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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大炮轰掉了和平鸽






  秋风冷雨和愁云惨雾笼罩着重庆歌乐山上的林园。蒋介石气急败坏地跟他的部下发脾气。凡遇失利,蒋委员长从来不知道罪己,不知道反省,动不动对师长、军长、兵团司令,甚至战区司令通令训斥,撤职查办。还有的落个身首异处。

  1945年8月上旬那点盛气是再也见不到了。他的军队在津浦线徐州至济南段被陈毅部队堵截歼灭。刘邓部队打了一个上党战役、一个邯郸战役,蒋系主力军损兵折将不说,到现在还未通过平汉路北上。

  同蒲方向,被陈赓扭打着不能北上,平绥方向傅作义、董其武龟缩在包头、归绥探头探脑不敢出来。东北方向,毛泽东已经秘密派进去一部分山东能打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主力部队,虽然这些部队都是徒手空拳到东北的。而他的部队如果不是美军的空、海军帮助从空中、海上走廊运兵,到现在恐怕一兵一卒还未到平津,娘希匹。更不用说,到东北了。

  到现在国军还未摆好,华北、苏北、东北的战争还未准备就绪,党国的战略、政略不能实现。现在国内“反内战,要民主”呼声高涨,国际舆论压力也很大。娘希匹。让毛泽东到重庆把张澜等民主人士的情绪煽动起来了。还得请美国人出面,解救国军的不利处境。

  美国在中国也有很大的战略利益,他们不愿意让中国落入共产党之手,他们是愿意来中国的,美国一出面,斯大林也不会干预的,各有各的战略利益。在蒋介石提出要求后,美国欣然同意派特使来中国,美蒋又在和平上大做文章。

  12月15日,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提出中国应停止国共双方的敌对行动,召开政党会议解决争端,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政府。

  同一天,杜鲁门即命令五星上将马歇尔为总统特使。马歇尔愿意衔命来华调停国共争端,一是有杜鲁门的充分授权,二是有美援作后盾,三是他与蒋夫人有私人关系。1943年在开罗会议上,他对中国代表团说:“希望我们在援华问题上对上口。”蒋夫人对马歇尔说:“将军,咱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对上口的。”以后,两人还信件不断。

  美国的和平鸽子放出来了。枣园的窑洞里,毛泽东神经衰弱的毛病已康复。窑洞里警卫员虽然生着木炭火,但还是很冷。那时,延安党政机关和军队过冬烧木炭的木材都是从延安以南三十里铺那一带砍伐的。

  周恩来在那一带被国民党特务伏击过,几乎丧命。以后,机关就有意识地到那里砍柴,把那里的山林砍光,国民党特务再也不能在那里打伏击了。

  毛泽东在窑洞里披着一件棉大衣,在繁忙工作的间隙,用江青从上海带来的留声机,听听《苏三起解》、《打渔杀家》的唱段,觉得很兴奋,很有情绪,有时还跟着留声机“哼哼”起来。抗战时期,全国有很多知识分子到了延安,所以,延安文艺活动比较活跃,唱歌、街头戏、扭秧歌很普遍,但京剧还是很新鲜的,毛泽东、朱德都很喜欢京剧的唱腔。

  毛泽东听了一段京剧,喝了几口茶,点燃一支贺龙送来的卷烟,看着墙上的地图。警卫员给他送来两个新烤的山药蛋,他拿起来啃着。他感觉现在的局势比8、9月份好多了,各个战略方向都打得不错。聂贺在平绥路击破蒋军5万,刘邓在平汉路击破蒋军6万,并吸引从正太路东进石家庄的蒋军3.5万不能北上。陈毅和黎玉切断津浦路南北中三段,铁路没希望通车,公路也不通,蒋委员长的军队怎么北上呀?空运到平津两个军和海运到东北的52、13两个军陷于孤立,为兵家用兵大忌呀!有被我军南北夹击之势呀!我军还是要创造机会,内外线夹击,消灭这几个立足未稳的军。到今天,第一个回合你蒋委员长没有占到便宜嘛!好嘛,现在,你打不下去了,请美国人出面了,我们中国共产党表示欢迎嘛。你蒋介石的主张有两条,第一条,对一切革命党全部消灭之;第二条,即如一时不能消灭,则暂时保留,以待将来消灭之。你蒋介石和也好,打也好,我军都要作战争的准备,要有一支强大的野战军。“和”下来,也对我党我军有利。我党可以发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围棋上叫做“搜根”,使解放区的农 民普遍得到减租利益,抓紧做好练兵,组建野战军,提高我军战斗力。以谈对谈,以打对打,是我党的一贯方针。

  和平,我党有一批人马,就是周恩来、王若飞他们。打仗,我党有一批帅才将才,就是在各个战略方向的将军们。将军们一定要尽快完成野战军的扩建任务。聂荣臻7万,贺龙3万,刘伯承7万,陈毅7万,李先念3万,粟裕5万,关内6大军区共32万野战军,东北20万,总共52万。再过两三个星期就可以完成了。蒋介石的基本弱点有两个,一个是兵心不固,一个是民心不归。有根本困难哪!

  现在,美国人出面调处也有他的政治考虑,他是不让斯大林在东北独占鳌头,要分一杯羹嘛。美苏都企图要把东北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全世界的媒体都报道了马歇尔到中国“调停”的事。

  马歇尔是美国民主党人。1901年在弗吉尼亚军校学习,然后到菲律宾服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野战师和军的作战处长。1917年赴法参战,1919年任总司令潘兴的副官。大概就相当于我军的秘书。1923年来到中国在天津美国步兵13团服务,1924年我国国内军阀混战时任驻华武官,对中国国情有一些了解。后任美国陆军作战部长,副参谋长。1939年至1945年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多次陪同罗斯福参加同盟国首脑会议,是英美联合司令部的主要战略决策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德、意、日轴心国军队作战时,主张“先欧后亚”。1944年晋升为五星上将,与史迪威将军是密友。在美国政界、军界有比较显赫的地位和影响。1945年退役,1946年8月宣布在中国“调处”失败,返回美国。1947年任国务卿,参与制定推行二战后援助欧洲经济复兴的“马歇尔计划”。1950年任国防部长,任内发动了朝鲜战争,算是未给杜鲁门当好参谋,1953年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蒋介石知道他的生死存亡系于美国的对华政策,所以对美国政界军界要人马歇尔来华异常重视。12月21日,蒋介石为了讨好美国,从重庆专程飞到南京,恭候马歇尔。他要求马歇尔要先统编中共的军队,再谈组建联合政府问题。没有了军队,中共就没有资本了。一切就好办了,毛泽东不是说枪杆子里出政权嘛,没有了枪杆子,他就出不了政权了。

  第二天,马歇尔才飞到雾都,住在牛角沱山区后山坡上的一栋别墅里。12月23日,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到牛角沱拜访马歇尔。这是周恩来与马歇尔的第一次见面。周恩来对马歇尔说:美国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如华盛顿时代的民族独立精神;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国家工业化等。中国共产党主张先建立一个实行宪政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然后再谈军队国家化问题。聪明的马歇尔听了双方的意见,立刻明白了国共双方的症结所在。

  这时,杜聿明率嫡系13军和52军到达锦州后,突然停下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回头向西侵犯冀热辽解放区,企图夺取我已经解放的战略要地赤峰和多伦,割断我党我军与外蒙、苏联的联系(历史学家有评论说这是蒋介石指挥上犯的一个历史性的失误)。津浦线徐州到济南一线打得也很厉害。东北方向,蒋介石运兵不断,决定派5个军到东北。

  马歇尔是带着任务来的,他代表美国政府,说话是有分量的。开始蒋介石拗得不行,坚决不同意放弃接收赤峰、多伦。1月9日,马歇尔施加影响了,在牛角沱对蒋介石强硬地说:“如果不停战,政协会议开不成,下一步就是英美苏三国干涉,你要考虑。”蒋介石一看不好,这才撤回接收赤峰、多伦的要求。

  1月10日早晨,在林木葱茏的牛角沱山坡上的马歇尔住处,张群、周恩来代表双方签字,从13日午夜停止“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行动”。

  1月10日,毛泽东与蒋介石同时下达停战令。毛泽东在停战令中指出:“本党代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对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之办法、命令及声明,业已成立协议,并于本日公布在案。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须切实严格执行,不得有误。

  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1月11日,蒋介石突然翻脸说,东北是接收主权问 题,不包括在停战协定之内。要继续增兵,继续进攻我军,继续打内战。从马歇尔到中国以来,3个多月的时间,在蒋介石的军队还未摆好的情况下,他亲手帮助中国订立了4个协议书。这是第一个。1月政治协商会议有个5项协议。2月25日有一个整军方案。3月27日一个东北停战协议。马歇尔还是很勤劳很辛苦的。

  但是,东北问题出来以后,马歇尔的态度就大不一样了。

  他没有利用他的权威他的能量他的影响坚决制止蒋介石在东北的军事行动。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就在蒋介石已经把他的主力陆续调到了东北,东北问题是涉及美苏势力范围的大事情。

  从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就一直担心东北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已成定局时,美苏就都把目光转向战后的政治安排,都要为各自的国家在中国获得更多的利益而斗争。

  1943年6月18日,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到美国访问,她主动向罗斯福讨好,承诺:打败日本后,“旅顺、大连问题,中国只能与美国共同使用而不宜与其他各国共用,尤其旅顺港应绝对保留”。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对蒋介石说,美中在战后应互相合作反对“外来侵略”。罗斯福的“外来侵略”指的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这当然是不冤枉斯大林的。

  在1943年11月德黑兰会议时,斯大林说:“在远东没有一个港口是完全不冻的,因为海参崴只是部分不冻港,而且还被日本控制的海峡所包围。”

  1944年12月14日,斯大林会晤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时,这位老人用手指着地图在包括旅顺和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南部画了一个圈儿说,俄国人希望再一次租借这些港口及其周围地区,希望租借中东铁路和连接大连的南满铁路。最后又提出要承认外蒙的现状。

  斯大林很想得到旅顺那被全世界称道的不冻港。然后,苏联远东的物资可以通过中长铁路源源不断直接到旅顺港走向大海,走向世界。这个想法令斯大林陶醉!战后都有想法,两个超级大国在东北问题上的黑幕交易开始了。

  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双方达成协议,罗斯福同意苏联在东北的以上特权,但必须在3个月内对日作战,不支持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斯大林的条件是支持美国帮助蒋介石“统一中国”,承认美国对于中国事件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的领导地位,并声明苏联与中国“共产分子”没有任何联系。

  雅尔塔的会议上,战胜国中国就像摆在桌子上的一个熟透了的沙瓤西瓜,大国领袖们根据本国的利益斤斤计较地切割着。不要说“主义”,不要说“兄弟党”,这里只有本国本民族的战略利益!后来法西斯失败了,美国觉得斯大林得到的太多了,有些后悔。杜鲁门指示蒋介石拖延与苏联的谈判。

  7月16日,美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美国总统杜鲁门和英国首相丘吉尔都认为不需要苏联出兵对日作战了,有原子弹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8月6日,急急忙忙在广岛扔下一颗。斯大林一看,美英不需要苏联了,那苏联在东北的利益怎么保证?他立即把本来在8月20至25日发动的进攻匆匆忙忙提前到了8月9日,出兵理由是履行《中苏友好条约》。而这时,苏蒋谈判还在争执不下,吵得一塌糊涂,直到8月14日双方才勉强签了字。

  一场战争就是在这样的理由下发动的。美国一看斯大林出兵了,感觉大事不好。8月11日,杜鲁门授意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通过美国驻苏联军事使团转告苏军参谋部,要求苏军全部结束在远东对日军的军事 进攻,认为继续对日作战实无必要。

  8月16日,苏军总参谋部奉斯大林的指示发表声明,指出日本投降宣言“仅仅是无条件投降的一般宣言”,“远东苏军将继续进行对日攻势作战。”同时加快进军速度,从8月18日起,急急忙忙向东北的中部和南部大城市空降部队。

  到8月25日,就完全控制了整个东北地区。苏军占领东北后,苏联领导人喜形于色。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说:“还要提到的,便是我国对于满洲铁路的收回。还有我们对于满洲南部旅顺港和大连区域的权利的收回。我们对于所有这些区域,都必须予以适当的注意,因为这些都是新的苏维埃领土。”莫洛托夫大概晕了!斯大林迫不及待地要落实1904年日俄战争沙皇失去的在东北的经济利益。

  在宣战的当天,苏联铁路工人即把铁路上的1435毫米日本轨距改为1524毫米轨距,马上接收了满洲里车站,声明日本在东北开办的工矿企业均属苏军的战利品,下令拆除军火库、军工企业和其他企业,运走了800多个工厂企业的机器设备,仓库物资,搬走了火车头、铁轨、医院设备等。据美国一个委员会的统计,“苏联从满洲搬走的工业设备在原地的价值为8.58亿美元,而搬走的成本是20亿美元。”

  美国心理就不平衡了,斯大林拿去的太多了。于是就操纵蒋介石强占东北,限制苏联在东北的利益。

  在马歇尔来华的5个月内,美国空海军帮助蒋介石又运了5个军到东北。东北达到7个军。经过美国国务院海军系统供给国民党的物资达13亿美元,并将8.25亿美元的美军物资转让给国民党政府。美军还公开以避暑为名把军舰开到秦皇岛、青岛。

  等到蒋介石战略部署就绪,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宣布“调处”失败,不管了,放手让蒋介石大打。美国的对华政策,是要从政治、经济、军事上独占中国,将其变为它的殖民地和附庸,作为反苏的堡垒和跳板。1946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美国以剩余战争物资援蒋内战的声明》中说:“满口和平的华盛顿当局,似乎因为看到其盟国人民被美国炮火所轰毙而感觉奇异的快乐,好像罗马末日的贵族欣赏罗马奴隶在竞技场上被野兽所吞食时一样,所以决心‘援助’亲爱的中国,以便中国民族在长期娱乐其白宫‘主人’的野蛮表演中归于灭亡。”

  在蒋介石坚持东北问题不在停战协议之内后,1月13日,毛泽东电示林彪、彭真:“国民党拒绝与我谈判东北问题,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后,要向我们进攻是不可避免的。望东北局立即布置一切,在顽军进入东北向我进攻时,坚决击破其进攻。”

  毛泽东坚信蒋介石在华北、山东、苏北、归绥、河南没有打赢,在东北也照样打不赢。蒋介石有三个致命弱点:兵心厌战,民心反战,经济危机(财政经济状况面临总崩溃),这三个弱点他是解决不了的。在这三个方面,我们解放区恰恰相反,是优势,是长处。

  马歇尔的“调处”,可分为前后两段。中共中央对他的前一段工作还是满意的。2月9日,毛泽东与美联社记者谈话时说:“政治协商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但来日大难,仍当努力,深信各种障碍都可以扫除。”“总的方面,中国走上民主舞台的步骤,已经部署完成,其间马歇尔特使促成中国停止内战,推进团结、和平与民主,其功不可没。”前半段马歇尔工作的成绩,使双方都有一种乐观情绪。

  延安的春天是明媚可爱的,蓝天白云,暖风回荡,干燥又清爽。

  3月4日,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飞到山城延安,他们一下飞机就喜欢上了延安的春天,赞不绝口。中共中央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在会上,毛泽东与张治中有一段有趣的对话。

  张治中说: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到南京去。毛泽东幽默地回答说: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驻在淮阴,开会就到南京。3月5日,马歇尔离开延安,毛泽东到机场送行。马歇尔在上飞机前对毛泽东说:“我们的会晤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毛泽东说:“我也愿意重申我们对您帮助中国人民的努力的衷心感谢。”马歇尔在延安期间,毛泽东还让夫人江青与这位美国上将见了面。

  3月11日,马歇尔返美述职,由吉伦代替他的职务。

  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又翻了脸,他声嘶力竭,发表长篇大论,一是撕毁东北停战协议,向全国宣布大规模内战。二是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宣布要国民党独裁,他声称:“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受没有完成前,没有什么内政问题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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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把抗美援朝的军事报告文学《毛泽东的艰难决策》出版后,责任编辑冯斌同志鼓励我把另一个“艰难决策”暨发起解放战争的决策过程也写出来。准备了很久,觉得题目太大,头绪太多,迷雾太浓,尘埃太厚。但后来突然找到了一个切入点,就是不断地重读毛泽东主席给各大战略区统帅的电报,钻进去后,觉得豁然开朗,明白了领袖的战略意图,找到了一条主线,灵感也产生了。那真是异常紧张而又惊心动魄的历史一瞬!是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生死攸关的一瞬!

  从我所接触到的材料看,毛泽东的睿智和战略策略确实高出群伦。蒋介石远远不是他的对手。

  本书参考了第2、3、4野战军战史战役部分,刘伯承、罗荣桓、陈毅、贺龙、聂荣臻、李先念、李维汉、童小鹏等领导同志的传记、回忆录以及采用了作者在高级军事机关多年积累的大量战争史料,采用了《解放军历史资料图集》部分照片(摄影者为马似友等46人)和《中国共产党80年珍贵档案》、《蒋家私家照》、《百年老照片》部分资料。感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李捷、曹前发同志审阅书稿,感谢出版社领导和责任编辑对本书出版的一系列支持,感谢索卫东、王富河、陈占旭、陈新魁等同志对本书收集资料工作的热情支持。感谢曾在延安军委一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北平军调处当叶剑英作战参谋的沈阳军区原参谋长杨迪同志为本书作序。

  2004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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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新的文学道路――毛泽东与丁玲






  丁玲,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澧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她在1927年底开始发表小说,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建国后曾任中国文联常委、中宣部文艺处长、文讲所主任。《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杂志主编等职。她以写小说为主,也写散文。著有《莎菲女士的日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母亲》、《韦护》、《到前线去》、《丁玲近作》、《我的生平与创造》等。

  早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丁玲就听说毛泽东是一位奇人。毛泽东的前妻杨开慧是她的同学,曾向丁玲谈起过毛泽东。后来了玲在上海大学读书,从瞿秋白等人的口中知道了一些毛泽东的情况。1930年,她在上海从事“左联”工作时,又从冯雪峰的谈话中,听说了一些毛泽东的事情。但她真正与毛泽东的直接会面与接触,却是在她到达陕甘宁边区以后。

  1933年,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后,随即押到南京,被囚禁了3年多。直到1936年秋天,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她才逃出南京。1936年11月1日,她从西安出发,经过11大的行程,终于抵达目的地。党中央领导同志和文化界、妇女界对丁玲的到来,极表欢迎。中央宣传部特地举行了欢迎宴会。宴会是在一个四五十平米的大窑洞里举行的,由宣传部长吴亮平主持。洞内共设4席,各界代表济济一堂,周恩来、张闻天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分别在各席就坐。丁玲被邀坐在首席,她感到被温暖抚慰着,被幸福浸泡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到家了,真的到家了。她无所顾忌、欢乐满怀他讲了话,讲了自己在南京的一段生活,倾诉了自己的痛苦与向往。像一个远游归家的孩子,向父母亲呢地饶舌。会上,许多领导同志都讲了话,对丁玲的到来表示欢迎。接着,是生动活泼、别具一格的文艺表演,李克农、邓颖超站在土炕上清唱《武家坡》,全场气氛甚是热烈。

  毛泽东也参加了晚会,他披了件棉大衣,脸刮得很干净。当他走进来的时候,窑洞已经坐满了人。见到毛泽东进来,大家都笑道:主席今天漂亮啦。毛泽东也笑了。他说,他还没理发呢。在晚会上,毛泽东没有讲话,他来只是想轻松轻松,而这种轻松的情绪,或许有益于他的诗兴。宴会后,丁玲到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问她:“你现在打算做什么?”丁玲爽快地回答:“当兵,当红军。”毛泽东高兴他说:“好呀!最近可能还有一仗打,正赶得上,就跟杨尚昆他们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到前线去吧!”这样,丁玲在保安仅住了12天,便赴前线去了。

  丁玲在前线认识了红军里的许多领导同志,还接触了许多红军干部、战士。她参加了前线的行军、宿营、执勤、作战和做群众工作,经受了初步锻炼,对红军有了感性上的认识。下久,毛泽东在拍给前线聂荣臻将军的电报中,附上了赠送丁玲的一首词《临江仙》。因丁玲一直在前线,未能及时看到。1937年元旦,她在庆阳看到了毛泽东的这首同后,高兴得忘记了行军的疲劳。丁玲说:“我收到词的几天里都沉浸在快乐之中。”这年春天,她陪同史沫特莱从前线回到延安,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一边说话一边在一张巴掌大的白色油光纸上,用毛笔以横书格式写下了十行字,未标题目和词牌,也没有落款,这便是几个月前在电报中附上的那首《临江仙》: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技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丁玲望着毛泽东那潇洒流利的笔势,心里十分得意,也十分感激。这首同的上阙,描述了丁玲初到保安受到欢迎的情景,下阙则称赞了丁玲从“文小姐”到“武将军”的变化。“纤笔一枝准与似,三千毛瑟精兵。”这是对丁玲及其创作的高度评价。

  教丁玲当主任

  丁玲带着在前线生活的体验又回到了毛泽东身边,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体会。毛泽东见到她非常高兴,向她宣布了任职命令:任命丁玲同志为中央红军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丁玲听到命令,既喜又愁。喜的是毛泽东和党中央这样器重自己;愁的是自己从来没有当过领导,现在与红军战士相处不几天就要当领导,几乎什么都不懂,怎么工作呢?她想找机会写文章,当好新闻记者。于是说:“当主任,我能行吗?”毛泽东说:“你能行,不会就学嘛!你总愿意学习吧?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想当红军,说明你愿意学习红军,只要肯学,一切都可以学会的。我们闹革命,搞武装斗争,开始也不会嘛!还不是学中干、干中学,慢慢就学会了。”丁玲喃喃他说:“我是愿意学的,到陕北来什么都要学,可这是要我当领导,当主任啊!”毛泽东又把声音提高了一些说:“当领导难也不难,只要钻进去什么都好办了。我看当好主任无非是抓那么几条嘛:首先是放下架子,深入实际,团结战士,团结干部,搞好各方面的关系;其次要多动脑子,注意学习别的领导好的工作作风和方法。取长补短,把上级精神吃透,把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再就是严格要求自己,身先士卒,理论联系实际。”听着毛泽东的话,丁玲不断琢磨着每一句、每一个字的涵义,在迷茫中看到了光明,在困难时看到了希望。但她还是说:“那就试试吧。”

  丁玲带着任职书回到部队,开始了工作。她上任后,工作是异常繁忙的。当时正处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夜,在新形势下要使警卫团适应新的情况,认识历史转折,认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是很艰巨的工作。她认真按毛泽东的嘱咐去做。丁玲在中央警卫团的任职虽然只有几个月,但在她的一生中却是很重要的。从那时起,她熟悉了干部战士和人民军队,并逐步了解和掌握了领导艺术,为她以后的事业打下了基础。因此,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中央决定她担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在抗战前线建立功勋。每当谈起这段经历时,她都带着甜蜜的笑意,怀着欢快的心情说:“我现在仍珍藏着毛主席亲笔签发我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的任职命令,我把它当作激励自己在长征路上不断前进的号角。”

  “三八节”有感

  1942年3月丁玲搬到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驻地,准备以陕北革命为题村写一部小说。3月7日晚,《解放日报》编辑陈企霞派人送信来,一定要让丁玲写一篇纪念“三八”节的文章。于是,丁玲连夜挥就,把当时因两起离婚事件而引起的为妇女同志鸣不平的情绪,一泄无余地发出来。这篇杂文就是《“三八”节有感》。文章替女同志说了几句话,给男同志提了点意见,特别是对那些扔掉“土包子”,另娶年轻、漂亮老婆的男同志提出了一些批评,也反对了一礼拜跳一次舞的人洋洋得意的宣扬。这就得罪了一些人。丁玲后来回忆道:因为这篇文章,第一次对我提出批评是在4月初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这时延安各机关已经开始了整风学习。这次会是毛泽东亲自主持,讲了几句开场白。第一个发言的是曹轶欧。她很有条理地批评了《“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我还是没有感觉,只奇怪:你曹轶欧不搞文化工作,为什么批评我咧?第二个发言的是贺尤同志。我一向喜欢他,尊重他的,我完全信任他对像我这样的人是充满了善意,不会难为的,因此当他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骂我们的总司令..”我还望着他笑,满心想他误会到哪里去了,我什么时候骂过我们的总司令呢?第二天我特地跑去看他,叫他老乡,说不打不成相识,我来听他的意见来了。第三天,他到“文抗”来看我,在我那里吃中饭,谈得非常融洽、亲切。参加这次学习会的文艺界的人只有周扬和我,他坐在后面一点,我坐在靠主席台右边,他没有发言。博古同志原是坐在后边的,这时坐到我身边来了,一直坐到散会,还悄悄地问我:“怎么样?”我当时没有一下懂得他问的意思,后来,当我有了一些经验以后,才理解他,我是多么感谢他呵!最后,毛泽东作总结,毛泽东说:《“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这期间,毛泽东还找丁玲谈话,说: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长处,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丁玲感激毛泽东在会上保了自己,也信服他的指点。虽然《“三八”节有感》受到批评,但在当时还是和风细雨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党组织对丁玲仍然是信任的、重用的,把她调到“文协”担任整风学习委员会主席。把这篇文章定为反党大毒草,并且大张讨代,是1957年把丁玲划为右派以后的事。

  新的写作作风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在新的形势推动下,丁玲遵照毛泽东的教导,下乡下厂下部队,全心全意地投人到工农兵人热的斗争中去。1944年初,她被调到边区“文协”,专门从事创作。这年6月,延安召开边区合作社会议,丁玲到会上去体验生活,广泛地接触了互助合作中的先进人物和模范事迹。新的人物和事迹,促使她不能不拿起笔来。会问,她写成了有名的报告文学《田保霖》,得到广大群众和中央领导同志的热情称赞。

  田保霖是靖边县一个乡的合作社主任,他工作做得很好。丁玲在《田保霖》中倾注了满腔的热情,表扬了这位互助合作道路上的带头人,并通过田保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历程,展示了陕北地区近20年的历史变迁。6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丁玲的报告文学《田保霖》和欧阳山的文章《活在新社会里》。7月1日清晨,毛泽东读了他们的文章,从中感到了新鲜的创作作风,当即写了一封信给他们:

  丁玲欧阳山二同志: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敬礼

  毛泽东

  七月一日早

  下午,他们应约到枣园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对丁玲说:我一口气看完了《田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走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傍晚,毛泽东请他俩吃了饭。明月初升,他们才策马出来。欧阳山喝了不少酒,敞开衣襟,让习风吹拂。丁玲呢,她沉浸在刚才的回忆中。多美的枣园的黄昏呵!一钩新月,夏风送来枣花的淡香。毛泽东雍容大方、温和典雅的仪态,以及他在款款漫步中的音容笑语,都铭刻在她的记忆里。

  后来,毛泽东在高于会议上,在合作社会议上都提到了《田保霖》和丁玲。陈赓十分高兴地告诉丁玲,毛泽东在高干会议上说:“丁玲现在到工农兵当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

  丁玲自己很清楚,从艺术角度上讲,《田保霖》并非是什么了不起的作品,其成功与其说是在艺术技巧上,倒不如说是在思想内容和社会效益方面。因此,她把《田保霖》看作“只是一点点萌芽。”对毛泽东的夸奖,丁玲心领神会。从那以后,按她自己的说法,“我已经有意识的在写这种短文,来练习我的文字和风格了。”在写《田保霖》前后,丁玲写出了一组反映边区新生活的作品,如《三日杂记》、《袁广发》、《记砖窑湾骡马大会》等。后来都以《陕北风光》为名结集出版。丁玲把这本很薄的小书珍视为自己“走向新的开端”。

  丁玲是个好同志

  1948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那时解放战争的形势处在和国民党反动派决战的前夜。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彻夜下眠,计划、部署和指挥三大战役。七、八月间一个炎热的下午,毛泽东请胡乔木、肖三、艾思奇等同志一起去散步,毛泽东高兴地和大家一起坐上他的中吉普,驱车20余里,到了一个树林边下车,边走边聊,兴致很高。呆了一会儿,毛泽东发现胡乔木他们在一边谈论问题,毛泽东走过去,一问才知道,原来是丁玲曾请胡乔木、肖三他们对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提提意见,现在凑在一起正好议论一下。毛泽东没看过小说,不好

  就小说发表意见,他边听边抽烟,想了一想说:“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后来有的同志把毛泽东讲的关于丁玲的话讲给她听,丁玲很高兴,也很激动。

  同年6月,按照中央安排,丁玲参加中国妇女代表团,去匈牙利出席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于6月14日从正定县华北联合大学启程,到平山县西柏坡集中去哈尔滨。6月15日,丁玲意外地在西柏坡遇见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好得很,几年不见你了!”他邀丁玲一起去散步。毛泽东对丁玲说:“历史是几十年的,不是几年的。究竟是发展,是停止,是倒退,历史会说明的。”他似乎怕丁玲不懂得这意思,又重复了一遍。他还说:“你是了解人民的,同人民有结合。”又说:“你在农村有12年,再拿8年去城市,了解工业。”散步之后他邀丁玲同他一道去吃晚饭。在交谈时,毛泽东又说历史是几十年的,看一个人要从几十年来看,并举鲁迅为例;并将丁玲与鲁、郭、茅同列一等。丁玲说她的文章不好,不及他们,毛泽东评郭文有才华奔放,组织差些;茅的作品是有意义的,不过说明多些,感情较少。毛泽东表示愿读丁玲的文章。

  1951年夏天,丁玲和陈明在颐和园云松巢居住,一个星期天下午,一位警卫员跑上山来告诉说:“有一位首长要来看望丁玲同志。”过了一会儿,只见罗瑞卿同志陪着毛泽东来了,毛泽东踏着山坡抬级而上有点气喘,穿的黄绸衬衫都被汗湿透了。陈明同志赶紧跑下山去,扶着他慢步上来,丁玲迎上去拉着毛泽东的手在廊前的木椅上坐了下来。随毛泽东来的人不少,陈明让勤务员赶紧买了两个西瓜。毛泽东、罗瑞卿和丁玲边吃西瓜边聊天,互相问候,谈到了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团结改造,真像家人团聚,轻松欢快。休息了一会儿,警卫员来说游船准备好了,丁玲才依依不舍地送别。毛泽东工作忙,很少出来游玩休息,这天是星期天,他来昆明湖散散心,辽抽时间爬山看望了丁玲,可见他对知讽分子、文化工作的重视了。

  然而,在6年以后的那场运动中,丁玲被扣上了“反党”。“右派”等帽子,遭受了不公正的批判。1979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关方面遵照中央的政策指示,摘除了强加在丁玲头上的种种帽子。可是,有关丁玲在历史上仍有政治污点的阴风,总是还在某些阴暗的角落里吹散着。其实,这事中央早有结论。有一次,她曾与人谈起此事。她说,1940年,她找过毛主席,责问康生有什么根据说她是“叛徒”,并要求党中央审查她在南京的那段历史、给她做出书面结论。毛泽东听完丁玲的陈述对他说,我相信你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可是要作书面结论,你得找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于是丁玲找了陈云,对这一段历史做了详细的汇报,写了书面材料。经过中央组织部认真审查,给丁玲做了实事求是的正确结论,认为了玲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并且把这十书面结论放进丁玲的档案。从那以后,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的“左”倾失误和十年动乱的长达44年的严峻考验,1984年8月1日,中央组织部颁发文件,再次肯定1940年延安时期中央组织部对丁玲历史审查结论的正确和有效,重申了玲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有贡献的共产党员。

  尽管经历了曲折,丁玲对毛泽东仍怀有很深的感情。1980年后,她在答外国驻北京记者提问时,有记者问:“对毛主席的看法,与过去30年的看法相比有无变化?”她回答说:“去年我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再版前言中写道:我写书时像一个战士喊着毛主席冲向战场。后来有人问我,你现在是否还有这种感情,我说,毛主席是伟大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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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毛泽东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和诗人。他非常喜爱文学,终其一生,都始终保持着对文学特别浓厚的兴趣。他极为重视和关心文学事业的发展,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与作家保持密切联系。他与许多作家的友好谈话、书信往来、诗词唱和,在文坛上留下不少动人的佳话。

  毛泽东是一位卓越的诗人。他在亲手推动二十世纪中国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文学天赋和素养,不断写出一首又一首瑰丽无比的古体诗词,这些诗词想象丰富、气势磅礴、风格豪放,具有无限意蕴。毛泽东在与南社诗人柳亚子、文史专家郭沫若交往中的诗词唱和、翰墨往来,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至今还为人们广为传颂。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与作家交往比较集中的时期。延安文艺座谈会前,毛泽东通过个别交谈、小型座谈会、书信往来等形式,结交了许多作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摸清了文艺队伍的现状,全面掌握了有关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从而不断深化和完善了他的文艺思想,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在与作家无拘无束的谈话中,在字字珠玑的即席发言中,常常古今中外,博引旁征,谈文学,谈作家,谈作品,谈文学掌故、文坛轶事,这些潇洒自如的谈论,往往生动幽默,妙语联珠,不仅表现了毛泽东广博精深的文艺知识,而且有着他对艺术创作实践、对文艺作品欣赏品评方面的深刻思考和独到见解。

  毛泽东在与作家的交往中,从不以领袖自居,始终坚持平等待人、平易近人的优良作风。他还善于站在革命的立场热情地帮助作家、保护作家、鼓励和引导作家走上健康的创作道路。

  毛泽东凭着他的政治家、理论家的威望和文学家、诗人的气质、修养,在广大作家中获得一种超常的崇敬和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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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延安岁月――毛泽东与艾青






  举世闻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中国文艺史上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观点的集中而完整的表现,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表作。为了开好延安文艺座谈会,会议之前,毛泽东对延安和其它抗日根据地的文艺现状曾给予极大的关注。并通过书信往来、分别交谈、小型座谈会,周密地了解文艺界的情况。诗人艾青在这段时间里,有幸能和毛泽东接触交往,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使他终身难忘。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重庆,特务们也加强了对革命的文化人的监视和威胁。艾青出门时,也常有“尾巴”跟随。周恩来为保护革命力量,及时组织重庆文化人士撤退。艾青、欧阳山、草明、张仃、罗烽等被安排去延安。2月初,艾青、罗烽和张仃3人同行,他们告别重庆,经过近一个月的颠簸和47道国民党岗哨的盘查,终于在“三・八”国际妇女节这一天,抵达抗日民主根据地首府――延安。3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宣传部长凯丰设宴欢迎艾青等人。艾青的家被安排在蓝家坪的两个窑洞内,同时请艾青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工作。

  艾青从法国归来,先是由于从事进步美术活动而被投入监牢,后是随着抗战而流徙于杭州、武汉、临汾、衡山、桂林、新宁、重庆等地,亲历了祖国的苦难和人民的灾殃,目睹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黑暗。他多么渴望一个美好的、光明的新世界啊!如今,他来到了众望所归的延安,来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倍感亲切与新鲜,所以,他激动地对人说:“我这个‘流浪儿子’终于回到了‘娘’的怀抱!”

  7月初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在杨家岭的窑洞里接见了来自大后方的作家艾青等人。这是诗人“第一次见到了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的杰出人物”――毛泽东同志,“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永远不会消失的一个既魁梧又和蔼的身影与笑容。”不久,艾青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参议员,出席了边区参议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演。艾青清楚地记得,当毛泽东讲到边区的任务时,用的是有力的手势、果断的语言:“我们除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外,还有没有其他目的呢?没有了!”艾青当时就想:毛泽东讲话真是很厉害,很集中,概括力很强。毛泽东之伟大,就在善于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是一位通晓辩证法的革命家。于是,艾青对毛泽东说:“你真会讲话。”毛泽东回答说:“我讲话老出毛病,后来知道了,就抓住要点,其他地方就不要紧了,”就在这次参议会上,艾青写成了题为《毛泽东》的诗篇:

  他生根于古老而宠大的中国,把历史的重载驮在自己的身上;

  他的脸常覆盖着忧愁,眼瞳里映着人民的苦难;

  ......他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概括,

  一手推开仇敌,一手包进更多的朋友;

  “集中”是他的天才的战略――把最大的力量压向最大的敌人..

  这是艾青到延安后写的第一支颂歌。他的歌颂是真心的。他用诗阐述了一个朴素的真理:人民的领袖,不是神,是大写的人,他是以对人民的爱才博得人民的信仰,又是以行动实践着思想才能领导人民前进。

  随着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增多和文艺运动的深入展开,人们对边区文艺的许多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毛泽东意识到,如果不妥善地加以解决,听任种种不正确的认识继续存在下去,必将影响延文艺运动的健康发展。为此,毛泽东多次找文艺屏人士谈话,了解情况,倾听他们的意见,并决定召升座谈会来统一大家的认识。

  1942年4月的一天,毛泽东写信给艾青:“艾青同志: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祈惠临一叙,此致敬礼!”艾青来到毛泽东的住所,毛泽东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撤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毛泽东还就党的文艺方针作了精辟的阐述。艾青向毛泽东提议:“最好开个会,你出来同文艺界讲讲话。”毛泽东微笑地询问道:“我说话有人听吗?”艾青高兴地回答:“至少我是爱听的。”

  过了两天,毛泽东又给艾青写信说:“艾青同志:前日所谈有关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此致敬礼!”毛泽东还在“反面的”三个字下面打了三个圈。文青不知道该去收集什么反面的意见。这时,他正潜心于一篇论文的写作,即《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这篇论文的初稿写成以后,立即送交了毛泽东。

  几天以后,毛泽东又写来第三封信:“艾青同志:大著并来函读悉,深愿一谈,因河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乞酌。此致敬礼!”在杨家坪住地,毛泽东再次接见了艾青。这是一个新搬的窑侗,中间放着一张桌子。毛泽东把论文交还给艾青,说:“你的文章,我们看了,有些意见,提供你参考。”在文章的第一页的空白地方,有政治局同志传阅的字样。艾青正准备记录,但是地面不平,桌子有些摇晃,就走出窑洞去找小石片垫桌子。想不到毛泽东走得更快,马上拣来小瓦片回屋垫稳了桌子。回忆这件小事,艾青感慨地说:“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不要说他是革命领袖,就连一个连长也不会那么快跑去拣石头。”毛泽东千里拿了几张写有铅笔字的纸,边看边谈,并希望艾青把文字修改得更好。回来后,艾青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又作了认真修改,定稿于4月23日,发表在1942年5月15日的《解放日报》上。在这篇论文中,艾青就文艺与政治、作者的立场和态度、写什么、怎样写、作家的团结、文艺工作的领导等问题,表示了自己的见解。这在当时的延安是一篇有相当影响的文艺评论。

  1942年5月2日至23日,具有历史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的会议室召开,毛泽东作了“引言”讲话和会议总结。会议开得生动、活泼、无拘无束。毛泽东的讲话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系统地、明确地指出了革命文艺工作的方向、任务、方针、政策,是革命文艺工作的指路明灯,是繁荣文艺创作的锐利思想武器。文艺座谈会之后,艾青

  写信给毛泽东,希望到前方去体验生活与写作。不久,毛泽东即回信:“艾青同志:来信收到。赞成你到晋西北,但不宜太远,因同蒲路不好过。目前这个阶段希望你呆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然后切实研究农村阶级关系,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对中国的战况总是不很明晰的。此致敬礼!”信的后面,毛泽东又补写一句:“待天晴,我再约你面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艾青到中央党校三部,一边参加整风,一边学习马列。认真阅读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路易・波拿巴政变记》等经典著作,懂得了如何用历史唯物论观察社会,观察现实,研究实际问题。

  在这段时间里,艾青担任了党校秧歌队副队长。秧歌队槁得很活跃,演出了周而复写的《牛永贵受伤》等节目,受到群众的欢迎。艾青还在延安的新市场附近和青化贬等地,兴致极浓地观看了载歌载舞、粗壮有力、节拍明显、充满劳动者健康和愉快的农民秧歌队的演出,并为其适合现实生活、群众趣味所要求的、富有创造性的形式和手法所倾倒。诗人热情地称赞延安新秧歌剧:“真是一种群众的喜剧。在我们的每个剧里,贯穿着人民的觉醒。抬头、斗争和胜利。”艾青在对新秧歌剧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很快写成《秧歌剧的形式》一文,发表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文章热情肯定了新秧歌剧和群众结合的方向,还对它的表现手法及至唱腔、舞蹈、服装、道具等等进行了总结与探讨。在一个晚会上,艾青遇见了毛泽东,他对艾青说:“你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你应该写三十篇。”1944年5月27日,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信时再次赞扬了这篇文章:“此文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几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最好把文尾附注移至文前,并稍微扩充几句,请与作者商酌。”不久,即印成小册子广为宣传。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延安的秧歌成为人民欢庆的一种形式,很快普及到了各抗日根据地和各解放区。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区、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的代表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艾青参加了这次大会的筹备工作,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候补委员,任国旗、国歌、国徽图案评选组组长,从7月登出征稿启事,一个月年应征稿件“国旗”近5000份,表达了各族人民和海外侨胞对新政权的拥护。经过初步选择和集中,列了数种方案,但看法还未统一。在9月25日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看了画有五星红旗的国旗的方案,高兴地说,用这个好,这个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五星红旗,唤起了诗人的诗情,他真诚地歌唱道:

  我们爱五星红旗像爱自己的心没有了心就没有了生命

  我们守卫它它是我们的尊严我们跟随它它引我们前进

  革命的旗团结的旗旗到哪里哪里就胜利

  这首《国旗》写于1949年9月27日,这是献给新中国成立的礼花,也是诗人和人民一起欢呼祖国新生的第一声歌唱。10月1日,艾青穿上了节日的礼服,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诗人望着广场上五彩缤纷的气球和花束,望着雄壮齐整的游行队伍,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他和亿万人民一起,盼到了祖国的黎明,迎来了共和国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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