，并发表官方声明，无条件地拒绝向蒋介石政权提供任何支持和援助。在印度和缅甸政府接受中国政府的上述建议的条件下，他们可以派代表到北京进行谈判。”毛泽东还告诉罗申一个消息：“不久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也将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采取明显步骤。”

　　实际情况是，早在1949年12月16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会议时就透露，“英国政府倾向于承认我国”。12月18日周恩来已复电缅甸外交部长，同意在缅甸政府与国民党残余力量断绝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中缅外交关系。12月30日印度总理尼赫鲁(Nehru)致电周恩来，表示印度政府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宣布撤销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把缅甸、印度、英国及英联邦国家将与中国建交的信息告诉苏联方面看来不是没有用意的。毛泽东本人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斯大林的立场发生变化，也许是印度人和英国人帮了我们的忙。他们在1950年1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冈察洛夫等人则认为，英国承认中国一事对斯大林的震动很大，他感到这是中美关系缓和的先兆。无论如何，当中苏谈判陷入僵局时，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转机，无疑对苏联是一个刺激。看来，斯大林需要考虑再次做出让步了。

　　此外，韦斯塔教授根据俄国档案材料，还提出了另外一个令人感兴趣的促使斯大林改变主意的原因。当中国领导人新年期间在莫斯科逗留时，毛泽东不断地向莫洛托夫、米高扬和罗申等人做工作，结果，大多数苏联领导人都认为，如果毛泽东没有签订一项新条约就离开莫斯科，会损害他本人及他的政党在中国的地位。他们觉得苏联有责任保证这个新的共产主义邻国的安全。于是，在这些领导人当中由米高扬出面向斯大林提出建议，在不给苏联带来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签订一项新的条约。

　　总之，到1月2日这种僵持局面开始打破了，做出让步的是斯大林。1950年1月2日晚8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询问他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毛泽东讲了三个意见：(1)签订新的中苏条约；(2)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而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下来；(3)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莫洛托夫马上表示同意第一方案。毛泽东又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明确回答：“是的。”毛泽东当即说出了他的安排：“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笼罩在莫斯科上空的乌云终于散开了。

　　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努力表现出友好合作的姿态，尽力弥缝中苏关系中可能出现的裂痕。1月6日，维辛斯基拜访毛泽东，并进行了正式会谈，参加会谈的还有科瓦廖夫、费德林、王稼祥和师哲。维辛斯基告诉毛泽东，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要求帮助恢复吉林水电站，苏联政府已经决定，在五天之内派四名苏联专家去中国。他们将在一个月内写出关于水利枢纽设备状况的报告，并拟定恢复吉林水电站所必须采取的措施。毛泽东“对苏联政府提供的所需帮助表示感谢，并说苏联政府为此所提供的帮助对中国的整个民族经济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维辛斯基还告诉毛泽东，鉴于刘少奇来电提到为了进行航空训练要求苏联供应燃料，苏联方面根据专家的计算，决定按苏联空军的标准从1月开始即向中国提供所需数量的燃料。至于中国为这批燃料进行支付的方式和条件，可以在1950年的贸易谈判中再解决。毛泽东再次表达他对苏联援助的感激之情。

　　苏联方面还提出了一个令毛泽东十分感兴趣的建议，即由中国发表一个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席位的声明，其内容是国民党代表留在联合国安理会是非法的，必须把他们驱逐出去。苏联将支持这个声明，同时也要求安理会将国民党代表团驱逐出安理会，而“在国民党代表仍然留在安理会的情况下，苏联代表将宣布，只要有国民党代表存在，苏联代表就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毛泽东当即表示“百分之百地同意这个建议”。

　　随后，毛泽东又进一步对中国的立场做了解释，并表示在具体签约时要考虑苏联的利益。毛泽东说，“我们之间签订一个新条约，反映了在人民革命胜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出现的完全新型的关系。对现存条约进行重新审查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个条约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和国民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已经不再是一种武装力量，而国民党已经垮台。此外，众所周知，中国人民当中有相当一些人对现存的中苏条约不满，所以，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双方都是有利的。”维辛斯基也为斯大林最初的立场做了解释，他说：“新条约问题很复杂，因为签订新条约或修改现有条约可能会被美国人和英国人利用，成为他们要求重新审理和修改条约其他部分的借口，而修改这些部分可能会给苏联和中国利益带来损害。这是我们不乐意看到的也是不能允许的。”毛泽东立即回答：“这种情况，无疑在确定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时应受到重视。”

　　在1月9日与科瓦廖夫谈话时，毛泽东又表示中国将遵守苏联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所签署的协议。谈到具体的签约谈判时，毛泽东再次强调：中国民主政府将依据包括蒋介石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条约在内的一切现存条约为起点，重新进行谈判。

　　为了表示中国与苏联立场的一致，1月13日，毛泽东通知在国内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同意征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兵营，并准备着让美国将其所有在华的旧领馆全部撤走；同意由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直接接收或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留沪物资。1月17日，毛泽东将此事通知了苏联方面，并说明其目的是要“把美国的领事代表驱逐出中国”。毛泽东还向莫洛托夫等人表示，中国“将努力拖延美国承认中国的时间”，因为“美国在中国得到合法权利越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越有利”。

　　此外，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刊物1月6日发表文章，强烈批评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野坂参三主张和平夺取政权的道路，以及认为驻日美军对于日本民主化有利的观点。关于这个问题，还在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就曾向中共代表团提出过，当时中共没有对此做出反应。战争期间，野坂参三一直在延安参加中国的抗日斗争，回国后也与中共保持着密切关系，尽管如此，为了保持与苏联观点的一致性，毛泽东还是在1月14日指示胡乔木应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支持共产党情报局的立场。后来，毛泽东还特意指示将这篇文章译成俄文交给斯大林看。

　　不过，在这期间也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即在中苏两国商定共同发表驳斥艾奇逊(Acheson)1月12日演说的声明这件事上，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产生了矛盾。

　　据毛泽东的翻译师哲回忆，对于艾奇逊在演说中发表的挑拨中苏关系的言论，斯大林要求中国和苏、蒙同时以官方名义发表声明进行反驳，但毛泽东“没有进一步弄清楚什么叫‘官方’的声明”，结果，苏联和蒙古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而中国则是以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发表声明的。对此，斯大林十分不满，责备毛泽东“没有按原定计划做，乱了步伐，给敌人留下了可钻的空子”，还说“我们都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更有力量”。毛泽东为此憋了一肚子气，始终一言不发。

　　在师哲看来这是又一场“误会”，但从现有文字材料看，这种说法也不能成立。根据俄国的档案文件，在1月17日莫洛托夫与毛泽东会谈时苏联方面就明确提出要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发表声明，毛泽东同意发表声明，但又特意问到：“由新华社发表这样的声明不是更好吗？”莫洛托夫立即回答说：“既然事情关系到美国国务卿的讲话这样一个重要问题，那么，声明就不应该由通讯社发表，而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毛泽东当时对此表示同意，并具体谈到“明天就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稿”，经苏联研究和修改后“用电报发往北京，由代行外交部长职务的副部长发表这个声明”。显然，这里是无法用“误会”来解释的。毛泽东为什么坚持要以新闻总署的名义发表声明现在还不得而知，不过，毛泽东坚持己见并对斯大林的指责颇为不满却是事实。这至少说明中苏领导人之间当时还是缺乏理解和谅解的。

　　总的说来，中苏关于新条约的谈判还是在友好融洽的气氛中开始的。周恩来于1月20日抵达莫斯科后，1月22日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第三次会谈开始讨论到如何修改中苏条约的问题。会谈开始前，苏联方面已经将有关新条约的12个文件起草好，并于会谈当天交给了斯大林，所以，斯大林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而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会谈中却显得有点被动。

　　关于新条约的内容，毛泽东只是强调“新条约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合作的各项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但没有说出具体意见。关于旅顺问题，按照苏方的意见，宣布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港协定依然有效，此后苏军撤出旅顺。关于大连问题，斯大林表示苏联“不打算在大连保留苏联的任何权利”，但指出如果大连继续作为自由港，则是符合美英“门户开放”的政策的。毛泽东表示同意，并提出旅顺口可以作为我们军事合作的基地，而大连可以作为中苏经济合作的基地。关于长春铁路，毛泽东的基本想法是，在新协定中要写明共同运营和管理今后还要继续下去，但是中方在管理中应起主要作用，同时要研究缩短协定的有效期问题和规定双方的投资规模。对此，莫洛托夫指出：“在涉及两国合作和共同管理某项企业的情况下，通常规定双方平等参与以及轮流代理领导职务的办法。在旧协定里，铁路管理归苏方，但今后我们认为必须规定轮流执行管理的职能。例如，可以每隔2－3年轮流一次。”周恩来接过来说：“我们的同志认为，现有的长春铁路局和局长职务必须撤销，并建立管理委员会代替它，而且要规定，委员会主席和局长职务要由中方代理。但是，鉴于莫洛托夫同志的建议，这个问题必须再考虑一下。”斯大林支持莫洛托夫的意见，表示：“如果是说共同管理，那么，领导职务的代理就必须更换。这样做更合理一些。至于协定的有效期，我们不反对缩短。”莫洛托夫还认为，周恩来提出的要把中方投资比例增加到51％的要求“与现行的双方均等原则相抵触”。斯大林也表示：“既然是共同管理，那么就要平等参与。”毛泽东则出来调解说：“对这个问题要从保障双方利益的角度再研究一下。”在后来的谈判中，主要障碍就出在中国长春铁路的问题上。

　　这次会谈确定了关于条约谈判的基本原则，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终于达成协议。从后来公布的有关条约和协定看，与1945年的条约相对照，改动主要在于：缩短了归还旅顺港和长春铁路的时间，即由过去的30年改为对日和约签订后但不迟于1952年底以前；大连的行政权力过去受到苏方制约，现在则完全直属中国管辖；长春铁路局局长和理事会主席及旅顺基地联合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过去由苏方担任，现在则采取轮换制。在具体问题上，特别是对中国长春铁路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方面，总的来看，苏方倾向于较多地保留1945年协定的内容，而中国的草案却基本上要推倒重来。争执的结果是斯大林再次做出让步，即大体上接受了1月26日周恩来提出的修改草案。

　　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和协定中还有一些文本没有公布，对这些问题中苏之间也是存在着分歧和矛盾的。周恩来在2月13日与维辛斯基会谈时说，根据他同毛泽东商议的意见，即将在莫斯科签字的中苏间的所有协议都应公开发表。周恩来说明，这些协议的中文本已寄给北京，并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汇报，“如果签字的协议中有什么不能公布的，必须向政务院成员做专门的解释”。周恩来还强调说：“按照我们的意见，公布所有签字的协议，无论是对中苏两国还是对其他民主国家都是有利的，因为这可以更加提高他们在全世界的威信。”维辛斯基表示，尽管周恩来表述的意见非常明确，但双方之间没有约定要将所有的协议和其他文件公布，因此，公布这些文件的问题必须进行讨论，这个问题将向斯大林汇报。

　　没有看到有关这一问题继续讨论的文献，但最后的结果是确有一些协定没有公布。在这些没有公布的协定中，根据俄国目前解密的档案材料，有两个问题值得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其一，关于苏联军队使用长春铁路的问题。

　　苏方同意提前归还长春铁路后曾建议，苏联军队应可以沿满洲里到海参崴这条线路进行调动。在1月31日至2月2日的会谈中，中苏双方就这一问题阐述了不同的立场。针对苏联的建议，周恩来提出苏联军队使用长春铁路应以受到战争威胁为条件，并要求在协定中加上：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也可以沿满洲里车站，经赤塔-新西伯利亚-阿拉木图到新疆省的伊宁一线进行运输和调动，运价按现行苏联军队的运输标准。2月1日，米高扬答复说这个问题根据中方的愿望做如下改动：“规定沿中国长春铁路调动部队只能是在苏联的远东地区受到战争威胁的情况下进行。”苏方解释说，沿满洲里到海参崴这条线路调动军队可以缩短一半距离，并且在战时可以提供两条调动军队的路线。这是很自然的，也是有说服力的，对此无须任何证明，这里所指的就是当苏联在远东受到战争威胁已经成为现实的时候。同时，米高扬表示“中方关于其有权沿满洲里到新疆的铁路调动军队和军用物资的建议是不正确的”，“苏方认为这个建议完全不能接受，并不是因为我们反对沿我们的铁路调动中国部队，而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建议是针对苏方关于沿中国长春铁路在满洲里和绥芬河之间调动苏方部队的建议的反提案，是反对苏联建议的一种特殊的隐蔽形式”。米高扬和维辛斯基还抱怨说，苏方“对提出这样的问题感到很惊讶，因为正是周恩来本人确认的如果苏联将长春铁路转交给中国，那么中国政府同意苏联可以沿长春铁路向任何方向调动军队”，“现在，当我们同意将长春铁路交给中国时，中国人的意见又变了，他们反对我们沿长春铁路甚至在满洲里和绥芬河之间调运部队。”周恩来详细地解释了中方的建议，并“竭力想证明这完全不是反建议或对抗性建议”。他指出，最初中国代表团并没想到在议定书中规定双方调动军队的条款。周恩来说，从逻辑上讲，这种调动是从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自然得出的结论。关于这个问题，在必要的情况下随时都很容易达成协议。如果在协定草案中规定苏军可以使用中国的长春铁路调遣部队，而同时中方没有得到可以在苏联国土调动自己军队的权利，那么，中国就无法理解这一条款的内容了。因此，中方代表团认为必须在这一条中补充这样的规定：中方可以沿苏联铁路在东北和新疆之间调动部队。此外，周恩来还说，中国政府建议使用这些铁路从东北调运粮食和其他货物供给驻新疆的部队，这大概能节省很多时间和开支。

　　由于双方争执不下，米高扬最后指出：如果中方反对苏方的建议，那么，可以取消苏方的这一建议，但要保留现有的协议书，而只把有效期从原来的30年缩短到10年。这就意味着苏联与中国共同占有长春铁路的期限，在已经商定的1952年结束的基础上再延长三年。周恩来当然不能同意重新讨论关于长春铁路协定有效期的问题，于是只得同意苏方的修改意见，即当苏联远东地区受到战争威胁时，苏军可以使用长春铁路调动部队，而不提中方使用苏联铁路的问题。不过，周恩来又退一步提出，尽管在文件中可以不做出规定，但中方是否有可能在必要的情况下沿西伯利亚大铁路从东北向新疆调运军队。米高扬说，中国关于有权经苏联领土调运军队的建议被拒绝，并不排除在实际必要的情况下按照同盟国之间的条约利用苏联铁路调运中国军队的可能性。争论至此结束。

　　不过，苏联方面在这一问题上的感受是强烈的。按米高扬的话说：“作为同盟者，苏联无偿地转让了巨额财产：长春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我们拥有的一切权利，而苏联仅仅在一条线路上调动军队中方还不想同意。如果中方连做出这样的让步都不能，那我们还算什么同盟者呢？”尽管事实如此，苏联方面的感受也有一定道理，但中方出于对等原则的考虑提出这样的修改意见也是无可厚非的。况且应该看到，中国领导人对于苏联军队有权在中国领土上调动的建议，从长远考虑，显然是有顾虑的。

　　其二，关于秘密《补充协定》的问题。

　　根据中国现有的材料，苏联方面在谈判中坚持，在中苏新条约之外要签订一个秘密的《补充协定》，其中规定在苏联的远东和中亚地区、中国的东北和新疆“不给予外国人以租让权利，并不准许第三国的资本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所参加之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会社与团体活动”。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但最后还是不得不让步。中国的材料还显示，毛泽东曾在1月22日的谈判中对此建议提出疑问，后来也不肯签署这个协定，只是在斯大林的一再坚持下，“为了照顾中苏团结的大局，只好让步”。但是根据俄国的文献材料，当时毛泽东对这一补充协定并没有表示反对，而只是“在文字方面”提出了小小的修改意见，即将“租让”改为“租让权”。俄国档案中关于1月22日会谈的记录也没有提到《补充协定》的问题。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有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材料并非档案文献的记载。看来要搞清这一问题，只能有待于中国方面档案文献的公布了。不过，毛泽东后来对这个秘密的《补充协定》非常不满，确是事实，他曾在多次讲话中把东北和新疆称为苏联的两个“殖民地”或势力范围。客观地讲，中国领导人对此表示不满是有道理的，这个《补充协定》从表面上看是公平的，但实际上只是限制了中国一方在东北和新疆这两个地区行使自己的主权，因为当时在苏联的远东和中亚地区并不存在“第三国”的资本和公民的问题。

　　至于毛泽东后来同样表示强烈不满的另外几个合营公司的协定，即所谓“合作社”问题，其实怪不到苏联人头上，因为如前文所说，早在1949年初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中共领导人就提出了请苏联来中国办合营公司或租让公司的建议，而且在毛泽东访苏期间，在新疆建立合股公司的问题也是中国主动提出来的。

　　中苏同盟的建立，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于中苏双方无疑都是有利的，但是从经济和外交的角度观察，中苏两国各自的理解就有所不同了。应该说，2月14日正式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总体上讲还是符合中国的愿望的，尽管有些条款不能令人满意，但中国在1945年失去的主权和利益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完全收回了。而对于斯大林来说，这意味着苏联在战后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实现的远东战略目标――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至迟到1952年底将不复存在了。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为了尽可能地弥补这一损失，斯大林才要坚持签署秘密的《补充协定》，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消除美国、英国和日本势力在这两个与苏联接壤地区的渗透和影响，保证苏联东亚地区的安全。

　　然而，斯大林并不认为这样就可以满足苏联在东亚地区的要求。斯大林所制定并于1945年实现的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战略目标是完全符合俄国历史上传统的远东战略的。斯大林曾经把苏联在对日作战中所获得的成果与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做了对比，他说：1904年的失败是俄国历史上的污点，为了清洗这个污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因此，当斯大林通过与毛泽东的对话看到苏联被迫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失去其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时，他必定要寻求一种补救措施来保证或维持俄国这一传统战略的实现。于是，朝鲜的问题便提到了莫斯科的议事日程上――在斯大林的地图上，当时只有朝鲜半岛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苏联对东亚地区的要求，即为苏联的太平洋舰队寻找一个合适的基地，并以尽可能短的铁路线把苏联欧洲部分与这个在太平洋的出海口连接起来。因此，恰恰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完全改变了他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即从莫斯科一直坚持的防守的战略突然转变为一种进攻性战略。

　　斯大林同意北朝鲜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民族的统一问题，就意味着苏联决心在东北亚面临一种战争状态。做出这一决策有两个前提：第一是苏联已处于与美国对抗的国际环境中，同时，莫斯科决心与华盛顿决裂，并准备面对爆发一场与美国间接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可能是直接的冲突；第二是朝鲜半岛已处于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而且在苏联控制下的北朝鲜已经做好了应付战争局面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这两个前提在1949年下半年都已经具备，但是斯大林并没有在此时改变苏联自1945年形成的远东战略和策略。

　　如前所述，苏联在对马歇尔计划做出强烈的对抗性反应以后，国际形势已经呈现出两大集团对立的局面，而苏联与美国的冲突首先出现在欧洲。然而，1948年6月至1949年5月发生的冷战形成后苏联与西方之间出现的第一次危机――柏林危机――的结果是，苏联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强硬立场面前退缩了。尽管斯大林决心首先在东西方之间最敏感的德国问题上表明莫斯科决心与美国对抗的态度，但他没有正确地估计到美国会从实力政策出发采取针锋相对的立场，特别是莫斯科对美国解决柏林问题的经济力量估计不足，因此在双方整体实力的对比不利于苏联的形势下，斯大林决定放弃在欧洲与美国公开冲突的做法。不过，苏联在欧洲采取保守的与西方对峙的方针，并不说明斯大林已经放弃了与美国对抗的战略，问题在于对抗的条件和方式。莫斯科在等待适当的时机和选择适当的地区。

　　欧洲的柏林危机尚未过去，东北亚地区的朝鲜半岛已经处于非常紧张的战争边缘状态。自从三八线划定以后，莫斯科控制的北朝鲜和华盛顿控制的南朝鲜就一直处于对立状态。特别是朝鲜南北双方各自成立了单独的政权机构以后，形势更趋恶化。李承晚(SyngmanRhee)和金日成都想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朝鲜民族的统一问题，三八线附近的摩擦和交火事件不断发生。特别是在苏联占领军撤出朝鲜半岛后，南方的李承晚政权不断发出战争叫嚣，并一再对北方进行军事挑衅和边界侵犯。但是，斯大林采取的态度却是压制金日成对此做出过分强烈的反应。

　　1949年4月20日，华西列夫斯基和什捷缅科(Shtemenko)就三八线的形势向斯大林报告说：

　　我军撤出北朝鲜以后，“南方人”对三八线规定的破坏己经具有挑衅性和经常性。近一个月，这种破坏规定的事件频繁发生：从今年1月1日至4月15日期间，在整个三八线上发生了37次破坏规定的事件，其中24次发生在3月15日至4月15日。

　　就其性质看，破坏规定的事件是警戒部队的小规模冲突，一般是连和营规模的冲突，动用了轻机枪和迫击炮，还有一些“南方人”越过三八线的事件。在所有这些破坏规定的事件中，均是“南方人”首先开火的。

　　与此同时，随着三八线形势的复杂化，“南方人”在3月至4月间将部分野战部队调集到三八线附近。不排除“南方人”可能对北朝鲜政府军队采取新的挑衅行动，并动用比迄今为止更大的兵力。

　　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建议北朝鲜政府军司令部采取适当措施以回击“南方人”可能做出的更大规模的挑衅行动是合理的。

　　同年5月2日什特科夫报告说：“南朝鲜当局为了实行武装入侵北方计划，扩大了‘国防军’人数。据情报说，‘国防军’人数已从今年1月1日的53600人增加到了第一季度末的70000人。同时，他们还特别重视技术兵、机械化兵和特种兵，这些兵种增加了一到三倍。”报告还说，南朝鲜当局在三八线附近地区集结的部队已达41000人之多，其中在平壤方向将达到30000人。“进攻北方的作战计划已经制定，并且在第1旅中已传达到营长一级。预计可能在6月份会有积极行动。”

　　到了6-7月间，形势进一步紧张。6月18日什特科夫报告，南朝鲜领导人都主张“用军事办法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只是在确定时间上有分歧意见”。报告说，南朝鲜军队和警察多次在瓮津地区擅自越过三八线，这个地区的战斗到现在还在进行，而且南朝鲜部队数量增加了。南朝鲜部队一度侵入北方地区10公里，由于北方警察旅的行动，它们被逐回三八线。北朝鲜部队占领了两个在战术上有重要意义的高地，现在双方正进行争夺高地的战斗。由于瓮津地区事件，李承晚6月11日发表正式声明说“正在制定将给共产党分子带来重大损失的突击计划。在最近二三周内，将实现这个计划”。

　　7月13日什特科夫又致电维辛斯基说，根据在瓮津地区俘虏的南朝鲜军士兵(属18团2营)供认，“他们的指挥官7月以来多次讲话，断言北朝鲜军企图进攻南方，因此南朝鲜军应先发制人，给北朝鲜军以突然打击，并在8月15日(朝鲜解放日)前占领北朝鲜。”俘虏还供认，“第12团的任务是攻占格里山高地(海州以西30公里)。第18团的任务是从瓮津地区出发，在第13团(据现有情报该团配置在开城地区)的协同下向北进攻，合围海州，歼灭该城北方军队的集团，在一周内占领海州。”什特科夫还通报了李承晚声称要先发制人，“在7月对北方军队发起进攻”的情报。

　　当时，美国已经于1949年6月完成了从朝鲜半岛撤军的行动，正如牛军教授所说，美国军队这一时期从中国和南朝鲜全部撤出，“标志着美国在亚洲基本上完成了以收缩力量和防线为特征的战略调整”。可是，南朝鲜当局却加紧了军事挑衅和进攻准备，而莫斯科对美国军队撤出南朝鲜意图的估计则是“给南朝鲜军队以行动自由”，“松开了南朝鲜反动派的手脚”。因此，朝鲜半岛出现的紧张局势促使苏联加强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军事援助。1949年6月，苏联根据金日成的请求，同意以贸易议定书的形式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军事技术援助。列入援助清单的有各式军用飞机100架、坦克87辆、装甲车57辆、自行火炮102门、折叠式登陆艇和小型橡皮艇等44艘，以及各种枪支弹药和技术装备。

　　但苏联的军事援助当时主要还是从加强朝鲜北方的防御力量考虑的，而不是为了鼓励向他们南方发起进攻，甚至在有些苏联军方人士主张采取军事行动时，斯大林还是坚持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尽量避免直接介入这场冲突的立场。为此，莫斯科批准了什特科夫大使提出的建议，即在美军撤出南朝鲜后，苏联也应设法撤除在咸兴的军事基地以及苏联在平壤等地所设立的军用飞机场，因为这些设施有可能被朝鲜人民军所利用，并可能使苏联处于被动地位。不仅如此，莫斯科还制止金日成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任何军事行动。

　　平壤在实行朝鲜和平统一计划的同时也在积极加强军事准备。对于来自南方的威胁，金日成的反应十分强烈，他甚至认为这是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朝鲜统一的有利时机。1949年9月3日，苏联驻朝鲜大使馆代办顿金(Tunkin)向莫斯科报告，金日成的私人秘书文日(MunIl)通报说，南朝鲜最近企图夺取瓮津半岛三八线以北的部分地区，并炮击海州市的水泥厂，因此，金日成请求准许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夺取瓮津半岛及其以东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以缩短防线。如果国际局势允许，还准备继续向南方挺进。金日成相信，他们能够在两周至多两个月内占领南朝鲜。顿金还证实，北朝鲜确实截获了一份南朝鲜军队关于炮击海州市的命令，但命令所定的炮击时间已经过去，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9月11日，维辛斯基回电，责成顿金尽速与金日成会晤，进一步弄清南朝鲜军队及其数量、武器装备和战斗力，朝鲜南方游击运动的状况，如果北方首先发动进攻舆论和人民将会怎样看待这个事实，南方群众会给北方军队何种实际帮助，金日成认为当北方发动进攻时美国会采取什么措施，北方如何估计自己的军事能力，同时要顿金做出自己对情况以及朝鲜领导人所提建议的现实性和合理性的判断。

　　顿金在9月12日和13日两次会晤金日成和朴宪永后，于9月14日向莫斯科报告了南北朝鲜军事力量的详细情况、金日成的考虑以及他本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报告说：“金日成认为南朝鲜军队的战斗力不强”，北方军队“在技术装备(坦克、火炮、飞机)、纪律、官兵训练素质以及士气等方面均优越于南方军队”。但是对于舆论和人民和反应金日成拿不定主意，他认为“如果内战拖延下去，他们将在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而现在的条件是不可能指望速胜的。因此，他不主张发动国内战争，而只是建议夺取瓮津半岛和该半岛以东大约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并指望在北方军队进入南朝鲜时“能在南朝鲜组织一系列起义”，如果进展顺利，则“可以继续向南方挺进”。金日成和朴宪永还认为，当朝鲜发生内战时美国不会直接出兵干预。顿金本人的意见却不同，他认为，金日成计划的局部性战役能够导致而且一定会导致北南朝鲜的内战，但是，“要对南方进行胜利的速决战，北方军队还不够强大”，而“持久的内战，不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对北方都是不利的”，因此他的结论是，“发动金日成所预想的局部性战役是不适宜的”。

　　然而，什特科夫大使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在9月15日给斯大林的长电中表示赞同金日成的计划。什特科夫首先强调了朝鲜领导人的基本想法，即在朝鲜人民要求统一而使用和平方法统一祖国已经不可能的形势下，“如果现在不用军事方式实行统一，那么统一的问题就会拖延许多年”，南朝鲜反动派则会利用这一时机“镇压南方的民主运动”，并会“建立起更加强大的军队以进攻朝鲜北方”，“消灭北方这些年来所建立的一切”。什特科夫详细地介绍了南北朝鲜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他认为，“南朝鲜政府的政治地位是不牢固的”，朝鲜半岛的形势对北方有利，尽管不排除“美国人将干预这场冲突并给南朝鲜提供积极帮助”的可能性，而人民军的数量及其拥有的物质力量现在还不能保证完全粉碎南方军队和占领南朝鲜，但他仍然认为“发展朝鲜南部的游击运动并给予各种各样的支持和领导是可能的和适宜的”，在有利的形势下“可以利用南朝鲜人在三八线上的挑衅，并且作为对他们破坏三八线的惩罚，占领瓮津半岛和开城地区”。电报还附有南北朝鲜军事力量对比的详细材料。

　　应该说，当时整个亚洲局势的发展对苏联与美国对抗的政策是十分有利的：中国革命在没有美国干涉的情况下已经顺利地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美国军队已经撤出了朝鲜半岛；朝鲜人民表现出高涨的革命情绪；韩国社会内部的经济和政治则处于极不稳定的状况等等。然而，斯大林还是拒绝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

　　9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朝鲜的局势，并做出决议，责成什特科夫严格按照决议的文本向金日成和朴宪永声明：“由于目前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与南朝鲜相比没有占必不可少的优势，因此不能不承认，现在进攻南方是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所以从军事角度看是不允许的。”由于南方的游击运动和群众斗争没有积极开展起来，建立解放区和组织人民起义的工作进行得很少，“从政治方面看，你们建议的对南方的进攻也是没有做好准备的”。此外，进攻瓮津半岛和占领开城地区的局部战役就意味着“朝鲜南北战争的开始”，而战争的持久性“可能给美国人对朝鲜事务进行各种干涉提供借口”，所以，“目前争取朝鲜统一的任务要求集中最大力量：第一，开展游击运动，建立解放区，在朝鲜准备全民起义，以便推翻反动政权和成功地解决整个朝鲜统一的任务；第二，进一步全力加强人民军。”

　　上述决议表明，莫斯科此时的方针，显然是希望通过南朝鲜内部的人民斗争而不是由北朝鲜采取军事手段来达到统一朝鲜半岛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布尔加宁、葛罗米柯等人起草的另一份指示稿中还要什特科夫提醒金日成：“他们远没有充分利用争取以和平方式统一国家的一切可能性，如祖国阵线关于和平统一国家的宣言这样一个重要的和政治上对他们十分有利的文件。”这进一步证明，苏联领导人主要考虑的还是采取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

　　金日成等朝鲜领导人非常勉强地接受了莫斯科的意见，但是并没有完全停止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10月14日，三八线附近又发生了激烈战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3警备旅对侵入三八线以北1.5公里法音山高地的韩国军队展开攻击，并占领了这两个高地。由于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事前参与讨论并默许和支持了这一军事行动，而事后又未向莫斯科报告，斯大林对此极为不满。葛罗米柯严厉指责什特科夫没有“严格地、坚定地”执行“禁止未经中央允许而向北朝鲜政府建议对南朝鲜采取积极行动”的指示，以及“中央关于防止三八线形势复杂化的指示”，并对他提出警告。据目前掌握的俄国档案文件显示，至迟到1949年底，斯大林都没有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

　　这里涉及到一个目前史学界存疑的问题，即1949年底金日成是否与斯大林进行过秘密会谈，以及会谈的内容是什么。据赫鲁晓夫回忆，1949年底金日成来到了莫斯科，并要求“用武力解决南朝鲜的问题”。贾丕才在1992年4月3日接受冈察洛夫等人的采访时也说，金日成受到中国革命胜利的鼓舞，于1949年11-12月带着一个进攻计划来到莫斯科。但据另外一位接受学者采访的未透露姓名俄国高级外交官说，他曾查遍俄国档案，没有发现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冈察洛夫等人认为“很可能是莫斯科与平壤在这一时期频繁的通信往来被错认为是斯大林与金日成的会谈了”。退一步讲，即使存在这样一次访问，也不能说明斯大林在1949年底已经改变了政策，因为从赫鲁晓夫和贾丕才的回忆看，斯大林并没有同意金日成要求采取军事行动的建议。

　　本书所说的决策前提，就是指在1949年已经出现的苏联与美国进入对抗状态的国际背景和朝鲜半岛已经进入战争边缘状态的地区背景。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斯大林为什么没有同意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呢？从前文所引俄国档案材料看，斯大林表露出来的担心有两个：一是美国可能卷入朝鲜冲突，二是平壤还没有好充分的准备。但这些都不能说明斯大林决策的根本原因，或者说，这些都不是决策动机，而只是保证决策实施的条件。

　　美国是否会对朝鲜冲突进行干涉当然在斯大林的决策考虑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从逻辑上讲，斯大林决不是因为美国不会干涉就决定在朝鲜半岛发动一场战争，而是在有了这种动机后才以美国不会干涉作为实现其动机的必要条件，否则，莫斯科就不必非要在朝鲜半岛这一地区采取军事行动了。正如下文将要谈到的，即使在斯大林倾向于接受美国不会进行干涉的估计并同意金日成的军事行动后，仍然谨慎地避免给美国干预提供借口。因此，斯大林对美国可能做出的反应的担心，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出于战略而是出于策略的考虑。

　　平壤是否为采取军事行动做好了准备也不是斯大林决策的动机。事实上，在斯大林1950年初改变主意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49年9月24日会议所要求的准备工作，如建立解放区、发展游击运动等，非但没有加强，反而更加消弱了。

　　可见，在朝鲜半岛的问题上，斯大林真正的考虑并不是像他表露出来的那样。如果说到斯大林改变决策的动机，如前文所述，既然苏联对外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证自身的国家安全利益，那么就应当根据苏联实现其远东战略目标的需要来分析斯大林采取这一举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