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了“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提出不仅在国内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和巩固公有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大力发展生产力，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要在国际上，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支持亚非拉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此，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一对“秘密报告”的喜与惧

　　正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共浪潮。这股反共浪潮，既是帝国主义的本质所决定，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蜕变使然。

　　1956 年2 月14 日至25 日，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指出，世界情况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有可能通过议会道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据此，要把和平共处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要通过和平的经济竞赛来战胜资本主义。24 日晚，赫鲁晓夫作了一个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用煽动性的、蛊惑人心的语言对斯大林进行人身攻击，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刑事犯”、“强盗”、“赌棍”、“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白痴”等等。由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东欧出现了一股翻案风。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股反共浪潮。这些风浪，震撼了全世界，尤其是各国共产党。它不仅涉及到斯大林一个人的问题，而且涉及到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一大段历史，关系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

　　对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毛泽东表现了“喜”“惧”参半的复杂心态。他在1956 年3 月成都会议上指出：“1956 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

　　批判斯大林，毛泽东喜在何处？

　　一喜破除了对斯大林的迷信。在毛泽东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过程中，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犯过不少右的和“左”的错误，对毛泽东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问题提出了许多的责难，认为毛泽东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是右倾的。他极力扶植王明等教条主义者在中国的活动。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取得胜利的。假洋鬼子‘不许革命’，从大革命时期到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斯大林派来的鲍罗廷、李德、王明..，李德、王明就剥夺了毛泽东的发言权。”的确，在斯大林看来，中国共产党同东欧共产党相比较，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毛泽东信奉独立自主的路线和政策，对斯大林及其领导的苏共保持一定距离，不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可以任意摆布和随意插手的“儿子党”。斯大林和苏共支持的王明等教条主义者，虽然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定的职务，但没有实际的作用。相反，他们常常因犯教条主义错误而受到批判和斗争。中国共产党始终在组织上保持自己在斗争中形成的领导核心。正是因为这一点，国际上许多学者称毛泽东为“非斯大林主义者”。从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赫鲁晓夫确实有勇气，他揭了盖子，搬掉了多年来压在人们头上的大石头，使那些迷信的人清楚了一些，也可以促使我们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分析，不要那样迷信。

　　二喜去掉了压力。中国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并没有因对中国民主革命中所犯的“左”右倾错误而自责，仍然企图把他的意图强加给中国。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新中国刚刚成立，他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还有两块‘殖民地’，即东北和新疆，不准第三个国家的人住在那里”。后来，我们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我们讲，苏联不讲，还说我们搞‘自由主义’。给我们一个照会，怕我们向右转。”如此等等。在这些问题上为了顾全社会主义的利益，毛泽东采取的态度是，“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这种压力，对毛泽东来说，是很大的。因此，有斯大林在，毛泽东尽管有自己的思想，但也不得不考虑斯大林的影响。他编《毛泽东选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修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地方加上“斯大林”的大名，诸如此类小事足见毛泽东在当时的处境与心态。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对问题的考虑也更谨慎，力求科学、准确。一旦毛泽东想到头上的“盖子”已经“揭掉”，身上的“压力”已经去掉，他已成为一个自由人的时候，革命家的胸怀，诗人的豪情，哲学家的思维，统统自由地表露出来了。1956 年提出要超过苏联，1957 年底提出15 年赶上和超过英国，1958 年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搞大跃进等等，几乎都或多或少与毛泽东在赫鲁晓夫大批斯大林之后的“喜”有关。

　　三喜解放了思想。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经验，形成了一定的模式，这些经验和模式，是根据苏联的国情和建设的实践抽象出来的。其中，有些是成功的，也有不少即使是在当时的苏联，也失之偏颇。但是，一方面苏联自身以“老大哥”自居，要把他们的经验强加给中国；另一方面，我们国内，不少人不顾国情，照搬苏联，搞教条主义。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统计工作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只好照搬。毛泽东讽刺地说，当时苏联有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不能吃鸡汤。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鸡蛋，不能吃鸡汤。不管文章正确不正确，中国人都听了，都奉行。可见，把苏联经验教条化到什么程度。现在批判斯大林，毛泽东也为之一喜，对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进行了批判，在批判的过程中，提出了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的构想。他认为，斯大林片面地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以及由此而削弱工农联盟是错误的。斯大林把权力过分集中到中央，束缚了地方与企业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企业实行“一长制”不符合列宁的管理思想，影响了工人积极性的发挥。斯大林在经济上过早地结束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应该允许存在多种经济成份。资本主义经济在现阶段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是有益的。斯大林在政治上肃反扩大化，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了本来应该、也可以争取的中间力量。苏联实行的一党制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完善和发展，应该保留民主党派，以对执政党实行监督。斯大林在文化上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是错误的，应该实行“双百方针”。斯大林在理论上，也犯有许多形而上学的错误。他否定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矛盾，后来他虽然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矛盾，但又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全面性的问题提到全党面前，从而否定了推动社会主义前进的动力。

　　应当承认，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批判已经触及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等深层次的改革问题，正是这种批判，开创了社会主义改革、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新起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正是50 年代后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的继续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化。

　　但是，毛泽东更深切地体会到，马克思主义是十月革命的炮声送来中国的。中国共产党曾经属于列宁创建、斯大林长期领导的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又是在苏联的帮助下进行的，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赫鲁晓夫如此全盘否定斯大林，必定在国际国内产生巨大的反响，不仅危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危及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因此，毛泽东在“喜”的同时，更感到“惧”。

　　一惧全盘否定斯大林，违反了历史事实，在这背后，隐藏了赫鲁晓夫的祸心。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斯大林在列宁在世的时候，曾经为反对沙皇制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斗争；在参加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领导以后，曾经为准备1917 年革命进行了斗争；在十月革命以后，曾经为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进行了斗争。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同国内外一切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并且巩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为苏联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功勋的同时，也的确犯了一些错误。但其功大于过，要三七开。因此，1956 年4 月5 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了题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长篇文章，阐明了毛泽东对斯大林问题的基本观点。4 月6 日，苏联米高扬访华，毛泽东在当晚接见他时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要有全面估价”。毛泽东还批评了赫鲁晓夫的错误。

　　历史经验表明，否定历史，就是为了否定现实。毛泽东认为，领袖人物作为个人，在历史上是微不足道的。但作为杰出人物总是同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活动及其形成的历史共命运。否定一个杰出的领袖人物，必将联系到他所领导的党、人民以及他们创造的历史。毛泽东琢磨着：“苏联过去把斯大林

　　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①。斯大林活着，赫鲁晓夫称他是父亲，父亲有犯错误的时候，斯大林没有，斯大林是“天才”，“无比英明”，“永远正确”；斯大林死了，赫鲁晓夫骂他是“凶手”、“强盗”、“混蛋”、“白痴”和“罪犯”②毛泽东敏锐地洞察到，这里隐藏着赫鲁晓夫借否定斯大林之名，来否定现实，搞修正主义的祸心！这是毛泽东不能不警惕的大问题。

　　二惧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及其历史经验，出现反马列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相联系，在“二十大”的报告中，已经提出了通过赢得议会多数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以及有可能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而且可以合作的新理论。这个理论在国际共运中有陶里亚蒂、多列士等不少支持者，大有市场。这种理论矛头直指十月革命道路。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认定武装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列宁主义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根本分歧。因此，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列宁主义的道路。在斯大林的革命生涯中，主要经历就是在列宁领导下走十月革命道路。列宁逝世后，捍卫十月革命的道路。全盘否定斯大林，就必定会影响列宁和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因此，毛泽东在1956 年11 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夺取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①毛泽东这一“惧”，并不是杞人忧天，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判别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根本标准，不在于是否承认社会主义这个名字，不在于是否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而在于承不承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具体到当时的现实，就是承不承认十月革命的道路。这是牵涉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问题。时下人们谈论共产主义运动的骤变，其实质也就在这里。

　　三惧国际反共势力趁机兴风作浪。赫鲁晓夫的报告被视为秘密，但不久后就被西方报刊予以刊登，在世界范围内掀引起了轩然大波。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提供了他们求之不得的反苏反共的炮弹，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反苏、反共的浪潮。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都趁机向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攻，向各国共产党进攻，使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处于严重困难的境地。同时，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内，一些被批倒的机会主义者，也趁机纷纷翻案。就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的几天内，即2 月19 日，原共产国际“波兰委员会”成员苏、波、意、保、芬5 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发表声明，指出1938 年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当时关于敌对分子已经渗人波共领导队伍的指责而解散波共的决议是错误的，肯定了波共的光荣革命历史。2 月21 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机关报《自由人民报》发表文章，恢复贝拉・库恩的名誉。3 月27 日，匈牙利又为前第一书记拉斯洛・拉伊克恢复

　　① 1958 年3 月成都会议上的讲话。② 引自《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第51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321～322 页。名誉。4 月6 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宣布1951 年被捕的哥穆尔卡获释。4 月14日，保加利亚共产党宣布科斯托夫案件纯系捏造。4 月22 日，苏联为李可夫、奥辛斯基和斯捷克洛夫恢复名誉。6 月1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免去莫洛托夫的外交部长职务。6 月30 日，苏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同日，《共产党人》杂志发表列宁的政治遗嘱，称斯大林不是列宁的理想传人。随即，在东欧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在我国，也出现了少数人闹事、要在中国搞大民主的情况。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有三喜三惧，但在毛泽东灵魂深处“惧”大于“喜”，惧更具有根本的原则性。正是在这些根本原则性的问题上，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展开了严肃的斗争。

　　二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较量

　　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路线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虽然持有强烈的批评意见，但是他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这么多人，这么多党，这么多国家，要有一个统一的阵营，阵营要有一个领导中心，领导中心要有一个统一的正确的纲领路线，来协调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致的行动。毛泽东的这个观念，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斗争的需要。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批评，只在内部进行，在公开场合，仍然强调友好合作，同志式的团结，支持帮助苏联处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1957 年毛泽东亲自参加了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40 周年大会，出席了64 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在会上，他提出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著名论断，阐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兄弟党加强团结的辩证法。因此，赫鲁晓夫在对待斯大林问题上的态度有所好转，还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公开检讨了苏共过去处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的错误。中苏关系有所缓和。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真正闹翻，是从赫鲁晓夫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以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开始的。1958 年4 月，苏联致函中国，提出在中国建立用于潜艇舰队海上通讯联络的长波电台，全部费用由苏方负担，所有权归苏联。曾遭受半殖民地屈辱的中国人民，对于苏联的要求意味着什么是非常敏感的，所以苏联这一要求理所当然遭到了毛泽东的拒绝。他不无感触地说：“英国人、日本人，还有别的许多外国人已经在我们国土上呆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我们再也不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7 月，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答复中国希望苏联提供核潜艇的要求时，又提出了要搞中苏共同舰队的意见。毛泽东当场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他生气地说：“打起仗来，苏联军队可以过来，中国的军队也可以到苏联去，我们是同盟国。可是搞共同舰队，就是要控制，要租借权。提出所有权各半，是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半个指头也不行。”并要尤金把他的话如实地向赫鲁晓夫汇报。赫鲁晓夫收到尤金的信后，急忙于7 月31 日来到中国，与毛泽东会谈。毛泽东毫不客气地对赫鲁晓夫说：“我先后跟你们谈了三次，我得出一个结论，你们不信任中国，搞舰队要搞‘合作社’，这是政治问题，这叫政治条件..”赫鲁晓夫在毛泽东这儿碰了一鼻子灰，一直讳莫如深。这是中苏关系由联合的顶点到闹翻的开始。后来毛泽东回顾历史时说，事实上同苏联闹翻是1958 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

　　但是，尽管有这种尖锐的争论，包括1959 年6 月20 日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中双方在1957 年10 月15 日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毛泽东并没有把矛盾暴露在世界面前，还想努力维护社会主义国家与共产党内部的团结。直到1960 年6 月以后，中苏论战才走向公开化。

　　1960 年6 月20 至25 日，罗马尼亚工人党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经商定，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利用这个机会一般地交换一下意见。6 月23 日下午，苏联代表团交给中共代表团一份《苏共致中共通知书》，中文译本长达84 页。《通知书》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是“教条主义”，说中共“拒绝和平共处”，“希望战争”，“制造紧张局势”，是“左倾冒险主义”，进行“托洛茨基式的分裂活动”。24 日，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发动了有准备、预先策划好的大多数党向中共党进行围攻的事件。中共代表团根据“坚持团结，坚持原则，留有余地，后发制人”的方针，发表了声明，对赫鲁晓夫进行了原则的斗争。当他在26日的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攻击中共的时候，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针锋相对，作了尖锐而激烈的即席发言，揭穿了他的阴谋，打击了他们老子党威风。此后，中苏关系迅速恶化。3 月，苏联从中国撤走最后一批学生、专家、学者。中国采取对等行动，中国高教专家安全归国，但在苏联各原子能研究中心工作的中国核专家，归国时乘坐苏联的飞机，因飞机爆炸全部遇难。1961 年10月17 日，苏共召开二十二大，会上把中苏争论公开暴露于世。其后有些国家的共产党也在自己的党代表会上，直接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从1963 年9 月6 日到1964 年7 月14 日，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连续发表了九篇评论文章。直至赫鲁晓夫下台，论战才告一段落。

　　三毛泽东的反修理论

　　有人说，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肯定斯大林，是为了肯定自己；有的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争论，是毛泽东想在斯大林之后，争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更有人说，毛泽东评论苏联共产党的是非，不仅行不通，而且是错误的。这些说法是值得研究的。

　　我们认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旗帜下，以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由各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组成的各国共产党，需要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来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但是，这些路线、方针，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体现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其核心，就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以此为据，来协调各国共产党对敌斗争、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和策略原则，维护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评判各国共产党所实行的路线、方针的是非曲直。这就要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统一的阵营，统一的领导中心，统一的路线纲领。

　　因此，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进行斗争，不是为了争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肯定斯大林，也不是为了肯定自己。他担心的是由否定斯大林而引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危机，维护的是与斯大林相联系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普遍原则和列宁主义的旗帜，肯定的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以及刚刚建立起来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由此出发，毛泽东提出了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理论，制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在这里，我们可以从毛泽东的反修理论和总路线中追踪他的基本思路。

　　第一，毛泽东反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搞“老子党”、“儿子党”，主张党际平等。诚然，毛泽东提出过“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他说，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互助合作，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出疯子。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第一，现在承认以苏联为首有必要，承认以苏联共产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第二，这在现在没有害处了。

　　但是，以苏联为首并不是封建家长制的统治，不是“父子党”，必须承认兄弟党关系中的独立和平等地位。

　　毛泽东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封建集团，所有兄弟党，不论大党小党，新党老党，掌握政权的党或者没有掌握政权的党，都是独立自由、一律平等的。没有上级党和下级党，领导党和被领导党，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区别。兄弟党之间，没有太上皇。他们的关系应当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同时又相互联合的，对有关的共同问题，兄弟党应当通过协商的途径达到一致的观点，协调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他承认由于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这个或者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曾经走在运动的前列，但是这种前列地位，并不是长期的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转移。这种转移，不是由任何人和任何政党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由历史形成的各种条件来决定的。如果条件变化了，另外的党就可能走在运动的前列。如果一个处于前列地位的党犯了错误，那就必然丧失前列的地位。因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根本不存在谁有权领导谁的问题。现在赫鲁晓夫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如果任意地听从他的摆布，就必定会给苏联的无产阶级事业和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极大的危害。必须揭露、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这些表明，毛泽东能用平等的态度来处理党际之间的关系，这与赫鲁晓夫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

　　第二，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道路表现在国内问题上，是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谬论，这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赫鲁晓夫指出，由于苏联阶级消灭了，阶级斗争熄灭了，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与现阶段上已变为全民的国家。”与此相联系，赫鲁晓夫还宣布用“全民党”来代替“无产阶级政党”。他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维埃社会的一致的加强，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成为全民政治组织”。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这些主张，是一个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修正主义纲领，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贯穿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胜谁负”的问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他不仅从理论上，而且用苏联报纸的资料论证了像苏联这样搞了40 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观点。

　　第三，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表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和策略上，就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赫鲁晓夫提出，在拥有核武器的时代条件下，美帝国主义也在为保障世界和平而操心，与帝国主义可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不能用武力去试验资本主义的稳定性。要建立一个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三无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通过合法的议会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的“三和”政策是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和“和平演变”的结果，是第二国际老牌修正主义的翻版。他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无数历史已经证明，反动阶级从来不会自愿让出政权，他们总是首先使用暴力，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发动内战，把武装斗争提到日程上来。无产阶级只有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才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同样，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也不可能改变。毛泽东在1957 年莫斯科会议上指出：除了用‘和平演变’改变它的策略之外，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共处。它们要发动战争，还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摔，我们也摔，打得一塌糊涂，打了之后，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我们再在废墟上重建我们的家园。据此，他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当毛泽东把革命的兴奋点由技术革命转向反修防修的时候，他错误地发现，北京已经变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正睡在他的身边。他由忧患意识变成了愤懑情绪，他要进行“文化大革命”，彻底砸烂旧世界，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正是这种对形势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产生的愤懑情绪，使毛泽东深深地陷入了思维的迷津之中，导演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

　　毛泽东针对赫鲁晓夫否认阶级斗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鼓吹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观点，根据经济困难时期出现的情况，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问题。他系统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新理论，开始了技术革命到政治革命的理论过渡。

　　一过渡时期的新理论

　　如前所说，毛泽东早在1957 年6 月，就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10 至15 年内实现国家工业化和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我国将在10 至15 年内，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毛泽东经过若干年对国际国内实际情况的观察，出于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思考，于1962 年9 月29 日，以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形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新理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

　　我们把它称为过渡时期新理论，就在于这里把过渡时期延伸到了共产主义到来之前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无疑是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发展。

　　早在1953 年，毛泽东在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把建成社会主义的时间设想得很短，规定10 年至15 年。实际进程中，只用了3 年。他没有看到在经济落后的国家，特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的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极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导致了后来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观盲目性，遭到了客观规律的严厉惩罚。因此，到1958 年底，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成”提出了与苏联不同的新标准。1936 年苏联宣布建成的标准为3 条，而毛泽东改为7条：1.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全民所有制；2.实现国家工业化；3.彻底解决衣食住行问题；4.实现6 小时工作制；5.普及中等教育，使有条件的人都能受到高等教育；6.基本上消灭阶级；7.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品质大大提高。这样，所谓社会主义建成，已不再单是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指建成发达的、可以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而且，苏联宣布的社会主义建成同未来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之间不相衔接，中间有一个长达几十年的非过渡期。而毛泽东这时设想的中国社会主义建成之日，就是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之时，是中间没有停顿的不断革命。

　　正是出于这个设想，在1959 年12 月至1960 年2 月期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于书中所写的“过渡时期开始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完成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实现――建成社会主义即建成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他提问说：“究竟过渡时期包括什么阶段，要好好研究。只包括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还是既包括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他作出回答，肯定是后者。现在有些同志把两个过渡理论看成是相互对立、互不相容的关系，从而肯定小过渡理论的正确性，批评大过渡理论的错误性，这是一种误解。其实，两者是一个包容关系，小过渡包含在大过渡之中。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阶段向共产主义过渡，必须经过若干历史阶段，有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制度建成的过渡，有作会主义初级阶段向发达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也有发达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因此，毛泽东把过渡时期肯定为由资本主义直到共产主义来到之前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有益的。并不能说有什么错。

　　大过渡理论除了包含的时间长这一特点之外，还有一个更本质的内容，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因此，这个过渡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充满了复辟与反复辟、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矛盾和斗争，存在着复辟与和平演变的危险性，必须坚持、巩固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观点，较之小过渡理论，要清晰、鲜明得多，毛泽东在1953 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后，也提出了不断革命的理论，主张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在这里，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革命的性质以及取何种形式，没有具体的说明。在大过渡的理论中，他强调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性，提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帝国主义颠覆的危险性和执政党变质的严重性。

　　毛泽东的过渡理论，不是他个人兴之所至而提出的，也非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基于他对国际国内实际情况和历史经验的理性思考。

　　第一，1962 年由于美国的侵略政策，造成了国际的紧张局势，中国周围的环境显得很不安静。同时，蒋介石又在叫嚣反攻大陆。这些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对于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由于赫鲁晓夫全盘否认斯大林，极力推行“三和”、“两全”政策，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想混乱和信仰危机。这在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的理性思考中占了重要位置。

　　第三，经济困难时期开始以来国内和党内的一些矛盾，使他想到中国也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和出现修正主义的现实危险。正如1964 年他曾作的说明那样：“1962 年上半年时，很多人说形势的全面好转要8 年、10 年，要包产到户，不搞社会主义经济了。在北戴河，我之所以讲形势、阶级、矛盾，是有个来源的。”

　　第四，是对马列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理解。就在八届十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当刘少奇讲到斯大林说谁战胜谁的问题国内解决了，国际未解决，还是主席讲得对，两条道路的问题未最后解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时，毛泽东插话承认说：“我是根据列宁的说法，列宁有预见，他是在1924 年死的，革命胜利后有7 年的实际经验。”

　　的确，马克思和列宁都曾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是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列宁指出：“一个阶级专政，不仅一般阶级社会需要，不仅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需要，而且，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①列宁在这里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语意，是非常清楚的，不会产生歧义，也很难产生误解。在这里，马克思、列宁的基本思想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即在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进到无阶级社会以前的时期，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的时期，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存在。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存在。

　　大过渡理论的问题不在于毛泽东看到了这种阶级斗争，而在于看重了这种阶级斗争。事实是，经过第一个过渡之后，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定之后，在一定范围内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着，在一定条件下这种阶级斗争还可能激化。但是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剥削阶级已经消灭，这种阶级斗争，不是完整意义上，而是以残余形态存在于一定的范围之内，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毛泽东却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存在着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它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为后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理论过渡

　　毛泽东的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存在着资产阶级、阶级斗争是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运用于实践，导致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后的复归，出现了理论的过渡。

　　1958 年元月，毛泽东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提出了不断革命的理论。他指出：“我们的革命步骤是：（1）夺取政权；（2）土地革命；（3）再次土地革命；（4）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5）技术革命。（1）、（2）、（3）今后没有了，思想战线上政治战

　　① 《列宁全集》第25 卷，第400 页。线上的革命仍旧有的。但重点放在技术革命。”“把全党的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非常清楚，这里的不断革命，其着眼点就是发展生产力。毛泽东认为，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而我国经济发展十分落后这一情况，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因此，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立即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等作为不断革命的紧迫任务提到了议事日程。他曾在党内强调指出，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受束缚。他号召鼓一把劲，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地、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更重要的还是一个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能否巩固的重大政治问题。毛泽东正是根据这一原则，发动和领导了“大跃进”运动。在这一进程中，由于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大跃进”失败了。但是，任何失败和挫折所带来的沉重心情都会被他那崇高的理想主义，乐观的进取意志，为公为民、为党为国的无可挑剔的用心和永远面向未来的热情所冲淡，所吞没。他仍然要不断革命。

　　但是，毛泽东毕竟是人，而不是神。他的不断革命，不是去总结“大跃进”失败的教训，认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寻找发展生产力的有效办法，而是把它用于“大跃进”而引起的党内矛盾上，转向政治思想和上层建筑层面上，过渡到阶级斗争的领域中。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核心仍然是政权问题。因此，必须在政治和思想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样，从着眼于“技术”的“不断革命”过渡到着眼于“政权”的继续革命，以理论的形式反映了毛泽东这一阶段思想轨迹的变化。由经济过渡到政治，由建设过渡到批判，由国内革命的思考过渡到世界革命的忧虑，如此等等。伴随着这种理论过渡，“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在毛泽东的思考之中了。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是大权旁落的反抗，不是权力分配的争斗，更不是人欲的追求；而是历史传统、经济基础、民族心理和时代因素等各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理想模式的追求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当人民还囿于困难时期留下的种种痕迹的时候，毛泽东却在绘制他的“新世界”蓝图。因此，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其主观愿望来说，是要建设一个最完美最纯洁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的理想蓝图，就是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看了林彪呈送的解放军总后关于进一步搞好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于1966 年5 月7 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称为“五・七指示”，它不是毛泽东的即兴之作，而是他政治抱负的凝炼，社会理想的寄托，继续革命的蓝图。这是打开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之谜的一把钥匙。

　　我们从“五・七指示”中，可以看到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理想模式的大致轮廓：

　　其一，社会主义是一个逐步消灭社会分工的社会。“五・七指示”要求各行各业、各个单位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每个大学校都要以一业为主，兼营他业。具体说来，军队把“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兼起来”；“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农民以农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军、学农”；“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这样，整个社会内部的工、农、学、兵不是固定的分工，每个人都“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全面发展，以便成为“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①。这样，每一个单位都有工、有农、有学，有兵，从而可以自成体系，自给自足，变成不依赖外界的“小社会”。社会各行业之间的专业区别将逐步消失。

　　其二，社会主义是一个逐步消灭商品经济的社会。在“五・七指示”的

　　① 《人民日报》1966 年8 月1 日社论。各业兼学中，没有商业。这不是偶然的疏忽，它反映了毛泽东思想上的变化。“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对商品经济的态度，曾出现过反复。“大跃进”初期，他提出过“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的主张，后来，在“共产风”泛滥时，他又强调中国的“商品生产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经过60 年代初期的几年思索和研究之后，他下决心，要逐步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的制度。他认为，“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①。因此，他要通过“文化大革命”，来消灭商品、货币和工资制度。“五・七指示”道路就是他设定的消灭商品经济的途径。

　　其三，社会主义是一个逐步消灭三大差别的社会。毛泽东设想的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制度，根本目的是要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②，实现人们在从事生产劳动、接受文化教育、享受物质生活等方面的平等，尽快消灭各方面的不平等现象。避免城市和工业的畸形发展，为社会每一个成员提供参加劳动和接受教育的平等权力。知识分子、科技干部，下乡下厂，补上体力劳动课；没有文化的工农兵送到大学学习，工宣队、贫宣队管理大、中、小学校，干部轮流进五七干校，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样，社会每一个成员都做点工，务点农，学点军事、政治和文化。“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

　　其四，社会主义是与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实行彻底决裂的社会。毛泽东设定的各业兼学中，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都要“批判资产阶级”。他要求人们在革命大批判中，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实行彻底决裂，要通过“斗私批修”，在自己灵魂深入爆发革命。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占领一切思想文化阵地，“在最大的广度上把资产阶级留藏在每个角落里的灰尘打扫干净，在最大的深度上把几千年来居于垄断和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连根拔除”③，以便为实现共产主义提供思想条件。

　　毛泽东设计的社会主义社会理想蓝图，不无理论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资本主义的特殊运动规律，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曾作过原则的规定。

　　他们根据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设想生产力的发展，超出了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范围，私有制不仅可能，而且完全必要加以废除，对生产资料实行全社会共同占有制，即全部生产资料归整个社会劳动者共同占有，使全体劳动者都能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

　　他们设想，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自觉地根据社会需要有计划地组织整个社会生产，生产哪种产品，生产多少，都不再通过价值规律、市场机制来调节，而是由整个社会来调节，以消除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他们设想，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虽然还不能“按需分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即社会的总产品扣除了生产方面的消耗和社会共同需要之后，以劳动为尺度，在劳动者之间进行消费品的分配，“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

　　① 转引自1975 年2 月9 日《人民日报》。② 转引自1966 年8 月1 日《人民日报》。③ 1966 年6 月8 日《人民日报》社论。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①。这样，社会的平等也随即到来。

　　他们设想，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之后，直接的社会生产和直接的分配排除了一切商品交换，商品和货币将在社会生活中消失。“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没有商品生产，就没有商品和商品交换，也就不需货币了。在这里，商品经济已经被消灭。

　　他们设想，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一代全面发展的人迅速发展成长，社会分工随即消失。

　　应该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的原则规定，既不是从善良愿望出发的幻想，也不是从理性原则出发逻辑推理的结果。而是分析资本主义客观现实和发展趋势的必然结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过程的反映。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与社会主义的现实，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毛泽东却没有看到这种矛盾，把他们的设想当成了现实。不能不产生严重的失误。

　　第一，他们的设想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认识结果，不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最终真理。列宁说过，“任何思想体系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①。马克思处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准备阶段，虽然经历了几次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潮，其中包括巴黎公社那样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但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诞生，他们没有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种种设想，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的总结，而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由于缺少实践经验，具有超前研究的性质，其中个别论断难免会带有空想的因素。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在于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尽可能地避免陷入空想，他们对于未来社会只作一些原则的论述，而对具体问题总是拒绝回答。例如1881 年荷兰社会民主党人打算在即将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上讨论一个问题：假如社会党人取得了政权，他们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应当采取哪些立法措施？当他们将这个问题提给马克思的时候，马克思作了这样的回答：“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没有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是不能解这个方程式的。”②恩格斯晚年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说过：“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①然而，毛泽东却把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当作建设社会主义的脚本，用它来剪裁活生生的社会主义实践，而不是用经验来检验、修改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关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因此，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更增加了空想的成分。

　　第二，他们的设想，是舍弃了社会主义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阶段具体特点的科学抽象。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说，根据这些原理，在将来某一个特定时刻应该做什么，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第89 页。① 《列宁选集》第2 卷，第135 页。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 卷，第154 页。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 卷，第629 页。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②。列宁进一步指出：“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③。这就是说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南，并在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道路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深深地扎根于实践的土壤，才能开出绚丽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违背了他曾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忽略了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忽略了中国的具体国情，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脱离了群众，失去了生命力，开出的只是无果之花。

　　第三，他们设想的前提是社会主义首先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然而历史的发展超出了他们的预料，社会主义首先在一系列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相继取得胜利。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需要重新探索。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考虑到当时俄国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曾打算通过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法令，直接按照马克思所阐发的共产主义原则来组织全国的生产和分配，甚至想比较快地消灭商品和货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产品分配制度。现实生活证明，此路不通。列宁尊重实践的裁决，根据俄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新经济政策，找到了像在俄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途径。历史经验证明，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中都会遇到一系列新课题，这些课题在马克思著作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必须靠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总结实践经验，独立地进行理论探索。而毛泽东在实践探索中，没有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没有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是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使理论离开了生活常青之树，陷入了灰色的渺茫之中。

　　第四，他们设想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然而社会主义与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总是一个联系、发展的过程。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①又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②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就有一个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但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既不是当时面临的迫切任务，也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可以概括总结，所以，他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做出明确的规定。实践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比较充分的发展，使社会主义获得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后，才算从根本上建成。而毛泽东以为可以凭借主观愿望和道德的力量，依靠群众运动，就可以拔苗助长，使生产力急剧提高；以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越公越好，产生了急于求成，急于求纯的倾向，忽略了社会主义应有的发展阶段，把将来可以做的，当作现实必须做的，超越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这就不能不处处碰壁。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 卷，第154 页。③ 《列宁选集》第1 卷，第203 页。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第89 页。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第99 页。

　　二经济上的急于求成

　　恩格斯在分析社会变革的动因时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极终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①拂去历史层面的尘埃，就不难发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另一个动因，就是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有人把毛泽东说成破坏生产力，专搞阶级斗争的凶神。其实，毛泽东却是“抓革命，促生产”，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实现生产力飞跃发展的战略家。毛泽东懂得，要建设一个理想的、纯粹的社会主义，必须要有生产力发展作基础。没有这个基础，社会主义不能建成，建成了，也不会巩固。因此，他想以“大跃进”的形式，以主观意志的超越来发展生产力。毛泽东晚年犯了不少，特别是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其动因，不是他不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忽视生产力发展。恰恰是因为过急地发展生产力和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

　　如前所述，当毛泽东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后，他就惊人地发现了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水平上的巨大差距，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使他向全党发出了“被开除球籍”的警告。毛泽东作为一位坚韧不拔的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共产党员，他曾经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而艰苦奋斗。他并不满足于带领全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他认为国家还不发达，人民生活水平并不高，历史赋予共产党和自己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尽快使国家富强，使人民幸福，让中国跻身于世界的先进行列，这是自己的责任。

　　但是，当毛泽东在贫穷落后的现实面前，在生产力水平极其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在理论上发生了失误。列宁曾经指出：“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①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取得革命成功的，经济上比俄国落后，建设社会主义更加困难。毛泽东却误以为这种说法不对，似乎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越容易，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历史的责任感、贫穷落后的社会现实、理论上的失误，就决定了毛泽东经济建设上必然急于求成。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生产力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既得力量。它既是前人实践活动的客观结果，又是人们当前生产实践活动以及由它决定的其他实践活动的物质基础，因而也是人类把社会历史继续推向前进的根本出发点。人民只能从现实的生产力出发，才能创造出更高的生产力。毛泽东由于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就不可能立足于现实的生产力基础来发展经济，而企图靠“大跃进”等群众运动来发展生产，以为单凭人的主观能动性就可以使生产力成倍、十几倍乃至几十倍地增长。这样，势必要求过高的计划指标，要求更快的发展速度。

　　这样，当1956 年中央政治局根据当时经济发展计划不平衡的情况开展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第373 页。① 《列宁选集》第3 卷，第454 页。冒进的时候，就与毛泽东急于求成的思想发生了矛盾。毛泽东认为，反冒进是右倾保守的表现，反冒进是稳健派反对跃进派的一个口号。要发动“大跃进”，就必须批判反冒进。因此，从八届三中全会起，他就反复批判反冒进，而且越批越严厉，越批越上纲，以致将反冒进与右派进攻联系起来。他说：“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 年国际方面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内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进攻以相当的影响。”②1957 年国民经济工作是建国以来少有的好年份之一，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7％。毛泽东认为，这是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这样，他就形成了一个逻辑，如果不是反冒进使6 亿人民泄了气，1957 年的经济工作成绩会更大；反之，如果不是反右派斗争，就连这样的成绩也得不到。结论是，抓阶级斗争能促进经济建设。

　　在毛泽东反复批判反冒进的情况下，“大跃进”运动就发动和开展起来。“大跃进”是急于求成的产物，很快受到了经济发展固有规律的惩罚。毛泽东自己也很快觉察出来了。经过两次郑州会议，采取一些具体措施，纠正了一些错误。毛泽东准备通过庐山会议，继续纠“左”，以统一全党认识，在实践中贯彻执行。不料变成了反右，出现了“左”上加“左”，其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没有从指导思想上认识“左”的错误，他认为107Q 吨钢的超额完成，证明“大跃进”是对的，“三面红旗”没有错。成绩的取得是执行以速度为灵魂的“总路线”的结果，也同反右派和批判反冒进分不开。毛泽东不但没有认识到所犯错误的实质，而且是满腹曲肠，认为与彭德怀等人的争论，是过去10 年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这就开始把党内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不同意见也看作了阶级斗争的反映。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决定对经济建设进行调整。在调整过程中，刘少奇等人提出了“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主张，这恰好违背了毛泽东的“革命”原则。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也可以发展经济，但这是一条通过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道路来实现的，而他一生所奋斗的就是要避免走这条道路。搞“三自一包”必然引起两极分化，导致资本主义，这是毛泽东一大禁忌。因此，他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又重提阶级斗争问题。

　　重提阶级斗争的主要原因，又是毛泽东把经济建设工作中党内的不同意见归结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了将这种理论付诸实践，又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思想，这个“灵”，不是别的，还是“灵”在发展生产力上。

　　这就说明，“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已经有了10 年抓阶级斗争促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他认为这些经验，是有成就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这种成效，与自己的理想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他在1970 年曾表示过这种心情。他说，我对中国的进步不满意，历来不满意。这就是说，过去搞了工厂的斗争，搞了农村的斗争，搞了文化界的斗争。但是，这些局部的阶级斗争没有根本解决问题，有必要发动像“文化大革命”这种全面性的阶级斗争来最后解决问题。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仍然是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经济建设沿着他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有一

　　②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26 页。句极为著名的语录，就是“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毛泽东抓阶级斗争促经济建设这一观念的高度概括和明确表述。他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造福于人民的一大壮举。可以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业相媲美。他认为，打倒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通过斗、批、改，清算了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就为解放生产力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由此可见，毛泽东从尽快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和人民贫困生活这一良好愿望出发，想在自己的晚年把中国建设成发达的社会主义。为此，确定了建国后“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方针。但由于缺少经验，加之理论上的失误，因而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急于求成就要求高速度，高指标。而这种高速度，高指标违背经济发展本身的客观规律，脱离了实际，不可能实现。而毛泽东将其原因归之于社会上存在的阶级斗争和党内的不同意见，而且将这两种不性质的问题混淆在一起，又错误地把1956 年以后经济工作中的成绩看成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得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认识。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与阶级斗争扩大化，两者相互作用，恶性循环，使毛泽东陷入了“文化大革命”这样长达10年的全局性的错误之中。

　　三伦理政治思想的积淀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不仅是出于对社会主义理想模式的追求，也是伦理政治思想积淀的结果。毛泽东伦理政治思想的核心，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认为，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的反映。因此，他把全心全意为人服务，当成是共产主义事业的真谛，把为人类的彻底解放和自由而奋斗作为自己行为的动机和生活的最高目的，贯穿于他一生的全部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之中，充分体现了共产主义事业与实现自我、发展自我，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实践基础的高度统一。

　　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伦理政治思想，不仅是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党性原则的体现，也是对中国伦理政治思想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的进步思想家、政治家曾经提出过“以民为本”，“爱民如子”，“为民请命”的伦理政治思想。

　　管子提出过“人本”主张。他认为，“夫霸王之业，应以人为立国之本，无人无以出师征伐，无人无以国强民富。”否则，不仅不能竞争霸业，而且连国都保不住。因此，他认为，为政要顺人心，注意人心向背。《管子・牧民》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就是说，为政的根本，在于治理好国家；国家能否治理好，其根本在于顺还是逆民心。他强调，为君要满足人民的需要。《管子・牧民》指出：“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就是说，人民厌恶，不仅不能去做逆民心之事，而且要根据人民的厌恶，去改善人民的忧劳、贫贱、危坠、灭绝，使之佚乐，富贵、存安和生育。

　　孔孟提出过“仁学”思想。孔子在《论语・学而》中说：“节用爱人，使君以时”。这就是说，治国要爱护老百姓。在《论语・阳货》中提出“恭、宽、信、敏、惠”为仁的具体内容。其中“宽”，就是治国家要宽厚对待人

　　民，便能做到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而得到人民的拥护。“惠”，就是仁爱恩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就是说，顺着人民谋利的路子使之得到实惠，便能给人民以好处而无所耗费。对人民要做到五美，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食，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这样，行之天下，始可谓仁。孟子更是发挥了孔子的仁学主张，在政治上提出了“政在得民，民贵君轻”的思想。

　　贾谊根据秦王朝速亡的教训，提出了“民本”思想。他在《大政上》中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海，吏以民为贵贱。”在他看来，民是国家的命运所系，功业所在，力量之源；民决定着国家的安危、存亡、兴衰、胜败。因此，民“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他反复告诫人们，要重视人心向背和人民的力量，要接受历史的教训：“戒之哉；戒之哉，民为政本”。“轻本不祥，实为身殃。戒之哉！戒之哉！”

　　在中国封建专制的社会中，这些“爱民”思想，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它代表了历史的进步趋向，是我国思想文化遗产中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的优秀传统。但是由于社会条件的制约，它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阶级的局限。其本质是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说的“爱民”，不是什么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了“治民”。

　　毛泽东在他的革命生涯中，系统地研究并吸收了传统伦理政治思想的成果，对它进行了改造，从而提出了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命题。毛泽东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实现他的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其根本目的，就是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一批党员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在这种情况下，在干部与群众之间，毛泽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群众。他一反“官官相护”的统治术，始终站在人民群众一边。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一条基本的政治道德标准来教育干部。他对于部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他要求干部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在合作化运动中他批示说，“群众中蕴藏了这样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什么在许多领导机关，在几个月前，居然没有感觉到，或者感觉的那样少呢？..回答只有一句话，就是不要脱离群众，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①他把干部的腐败现象视为不可饶恕的丑恶，要严加惩处。“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对这些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在党的干部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他在1957年3月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说：“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对此他要求“共产党员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后来，他对官僚主义作风，更是表现了极大的愤慨：“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甚至在病重期间，毛泽东还反复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民主革命成功后，一部分党员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

　　①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28～229 页。么呢？作了大官，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大官们压人。但是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毛泽东的感情世界中，始终表现出对人民群众深厚的、浓烈的、稳定的、持久的爱。正因为如此，他要求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深入基层，接近群众，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中去，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群众，到下面去研究问题。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防止他们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虽然他在分配上的平均主张曾导致平均主义的倾向，但其反对特权的思想，对于保持党的优良传统，提高党的凝聚力确实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毛泽东这样说，自己也身体力行。他对自己家人及亲戚的要求也很严格。50 年代，他就任国家主席时，他外祖父家有人骄傲起来，不大服从当地政府管理。他就去信批评教育“不应该特殊”，要求政府严加管理。三年灾害时，他和孩子也与全国人民一样勒紧裤带过日子。当他了解到农民吃饭问题严重时，在一段时间里，心情沉重，以不吃肉、不吃细粮的行动来寄予同情。警卫人员见其女儿生活太苦，提醒毛泽东能否给她提高一些待遇，他没有同意，并说，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特殊。毛泽东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更是令人敬佩。革命胜利之际，他提议禁止给党的领导者请客送礼，歌功颂德。晚年他虽然产生了骄傲情绪，但生活上的艰苦朴素的作风始终保持不变。所以，当他用自己的要求来审视党内存在有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时，他就要用“文化大革命”这种方式，来消除党内存在的这种腐败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