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中间阶级的理论述略

　　刘诚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根据中国的国情，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作为总的策略出发点，创造了关于中间阶级的理论。他科学地界定了中间阶级，认为中间阶级在中国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是决定胜负的筹码，并对之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毛泽东关于中间阶级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重大发展。

　　科学界定中间阶级

　　准确把握中间阶级的内涵。毛泽东认为中间阶级并非指一切介于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所有阶级，而是指那些具有两重性的阶级，是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阶级，“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是毛泽东对中间阶级政治态度和心理状态的最生动的描述。中间阶级是可以争取参加革命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中间阶级的阵营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民族矛盾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毛泽东以政治家的敏锐审时度势，不断扩大可争取的中间阶级的范畴，极大地扩大了革命阵营，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以夺取革命的胜利。

　　科学界定中间阶级。毛泽东认为农民不是中间阶级，而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在党的幼年，如何看待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党内是有分歧的。陈独秀认为中国农民散漫保守，难以加入革命。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农民虽然和落后的分散的个体经济相联系，但身受三重压迫的中国农民表现出来的是更多的历史主动性和强烈的革命性，因此不能把农民作为中间阶级，他们不仅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而且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同盟军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面临的主要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小农问题，他们强调的主要是小农阶级作为旧生产方式残余的保守性和落后性，历史的分散性和被动性。在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农民同盟军的作用不那么十分重要，马克思、恩格斯只把农民作为革命的后备军。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不拘泥马克思、恩格斯的现成结论，从农民占中国人口80％的国情出发，充分论证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

　　毛泽东认为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不能作为中间阶级来看待。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国家，正确划分和认识小资产阶级，对革命事业的成败关系甚大。建党初期，共产党人对小资产阶级范畴的认识不一。瞿秋白谈到的小资产阶级有四种，即“店东小资产阶级”、“工匠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和“农民”①。彭述之认为小资产阶级主要由“中小商人、手工业厂主”和“富农”组成②。谭平山则笼统地说“农民群众”都是“小资产阶级的心理”③。这些划分把“工匠”、“手工业者”、“农民”、“富农”都划为小资产阶级，混淆了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见解是细致而正确的，他指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为“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从而准确地划清了当时中国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范围，而且第一次明确了农民中只有“自耕农”属于小资产阶级，避免了笼统地把农民视为小资产阶级的模糊观点。

　　准确地划分小资产阶级是正确认识这个阶级革命性的前提。毛泽东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人数在当时四忆人口中占一亿五千万，“这一个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④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强调和具体论证中国是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国家，这个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具有特殊的历史作用。在世界近代史上，小资产阶级在1793年法国大革命的第三阶段曾独立地把革命推进到以雅各宾专政为标志的最高峰。在20世纪初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小资产阶级则成了“依赖资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走”⑤的力量。因此，列宁认为“小资产阶级生来就是具有两面性的”它“为了巩固自己的小私有者的地位而和统治阶级结成同盟来反对无产阶级。”⑥产生于中国特殊社会环境中的小资产阶级必然既不同于1793年革命时期的法国小资产阶级，也不同于“二月革命”中的俄国小资产阶级，对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特殊历史作用，陈独秀等人是认识不清的，他们一概把小资产阶级视为“非革命的资产阶级”⑦。“是站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有时可以做革命，有时可以做反革命”⑧的动摇势力。毛泽东摒弃了这些错误观点，认为中国小资产阶级由于身受帝国主义军阀大中资产阶级的压迫与剥削，其左派“颇有推进革命的力量”，⑨而在革命潮流高涨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约占40％）一定参加革命，中间派（约占50％）可以参加革命，右派也会附和革命，而不会像俄国小资产阶级那样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同时，毛泽东还指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只能是革命的可靠同盟军，而不会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小资产阶级独立革命的能力。第一次给予了中国小资产阶级一个完全恰当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可以争取的中间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胜利与失败，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正确与否有密切的关系。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极为复杂，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不稳定，政治态度左右摇摆，因而人们不易在短时期内准确地把握它的特性；另外，在马列著作和国际共运的其它文献中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现成答案，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

　　毛泽东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介于买办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中产阶级，华资银行工商阶级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和买办阶级、帝国主义关系密切者，是这个阶级的右翼；“与帝国主义完全无缘者”是这个阶级的左翼，从而否定了当时党内存在的所谓民族资产阶级还不存在，“还说不上是一种革命力量”的错误观点，论证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客观存在，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两重性的特点，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革命的运动”，但“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⑩并指出“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不行的。”(10)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追随于大资产阶级之后叛变了革命，但毛泽东指出：“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因素还存在，如宋庆龄、何香凝坚持同我们合作。九一八事变后，杨杏佛、史量才也转过来靠近我们了。”(12)根据九一八事变后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毛泽东及时指出，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13)为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依据。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继续深入研究，在考察了民族资产阶级在两次反共高潮中的表现以后，对该阶级政治上的两重性特点的认识臻于完善。他深刻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软弱性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基本上还没有掌握过政权，而受当政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所限制。在抗日时期内，他们不但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派有区别，而且和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也有区别，至今仍然是我们较好的同盟者。因此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慎重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

　　毛泽东认为富农也是可以争取的中间阶级。

　　产生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富农，与欧洲和俄国的富农有很大的不同，不仅人数少，俄国富农占农村人口15％左右，中国富农只占农村人口5％左右，而且资本主义剥削方式不典型，很多富农的剥削带有半封建性，因此也不能照搬马列关于富农的定义，而准确地认识中国的富农，也非易事。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列为中产阶级的小地主实际上乃为富农。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中央把富农作为革命对象和地主同受打击，对革命根据地的建设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毛泽东在领导土地革命的实践中，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对中国富农的阶级属性有了正确的认识，1933年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他指出：“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分土地出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并且指出“剥削量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者，叫富农。”使富农的阶级属性有了质的规定性，这一界定，不仅使党对富农的政策有了科学依据，更重要的是稳定和团结了中农，使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和发展。抗战时期，毛泽东对富农问题的研究更深入一步，他指出富农在经济落后的中国所占的比重很少，在民主革命时期，富农是农民的一部分，他们在民主革命中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和地主有区别。

　　审时度势，不断扩大中间阶级的范畴。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毛泽东审时度势不断扩大中间阶级的范畴，并统称之为中间势力，把中间阶级概念扩充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政治概念。抗战初期的中间势力主要指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等，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报告提纲”中，中间势力的对象增加了“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虽然多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在抗日战争中同国民党中央势力亦有矛盾，有时表现进步，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他们有可能在我们党同顽固派斗争时采取中立态度。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为克服投降危险，坚持抗战，毛泽东一直强调要“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争抗战军队中的同情者”(14)。在1940年4月22日中央关于湖南工作的指示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不要把整个国民党的三青团的党员、团员都看做是一样的，其中大部分是可以争取的中间分子。在1940年5月4日给东南局的指示中，毛泽东进一步把争取中间势力明确为：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

　　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党派，共七种。两个月以后，在1940年7月7日《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中，中间势力的概念又扩大为可以包括国民党内的多数党员，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多数杂牌军、中小地主等(15)。1940年11月16日，毛泽东在总结反顽斗争的经验时指出：我党我军中过去把黄埔生看作一个笼统的反共集团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有害的。在目前严重时局，极须改正此观念，利用一切机会与黄埔生军人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不要刺激他们，而应以民族至上的观念来打动他们，使他们不肯投降日寇，使他们对反共战争取中立或消级态度，这对挽回危局有重大意义(16)。从而把国民党中央军中的黄埔生也划入了中间势力。

　　准确地把握中间阶级的内涵，科学地加以界定，因时而异地扩大中间阶级的范畴，不断地壮大革命力量，这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经验。

　　决定胜负的筹码

　　争取中间阶级是实现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重要策略方针。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为实现党的总路线，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势力相当强大，而中国的无产阶级又相对比较弱小，无产阶级要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必须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作为总的策略出发点。毛泽东对此有十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17)正是从这一总的策略方针出发，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仅重视农民问题、小资产阶级问题，而且特别重视中间阶级的作用。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提出了争取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他在对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态度作了详细分析后，认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的实践中，深感正确处理中间阶级问题的重要，他指出：“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是主因。”(18)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中间阶级主要是指富农，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他十分注意对富农问题调查研究，并且逐渐总结出正确解决富农问题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从而完整地制定了党关于土地革命的路线。

　　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保证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反之，则妨碍党的总路线的贯彻执行，使革命事业遭受挫折。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一度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把中间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而加以严厉打击，给农村革命根据地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丧失了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的大好形势，使党在白区的工作几乎损失百分之百，党在苏区的工作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党中央和红军不得不作战略大转移。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对这种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从理论上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指出：关门主义“不会拿自己的策略武器去射击当前的最中心目标，而把目标分散，以至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19)“关门主义的策略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从而肃清了左倾关门主义在党内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从理论上阐述了争取中间阶级的重要性，使全党对这个问题达成了共识，保证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顺利贯彻执行。

　　中间阶级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决定胜负的筹码。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认真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经验，对中间阶级重要性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完成了质的飞跃，他指出：“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20)稍后，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继续阐述争取中间势力的意义，指出，利用矛盾，联合多数，反对少数的策略，是从大革命时期，苏维埃时期和抗日时期逐步总结出来的，中间势力是一个中心问题。现在注意了中间势力，过去许多干部没有这个观念，不了解中国的阶级关系，今后还要加强这项工作。“在策略上抓紧争取中间势力的中心环子，纠正对中间势力认识不够与要求过高的有害倾向。”(21)毛泽东还提出了争取中间势力必须有三个基本条件，即（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最重要的是第三条，因为顽固派也极力争取中间派，并且企望中间派充当他们的同盟军。经过几年来和顽固派斗争的经验总结，毛泽东明确地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概括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把争取中间势力看作是争取时局好转的重要步骤，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争取中间阶级理论进一步发展，重点是争取各民主党派，共同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内战，1948年5月1日以后进入了和各民主党派合作共建新中国的斗争。

　　毛泽东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争取中间阶级与争取革命胜利紧密相联，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西欧，而西欧无产阶级力量的强大，使中间阶级的作用显得微不足道，他们对中间阶级更多地是持批判态度。列宁和斯大林，对俄国的中间阶级，尤其是富农，基本采取剥夺与消灭的政策，从战时共产主义到农业合作化，前后相贯，毛泽东不言从于本本，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充分估计了中间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他们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是决定胜负的筹码。

　　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地探索正确处理中间阶级的问题，制定和完善了一整套关于中间阶级的政策和策略。

　　关于中间阶级政策和策略的本质、核心和基本内容。

　　毛泽东关于中间阶级政策和策略的本质，即中间阶级属于人民的范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而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据此，毛泽东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富农都作为可争取的中间阶级，抗日战争时期，则增加了本质上属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实力派，开明绅士，乃至于国民党内的绝大多数党员，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蒋介石嫡系黄埔生等都划入了中间势力的范畴。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策略。

　　毛泽东关于中间阶级政策和策略的核心是区别对待。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毛泽东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区别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富农和地主；各民主党派和国民党、战国策派；开明绅士和地主阶级；地方实力派和中央军；国民党中的多数党员和少数的反共磨擦专家等，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团结了中间势力，使人民的力量不断壮大。

　　毛泽东关于中间阶级政策和策略的基本内容是又联合又斗争。中间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阶级，既有和人民利益一致的一面，又有剥削工人、农民的另一面，他们在政治上有明显的摇摆性。因此，党不仅要团结他们一道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又要和他们的妥协性展开必要的斗争。毛泽东在总结了大革命后期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又联合又斗争的关于中间阶级的总政策。

　　关于中间阶级的政策和策略。

　　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概括地说，政治上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一道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吸收他们参加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但必须保持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方向，不允许在中国走欧美式资本主义的老路，建立所谓基马尔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经济上，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根据地，只要资本主义经济不超出革命政府的法律范围，不但不加阻止，还要加以提倡和鼓励。在同封建经济作斗争时，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加以区别，执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在税收政策方面，按收入的多少规定纳税的限额，不允许将税收完全放在资本家身上。在劳动政策方面，在改良工人生活的同时，根据实际情况，不过多地加薪减时，提倡工人必须遵守劳资契约和劳动纪律，必须保证资本家有利可图，但必须实行节制资本，不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操纵国计民生。

　　关于对富农的政策。土地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内容，对富农的政策是土地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坚持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和左倾路线的不断斗争中逐渐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关于富农的政策。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富农政策，以瓦窑堡会议为界，之前主要采取中立，限制政策，之后是保护富农经济。

　　1929年7月，毛泽东亲自指导召开的闽西一大重申：富农与豪绅地主阶级不同，可以中立。并规定对富农“不没收其土地，并不派款、不烧契，不废除其债务”(22)。1930年6月，他主持召开的南阳会议通过了《富农问题决议案》，正式规定以“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作为限制富农的原则，其后在《兴国调查》，《分田后的富农问题》等文中，毛泽东再次提出，红色区域在经济上不要过早地消灭富农经济，而主要限制富农半封建性的剥削，允许他们资本主义性质的剥削，这样才能有利于团结中农和发展生产，进一步完善了限制富农的政策。

　　华北事变后，毛泽东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及时提出把限制富农政策改为保护富农经济，即对于富农的土地和财产，除封建剥削部分外，采取保护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不断完善了关于对富农的政策，1942年1月2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指出：“富农的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故党的政策，“不是削弱富农阶级与富农生产，而是在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并保障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23)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领导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工作中，起草和发表了一系列党内文件和文章，使他关于富农的政策系统化。其主要点有：第一，纠正了对富农定量分析上的偏差，提出把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分界，由剥削收入超过总收入的15％提高到25％。第二，他提出处理富农问题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凡富农降为中、贫农满三年以上者”，“可依其现在状况改变成分。”第三，他认为必须把老解放区的新富农与旧富农加以区别，以利发展农业生产。“对于老解放区的新富农，照富裕中农待遇，不得其本人同意，不能平分其土地。”保证了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健康发展。

　　关于对中间党派的政策。中间党派的社会阶级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他们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但由于其自身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他们在革命斗争中不能提出彻底的革命纲领，缺乏革命的彻底性，因此极需无产阶级政党的引导和扶持。

　　抗日战争以来，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注意对中间党派的研究。在他亲自撰写的文章和起草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制定了对中间党派的政策，主要有政治上积极引导，组织上支持帮助，方法上区别对待。

　　政治上积极引导。党对中间党派政治上积极引导。帮助和推动他们不断顺应历史潮流，从旧民主主义走向新民主主义。抗战初期，帮助他们认清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危害，坚持全面抗战路线；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针对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党和民主党派共同斗争，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和与闻国是权利，成立各党派合作的联合政府；抗日战争胜利后，党和民主党派共同奋斗，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坚持和平民主；当中间党派中的少数人鼓吹中间路线时，党则引导他们展开深入讨论，批判旧民主主义的思想观点。1947年11月，在民盟总部被迫宣布解散时，党及时指出：民盟应该“坚决地站到真正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24)不久，民盟在中共华南局的具体帮助下，召开了三中全会，确定了新的路线，周恩来高度评价民盟三中全会“用一句话说，就是‘一面倒’，倒在新民主主义方面。”

　　(25)以三中全会为标志，民盟彻底摆脱了旧民主主义的影响，完全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道路。民盟三中全会前后，各民主党派也都实现了这一转变，并以响应中共“五一”号召为标志，“与新民主主义汇流”(26)。中国各民主党派，为了救国救民都曾走过曲折的道路，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引导下，他们终于从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走上了革命救国的正确道路，实现了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转变。组织上支持帮助。中国革命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决定了它不仅需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还必须争取尽可能多的阶级、阶层共同参加革命，这是各中间党派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各中间党派的历史是“在全国人民拥护和我们党支持之下发展的历史”

　　(27)。民盟在总结其历史经验时也指出：“我们现在的几个民主党派，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产物，而且很多党派在组织上也是得到共产党的帮助才搞起来的。”(28)党十分重视对中间党派的工作，并派遣得力干部专门从事这项工作。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指出：“一切站在国共之间主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所谓中间力量（从救国会朋友直到各地公正士绅名流学者及地方实力派等）最近期间表现出政治积极性日益增长，成为推动时局好转的极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应用极大努力帮助他们，用各种方式组织起来。”并决定“派遣忠实有力埋头苦干的共产党员干部到这些团体的内部去工作，诚心诚意地去帮助其中的真正进步分子，形成有力的核心骨干。”(29)

　　中国共产党对各中间党派组织上的支持和帮助，包括组织协助、舆论支持和经济援助。组织协助，即派组织能力较强的同志参加他们的组织工作，这是中间党派本身具有的阶级联盟性质所允许的。舆论支持即在各党派成立时，通过我们党主办的报纸，为他们大力宣传、帮助他们冲破国民党的阻挠和破坏而昭示于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为中间党派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有利的氛围。经济援助即在各党派成立和发展过程中我们在物力上予以帮助。

　　方法上区别对待。中国各中间党派成分复杂，政治态度也不尽一致，《中央一九四一年三月政治情报》指出：这些中间派，可以大别为三类：一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如救国会及第三党，与我最接近，是最同情我们的；一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如黄炎培、张澜等，对大资产阶级不满，但在紧急关头，便成和事老；一是失意政客，如张君励、左舜生等，希望从国共纠纷中谋自己升官发财的利益。”(30)有鉴于此，共产党对中间党派的左翼进步力量“诚恳忠实地帮助”他们发展，“以他们的事业为共同事业，以他们的成败为共同成败”(31)，“亲密地同他们合作”；对中间党派的中派，争取同他们合作，同时照顾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利益，对中间党派的右翼，“赞助其某些进步办法，批评其错误主张，并影响和争取其进步分子”或“批评其上层，影响下层。”(32)由于我们党的政策得当，中间党派绝大部分在中国两个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中，毅然站在人民一边，走上了历史的必由之路，而极少数右翼则成了蒋家王朝的殉葬品。

　　关于对地方实力派的政策。毛泽东一向重视对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力主和反蒋的蔡廷锴及陈济棠等订立停战抗日反蒋协定，华北事变以后，毛泽东成功地领导实现了和张学良、杨虎城的团结抗日。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方实力派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表现，毛泽东、党中央制定了对其基本政策是争取、团结。毛泽东指出：地方实力派“因为他们同国民党中央势力有矛盾，所以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他们是可能在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采取中立态度的”。我们的政策是“争取他们”(33)。

　　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他们因为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最惧怕蒋介石对其吞并或假手消灭。对此，我们党采取帮助和巩固地方实力派地位的政策。党中央指出：“国民党方面对同情我们的人，时常采取孤立与消灭其力量的政策”，“因此，我们对策应保护同情者，”(34)“帮助同情者巩固同情者地位”(35)，以击败顽固派。

　　我党对地方实力派的另一重要政策是不挖墙脚，多交朋友，地方实力派在和我党的交往中往往心存疑虑，害怕共产党挖他的墙脚，赤化他的部队。

　　为争取地方实力派共同抗日，党中央指出：必须“坚决执行党在友军中停止发展组织，停止组织生活的决定，同时扩大党与友军交朋友的工作。”(36)1940年8月19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中央关于不在友军中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明确提出：“由在友军中发展党的组织改为扩大交朋友的工作，”(37)消除他们的疑虑，“以真实的工作来实现中央争取二百万友军”(38)与我合作抗日。对个别地方实力派和地方实力派中的少数反共顽固分子，实行坚决打击的政策。

　　毛泽东关于中间阶级的理论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发展，我国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出现了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阶层。我国的个体劳动者同工人、农民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但是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工人、农民不同，他们与个体所有制相联系，既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政治上有一定程度的摇摆性。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问题上，有时为了个人利益损害国家集体和消费者的利益。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私营经济，是带有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分。其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关系。现阶段我国的私营经济是民族资本，具有两重性：社会主义有益补充的一面和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一面。这种两重性决定了私营企业主的两面性：有拥护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面，也有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一面。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问题，既是一个实践问题更是一个理论问题。随着一国两制、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香港、澳门主权回归，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国的阶级关系也将会出现新的情况。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关于中间阶级的理论，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师范学院）

　　注释

　　①②《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09页，第777页。③⑧谭平山：《国民革命中的农民问题》，《中国农民》第1期。④⑩(13)(18)(19)《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5页，第4页，第145页，第70页，第154页。⑤《列宁选集》第3卷，第40页。⑥《列宁全集》第2卷，第289页。⑦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2期。⑨(11)《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第42页，第41页。(12)《党的文献》1992年第4期，第5页。(14)(20)(33)《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13页，第748页，第747页。(15)(16)(21)(23)(29)(30)(31)(32)(34)(35)(36)(37)(38)《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428页，第502页，第457页，第593页，第334页，第561页，第491页，第481页，第234页，第360页，第457页，第460页，第569页。(17)《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8页。(22)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492页。(24)《晋察冀日报》1947年11月1日。(25)(27)《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3页。(26)陈铭枢《在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的发言》，1949年23日。(28)《统一战线与民主同盟》，第20页。

　　刘奔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迎来了毛泽东诞辰100周年。

　　时事的急剧变化，往往使人们忙于应付眼前事变，而顾不得冷静地思索历史和现实间的深刻联系，看不到百年来积累的历史经验在今天的巨大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对领袖的纪念，会变成纯粹的形式。

　　然而，对于没有丧失巨大历史感的人们来说，在这个关键时刻纪念毛泽东，就绝不是应景的事情。现实是历史的合乎规律的继续，未来靠透彻地理解了历史和现实的本质联系的后继者去创造。纪念毛泽东，缅怀他永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至关重要的是深刻地理解他的伟大之根本所在，及其对今天和明天的深远历史意义。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邓小平早在15年前就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①此后，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在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视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更加明确指出：我们今后的事业仍然要靠这条思想路线②。

　　党的十四大在总结14年来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

　　今天，我们回顾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正反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及当前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地感到了这条思想路线的无比重要性。为了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八个大字不致成为空调枯槁的套语或装璜门面的点缀，需要密切联系历史和现实的实际，深刻领会它的丰富内涵。为此，至少应当明确以下几点：一、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二、实事求是与理论工作的关系；三、思想路线中真理观和价值观的关系。

　　解放思想的根本在于端正思想路线

　　历史上每一次深刻的革命变革都不能不伴随着头脑中的革命，都以思想解放为先导。所谓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冲破陈旧、僵化观念的束缚和禁锢，改变思想上的僵化半僵化状态，以便开动脑筋，独立思考，为实行社会变革扫清思想障碍。

　　但是，在解放思想的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不同思想路线的分野。

　　解放思想无非是解决思想领域中的矛盾；而思想领域的矛盾不过是现实矛盾的反映。因此，唯物主义所理解的思想解放，是从科学地分析思想、观念上的矛盾与现实的矛盾入手，从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出发，以亿万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为标准，正确鉴别禁锢、束缚人们思想的旧观念，坚持反映论的观点揭示旧观念的实质及其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认识根源，寻求克服这些旧观念的现实途径，并代之以适应变革要求的新观念。只有坚持这条

　　唯物主义的路线，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应有的深刻性和彻底性，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然而，在唯心主义或主观主义的理解中，所谓思想解放，不过是从思想到思想、从观念到观念的纯粹思想领域中的“造反”、单纯观念上的奋起。由于它是以脱离客观实际、脱离社会实践为其根本特征，这种所谓的“思想解放”，往往就表现为单凭主观愿望、热情和胆量，不顾客观条件的唯意志论，追求不要任何限制的思想上的“绝对自由”，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这种所谓的“思想解放”，往往表面上看似很激烈、很激进，但在观念变革上却很容易流于治标不治本的形式主义，即仅限于从具体表现形式上清算旧观念，而没有兴趣从实质内容上解决问题。其结果看起来是对旧观念的最极端的否定，其实是“换汤不换药”，要么是在对旧观念的虚假“摆脱”的外观下维护旧观念，在新形式下复活旧观念；要么是在简单化、公式化的否定之下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以一种思想禁锢取代另一种思想禁锢，为真正的变革设置新的思想障碍。

　　我们知道，青年黑格尔分子在纯意识形态上的“造反”，就是这种形式主义的“思想解放”的一个标本。马克思曾辛辣地指出：这种“在观念上的超出世界而奋起的情形”不过是他们“面对世界的无能为力在思想上的表现”，“不过是对现存关系的粉饰，对陷于贫困中的可怜的无能的灵魂的一点安慰。”③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是最先将思想解放运动奠立在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基础上的先驱。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内容，以端正思想路线为根本宗旨的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一次保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也正是在这次整风中，他深刻地批判了五四运动以来思想解放中的形式主义倾向。

　　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提倡科学和民主，揭穿和反对统治阶级强迫人民信奉的老八股、老教条。这是五四运动的一个极大的功绩。如果没有这个工作，“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独立自由的希望。”但是，五四运动本身也有缺点。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对于现状、历史和外国事物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采取了形式主义的方法，要么是绝对肯定，要么是绝对否定。这种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使一些人走上资产阶级的道路，以洋八股、洋教条取代旧八股、旧教条。在我们党内也有一部分人，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导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如果我们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不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④。这样，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对老八股、老教条和洋八股、洋教条在人们中的影响就不能进行有力的斗争。

　　延安整风的经验乃至我们党的全部历史经验反复证明：端正思想路线，乃是解放思想的根本之所在。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解放思想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和针对性，所要破除的旧观念在内容和形式上会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在不同时期对于解放思想应有不同的要求。但是，不管在哪一个时期，也不论要破除的观念有什么样的特点，这些观念只要是僵化的，成为思想的禁锢，那么，从思想路线上说，它们一定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所以，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为使思想解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避免流于形式主义，从

　　内容和形式上彻底清算僵化的观念模式，都必须把端正思想路线作为根本环节来解决。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符合，就是实事求是。”⑤可以说，这是对解放思想的彻底唯物主义的科学概括。

　　可是，对于这样一个经过实践反复证明的科学结论，至今还有人不甚理解，甚至不以为然。有人认为，强调实事求是，会成为思想解放的障碍。从这种观点看来，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让思想过程不受任何约束，以至把正确的指导路线也看作是实现思想自由的障碍。这是对解放思想的极大误解。

　　在人的思维过程中，受任何约束的所谓“绝对自由”只能在幻想中存在，实际上从来不曾有过，正如不可能有不受任何约束的行动一样。你不受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约束，就会或迟或早滑入唯心主义的陷阱，这样一来，自由就成为泡影。那么，实事求是的路线会不会构成思想自由的限制呢？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基本要点是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并从客观实际中引出其固有的而非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其中最根本的一环，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思想是否符合实际，是否达到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归根到底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为标准来判定。而真正这样做了，就必然要破除各种错误观念和僵化的思维模式，这本身不正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过程吗？15年前开展的以实践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我党历史上又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思想大解放。其直接成果是破除了“两个凡是”的长期禁锢，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个辉煌的胜利面前，什么人会感到思想不自由呢？难道在“两个凡是”的束缚之下反倒会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吗？

　　实际说来，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使思想活动达到真正自由的最可靠保证。不折不扣实行这条路线，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大家不分职位高低，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迷信任何权威，都以实践来判断是非对错。这又怎么会构成思想解放的障碍呢？正如游泳术约束游泳者不致淹死在水中一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思维规律的科学反映，是约束追求真理的人自由地达到真理的“游泳术”。真正的游泳健将在水中是自由的，真正的思想者在实事求是原则指导下也是自由的。

　　当前，我们要抓住国内和国际的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及时解决前进中各种复杂矛盾和问题，需要继续解放思想。“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了，甚至过头了，显然是不对的。”⑥全国上下，思想已经有了很大解放；但僵化和半僵化状态还不能说完全改变了。那些直接以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形式表现出来的思想僵化，较为容易识别和克服。而那种由于形式主义的束缚而导致的貌似“解放”、实则僵化的观念和模式，仍然是值得警惕的。

　　例如，过去对马列主义持教条主义态度的人，在否定了“两个凡是”以后，把马列主义的僵化理解和马列主义混为一谈，认为马列“过时了”、“不灵了”，转而以同样的教条主义态度对待西方的社会理论和发展模式，甚至主张“全盘西化”。这算不算思想解放呢？有人说，这是“解放思想过了头”。其实，这不过是以一种僵化形式取代另一种偶化形式，以一种迷信取代另一种迷信，从思维方式上说，并没有实质性改变。马列主义本来是科学真理，而一旦成为迷信的对象，就会走向反面。西方的理论和模式，不问中国的具体国情及其时代特点，教条主义地照般，即使值得借鉴的合理因素也会丧失其合理性。这两种迷信形式不同，但实质上都违背了从客观实际出发的原则。

　　思想僵化也常常以经验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基本特征是迷信一时一地的成功经验，不顾时间、条件和地点将其无限制地夸大为普遍真理。这种对有限经验的迷信，有时会以“思想解放”的名义出现。例如，1958年“大跃进”时流行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口号，就是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冒出来的，实际上是“放”到唯意志论的泥坑中去了，后果当然就很糟糕。在去年提出要继续解放思想以后，报纸上又出现了“世界上只有想不到的事情，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之类的“名言”。很明显，这不过是“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这个口号的换一种说法。为什么说这与经验主义有关系呢？因为，这种口号的出现，往往都有其经验上的“根据”。说这种话的人，很可能在某件事上发扬了敢想、敢做的精神，别人不敢想的事自己却办成了。这其中当然会有值得汲取和推广的经验。但因此就认为不管办什么事情，也不论处在什么条件下，只要胆子大就什么都能办成，那就会失掉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这种方式对待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一哄而起”，“大轰大嗡”，同样是要吃苦头的。解放思想，没有足够的勇气是不行的。但勇气和胆量如果不是建立在客观情况和具体条件的科学分析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有限经验的迷信上，那就不会有真正的思想解放。搞社会化的大生产，更需要把我们的思想从狭隘经验论中解放出来。

　　主观主义的这两种形式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其所以是僵化的，是因为它们将理论和经验凝固化、绝对化，不能正确反映事物发展过程的全面性及其对立统一的灵活性。然而，在强调解放思想、反对僵化时，如果不注意使概念的灵活性尽可能忠实地反映客观过程的辩证性质，而对这种灵活性加以主观随意地应用，那就会导致“僵化而空洞的折衷主义”或相对主义，其特点是抹杀不同事物客观性质上的本质差异，否定已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东西，等等。这也是一种貌似“解放思想”的主观主义。

　　这种种情况提醒我们，毛泽东在半个世纪前关于解放思想一定要反对形式主义的指示，在今天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我们切不可遗忘。

　　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注重规律性的探索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还需要摆正理论工作的位置，使我们的思想从对理论及其功能的不正确理解中解放出来，真正做思想解放的促进派。

　　众所周知，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在阐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时，专门为澄清“理论”、“理论家”和“理论联系实际”等问题上的思想混乱，做了大量启蒙工作。我们联系当前的实际来重温这些原则指示，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科学地理解理论同实践的关系以及理论的功能，加强理论工作，对于深化改革的极端重要性。改革开放的实践促进了理论的繁荣。十多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探索，坚持为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向，各学科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成果，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并填补了不少空白，从而充实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有些研究领域正酝酿着新的突破。理论探索对改革发挥了不可否认的促进作用。这些成绩充分显示了严肃负责的理论探索对于改革实践的重大意义，是解放思想的巨大成果。

　　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自满。前进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相当突出的矛盾，

　　表明尚有许多没有能从理论上解决的课题需要继续探索。当然，这是些难度较大的课题。而正是在这种难题上，最能显示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也最能暴露忽视、无视理论作用的狭隘经验主义、唯意志论的严重危害性。为求得问题的实际解决，不但不能没有理论分析，理论分析不“到位”，也还是不行。所谓理论分析“到位”，就是要像毛泽东强调的那样，“把丰富的实际提到应有的理论程度”，对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而是否达到这样的阶段，是以是否达到规律性的认识为基准的。真正的“消化”历史教训，也应坚持从规律性的高度来总结历史经验。唯此，才能从深层次上解决问题。

　　例如，在经济建设中，由经济过热到治理整顿，这样的反复，在建国以来的不同阶段出现了多次，每次过后也都作过反省，决心不再重复错误了。但是，一旦形势好了，往往旧病复发。在我们多次体验了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宏观失控的苦头以后，我们没有理由不进一步思索：为什么在做了不断的反省后，仍然未能避免“旧病复发”呢？这固然有体制上的原因，但从主观方面来说，其重要原因之一，恐怕正在于对历史教训的反省还未能达到理论反思的高度，没有达到规律性的理论认识从而懂得“病理”，没有搞清和根除“旧病”的“病因”、“病根”。

　　改革的深化，对理论工作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勿须讳言，在这个方面，还存在着某些不适应的状况，值得注意。

　　其中一个令人十分担忧的倾向，就是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庸俗化，将其贬低为忽视乃至无视理论作用的所谓“务实”，而“务虚”，即对规律性的探讨和“事事找理论根据”被斥之为“思想不解放的表现”。按照这个庸俗化的观念，如果说理论还有一点什么用处的话，那也只是行动的注脚，论证任何一种一时得势的主观意志或行动的工具。这样做的结果，不是使理论成为行动的指南，而是造成理论工作中接踵而来的、前后互相否定的“短期行为”，使理论成为不可置信的东西。忽视理论作用的行动不可避免地遭致“短期行为”；行动上的短期行为又会导致理论上的短期行为，理论上的短期行为又反过来助长行动上的短期行为。到头来，势必加剧改革的难度。

　　对理论及其功能的庸俗化的另一种表现，就是把理论降低到日常经验的肤浅意识的水平，甚至为一些腐朽观念推波助澜。例如，把讲求经济效益混同于“一切向钱看”，说什么“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并给诸如此类的错误观念涂上理论的油彩，使之更具迷惑作用，为抵制对拜金主义的批判，寻找种种借口。

　　再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从理论上探索一般规律性问题，比如在生产要素组合、社会分工组织形式、专业化和社会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专业化社会化同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市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生产同精神生产关系等方面的规律性。把这些不同层次的规律性研究透了，就能减少体制转换过程中的盲目性，增加自觉性，避免大的震荡和损失。由于这些方面的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就出现了诸多糊涂观念和思想混乱，以为用“大哄大翁”、追求所谓“轰动效应”的方法就可以哄出一个市场经济。于是，在不了解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乃至上层建筑各部门的特殊性的情况下，出现了不加分析，不顾不同领域的特殊规律的“一刀切”的主张和做法，结果在诸多方面给改革增添了人为的矛盾和困难。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些不正确的观念和作法，都是在“思想解放”、

　　“换脑筋”的名义下出现的。不管人们的主观愿望如何，其客观后果都只能是为改革帮倒忙，发展下去甚至有把实践拖到绝境的危险。因此，要使理论工作真正发挥为改革开放的实践排扰解难的作用，同样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从上述庸俗化观念和短期行为中解放出来。

　　思想路线是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

　　历史反复证明，要真正地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要真正解决问题，必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把真理观和价值观有机地统一起来。

　　长期以来，人们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仅限于从认识的角度去理解、解释和宣传，把它仅仅看作是认识问题和方法问题。这就限制了人们的眼界和思路，妨碍了对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论断的深刻理解，不能从应有的高度去看待这条路线的根本意义。

　　在毛泽东看来，思想路线问题绝不仅仅是认识和方法问题，而首先是个立场和态度问题，即对待人民群众、对国家民族和党的根本态度问题。他把主观主义看作是共产党的大敌，工人阶级的大敌，人民的大敌，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认为“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应当同时并进”⑧，其道理也就在这里。或者说，思想路线问题首先是个历史观问题。即使是认识论问题，也不是同历史观问题相脱离的。

　　毛泽东在强调“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的同时，又总是教育全党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总是强调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因为一切真理是有益于人民的，一切错误都是有害于人民的；什么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只有根据客观真理来确定⑨。这就是说，从客观实际出发和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这两个出发点是有机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相互依存的。其实，毛泽东强调的这两个出发点的关系，用今天的哲学语言来讲，不正是真理观和价值观的关系吗？正确地处理二者的关系，应该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精神实质。

　　根据唯物史观，价值关系是实践关系的重要方面。买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人与现存世界的价值关系的实际确定者。人作为实践和认识的主体，总是处在一定的价值关系之中，不受任何价值关系制约的认识主体是不存在的；人的认识也不可能没有任何价值追求；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没有任何价值追求的认识活动。问题在于是什么样的价值追求才有利于达到客观真理，有利于客观地、不带任何成见地把握客观规律。总结我们的历史教训，一切因主观认识失误而导致的挫折，例如上面谈到的经验主义、唯意志论造成的恶果，往往都是囿于不合理的价值观念；急功近利，“恐资症”和“恋资”症，盲目地担心否定自己，“怀旧”癖，害怕失去既得利益等等不正当的价值取向都会扭曲人们对客观实际情况及其规律的认识，甚至对规律性的探索毫无兴趣。当然，有些情况下的失误并非主观愿望不良不善，主观愿望是好的，也是真诚的盼望国家昌盛，然而单是因为用良好的愿望代替对客观事物的科学分析，就足以使认识走向歧途。而且，某些不可取的价值追求，又会架通从经验主义到实用主义的桥梁。因此，为了彻底地，不打折扣地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必须把价值追求和真理追求真正地统一起来，把价值取向真正建立在对客观真理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

　　真正地解放思想，需要有彻底唯物主义的无所畏惧的精神，敢想、敢说、

　　敢做、敢为，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批评，敢于揭露矛盾，敢于抵制来自任何方面的不良倾向，需要有面向实际、眼睛向下的满腔热情，甘当小学生的谦恭态度；需要有研究问题不可缺少的刻苦精神和耐心，为追求真理而无所顾忌的公正无私，等等。这一切品质只能来源于对人民、对民族、对祖国的高度责任心。忠于人民和忠于客观实际是一件事的两面，不可分割。只有把心摆得非常正，毫无私心杂念，才能真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而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往往是和不合理乃至不正当的价值观念相联系的。比如急功近利，即使是急人民之功利，但由于不能正确处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就很难在远见卓识上下功夫了。更何况，不顾及人民群众的长远的、根本之大利，很难说是为人民高度负责了。至于那种从个人或小集团狭隘私利出发的急功近利之价值观念，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更加格格不入了。利欲熏心，利令智昏，哪里还会有用于仔细地研究客观实际的聪明智慧呢？于是便有把主观愿望、感情当作客观实际，把幻想当成现实，贪便宜、图省事、图侥幸的思想懒汉作风与之相适应。

　　思想路线问题，说到底，是个坚持唯物史观还唯心史观的问题。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总是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切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出发的价值观念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则是同对广大群众的疾苦麻木不仁、甚至置群众利益于不顾的官僚主义，特权阶层的价值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小生产长期占优势的社会里尤其是如此。这种价值体系最喜欢、最容易接受违背群众自愿原则、靠行政力量搞命令主义、形式主义那一套工作方法。这也是过去那种僵化的所谓“计划体制”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一套不彻底革掉，任何改革措施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由有利于发展和解放生产力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例如，以机构改革、发展第三产业的名义搞“翻牌公司”；以行政手段强制地从农民那里集资，搞名目繁多的摊派、收费；在社会化服务的旗号下搞高收费、低服务，甚至只收费、不服务；一些行业脱离实际地推行农民出钱、部门获利的所谓“达标活动”，等等，严重损害广大农民的正当利益和合法权宜。结果是不正之风披上了改革的时装。这种名为“改革”实则倒退的不良风气如果漫延下去，势必断送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前途，害国殃民。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很复杂。从价值观念上讲，这里有个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的问题。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是实现这一基础作用的主体。但在一些人的头脑里却存在着轻农思想，“对两亿城市居民不能动用的方法，可以对9亿农民用；对2亿城市居民不敢做的事，对9亿农民敢做。”而在当今中国，搞现代化建设而无视9亿农民的根本利益和前途，“从客观实际出发”岂不大半成了空话？

　　不言而喻，在理论研究中继续解放思想，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样要坚持价值追求和真理追求的一致性。价值观念不端正，就会有意无意地在使科学理论去屈从于不是从科学本身，而是从外部引出的、与科学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其结果不是歪曲客观真理，掩饰现实矛盾，就是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当作“思想解放”，在新的装束下复活陈腐观念。用这种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指导改革实践，不带来巨大的困难，那才是一件怪事。

　　例如，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道路问题，就是一个有重要理论价值

　　和紧迫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目前，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认识是不一致的。有的论者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发展态势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社会的工业化是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发展，又反过来促进农业的现代化。有的论者则认为中国只能重复西欧以剥夺农民为基础的异化道路。这种观点上的分歧虽然主要是认识上的差异，但恐怕也不能说与人们的价值观上的分野毫无关系。值得深思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9亿农民的大国，以农村的萧条和崩溃、农民的破产力代价来实现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能否行得通？对于这种十分严肃的问题，如果是坚持正确的价值观，那就应该从实际出发，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通过扎实的探讨和充分地论证，作出认真负责的回答。否则，在缺乏研究的情况下，轻率地下结论，能说是价值观很端正吗？

　　种种不利于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的价值观念，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旧观念以“思想解放”的名义冒充新观念的现象，是无法避免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能否对此有个清醒的认识，以便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及时发现和解决思想解放中的问题，为改革开放扫清思想障碍。

　　人们价值观念上的冲突，归根到底是现实矛盾的反映。也正是这些现实矛盾，造成了改革的必要性。因此，要坚持改革，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并把端正思想路线和价值观念作为改革本身的一个重要方面，坚持不懈地努力抓好。

　　马克思说过：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但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

　　我们知道，解放思想，像人类历史必然要经历的任何意义的解放一样，绝不是一劳永逸、一蹴而就的。前进的征程中还会有曲折和新的考验。然而，使我们感到无比庆幸从而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是，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实事求是这个具有永恒价值的法宝，已在他后继者手中发扬光大。让我们沿着他所开辟的道路，自强不息，奋力拼搏，开拓前进！

　　毛泽东的英名及其业绩与人类共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注释

　　①②⑤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1页，第133页，第323页，第323页。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40页、第517页。④⑧⑨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1―833页，第800页、第826―827页，第1094―1097页。⑦参见列宁：《哲学笔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118页；《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454页。

　　崔振生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始终关注着中国农民问题，他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为指导，对中国农民问题进行过多次系统调查、长期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没有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就不可能有农村包围城市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不可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深入研究农民问题，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仍然是一个根本问题。正如《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所说：“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一、农民问题是毛泽东始终关注的一个根本问题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龚忠武在《中国向农村的贫穷开战》一文中写道，“中国广大的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从古到今，谁能够解决农民问题，谁就能够控制农村，谁就能够统治中国，就能使中国长治久安。当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早就敏锐地看到了中国政治上的这个诀窍，这个千古不易的中国历史规律，所以中国共产党胜利了，国民党失败了。”①这段话说得很精辟。中国革命之所以胜利，就是因为毛泽东敏锐地抓住并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问题。

　　毛泽东生于农村，自幼与农民有较多接触，对贫苦农民怀有真挚而深厚的感情。学生时代，他多次深入农村，调查农村和农民情况。投身革命后，他长期从事农民运动，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因此，毛泽东以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始终关注农民――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

　　早在童年时代，毛泽东在读旧小说时，有一件事感到很不平。他说，“这些旧小说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②l917年，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曾用一个月的时间，行程900里，徒步考察了长沙等五县。他后来回忆说：“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五个县。”“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③毛泽东童年的农村生活和学生时代对农村的调查，培养了他对农民的深厚感情。直到建国后，他还保持着若干农民生活习性，自豪地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当警卫战士把农民吃的糠菜窝头送给他时，他竟双手颤抖，流出同情而又内疚的眼泪；当他得知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虫时，竟浮想联翩，夜不能寐。

　　怀着对农民的深厚感情，毛泽东开始了对农民问题的研究。1925年毛泽东回到家乡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经过和农民接触，他发现农民不仅是个受苦的阶级，而且“非常富有战斗性”。④可见，他对农民的认识已经实现了巨大的思想升华，即不仅把农民做为被同情者，而且，把农民看做革命的基本动力。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他把学生按不同省籍，组成各省农民问题研究会，组织学生到海丰、韶关等农村搞社会调查，并把学员的调查材料加以选编，收集在他所出版的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农民的历史文献《农民问题丛刊》中。同年，毛泽东对江浙及长江流域农村进行了考察，于同年9月写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鲜明地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⑤他号召从事农民运动的同志，“跑到你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工人学生等革命力量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军阀的国民运动。”⑥为了回击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的污蔑，1926年底，毛泽东回湖南，步行1400里，走访了五个县，做了32天调查，并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做出了“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的科学论断。可见，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及时把部队转入农村，建立农村根据地，并不是无路可走时的权宜之计。长期以来形成的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是他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思想基础。

　　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毛泽东紧紧抓住农民这个根本问题，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十年内战，毛泽东一边指挥武装斗争，一边深入研究农民问题。他先后搞了永新调查、宁冈调查、闽西调查和兴国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写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关于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1934年，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他说：“土地斗争的阶级路线是，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与消灭地主。这一路线的正确应用，是保证土地革命斗争胜利发展的关键，是苏维埃政权对于农村的具体政策的基础。”

　　⑦这标志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已经成熟和系统化。他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融为一体，创立了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道路。而武装斗争，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根据地建设必须依靠农民；土地革命，是为了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进而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可见，这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正是毛泽东长期以来形成的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由于毛泽东对农民问题进行了长期调查研究，所以他能够站在正确立场上，对错误路线加以抵制。1931年共产国际发出“加紧反对富农”的指示，王明路线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毛泽东则于1933年制定了“削弱富农”的政策，并指出“消灭富农的倾向是错误的”，“对地主取消灭的政策，对富农则取削弱的政策。”⑧

　　抗日战争中，为了团结中小地主阶级抗日，同时又减轻农民负担，我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为发动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战争打下了基础。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后，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则列为三大经济纲领之首。可见，毛泽东对解决农民问题是何等重视！

　　全国解放前夕，当全党工作重点即将由农村转入城市时，毛泽东及时告诫全党，“决不可以丢掉农村，仅顾城市。”⑨建国后，他又指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⑩为了使农民走上富裕道路，毛泽东首先在农村发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并确立

　　了依靠贫农、下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虽然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毛泽东对农村两极分化情况估计得过于严重，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过于急迫，但毕竟在极少社会震动的情况下实现了农村根本性变革。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为了领导全国人民渡过难关，首先从农村入手，纠正“左”的错误。他亲自组织和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进行调查研究，亲自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对农民关心的若干问题，如供给制、按劳分配、食堂问题进行了比较恰当的解决，从而稳定了农村，调动了农民积极性，恢复了农业生产。

　　不难看出，农民问题始终是毛泽东关注的一个根本问题。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充分说明，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

　　二、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关于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曾做出许多科学论断，如农民是无产阶级天然同盟军的思想，工农联盟的思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能用暴力剥夺小农的思想，通过示范和提供社会援助引导农民“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11)的思想。毛泽东继承了这些光辉思想，并结合中国革命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

　　1.关于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的思想。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的教训时说：无产阶级如果把农民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下争取过来，作为自己的同盟军，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会变成孤鸿哀鸣的。”(12)恩格斯从法国农民支持波拿巴的投票中认识到，违反农民意志，任何变革都是不可能的。他提出，为夺取政权，德法诸国的社会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成为农村中的力量。”(13)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无产阶级只有争取农民这个同盟者的支持，才能孤立无产阶级的敌人，夺取政权。他们并没有把农民做为革命的基本动力，而是把农民视为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中等阶级”，是无产阶级应该争取的同盟者。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中等阶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这种中等阶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14)法国农民投票支持路易・波拿巴上台后，马克思说：“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袋马铃薯是由袋中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15)列宁根据俄国国情，对农民的革命性做了比较充分的估计。他说：“只有当资产阶级退出，而农民群众以积极革命者的资格同无产阶级奋斗的时候，俄国革命才会真正开始发展起来。”(16)列宁还提出，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注重农民革命斗争。但是，列宁在俄国1905年革命中，也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实行革命转化时，“要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十月革命后，列宁认为“农民和任何小资产阶级一样，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处于中间地位”，即一方面是要求摆脱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劳动群众”，另一方面又“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动摇不定”(17)。可见，列宁是把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同等看待的。

　　毛泽东没有照搬马克思主义创始入关于农民问题的个别结论，而是从中国社会性质这个基本国情出发，充分肯定了中国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特殊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首先，在阶级划分上，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农民中只有“自耕农”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范围，占农村人口70％以上的贫农、半自耕农则是农村半无产阶级，雇农是农村无产阶级。这就在阶级划分上确立了农民的主力军地位，避免了宠统地把农民视为小资产阶级的模糊观念。其次，在社会性质的分析上，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敌人，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这就决定农民不仅是无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同盟军，而且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因此，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新民主主义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18)这样，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19)

　　这里，毛泽东完全是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农民的实际出发，突破了马克思主义根据西欧情况对农民做出的结论，第一次充分肯定了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因为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在农村找到了自己强大的依靠力量，农村根据地在敌人的包围中得以巩固和扩大，工农武装割据成为现实。正如毛泽东所说，“由于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之下”。这样，就使得“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20)

　　2.关于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联合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多次阐述过工农联盟的思想，特别是列宁把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的思想，特别强调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并把工农经济方面的联合看做巩固工农政治联盟的基础。早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指出：“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21)他认为，“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是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的前提(22)。因此，毛泽东始终注意给农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通过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巩固工农政治上的联盟。在民主革命中，他把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做为开展农村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基础，把土地制度的改革做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先后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抗日战争中，为减轻农民负担，在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解放战争前夕，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其基本精神是消灭封建剥削，实现耕者有其田。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土地制度改革中，毛泽东没有照搬苏俄土地国有的土地政策，而是从中国农民的切身需要出发，不仅给予农民以土地使用权，而且给予贫苦农民以土地所有权，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从而调动了农民参军参战的积极性，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全党工作重点即将由农村转入城市，毛泽东及时提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业和农业，紧密联系起来。”城乡关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实质是工人和农民的关系。城乡兼顾的思想，是毛泽东战争年代从经济上巩固工农联盟思想的继续和发展。1956年，毛泽东在总结苏联教训时说，“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好地处理国家同农民的关系”(24)，并提出对工农业品交换采取缩小剪刀差，实行等价交换或近平等价交换的政策，而反对苏联那种把农民挖得很苦的做法。1958年后，他率先纠正“一平二调”“左”的错误，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农民利益，巩固工农经济方面的联合。

　　当然，在社会主义改造后，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未能使广大农民尽快富裕起来，但他巩固工农经济方面的联合，通过解决农民物质利益问题，调动农民革命和建设积极性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

　　3.关于团结农民大多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级关系的具体特点相结合，不仅建立了关于农民问题的系统理论，而且确立了科学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毛泽东把农民做为革命主力军，是就农民整体而言。实质上，革命主力军主要指占农民总数70％以上的贫农。他称赞贫农是“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力量”(25)，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革命大业的元勋”(26)。同时，他又十分注意团结农民中的其他阶层。团结农民大多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是毛泽东基本的政策和策略思想。对于中农，毛泽东一向采取非常审慎的政策。早在1933年，他就指出“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27)。同年，他首次提出“富裕中农”的概念，而把中农中的其他阶层做为土改中的依靠对象。无论在土改中，还是社会主义改造中，他都一再重申不得侵犯中农利益，“容许一部分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28)，并要求“各地在平分土地时，仍须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28)。为了调动中农的积极性，迅速恢复农业生产，他强调，在老区应“吸收中农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农村的领导工作”(30)。土改后，毛泽东根据农村阶级关系变动情况，把中农分为上中农、下中农，对下中农又分为新中农中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的下中农，把新老中农中的下中农做为依靠对象，从而解决了合作化时期依靠和团结农民大多数的问题。

　　对于富农，毛泽东则采取了完全不同于俄国的政策和策略。在俄国，富农经济比较强大。十月革命后，富农站在反革命势力一边，疯狂反对十月革命。所以列宁称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31)，把反对富农的斗争称为“最后的决战”(32)。毛泽东则根据中国富农经济比较弱小的情况，同时为了孤立封建地主阶级，稳定中农，使贫农免于孤立，对富农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政策和策略。1930年5月，他作了寻邬调查，专门了解富农与地主的问题，1930年6月，并在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上通过了《富农问题》的决议。在查田运动中，他对共产国际“消灭富农”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富农进行“无情坚决斗争”的指示进行了抵制，提出了“削弱富农”的政策。在土改中，他把富农区分为旧富农、新富农；恶霸分子和非恶霸分子；封建富农、半封建富农、资本主义富农。对富农的财产又区分为富农经营的工商业和多余的土地，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和策略。1950年，为了发展生产、减少土改的阻力，防止四面出击，他又把原来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中立富农的政策。直至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才制定了最后逐步消灭富农的政策，从而孤立了地主阶级，稳定地团结了中农，壮大了贫农的力量。

　　毛泽东为党在农村制定的阶级政策和策略原则，其出发点是最大限度地团结大多数农民，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孤立敌人，夺取胜利。但在社会主义改造后，他仍然大抓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造成了晚年的失误。

　　4.关于既要尊重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又要对农民进行教育引导的思想。尊重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和历史主动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在中国，尊重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就不能不尊重占群众大多数的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正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毛泽东一向尊重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国民党右派攻击农民运动力“痞子运动”时，毛泽东旗帜鲜明地称赞贫苦农民是“革命先锋”。毛泽东满怀激情地称赞农民运动：“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33)请看，他对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何等尊重！做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在尊重农民革命首创精神的同时，清醒地认识到，农民做为小生产者，并不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信念。由于小生产的限制，农民自身有很多弱点，只有加以正确的思想引导，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对农民加以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他说：“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34)他指出，由于农民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领导者”(35)，因此，“应该长期地耐心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36)为了抵制农民小生产者的消极的思想影响，他一贯强调在思想上建党、政治上建军，把以农民成分为主体的党建成无产阶级政党，把以农民成分为主体的军队建成无产阶级军队。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的严肃批评，实际上就是对农民小生产者落后思想的批评。毛泽东尖锐地指出，“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37)解放区的土改开始后，他严厉批评了反映农民小生产者思想的绝对平均主义，指出绝对平均主义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38)。同时，他对“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等反映农民小生产者狭隘思想的非无产阶级口号都及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建国前夕，当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即将提到日程的时候，他又严肃地把教育农民的问题提到全党面前。他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39)。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特别是毛泽东在晚年，对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倾向估计得过于严重，认为小生产每日每时都在产生资本主义，并采取了一些不正确的做法。但他关于既要尊重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又要教育引导农民的思想还是正确的。

　　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是系统的、丰富的。除上面论及的以外，还有许多思想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如，不断提高农业社会生产力是党在农村工作中心的思想；相信农民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通过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逐步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工人阶级和农民在新的基础上结成更加巩固的联盟的思想；农村的社会改革与技术改革同时并进的思想；根据农民的觉悟程度确定党的农村政策，当农民未觉悟时，要积极引导，不要逼着他们去干的思想。这些宝贵的思想遗产，对于我们仍有重大意义。

　　三、学习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的几点启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人民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绝大多数农民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广大农村欣欣向荣，开始向小康目标挺进。农民问题是否还那么重要呢？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是否还有现实意义呢？我们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中，农民问题仍然是一个根本问题，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仍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1.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度里进行的。11亿人口，9亿农民。到本世纪末，农民的数量也不会显著减少。西方资本主义是靠掠夺农村、剥夺农民来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以促进城市繁荣和现代化实现的。我们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不能走使农民破产来实现现代化道路，而必须坚持城乡兼顾、共同繁荣，使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都实现现代化，使工人和农民都富裕起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个系统工程，四个现代化是一个统一整体，而农业现代化不仅是四个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四个现代化的基础。因而，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不仅是农业和农村自身的要求，而且是全面实现现代化的要求。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实现，需要工业的支援、城市的帮助，但主要还是靠农民自身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和素质的提高。没有农民自身的努力，农业现代化不可能实现。其余三个现代化也不可能实现。这说明，农民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主力军，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以改革为动力的。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改革是一场革命。它不是对原有体制的修修补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因而必然引起人们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和利益关系的重大变化。这样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必须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特别是9亿农民的支持。否则，任何社会变革都不会成功。十多年的改革，特别是农村的改革所以取得成功，就是因为通过改革，农民取得了经营自主权，焕发了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迅速解决了温饱问题。因此，农民拥护改革，支持改革，并身体力行地投入改革。如果违背了9亿农民的意志，得不到农民的支持，农村的改革是不会成功的。可以说，农民是推动农村改革的主力军。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都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农业的稳定发展，是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农村的稳定是全国稳定的基础。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安居乐业，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是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村稳定的保证。农业发展了，农村稳定了，就会为工业发展、城市繁荣和整个社会的

　　稳定提供坚实的基础。邓小平说：“对内经济搞活，我们首先从农村入手。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40)可见，农民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力量。

　　既然农民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推动改革的主力军，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力量，那么很自然地应该得出结论，农民问题仍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

　　2.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中，我们仍然要十分注意巩固工农两大阶级经济方面的联合。工农联盟是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只有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必须以这两个阶级的经济联合为基础，离开物质利益的联盟是不可能持久的。工人阶级要巩固与农民的联盟并实现对农民的领导，必须时时处处考虑到农民的物质利益。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确定农业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的首要出发点，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我国八亿农民的积极性”，“离开一定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利，任何阶级的任何积极性是不可能自然产生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十分注意通过解决农民的物质利益来巩固工农经济方面的联合，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如，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放开大部分农副产品价格，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保证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制止向农民的乱摊派、乱收费等，使农业生产摆脱了长期停滞的困境，农村经济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发展，农村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但是，近几年一些领导机关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的富裕程度，乱摊派、乱集资的现象严重滋长，超出经济实力的“大办”不断升温，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现象普遍存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工农业品剪刀差有所扩大。据统计，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1.7：1，1992年已扩大为2.3：1；农村社会商品零售额占全国社会商品零售额的比重由1984年的59.2％下降为1990年的55.2％；农民人均纯收入1980年至1984年年均增长15.1％，“七五”期间年均增长2.4％，扣除物价因素，1989―199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长率仅力0.7％，而农民负担“七五”期间年均增长22.2％；城乡人均收入差距1987年为455元，而1992年高达1042元。这些问题，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并做出了减轻农民负担的决定，但不少地方并没有真正落实。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我国农民为现代化建设已做出重大贡献。从全国解放到80年代中期，我国农民以“剪刀差”形式，为工业化提供了6000亿元的资金，相当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原值或社会积累资金的40％。在今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应该使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个大的提高，以使工农联盟更加巩固。3.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中，我们仍然要十分尊重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尊重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是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的一条重要内容，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在中国，离开占人口80％的农民来谈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是不可思议的。对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是否尊重，从本质上说是对群众的态度问题。农村改革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必须十分尊重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十多年来，我国农民有两大创造：一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这两件事，都不是由中央由上而下强迫农民干的，而是农民自己创造的。1979年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但是，农民在实践中突破了中央的某些规定，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即包干到户，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党中央尊重了农民的意愿，在农民创造的基础上，加以总结提高，并向全国加以推广，使农业生产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乡镇企业在起步阶段，曾受到多方责难，被讥之为“不正之风的风源”。我们党对农民的创造没有横加指责，而是给予积极扶持和引导，使之成为农民致富和实现农村工业化的一条新路。所以邓小平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41)谈到乡镇企业时，邓小平说：“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经营，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42)

　　列宁说：“生机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43)。当前，我们通过改革所要建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一种生机勃勃创造性的社会主义。建设这种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答案，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更不能靠哪个天才头脑的凭空构想，它需要千百万群众的智慧和创造性的实践。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中，更需要十分尊重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

　　4.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中，仍然要十分注意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和政治引导，以帮助他们摆脱历史的包袱，提高自身素质，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民。不可否认，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向平静的农村出现了勃勃生机，农民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他们已经从“三十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的狭小天地里走出来，以崭新的精神风貌，投身于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成为勇立涛头的弄潮儿。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农民毕竟是一个受小生产影响较深的阶级。千百年来形成的旧的传统和陋习在农民身上留下的烙印，不可能在短时期荡然无存，科学社会主义信念也不可能在农民头脑中自发地产生。由于对外开放，在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的同时，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人生观、生活方式会乘机而入；加之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某些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会借机还魂。由于自身科技文化素质差，思想理论水平低，某些农民把资本主义的痈疽当做瑰宝，把封建主义腐朽的东西当做新生事物。一些农民富起来后，搞赌博，嫖娼、封建迷信；一些农民公民意识淡薄，不愿对社会承担义务；一些农民，不能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只顾自己发家，既不顾国家和集体，也不顾左邻右舍；一些党组织涣散的地区，宗族势力抬头，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蔓延。这说明，农民的物质生活改善后，并不能自发地产生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一些富裕农民的人道主义“义举”，也不能和社会主义觉悟划等号。因为前者是任何社会、任何阶级中的开明人士都可以办到的，后者则是社会主义新农民的本质特征。所以，要引导农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共产党一刻也不应放松对农民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引导。我们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造就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农民。

　　总之，农民问题是毛泽东始终关注的一个根本问题。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引我们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今天，我们学习他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就要吸收其思想精华，调动9亿农民的积极性，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

　　（作者单位：辽宁省阜新市细河区政协）

　　注释

　　①《中流》1992年第1期。②③④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09页，第122页，第135页。⑤《农民运动》第8期，1926年9月21日。⑥转引自张宁一《中国共产党大事典》第64页。⑦(27)转引自曲折《历史大潮中的毛泽东》第131页，第130页。⑧1933年10月《斗争》32期，1933年6月14日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⑨(23)(28)(29)(30)(38)(39)《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27页，第1427页，第1314页，第1251页，第1277页，第1314页，第1477页。⑩(24)《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页，第274页。(11)(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上），第310页，第296页。(12)(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下），第699页，第693页。(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第261页。(16)《列宁选集》第1卷，第590页。(17)《列宁选集》第4卷，第92页。(18)(19)(20)《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92页。第692页，第635页。(21)(22)(25)(26)(33)(34)(35)(37)《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9页，第130页，第20页，第21页，第16页，第77页，第183页，第91页。(31)(32)《列宁选集》第3卷，第583页，第584页。(36)《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49页。(40)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66页。(41)(42)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第21页，第20页。(43)《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9页。

　　邓兆明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存今天的改革开放中，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有科学价值和意义。

　　一、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内容十分丰富，本文不可能作详尽的论述。只能将其主要的或最核心方面的内容作概要的论述。在我们看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毛泽东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毛泽东早在青年时期，就开始认识到，要在中国进行革命斗争，就必须把握中国的国情。1920年3月14日，在给周世剑的信就表示：“我想暂时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离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①后来他回忆这个情形时说：“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②但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只是朴素地意识到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还不懂得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分析当时的社会问题。

　　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毛泽东很快成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来分析形势。在从事韶山一带农民运动时，把调查研究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则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中心环节，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途径，并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研究工作。他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农村贫富悬殊，有雇农、贫农、中农、地主之分。这些材料，后来成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基础，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权的问题。

　　北伐战争开始后，毛泽东为了支持伟大的农民运动，驳斥党内外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在1927年，用一个多月的时间，亲自深入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村，步行一千四百多里，对农民运动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在这个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考察报告》以调查所得的大量事实，雄辩地驳斥了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种种怀疑和指责。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中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大革命失败以后，在革命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他为了寻找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对湘赣边界各县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于1927年11月写出宁冈、永新两县的调查报告。对当地群众斗争的情况，反动派的状况，当地经济生活，土地分配的情况等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基于这些社会调查，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随后，他利用开展游击战争的空隙，深入实际，调查部队存在的各种问题，起草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总结了红军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新型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措施。强调指出，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要“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坠入空想和盲动深坑。”③在这里，毛泽东既提到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又说到了调查和研究中国实际情况的重要性。把调查研究提到了解决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的高度。接着，他又写了《调查工作》一文。这篇文章在1964年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毛泽东把它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1961年3月11日，毛泽东将此文印发给他在广州召集的一次会议，并写了以下的说明：“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成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本本主义’。”“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反对本本主义》，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调查研究的理论。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共产党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的。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④“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并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⑤的著名论断。如果说，毛泽东以前只是进行了调查研究的实践的话，那么，这便是对长期调查研究实践的科学总结，是从认识论的高度对调查研究所作的理论上的深刻阐述。随着理论认识的提高，调查研究的实践也不断深化。1930年前后，他利用红军分散发动群众的机会，深入到寻乌、兴国等地调查研究，先后写出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具有重要价值的调查报告。正是这些调查研究，使他能够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为较好地解决土地革命中基本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遵义会议以后，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领导地位，从此，中国革命开创了胜利发展的新局面，顺利地实现了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转变。为了总结党成立以来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红军长征到达延安以后，毛泽东集中精力从事理论工作。在百忙中，亲自整理了经过长征保存下来的调查材料，编为《农村调查》一书。并写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在这里，毛泽东着重讲了调查研究应采取的态度和方法。他指出：“调查研究”没有满腔热情，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随后，毛泽东又发表了《关于农村调查》讲话，进一步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长期坚持调查研究的必要性。指出：“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中国革命需要调查研究工作，首先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样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⑥同时，指出调查研究应注意的方法。要用对立统一观点进行调查研究。调查要详细地占

　　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假若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微末节”，仍然没有发言权⑦。如此等等。这是我们达到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保证。但是，认识客观世界有一个过程，不能一次完成，因此，调查研究也不能一劳永逸。“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逐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认识新事物，获得新知识。”他还指出：“我们的调查工作，是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作，不要性急。”⑧这些关于调查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表明了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已达到成熟、完整形成的标志。毛泽东的大量社会调查，为我们了解中国国情、制定民主革命的战略策略、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和客观依据。

　　新中国成立后，怎样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全党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是一个尚未认识的必然王国。因此，毛泽东多次号召全党，要继续保持和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优良传统，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尽快熟悉情况，了解新问题，探索和挖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获得领导工作的主动权。

　　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接着又发生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就在于离开了调查研究，一切经过实验的原则，偏离了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违反了客观规律，使主观指导和客观实际相脱离。为了纠正1958年以来我国农村工作和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向全党重申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要贯彻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国民经济的调整、制定其他各项工作的方针政策提供了客观依据。

　　1961年初，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曾经指出，过去我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调查研究比较认真，有实事求是的传统。入城后，特别是近几年来，我们有许多同志，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大概是官做大了，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不到下面去了解情况，研究问题，不去接触群众和干部，或去接触他们的时候，老是教训人，而不是同他们商量、交换意见，这是很不好的，是很危险的。这几年出的问题，大体上都是因为胸中无数，情况不明，没有基础，没有底，凭感情和估计办事，主观地决定问题，从而政策、方法、措施都不对头，使我们的工作吃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他强调，只讲普遍真理，只有原理原则，只有总路线而没有一整套正确的具体政策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制定一整套正确的具体政策和方针、条例，就必须建立在认真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掌握情况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做工作必须坚持三条：一要情况明，二要决心大，三要方法对。而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方法对。情况不明，则一切无从谈起。他曾在一封信上严厉地批示：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经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为此，毛泽东反复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1961年搞成“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要求省、地、具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和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不仅要亲自抓典型，对一两个工厂、商店、学校、农村、连队等基层单位作系统的周密的历史的现状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不仅这样说，而且身体力行，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实践活动。

　　他在日理万机，工作极其繁忙的情况下，仍然巡视大江南北到全国各地视察工作，调查了解情况，收集了大量的原始资料，为制定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提供了客观依据和理论指导。

　　2.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的基本原则。第一，调查的主题必须明确集中，有的放矢，主题是中心，也即是我们计划所要解决的问题。调查若无主题，忧如瞎子摸象，随便到一个地方去乱抓一把，不但不能收到效果，反而会浪费人力物力。主题应该集中，每次调查最好是围绕一个中心，即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果十样事物调查了九样，但都是次要的，把主要的东西丢掉了，仍然是没有发言权。”⑨因为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毛泽东指出：“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材料是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都是收集了很多统计和材料，但并不是全部采取，而只是采取最能表现特点的一部分。”⑩

　　主题确定以后，还需要拟定调查大纲。列出所要调查的项目。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会众口说，不明了的，有疑问，提起辨论。“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如‘商业’是个大纲，‘布匹’、‘粮食’、‘杂货’、‘药材’都是细目，布匹下再分‘洋布’，‘土布’、‘绸缎’各项细目。”(11)这些项目应该是把许多问题，按照一定的逻辑系统排列起来，而不是杂乱无章的，凡调查项目可以制表格的，就应该事先制成调查表。有了明确的调查纲目，就可以保证围绕主题，步步深入，得到我们所需要的材料。

　　第二，坚持实事求是，这是调查研究最根本的原则。

　　所谓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一是调查者不能事先定调子，划框框，下到基层找例子。一切结论应该产生于调查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这就是说，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不增加任何主观成分，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是多大的问题就是多大的问题，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夸大，不缩小，这就是调查中的唯物主义，有的人，调查之前就已经有了结论，调查不是为使主观符合客观，而是要使客观适应主观，“按图索骥”。用框框硬套客观实际，“合则取，不合则弃”，搜集一些片面的材料来印证自己的结论。这种方法从根本上违背了“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明确指出：“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大胆的主观假说，小心的主观主义的求证，这是个很坏的方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12)我们要作科学的调查研究，就要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冷静地了解事实本身。

　　二是对调查所得材料要认真验证，反复核对，辨别真伪。在社会调查中，由于被调查者可能受切身利益的牵连，或其他种种的局限，反映的情况不一定是完全真实的，因此需要验证、核对。为此，在调查研究中必须做周密系统，深入细微的工作，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工作，不要性急，也不能偏听偏信。

　　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发现和利用那些触犯社会衰朽力量的新规律，往往会遇到强烈的反抗，即使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也仍然存在某种阻力。比如当调查研究揭示出某一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时，常常会触及某些单位，某部分人或某些个人的既得利益，有的还会触及某些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这就要求我们的调查者要有勇气冲破重重束缚，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打击，没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要想调查真实情况，反映真实情况是不可能的。

　　第三，调查研究要着眼于现在和未来，善于发现新生事物，注意事物发展动向，为预测和决策工作服务。

　　那些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远大前途的新生事物，产生时总是比较软弱无力，居于少数。一般需要人们有意识地扶持才能迅速成长。因此，“我们应当填密地研究新的幼芽，极仔细地对待它们，尽力帮助它们成长，并‘照管’这些嫩弱的幼芽。”(13)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如果不特别注意发现新的幼芽，即使新事物就在面前，也可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失之交臂。这样就会使新生事物遭到埋没，延缓了它成长壮大的时机，或者由于不懂得分析鉴别新生事物，说不定把腐朽当神奇，不自觉地压制新生事物。如同毛泽东所说的：“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14)因此，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应立足于现实，放眼于未来，为了前进而去发现新事物，支持新事物。

　　在现实生活中，及时地发现新生事物，对于预测和决策工作，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70年代末，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刚出现的时候，仅仅属于个别情况，而且不少人持怀疑或否定态度，我们党及时地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适合我国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新生事物，迅速打开农业生产的新局面，并且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拓开出了一条新路子。运动在发展中，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因此要努力认识新情况、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

　　第四，要有眼睛向下，甘当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

　　毛泽东指出：调查研究“没有满腔的热情，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15)。

　　首先，甘当小学生要有满腔的热情，要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抱着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同群众打成一片，关心和解放群众生产和生活中的问题。而要做到这些“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群众才能把你当作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16)

　　其次，甘当小学生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如果以领导者自居，居高临下，没有放下架子的精神，是一辈子也不会懂得中国的事情的。有些人下去调查，盛气凌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一开口就是官腔，自以为是，这也批评，那也指责，群众只会望而生畏，根本不愿理采。只有眼睛向下，平等待人，才能知道许多“闻所未闻”的东西。

　　最后，甘当小学生还必须有求知的渴望，虚怀若谷。抱着寻求真理的强烈愿望，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群众和接近基层干部的意见，恭恭敬敬地、老老实实地向群众学习，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客观事物是错综复杂地发展变化的，事物本质的暴露有一个过程，因此，调查研究是一种艰苦的劳动，要搜集大量材料与数据，要反复思考与分析，不花气力，不动脑筋是得不到真理的。

　　3.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调查研究方法具有多样性，研究领域不同，调查研究的方法也不同。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实践的发展，调查研究的方法也是在不断地发展。但毛泽东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的一套基本调查研究的方法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和利用。其中有：

　　第一，普遍调查。

　　调查研究的规模和范围应根据所要了解情况的不同来确定，一般可采取普遍调查与典型调查两种方式。

　　普遍调查是从面上了解一般情况的方法，可以采取“走马观花”、“周游列国”的方式进行，从整体上掌握事物面貌，如近年来，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到全国各地视察工作，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总结群众创造的新经验，具体指导，及时推广，指导全局。也可以采用填表等书面方法进行，对有关范围内所有的对象逐一的进行调查。例如，人口普查用填表方式便于统计，能具体准确地反映情况。普遍调查的好处就在于它掌握情况比较全面。但是，“走马观花”不深入，只能了解表面现象，得到比较肤浅的材料，不能对事物的内部联系有深刻的了解。因此，普遍调查必须与典型调查相结合。

　　第二，典型调查。

　　典型调查是深入到具有代表性的一点或若干点上。做“解剖麻雀”的工作，取得更为详细的具体的丰富的第一手材料，然后综合起来，对“麻雀”得出总的概念，这就是“下马看花”。这种方法正确地处理了个别与一般的辩证关系。毛泽东极为重视并经常使用这种方法。他说：“如果有问题，就要从个别中看出普遍性。不要把所有的麻雀统统捉来解剖，然后才证明‘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从来的科学家都不是这么干的。只要有几个合作社搞清楚了，就可以作出适合的结论。”“这就叫做‘解剖学’(17)。

　　典型调查是从了解个别入手，从个别中认识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因此，个别点的选取必须具有代表性，最能够反映同类事物的一般特征。典型的选择可以根据调查目的来考虑，解决问题的不同，典型的确定也不同。毛泽东介绍了两种选择典型方法，一是根据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从地理位置确定典型，寻乌调查就是采用的这种方法。寻乌这个县，介于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二是根据事物发展进程作分类调查。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先进的，二是中间的，三是落后。每类调查两、三个，便可知一般的情形了。

　　为了解决某个问题，仅选一个典型往往不够，应该在力量所能达到的限度内由一个典型再及一个典型。因为在一个典型材料中，未必有完全的代表性，而且只研究一个典型材料，有时也可能把它所特有的现象，误认为一般，有了若干点的，详细的典型调查，还要结合面上的情况。这就是说，只有采取普遍调查与典型调查相结合，“走马观花”与“下马看花”相结合的方法，了解的情况才能既广且深，得出的结论也就更全面、更深刻、更正确。

　　第三，会议调查。

　　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忠实可靠的方法。由调查者亲自主持会议，每次参加人数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即够。要深明情况有代表性，“应是真正有经验的中级和下级的干部或老百姓。”“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18)

　　调查会要采取讨论式，只有这样，才能近于正确，才能抽出结论。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不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讨论式是调查会的长处，是一个集思广益的过程。由于各个人的经历、环境和职业的不同，看问题的方法不同，难免有各自的局限性，对同一问题会产生不同看法，反映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这就需要探讨磋商，调查人按照纲目提出问题大家一起讨论，摆事实，讲道理，然后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除专门召集调查会外，还可从各种会议――干部会、代表会、群众会议等来搜集材料。这些会议上所讨论的问题都是从实际工作中来的，参加会议的人对情况都掌握得具体，为调查工作提供了机会。还有一些会议，如座谈会、汇报会，本来就是调查研究性质的会议，充分利用这些机会，也可以了解很多情况。

　　第四，蹲点。

　　蹲点实验是深入基层调查的有效方法。有时为了深入地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就不能仅限于开会，访问等方法，而要使调查研究与当时当地的工作结合起来，帮助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亲自实践一番，可以在工作进程中得到许多生动的材料，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调查结果是否真实，也可以随时拿到群众的实践中去检验。这样有助于摸到有用的材料，抓住事物的本质。毛泽东指出，为了在实践中逐步地加深对事物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功夫，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乡村，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的过程同时也应该是试点的过程。了解情况，决定采取某种措施，推行某种政策，在全面铺开之前，先在点上试验，发现利弊，使之不断完善改进，以达到“深入一点，取得经验，推动一般”的目的。

　　第五，试点方法。

　　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指出，为了克服领导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都要采取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当正确的意见从群众中集中起来，要重新回到群众中去，在领导意见见之实行时，要将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思想普遍宣传，并在以后应用此方法于一切工作。亦即是“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这就是试点。

　　试点方法对党的领导方法有什么重要意义？毛泽东认为，如果不进行试点，一下子就把作为领导意见的一般号召全面推开，那“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也就是说，试点方法的作用就在于，在工作全面推开之前，通过试点的实践以检验和丰富一般号召的内容。“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这一方法必须普遍地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运用。”(19)以上就是毛泽东对试点方法的论述。

　　可以说，试点方法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化。试点方法的普遍提倡，无论对当时的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对后来的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都起过很大的推动作用。建国后党的一切重大工作，如“三反”“五反”运动，土地改革等，都普遍推行了试点方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试点方法既然是从属于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因此，一旦离开了正确的思想路线，试点方法就要被歪曲。在“左”倾思潮泛滥时，许多所谓的“试点”，实际上蜕变成推行“左”倾政策的实用主义的手段。

　　二、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在新时期的丰富和发展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调查研究实践活动中可以看出，调查研究工作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这些新特点、新趋势意味着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在运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有了新的发展。

　　1.调查研究的社会化。这是相对于过去那种在个体农业、手工业条件下的调查研究而言的。调查研究的社会化不仅表现在调查的内容，是多方面、多因素、多层次的；而且还表现在调查的组织、实施，具有全社会范围的性质。调查研究的社会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关系全党、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具有全局意义的战略目标，它包括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涉及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政治法律等各个方面，涉及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各个领域。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问题有着内在的密切的联系，这就决定了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调查研究必然具有社会化的特点。以经济建设为例来说，要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不仅需要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的综合平衡，而且也需要社会生产各部类内部各行各业的综合平衡。还要对各种行业的产品的供销关系进一步了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济建设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向前发展。既要对社会生产两个部类的经济发展状况作全面、系统的调查，又要对社会生产每个部类内部各行各业的经济发展状况作全面、系统的调查，否则对经济建设很难做出切实可行的总体规划。

　　调查研究的社会化，还表现在对围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受经济建设制约的。所以其他正确的调查研究，也是广泛的、多方面的、具有社会化性质。如我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必须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生产发展状况为转移。因而制定人口增长规划时就不能只对人口状况做调查，还必须对国土资源、经济建设规模、生产发展状况、劳动力就业能力等各方面情况做综合调查，这样的调查显然具有社会化的特点。

　　2.调查研究手段的现代化。这是由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我国现代化建设是一项极其复杂、艰巨的任务，而且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调查要有效为囚化建设服务，就必须相应地采取现代化的调查研究手段，以便更广泛、更快速、更准确地收集、整理各种事实材料和统计数据。现代化的调查研究手段，主要指先进的信息设施，它是以电子技术为核心的一系列先进的计算工具和信息手段。如电子计算机、录音、录像、电传、电子遥测工具等等。没有现代化的调查研究手段，就没有调查研究的现代化。以手工操作方式为主的调查研究，显然不能完全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目前我国很重视调查研究的现代化。并已初步具有了现代化的调查手段。近年来我国引进和自制了一系列先进设备，国家和各省、市成立了电子计算中心、信息网络服务中心、为四化建设的调查研究服务，收到了良好效果。如199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统计数据多到手工操作根本无法完成的程度，为了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人口普查工作，我们利用了现代化的调查研究手段。各省人口普查机构及时将统计数据上报中央，中央汇总后，再分类编码，由电子计算机中心做出最后的数据统计，达到联合国有关人口普查的特定要求。类似这样程序繁多、数据庞大的统计工作，不凭借现代化的调查研究手段是不可想象的。

　　3.调查研究的精确化。所谓调查研究精确化是指调查研究的结果，既表现为对客观事物作出准确的定性分析，又表现为对客观事物作出精确的定量分析。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又是密切相关的。世界上不存在没有质的量，也不存在没有量的质。对客观事物要作出准确的定性分析，除了进行深入典型调查之外，还必须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必须“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调查研究的精确化，是经济建设所要求的。四个现代化本身具有精确化的要求。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精确化，就没有四个现代化。这因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而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国防都是科学技术的转化形态，其中都渗透着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成果。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没有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国防。而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本身就是高度精确化的成果。因此，以四个现代化为主要内容的调查研究也就必须具有精确化的特点。我国兴建长江三峡水电站的整个论证过程，都是遵循调查研究精确化特点开展工作的。所以，这项宏伟的建设规划工程本身就是调查研究精确化的成果。

　　（作者单位：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注释

　　①《新民学会文集汇编》，第21―22页。②斯诺：《西行漫记》，第126页。③《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92页。④⑤⑥⑦⑧⑨⑩(11)(16)(18)《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8页，第2页，第2页，第25―26页，第21页，第26页，第27页，第10页，第27页，第20页。(12)参见《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13)《列宁选集》第4卷，第15页。(14)(17)《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9页，第206页、第308页。(15)(19)《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0页，第897―8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