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中央考虑延安需要文化方面的带头人，以领导推动延安文化向前发展。经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负责人潘汉年、冯雪峰推荐，中央调周扬、艾思奇、李初梨一行等来延安工作。到延安后，中央安排周扬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长、陕甘宁边区文协主任。从那时起，周扬和毛泽东接触很多，他们或面谈、或书信往来，关系极为密切。

　　周扬，原名起应。湖南益阳人。1908年生。1931年在上海开始从事文化工作，主编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1935年担任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兼左联党团书记。参与领导进行国统区文化战线上反“围剿”斗争。30年代的周扬在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文艺理论的研究方面已有较深的造诣。

　　1937年到1938年初，许多文艺团体来到延安，为了纪念“一・二八”上海抗战六周年，决定在延安举行一次隆重的文艺晚会。为此，从抗大、陕公等单位集中了六七十位青年艺术家，只用两星期就排演出四幕话剧《血祭上海》，公演20天，观众上万人。在一次《血祭上海》座谈会上，当有人建议创办艺术学院时，全场一片掌声。毛泽东当即表示愿用最大的力量帮助艺术学院的创办，并宣告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一星期后，由毛泽东、周恩来、周扬等联合发出《成立缘起》，为纪念已故文豪，定名为鲁迅艺术学院，该学院宗旨是“培养抗战急需的大批艺术工作者”。1938年4月10日下午，鲁迅艺术学院举行成立大会，毛泽东出席大会，并讲了话。经毛泽东提名，周扬任鲁艺副院长。1938年以后，鉴于延安文艺将有一个大的发展，毛泽东几次找周扬谈话，征求文艺工作方面的意见。1939年，经毛泽东批准，周扬任鲁艺院长。在他主持鲁艺工作的几年中，领导培养了大批革命文艺工作人才。抗战胜利后，学员分布全国各地，成为新中国文艺战线的中坚力量。在鲁艺成立一周年、二周年、三周年、五周年时，毛泽东都到鲁艺讲了话，内容很生动也很重要。可见毛泽东是非常重视鲁艺的，同时也对周扬寄托了很大的希望。

　　陕甘宁边区久为全国甚至全世界人士所瞩目，许多中外人士不远千里来边区参观考察，各地青年潮水似的涌到这里来。许多新闻界朋友，曾博访周咨，写成印象记、访问记，作过一些介绍。也有少数人颠倒黑白，攻击边区为”封建割据”、“破坏统一”。也区究竟是怎样一个地方？向全国人民作一忠实介绍，十分必要。1938年秋冬，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李六如与秘书和培元两人合写了一本《陕甘宁边区实录》，初稿完成后，送毛泽东审阅。因忙于党内其他工作，1939年1月22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扬，委托周扬办理此事。信中写道：

　　周扬同志：

　　此稿李六如、和培元各写一半，我全未看。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甚大，不应轻率出版，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须全般改造，则全般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最好二月十五目前完稿，二月底能出书。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致你与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意。此致布礼！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二日夜十时

　　从此信能看出毛泽东对周扬是极信任的。经过周扬的修正加工，《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于1939年12月由延安解政社出版。毛泽东为此书题写了书名，并题字“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

　　1942年初，延安《解放日报》实行改版――“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文艺》副刊刊头撤销，改第四版为综合性专刊。9月20日，毛泽东和第四版主编舒群商量后，特地拟定“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并有前语：“《解放日报》第四版稿件缺乏，且偏于文艺，除已定专刊及由编辑部直接征得之稿件外，现请下列各同志负责征稿。”在所列各同志姓名之下，都注明各自征稿类别和每月具体数字。其中有“周扬同志：以文艺批评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征稿办法中还强调指出：“各同志担负征隼之稿件，须加以选择修改，务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随后，中央办公厅按名单发出毛泽东枣园之宴的通知，周扬也去参加了这次轻松愉快的枣园之宴。

　　1944年，周扬同志编辑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选择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和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论述，分为五辑：一、意识形态的文艺；二、文艺的特质；三，文艺与阶级；四、无产阶级文艺；五、作家、批评家。周扬为此书写了编者序。文章说，《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是为了更好地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编纂的，“从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一方面很好地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文艺思想，另一方面，他们的文艺思想又恰好证实了毛泽东同志文艺理论的正确”。周扬把序言送给毛泽东审阅，1944年4月2日，毛泽东给周扬写了一封信，全文是：

　　周扬同志：

　　此篇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休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此外，第十页上“艺术应该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似乎不但是指创作时“集中”起来，而且是指拿这些创作到群众中去，使那些被经济的、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原因而分散了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了政治原因，但其他原因仍在）“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艺的传播而“联合起来”，或者列宁这话的主要意思是在这里，这就是普及工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他们提高起来”。是否可以作这样解释，请再斟酌一下，或同懂俄文的同志商量一下加以酌定。其余没有意见。

　　敬礼！

　　毛泽东

　　四月二日

　　毛泽东指的那段话，是周扬编写序言中引用的列宁对蔡特金的一段谈话。周扬当时用的译文是：“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的最深的根源，应该是出自广大劳动群众的最底层。它应该是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为他们所挚爱的。它应该将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联合起来，并把他们提高起来。”

　　毛泽东的这封信从更广阔的视野上，揭示了普及与提高的丰富含义，指出普及的目的在于使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被分散了的“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艺的传播而“联合起来”，并且“把他们提高起来”，以达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目的。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蔡特金《回忆列宁》一书的汉译本中，这段话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

　　新中国成立后，周扬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作为宣传文化界的领导，毛泽东经常找他去谈话。周扬写的文章，有些是经过毛泽东修改后发表的，有的毛泽东曾作过批示。1960年7月22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周扬作《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的报告，事前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于7月19日复信给周扬，说文件“写得很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读了为之神旺”。

　　但是，建国后像这样表扬周扬的机会并不多。那时候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每次运动均从文艺界开始，这几乎成了一条规律。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红楼梦研究》批判，从反右、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到批判《海瑞罢官》，被批判者的背后，总是或多或少闪着周扬的影子。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他终于被指责为“文艺黑线的祖师爷”而成为最早的受冲击者之一。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忘记周扬。1975年9月30日晚，重病中的周恩来最后一次出席国庆二十六周年招待会。当时，毛泽东、周恩来起用邓小平同志主持党和国家的第一线工作。为了落实党的政策，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任何一年不同，有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的老干部、老民主人士、老教授、老专家被邀请出席了这次国庆招待会。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有许多位知名学者应邀出席。国庆招待会后，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了一份简报，反映出席国庆招待会的知名学者的雀跃之情。毛泽东阅后很高兴，在这份简报上批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名单上的人参加招待会甚好。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听说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名言；却并不知道后面还有一句“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这是因为当时的特定情况，没有能公开全部引用这段批示，但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还在挂念着周扬。

　　提起茅盾，大家都知道他是国内外享有崇高声望的著名作家，他的《子夜》、《蚀》、《虹》、《春蚕》、《林家铺子》等大量杰出的文学作品，为我国文学宝库创造了珍贵的财富，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然而一般人却很少知道，茅盾早年就投身于革命活动，1921年在上海先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并曾积极参加党的筹备工作和早期工作，在此期间，他和毛泽东相识，受到毛泽东的器重和信任，做过毛泽东的助手，并结下了诚挚的友谊。

　　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1896年7月4日出生于浙江省桐乡县乌镇。1927年9月他创作的第一部小说《幻灭》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时，由于正受到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通缉，所以使用了一个笔名“茅盾”，后来他就以沈雁冰和茅盾两个名字闻名于世。

　　茅盾和毛泽东初识是在1923年夏天，那时茅盾是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江浙）委员会执行委员兼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长。8月5日，他去出席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第六次会议。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的中年人热情地用湖南话跟他打招呼：“你好！沈雁冰同志，我是毛泽东。”茅盾紧握对方的手，笑着说：“啊，毛泽东同志！久仰，久仰。”毛泽东爽朗地说：“我是《小说月报》的老读者，对你的大名，我也是久仰呀！”茅盾知道，毛泽东是中共中央委员，他今天是代表中央出席会议作指导。这次会议通过了四项决议，其中之一是“密令金佛庄相机作反战宣传，如果他带的一营要上阵，打仗时应设法保存实力。”金佛庄当时在杭州夏超的警备团担任营长，是共产党员。茅盾对这项决议的印象特别深刻。后来他写道：“这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而作出的决议。由此可见毛泽东早年就注意共产党掌握枪杆子的问题了。”

　　在此之前，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等三人因不满陈独秀的领导和对一些党员的品质有意见，曾提出要退党。毛泽东对参加会议的执委说“我建议，对他们三人的态度应当缓和，劝他们取消退出党的意思。”散会时，毛泽东对茅盾说：“雁冰同志，会议分工由你去找他们三人做工作，有困难吗？”茅盾说：“困难一定会有的，我尽力去克服吧。”第二天，茅盾去找了陈望道、邵力子作解释，请他们不要退党。邵力子同意了，陈望道不愿意，说：“雁冰，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然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党呢？”并说，“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在党内更方便。”邵力子、陈望道都对茅盾说，不必去劝说沈玄庐了，他一定不愿意留在党内的。不过，茅盾还是去找了沈玄庐。沈玄庐发了一顿牢骚，但表示愿意考虑党组织的挽留。然而到了第二年春天，还是退出了党。事后，茅盾向毛泽东汇报说他只完成了三分之一的任务，毛泽东鼓励他说：“能完成三分之一，就很好嘛。”

　　1926年1月19日，国共两党合作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闭幕了。茅盾在旅馆整理行装，正准备回上海，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派人把他找了去，对他说：“沈雁冰同志，你和恽代英同志都得留在广州工作，”

　　这个决定使他感到突然，但他懂得，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便问：“我的工作？”陈延年说：“你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担任秘书。中宣部部长由汪精卫兼，他是国民党政府主席，忙不过来。现由毛泽东同志代理部长，你受他的领导。”能为毛泽东做助手，茅盾感到十分高兴。毛泽东住在东山庙前西街38号。这是一幢简陋的中式楼房。他一见到茅盾，就伸出一双大手说：“老朋友，欢迎你！”又指着站在身旁的一个黑脸、麻子的男青年对他说：“这是萧楚女同志，”茅盾早就知道萧楚女是“楚男”，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楚女是麻面黑脸。萧楚女同茅盾一见如故，指着室内一只挂着蚊帐的单人木板床说：“这是留给你的。我陪伴你。毛润芝同志和杨开慧同志住在楼上。”三人坐下后，毛泽东对茅盾说：“中央宣传部设在旧省议会二楼，离这里比较远。两三天后就要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那时，我就提出任命你为秘书，请中常委通过。”茅盾有点不解地问：“哦，任命一个秘书，也要中常委通过么？”毛泽东说：“这个你不知道，部长之下就是秘书。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各个部，像妇女部、青年部，都是如此。”茅盾感到自己要挑的担子不轻，忙说：“我怕不能胜任。”毛泽东赶紧解释说，“不要紧，萧楚女可以暂时帮助你处理部务。”毛泽东又说：“我这些天正忙着筹备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不能天天到宣传部办公。还有，《政治周报》过去是我自己编，开慧当助手；现在可要交给你编了，开慧还要帮我做别的事。”到宣传部办公不久，茅盾就参加了一次部务会议。那天汪精卫到会讲了几句话，希望大家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共同努力，依据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政治报告以及各项决议案的内容，展开革命的宣传工作。讲完话，汪精卫就先走了。然后，毛泽东对宣传部的工作提出了具体的意见，指示茅盾和萧楚女起草一个宣传大纲，用国民党中央的名义下发，向全国宣传这次大会的精神。茅盾和萧楚女都是写文章的能手，两人只用了一天时间，就起草好一份宣传大纲。毛泽东仔细审阅了一遍，加上“军队与人民合作”一段，在文字上作了一些修改，然后对茅盾说：“你还是送给汪精卫，请他再看一下。”这个宣传大纲经过国民党二届中常委会议讨论、修改后下发了。茅盾在处理好宣传部日常事务的同时，还要编辑《政治周报》，撰写政论，到学校讲演，工作很是繁忙。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要秘密前往湘粤边界的韶关，去视察那里的农民运动，向国民党中常委提出“因病请假两周”。因此，2月16日的中常委会议决定：在毛泽东同志因病请假两周期间，宣传部的部务由茅盾同志代理。

　　不久，由于蒋介石策划制造了反共的“中山舰事件”，形势发生了变化。这时上海的党组织也让茅盾回上海。茅盾把这件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说：“看来汪精卫要下台了，我这代理宣传部长也不用再代理了。”离开广州的那天上午，茅盾依依不舍地向毛泽东告别。毛泽东嘱咐他：“上海《民国日报》早为右派所把持，这里的国民党中央在上海没有喉舌，你到上海后赶紧设法办个党报，有了眉目就来信给我！”茅盾说：“好的，我努力去办。”3月底，茅盾回到了上海。这次广州之行，连在船上的来回时间，正好三个月，虽然时间不长，但和毛泽东在工作中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革命圣地延安

　　1935年，红军长征胜利地到达延北后，茅盾就曾和鲁迅在一起，给党中央拍去“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的电文，表达了他们对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深切希望和信赖。时隔5年，到了1940年，茅盾才有机会亲身到革命的圣地延安去。事情是这样的。1938年底，茅盾应新疆学院院长社重远的邀请，远赴新疆从事革命文化教育工作。1940年5月，茅盾与张仲实等人离开了政治形势越来越险恶的新疆，经兰州到了西安，这时，他对延安的向往，对党的怀念越来越重地压在了心头，奔赴延安成为他此时最大的渴望。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茅盾巧遇早在大革命时代就已熟识的周恩来和慕名已久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他欲赴延安的想法受到了两位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于是，他与朱德等并肩踏上了去延安的路程。1940年5月26日下午，茅盾顺利地抵达革命圣地延安。

　　第二天晚上，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开欢迎晚会，未德、茅盾等相继讲话。晚会上，“鲁艺”演出了《黄河大合唱》，给茅盾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一直念念不忘。后来回忆说，这次演出，他十分感动，大开眼界，《黄河大合唱》那“伟大的气魄自然而然使人鄙吝全消，发生崇高的情感，就像灵魂洗过一次澡似的。”

　　茅盾在延安安顿好后，就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看望毛泽东。自1926年广州分手，他们已有14年未见面了，老友重逢，分外高兴。毛泽东依旧是茅盾印象中十多年前那样的平易近人、谈笑风生，丝毫没有因为当了党的领袖而有什么改变。茅盾向毛泽东详细地谈了他在新疆期间所看到的政治形势的恶化和自己虎口脱险的经历。毛泽东十分认真地听着茅盾的述说，脸上流露出深深的关切之情。

　　6月初的一天，茅盾正在家里阅读吴玉章主编的《中国文化》，门外忽然响起一个熟悉的湖南口音：“雁冰在家吗？”茅盾应声把毛泽东迎进窑洞，毛泽东对他说，直到今天才来问候他和夫人、孩子，实在是太忙，请他们原谅，井拿出一本《新民主主义论》送给茅盾：“刚刚出版。您是大作家，评论家，请你看后多多批评呵！”毛泽东兴致勃勃地与茅盾大谈中国古典文学，并对《红楼梦》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令从事文学批评和创作的茅盾惊叹不已，自愧弗如。中午，茅盾留毛泽东吃便饭。在饭桌上，毛泽东问到他今后的创作活动，茅盾说：“在新疆呆了一年，使我深感大大落后于沸腾的生活，非常需要补课，我想多读点东西，再到前线、后方走走，体验体验生活。我今后仍想搞我的创作。”毛泽东听了频频点头，说：“你这个想法，很好！我建议你搬到鲁艺去住，鲁艺，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罢。”在这之前，曾有人劝茅盾搬到全国文艺家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去住，并说丁玲等作家都住在那里，现在他听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搬到鲁艺，他对毛泽东说：“旗帜我不够资格，搬去住我乐意，因为我是搞文学的。”茅盾的妻子看到毛泽东一支接一支地吸烟，甚至在饭桌上也不停，而饭却吃得很少，便劝他戒烟。毛泽东摇了摇头，幽默他说：“戒不了罗！前几年医生命令我戒炯，我服从了，可是后来又抽上了。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个顽固分子。”和毛泽东谈话后不久，茅盾就把家搬到了桥儿沟的鲁迅艺术学院。大约在7月间，毛泽东又把茅盾找到杨家岭长谈了一次。那次他们谈的是30年代上海文坛的斗争以及抗战以来文艺运动的发展。

　　在延安，生活在同志们中间，生活在沸腾的生活中，茅盾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他怀抱着极大的热情参加延安的各项活动，讲课，从事文学批评

　　和创作，还参加了由毛泽东发起艾思奇主持的哲学座谈会，与毛泽东、朱德、任粥时、张闻天、凯丰及在延安的著名哲学家们坐在一起讨论各种哲学问题。

　　9月下旬的一天，张闻天来到桥儿沟茅盾住的窑洞，递给他一封周恩来从重庆打来的电报，电报的大意是：郭沫若等人已退出第三厅，政治部另外组织了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仍由郭沫若主持。为了加强国统区文化战线的力量，希望茅盾能来重庆，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张闻天还说，恩来想请你去重庆，就是考虑到你在国内外的名声，在那种环境里活动比较方便，国民党对你也奈何不得。不过，这只是我们的建议，我们知道你全家都来延安了，你原来也不打算再出去的，如果你实在不愿意，也不必勉强。”茅盾无条件地接受党中央的安排。为了全力以赴地投入抗战工作，他准备把两个孩子留在延安。几个月来，孩子们已在集体环境中生活得融洽无间。临行前，茅盾到杨家岭向毛泽东辞行。他对毛泽东说：“我把两个孩子都交给了党，请党来教育他们吧。”毛泽东风趣他说：“这很好嘛。你现在把两个包袱扔在这里，可以轻装上阵了。”10月10日，茅盾和妻子随董必武的车队离开了生活、工作了5个月的延安，踏上了新的征途。“鲁艺”全体学员在桥儿沟西边、延河北岸列队欢送。茅盾夫妇一边擦泪，一边挥手向送行的同志们告别。

　　延安的生活虽然是短暂的，但它给茅盾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到重庆后不久，作家就写出了散文《风景谈》和《白杨礼赞》，热情歌颂了延安的生活，歌颂延安人民和革命战士，歌颂中国共产党。

　　第一任文化部长

　　地理条件上的间隔，中断了毛泽东与茅盾的直接交往，但他们的心是相通的，时常有书信往来，并渴望再次相见。1945年1月，周恩来由延安飞抵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再度进行谈判。他给茅盾带来了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

　　雁冰兄：别去忽又好几年了，听说近来多病，不知好一些否？回想在延时，畅谈时同不多，未能多获教益，时以为憾。很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敬祝健康！毛泽东上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捧着这封信，茅盾的眼眶湿润了。毛泽东身为党的领袖，还这样谦逊；他工作十分繁忙，还惦记着老朋友的身体，这使得茅盾感动不已。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整个山城沸腾了。毛泽东住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后，茅盾立即携夫人前往拜访。后来毛泽东分别会见各方民主人士，又约茅盾和马寅初到办事处恳谈了两个小时，因为当时大家最关心的大局是内战问题，茅盾在谈话中询问毛泽东：“你高瞻远瞩，对形势的看法如何？”毛泽东回答说：“蒋介石是要打仗的。但是，他不得人心。和平的旗帜在我们手里。他要打我们也不怕。我们有准备。”记得马寅初向毛泽东

　　提了一个建议：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共产党可以印假钞票（法币），这样既可以解决解放区的经济困难，道义上也说得过去，因为国民党欠了你们许多钱。毛泽东微笑地听着，未置可否，大概他觉得马寅初的想法太浪漫了。由于我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使蒋介石达成了“双十协定”，重庆谈判结束。10月11日，毛泽东、王若飞返延安，茅盾与张澜、郭沫若等到机场送行。

　　1949年7月下旬，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茅盾任主席，随即决定创办综合性文学创作月刊《人民文学》，茅盾任主编。《人民文学》筹办期间，茅盾曾请毛泽东为杂志书写刊名并题词。不久，毛泽东给茅盾写了一封回信：

　　雁冰兄：示悉。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毛泽东九月二十三日

　　展开信中附来的一张宣纸，上面写着：

　　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毛泽东

　　茅盾给周扬看时说：“起应，主席这个题词，语重心长，我们的担子不轻呵！”他没料到，更重的担子将要放在他的肩上。当周恩来被选为政务院总理后，来找茅盾：“雁冰，我受命组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准备任命您为文化部长，特向您征求意见。”茅盾跟周总理很熟悉，使坦率地表示：“我一向都是搞创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生活可以安定下来了，我不想当部长，只希望继续从事创作。”周恩来认为他说的合乎情理，答应再考虑一下。过了一天，周恩来派人把茅盾接到中南海丰泽园的颐年堂。茅盾看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已在等候。坐下后，周恩来对他说，在人事安排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所以请他来商量，毛泽东微笑着说：“我跟恩来商量过了，还是要请你出任文化部长。雁冰，你是中外知名的大作家，这第一任文化部长，非你莫属啊！”看到主席和总理如此郑重地向他提出，想到既然革命工作这样需要，他觉得不能再推托，便答应了。毛泽东、周恩来一听，都笑了。他们跟茅盾紧紧握手，送他步出颐年堂。

　　10月1日，茅盾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正式任命他为文化部部长、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1月2日，茅盾主持了文化部成立大会。从此，他挑起了新中国文化部门领导的重担，为开创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和文学艺术事业，勤勤恳恳，殚思竭虑，献出了全部心血。

　　毛泽东在延安很重视同文艺界人士的交往，每闻有人到延，总是尽快从百忙之中挤出时间，安排集体或个别的场合，同他们见面，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和鲁迅有过交往的作家欧阳山到延安后，更是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曾给欧阳山写过三封信，邀欧阳山面谈；认真阅读欧阳山发表的作品，给以热情的鼓励；并经他批准，任命欧阳山为中央研究室文艺研究室主任等。这些礼遇与殊荣，使欧阳山内心深受感动，并给他留下难忘的记忆。

　　一、初次见面

　　欧阳山，原名杨凤歧。湖北荆州人。从小随养父在外流浪，接触了广泛的人生。1923年用凡鸟的笔名在上海《学生杂志》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那一夜》，从此开始文学创作。1927年组织“南中国文学会”，曾得到鲁迅的指导。1933年因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逃亡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开始用欧阳山的笔名发表作品。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在组织的安排下前往延安。

　　欧阳山从重庆到延安，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为了安全，他改变了身份，扮为八路军的家属。他当时的夫人草明也不能与他同行。草明带着一个1岁多的孩子，同有家属的队伍一道撤退，是先一批到延安的。欧阳山于1941年4月到达延安，当时正是阳春季节，陕北高原的广阔原野，使这位长期生活在南方的人顿开眼界，解放区的沸腾生活，使他的理想变成了现实，他满怀热情地投进新的生活与工作中去，并开始了新的创作时期。

　　欧阳山和毛泽东的初次见面是在1941年的夏天，那时毛泽东48岁，高高的身材，庄严平静地站在欧阳山的面前，和欧阳山握手之后，毛泽东看出了欧阳山手足无措，心情激动的窘态，就热情让欧阳山坐下，并给他倒了杯开水，像一位贤良的兄长一样，用随和的低声问欧阳山的文学经历和社会经历，问他在上海时看到的鲁迅先生的情况，问当时重庆的文学艺术活动和大家所受到的国民党的迫害。欧阳山望着毛泽东智慧深沉的眼睛和温和的微笑，看着他那披在背上打补钉的棉衣，便忘了他是一位伟大的领袖，高高兴兴地谈了起来。欧阳山从毛泽东的住地告别出来后，才觉得十分后悔，因为他光顾自己说话，没有从他那真知灼见、雄才大略里面多得一些教益。

　　二、三封书信

　　1942年春，随着延安文艺界队伍的不断扩大，文艺运动的深入发展，其内部的种种分歧，一些作家、艺术家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存在的缺陷表露得较为明显和充分，其中最为突出的现象是出现了《野百合花》等一批讽刺、暴露革命根据地生活中缺点或阴暗面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的主要立场或其中的某些思想倾向，不仅脱离了动员、团结、鼓舞广大人民群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代主旋律，而且也有悖于一些文艺家奔赴延安的初衷。欧阳山感到文艺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很多很严重，一些来自大后方的作家、艺术家并不了解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不懂得怎样正确地开展革命文艺活动，于是欧阳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除反映一些问题外，还建议，党需要制定一套明确的文艺政策，以便大家工作起来有统一的标准。他还援引了苏联共产党对文艺工作提出的一些方针政策，请中央考虑、研究。毛泽东看后，于4月9日早晨复信，信中写道：

　　欧阳山同志：来信收到。拟面谈一次，如同意，请于今日急临一叙，并盼与草明同志偕来。此致敬礼！毛泽东四月九日

　　欧阳山和草明高兴极了，他们整整衣领，扣好钮扣便于当日上午下山去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地。毛泽东往的是双眼窑洞，就像套间一样，外间办公室放一张写字台、两把椅子，写字台对面是一个可坐两三个人的旧沙发。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看见欧阳山和草明进来，便请他们在沙发上坐下，然后开门见山地说，党中央准备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和大家研究一下文艺工作问题，准备提出三个问题：一是文学艺术家的立场问题；二是态度问题；三是工作对象问题。毛泽东首先谈了自己的看法。据草明回忆，毛泽东当时谈的时间很长，其中有许多观点是她有生以来头一次听说，因此印象很深，这些观点有：文艺工作者要有正确的立场，党员要站在党的立场上；文艺要解决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要为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党的干部，只有熟悉他们，才能表现他们；文艺工作者要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并使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文艺的目的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同敌人作斗争。他还说，延安的青年是拥护共产党的，但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头脑中还有非无产阶级思想，还要改造世界观。毛泽东说完，欧阳山就上述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当谈到目前文艺工作中的种种困难时，他特别提出希望中央制定明确的文艺政策。草明补充了一些意见，反映文艺界存在的宗派主义问题。谈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这时已有人摆好饭菜，毛泽东留他们吃了一顿午饭，饭菜很朴素，这天特意为他们加上两个菜，虽然不过是猪肉、猪肝、却使他们几十年来还余甘在舌。

　　时隔几天，毛泽东于4月13日和17日给欧阳山和草明写了两封信，请他们对上次谈话中涉及的“文艺方针诸问题”，“搜集反面的意见”，“正反两面都盼搜集”，并附“简要的说明书”给他。接信后，文艺研究室的全体同志立即帮助翻阅解放区内外的报纸杂志，将其中有关文章或者折起来，或者做个记号，尤其注意有资产阶级文艺观方面的材料。这些材料经过欧阳山的筛选，采用了十几种，每篇都附上简要说明，然后包扎好，让草明送去。

　　草明来到毛泽东办公室时，毛泽东正在看材料。见到草明进去，他就离开座位和草明打招呼。草明把材料打开，送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一面翻阅一面看欧阳山写的简介，然后坐下，关心地问草明：“工作、生活环境怎么样，有什么困难没有？”草明痛快地回答说：“一切都很好，很理想。只是三个孩子缠身，对写作有些妨碍。”毛泽东不解地问：“怎么不把孩子送托儿所和学校去？”草明说：“中央托儿所需要一个保姆才能让孩子进去，我

　　没有保姆；两个学龄孩子想进干部子弟学校，可我们不是军人，也送不进去。”毛泽东自言自语地说：“还要保姆，咳。”随即，毛泽东吩咐服务员请傅连璋大夫来，他正负责中央托儿所，毛泽东请他解决草明的小儿子入托问题。草明站起身来表示感谢，毛泽东又吩咐他的秘书叶子龙，用他的名义给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写信，请他介绍草明的两个女儿到干部子弟学校入学。此时此刻，草明感动得不知所措，这样的小事，竟惊动那么多领导同志，草明心中非常不安，后悔不该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次会见，毛泽东的话虽然不多，但他关心干部、关心作家，爱护后代的精神和行动，使草明体会到伟大的革命家的胸怀宽广深远。

　　延安文艺座谈会前，毛泽东找了包括欧阳山、草明在内的许多作家谈话，查阅了大批材料，通过调查研究，摸清了文艺队伍的现状，全面掌握了有关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为开好座谈会做了充分的准备，为制定党的文艺政策提供了客观依据。4月底，欧阳山和草明接到了毛泽东和凯丰署名的邀请他们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请帖。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隆重召开了，这次会议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文艺界一次空前的盛会。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00多人，包括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党的思想、理论、宣传、文艺、教育等部门的负责人和许多国内颇有影响的作家、艺术家。欧阳山、草明怀着激动的心情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受到了深刻的教育。5月23日，毛泽东为座谈会做了结论，这就是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参加会议的所有代表都为这篇《讲话》恢宏的气势、精湛的道理、严密的逻辑、锐利的锋芒所震慑，所激动，所折服。会议结束前，摄影家吴印咸不失时机地要趁亮为全体与会人员照相，大家起身到坪台上，围着毛泽东随便坐的坐，站的站。草明有幸坐在第一排，离毛泽东很近，欧阳山站在第二排，只听吴印咸的相机咔喳一声，便留下了这个历史性的光辉的一页。

　　三、写作新风

　　延安文艺座谈会闭幕后，文艺界普遍开始了整风运动。广大文艺工作者通过学习《讲话》等有关整风文件，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为了转变立场，克服以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最大弱点，他们纷纷行动起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一批批振奋人心的作品相继破土而出。

　　1944年4月，欧阳山从中央党校三部调到边区文协专门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不久，丁玲和陈明也调来了。欧阳山和丁玲一起参加了边区合作社模范工作者会议。会后，丁玲写出了报告文学《田保霖》，欧阳山写出特写《活在新社会里》，两篇文章同时登在6月30日的《解放日报》上。丁玲的文章记叙了田保霖在党的领导和革命政权的支持下，为解决群众生活困难，举办合作社，搞活经济的先进事迹。《活在新社会里》写的是田保霖办合作社时，发现一个叫邹兰英的老婆子，她原是要饭的，听说边区是穷人的“福地”，带着儿孙来到靖边县，田保霖帮她安了家，并要她发挥自己的特长，教人纺纱，为解决群众穿衣难的问题做出了有益的贡献，自己也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文章通过邹兰英在新旧社会的不同经历的描写，歌颂了新社会的优越性。欧阳山和丁玲都没有想到，这两篇反映现实斗争生活中两个小小侧面的短文，却会引起当时肩负着领导全国人民抗战重任的毛泽东的兴趣和重视。毛泽东在读完作品后，立刻亲笔给他们写了祝贺信，还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约

　　他们会面，信是这样写的：

　　丁玲欧阳山二同志：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许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敬礼！

　　毛泽东

　　七月一日早

　　下午，丁玲、欧阳山应邀来到枣园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鼓励他们说：“我一口气看完你们的作品，很高兴。这是你们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们继续写下去，为你们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傍晚，毛泽东请他们俩吃了饭。明日初升，他们才策马出来。欧阳山喝了不少酒，敞开衣襟，让习风吹拂。他们还沉浸在刚才的回忆中。毛泽东雍容大方、温和典雅的仪态，以及他在款款漫步中的音容笑语，都铭刻在他们的记忆里。后来欧阳山在《想起毛泽东同志这封信》文章中说：“《活在新社会里》这篇特写是我1941年到延安以后，第一次接触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社会、新生活、新的主人翁工农兵群众，同时又是第一次试用某种文学样式描写、表现和反映他们。可以说，这是我初次投身到火热的新斗争生活中的一种学步，一种练习，一种尝试。尽管作品不成熟，很单薄，但毕竟是走在这条大路上。是否恰恰在这一点上，也仅仅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同志就分出他宝贵的精力的一部分，来对它加以肯定，支持和鼓励呢？我想，这有可能比较接近他的本意。”

　　罗烽，原名傅乃畸，笔名洛虹、彭勃、克宁等，1909年12月出生于辽宁沈阳。罗烽是卓有成就的小说家，又是激情奔放的诗人，他在文坛耕耘50年，发表了5部短篇小说集、3部中篇小说、1部长篇小说，另外还有长诗、散文等。

　　1941年1月，国民党蒋介石背信弃义，倒行逆施，疯狂反共，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屠杀新四军将士的皖南事变。与此同时，在重庆疯狂捕杀各界进步人士。罗烽、艾青、张仃等著名革命作家被特务盯梢，行动失去自由，随时有被捕或遭暗害的危险。周恩来十分关心文艺工作者的安全，决定让他们立即撤退到延安。罗烽彼安排和艾青、张仃为一组同撤。行前，周恩来召集大家，商定出走的路线，并决定化装为西北军三十八军驻榆林邓宝珊军部的高级政工干部，罗烽扮成护兵，带着邓宝珊的护照，暗渡宝鸡，混入咸阳，一路被盘查留难，行程6日，经洛川、宜君、铜川、耀县、三原等五道鬼门关，终于胜利到达中国革命圣地延安。罗烽在延安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第一任主席，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

　　毛泽东得知一大批文艺界同志先后由大后方来到延安，非常高兴，也非常关心，亲自到兰家坪去看望他们。不巧，那天罗烽和爱人白朗外出探望朋友，与毛泽东失之交臂，回来后听说，他们后悔极了。没过几天，毛泽东突然捎信邀请他们去作客，他们高兴极了。

　　罗烽、白朗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窑洞里的陈设很简洁。他们很拘束地向毛泽东问好后便茫然不知所措，不知该说些什么，更不知从哪儿说起。毛泽东大约看出他们紧张的神态，便笑着说：“今天请你们作客，不谈工作。”也许毛泽东的这句话定了调子，再加上他的态度又比较平易近人，所以罗烽紧张的心一下子自如了。他们像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家一样，无拘无束地和毛泽东谈笑，一直到很晚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还有一次，罗烽和白朗抱着孩子去毛泽东家作客。饭后，毛泽东邀罗烽他们一起打牌。罗烽平时很少玩牌，可一旦玩起来就非常专注用心，牌出得也精明。江青站在毛泽东身后忍不住指手划脚，不但频频给毛泽东“支招”，还不断埋怨毛泽东“土包子”牌术不高明。开头，毛泽东并不介意，可是她还喋喋不休说个没完，毛泽东便很不耐烦地挥手说：“去、去、去！”事情很小，但给罗烽他们印象很深，让人感觉到两人性格截然不同。

　　毛泽东不但无微不至地关心身边的干部和同志，同时也十分尊敬老年人，爱护小孩子，罗烽的母亲是位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没上过学，只是凭自学能读读报，但是她热爱共产党，信仰共产主义。早在20年代未30年代初，罗烽在哈尔滨搞地下工作时她就积极支持儿子革命，掩护他们的对敌斗争。她一直跟随罗烽他们四处奔波，吃了不少苦头，却无半句怨言。当毛泽东知道罗烽母亲也来到延安，特意把别人送给他的一大块茶砖转送给老太太。罗烽的孩子体弱多病，经常住医院，只要毛泽东知道孩子病了，不是派人送药就是送些营养品。

　　罗烽担任“文抗”主席不久，“文抗”盖了一间“干打垒”房子，约有60平方米，主要供开会使用。延安物资匾乏、条件艰苦，住房也很紧张，居住和办公一律是窑洞，现在有这么一间宽敞明亮的大房子实在是够气派的，

　　也惹人眼红，开始，有人在周末利用它开舞会，调剂调剂单调的生活，颇受群众欢迎，也吸引上层人物，江青是这里的常客。了玲曾在《三八节有感》这篇后来惹出大祸的杂文里揶榆江青迷恋跳舞，文中“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次最卫生的交际舞”，影射的就是她。可是，后来舞会次数越办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不单单跳舞，还可以此喝酒助兴。俱乐部几乎成了酒吧。罗烽看不下去，觉得领导要掌握分寸，因势利导。他找“文抗”刘某商议，要适当约束党员同志。可是，话过如烟飞雾散。一天，罗烽站在外圈喝酒冷眼旁观。场内江青独占鳌头，翩翩起舞。罗烽憋足劲，一扬脖把一杯酒干了。瞬间，拿起眼前一只四条腿小凳“啪”地摔下，然后拂袖而去。场上惊愕，一片肃静；尔后纷纷扬扬，炸开了，舞客便快快散去。从此，这里不再跳舞，不再喝酒，恢复了它建房时最初设计的功能。

　　此后不久，罗烽去毛泽东那里，谈到了跳舞的事，毛泽东说：这种舞会不可多亦不可少，边区生活气氛过分单一化，只是工作、学习、生产。延安的草鞋舞是有别于大后方的红灯绿酒、金迷纸醉的，但不是说这里就没有国民党老爷们的坏作风。有，也是少数，不是主导，不小心加以对比，要跌跤子。罗烽还与毛泽东谈到了“鲁艺”教学的情况，并反映说，“鲁艺”有的教员认为：鲁迅杂文的文体形式在延安可以废除了。那么杂文还能不能写？毛泽东说：要尊重鲁迅，他是没有拿到党证的布尔什维克。当罗烽问到对“两个口号”论争如何看时，毛泽东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立意明确，目的鲜明，响亮，颇有战斗行列前军旗的气概。“国防文学”口号有益于扩大统一战线，但这个口号明显的缺点是含混不清，不加正确的注脚，脚跟不稳，一推就倒。

　　为了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一度非常注意文艺方面的问题，他为了了解一些反面的意见，曾于1942年4月13日写信给罗烽，托他代为搜集一些材料，信是这样写的：

　　罗烽同志：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请随时示知为盼！此致敬礼！毛泽东四月十三日

　　延安文艺座谈会于5月2日召开，5月23日结束，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罗烽到会聆听了他的讲话。由于罗烽写过《还是杂文的时代》的文章，在会上还受到了毛泽东不点名的批评，罗烽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42年3月12日延安的《解放日报》上。文中写道：“在边区――光明的边区，有人说‘杂文的时代过去了，’我也是很希望杂文的时代不要再卷土重来的，因为不见杂文，同时也就不见可怕的黑暗，和使人恶心的恶毒的脓疱，这样，岂不是‘天下太平’了吗？岂不是很有把握获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吗？但是事实常常不如希望那么圆满的，尽管你的思想加太阳之光，终年阴湿的角落还是会找到，而且从那里发现些垃圾之类的宝物，也并不是什么难事。”文中还说：“是的，‘延安是政治警觉性表现最高的地方’，若是单凭穿着华丽的衣裳，而懒于洗澡，迟早那件衣裳也要肮脏起来的。”文中指出：“提到此，常常忆起鲁迅先生，划破黑暗，指示一条去路的短剑已经埋在地下了，锈了，现在能启用这种武器的，实在不多。然而如今还是杂文的时代，”毛泽东在讲话中对“还是杂文的时代，还要鲁迅的笔法”的论点，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他说：“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罗烽把自己写的几篇文章：《高尔基论艺术与思想》、《漫谈批评》、《嚣张录》、《还是杂文的时代》呈交毛泽东阅读，毛泽东读后，于6月12日给罗烽写了一封信：

　　罗烽同志：

　　你的文章读过了，今付还。

　　我觉得关于高尔基的一篇是好的，这篇使我读后得到很大的益处，但其余的文章，和这一篇的观点不大调和，我虽只看一遍，但觉有些是不明朗化，有些则论点似乎有毛病。我希望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对于你的前进是有益的。未知当否，请加考虑为盼！

　　敬礼！

　　毛泽东

　　六月十二日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指出罗烽文章的不足之处，使罗烽深受感动。然而，不幸的是，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一文，竟连累了他的一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仍然为此而遭到一连串的灾难。1955年，他与舒群、白朗一起被锗定为反党小集团。1957年则被抛出“再批判”，并错划为右派分子，还被开除党籍，发配塞外矿区劳动改造。“十年动乱”期间，罗烽作为摘帽右派更是在劫难逃，斗得死去活来，“四人帮”被粉碎后，几十年的冤案才得以平反，罗烽才重又拿起笔来继续从事创作。但是，这荣幸来得实在太晚太晚，罗烽的肌体和精神几尽摧毁变为废人，不幸于1991年逝世，终年8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