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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毛泽东






  生活中的毛泽东,就像一首诗。艰苦、豪迈、深远、幽默、生动、含蓄,多姿多彩。他使我们惊讶,使我们感动,使我们如痴如迷地追逐他,揣摸他,学习他,却又始终未能真正全面地了解他。

  1951年冬,北京落下第一场雪。

  早晨,毛泽东出门一步,便立住了脚,显出惊喜神情。仿佛有人在他面前施了魔法,忽然展现出一个美妙无比的境界。纷纷扬扬的落雪使他震惊激动。他睁大了眼,仰天凝视,目光从漏筛一样的天空缓缓移向积雪的树梢、屋顶,最后又俯首凝视铺了白毡一般的庭院,久久不动一动。像是谛听那落雪是否有声?又似陶醉于南屋檐头的雀叫。

  我抓起一把扫帚匆匆去扫路。

  “不要扫。”毛泽东急切地喊,眉头皱起来,“这是你扫过的吗?她的伤口刚合上你就又要割一刀!”

  我停下手,怔怔地立住不动。黎明时我曾扫过铺砖路上的雪,现在又薄薄落了一层。这就是刚愈合的“伤口”?

  毛泽东走出廊檐,走下台阶,小心翼翼,步子迈得那么慢,那么慢。走出两步,他便停下来,回头看自己留在雪地上的脚印,目光里闪耀着孩子一般新奇惊喜的神色!这就是那位叱咤风云,改天换地的巨人?这就是那位亿万人呼他万岁的领袖?他竟犹豫了,不忍心再向洁白无暇的雪地落下脚去,把抬起的脚缩回去,小心翼翼落在原来留下的脚印里。他开始粗重有声地深呼吸。作过呼吸仍然不忍心走步,两脚始终保持一前一后的姿式立着不动。抬起右手,用手背和衣袖接雪。他入神地观望落在手背和衣袖上的雪花,仿佛近在咫尺地欣赏着宇宙最伟大的创造和最精彩的表演。

  “主席,走一走吧。站久了会感冒。”我远远提醒,不敢过去,怕践踏了毛泽东所迷恋的雪。

  毛泽东没有理睬我。他手背上的雪花融化流淌,一颗晶莹的水珠颤颤欲滴。

  毛泽东用舌尖一触,只轻轻一触,那颗水珠便不见了。毛泽东轻轻顺嘴,饮过甘露一般赏心悦意地笑了。

  他毕竟不忍心踏那雪,顺自己的脚印慢慢地慢慢地退回来,便在廊檐下

  围绕庭院踱步。接着,又出小门,沿中海走。似乎他这时又有另一种兴致,不走扫出的路,踏着积雪,入迷地倾听着脚下咯吱咯吱的碾雪声。不时回头望望留下的脚印,不时停在松柏旁欣赏枝丫上的积雪,留恋不已。

  于是,我知道了毛泽东特别喜爱雪,庭院里的雪不再扫去,留下来,供毛泽东观赏。我常常发现,毛泽东喜欢走入庭院的雪地,久久地踏雪,一定要踏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我发现,只要落雪,毛泽东一定会格外精神焕发。平时若散步10分钟,有了雪便会加倍加倍地多走,有时真是如痴如迷。陈毅同志很了解毛泽东迷恋雪,从不破坏他庭院中的雪。有些客人就不客气了,径直穿过庭院,还皱起眉头跺掉鞋上沾的雪,奇怪我们会这么懒,连雪也不扫。

  很少有东西能中断毛泽东工作,下雪是例外。1953年冬,有天晚上,毛泽东从怀仁堂那边开完会,匆匆赶回来。卫士长紧随身边,抱了厚厚的卷宗。毛泽东正要进办公室,一阵风吹过,天又落下雪。毛泽东脚步停住,望望阴沉的天空,忽然对卫士长李银桥说:“我散10分钟的步。”

  毛泽东在雪地里走,脚步比平日急促,不知是兴奋还是有事没办着急?随着他脚步节奏的越来越快,雪也越下越欢。毛泽东兴致勃发,时时伸出两手去接雪。

  “几分钟了?”毛泽东突然问。

  “8分钟了。”李银桥看着表认真回答。我想笑,因为我也悄悄看着表,已经11分钟了。往日,虚报时间毛泽东会有察觉。这一次,过了17分钟李银桥才说:“10分钟了。”

  毛泽东立刻回办公室,不知是受了卫士长的蒙蔽还不知道,还是心里明白,但没有说。

  毛泽东有时很严厉,沉下脸来很叫人紧张,甚至惶恐。正值抗美援朝,他要求节俭。菊香书屋每个外门都有一盏灯,他指示取消,在院子里拉一条线,只在院中间点一盏灯。他说:“一盏灯就够了,不要浪费。”夏日夜晚乘凉,他便在那盏灯下看书。

  可是,当行政处长拿来一份图纸,要给毛泽东翻修房屋时,毛泽东沉下脸,严厉批评:“全国人民捐钱捐物支援前线,你为什么就不想想前线只想到我的房子?我这里多点一盏灯都舍不得,你就敢花那么多?你脑子里到底都想些什么!房子不要修,你去吧。”

  行政处长那种尴尬、紧张、惶恐真叫人同情,就在毛泽东威严的注视下,他全身僵硬地退了出去。

  然而,毛泽东有时又是那么温顺,有耐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一次,他准备接见外宾。忘记是哪个国家的新任大使来递交国书。那时递交国书不像现在,递上便行。那时大使要致词,毛泽东要站着听,还要致答词。尔后再递交,很隆重。

  隆重自然礼仪多,毛泽东接见前必须先剃须修容。理发员叫王会,已经上了岁数,极像电影《少林寺》里的老方丈,只是多戴一副大花镜。戴了花镜视力也不济,总是歪侧着头,伸长脖子,摆出那付架式,眯缝着眼左瞧右瞧,那把剃刀难得一挥。他左手按着毛泽东头顶,侧脸歪头瞄啊瞄,右手慢慢伸出,剃刀停在毛泽东鬓发下沿,样子特别令人发笑,刀架在头上半天不动,连我们都有些不耐烦了,才刷地刮一下。

  毛泽东看一眼手表,说:“你快点。”

  “别着急,着么急呀。”王会讲得慢条斯理,尾声拖得悠长悠长。换个位置,刀又架到毛泽东另一侧的脸上,比划着,时间更长,好容易才“刷”了一下,接着便退后一步,欣赏什么杰作一样端详个没完。

  “哎呀,老王,要快一点么!”毛泽东欠一欠屁股,却被王会从头顶上按住了,依然是慢声慢气说:“叫你别着急么,到时候叫你去就行么。”那口气好像他能决定毛泽东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一般。他在毛泽东那颗充满智慧的头颅面前,就那么扶过去扶过来,时而轻剃轻刮,时而左端右详;严肃认真地为毛泽东把面修好。

  好容易刮完脸,毛泽东以手擦额,大约是出汗了?便抬屁股想起身。却被工会及时又按住头。这位“少林寺老方丈”反而耐不住似地说:“怎么不听话呢?你别着急么!”

  毛泽东哭笑不得,又不能发火,在王会的手掌下强抬一抬头:“我要你快点么。”

  “沉住气,听我的,给你刮干净再去。”王会居然在毛泽东的后脑勺上拍了两下,那么自然。我们卫士和警卫人员看得目瞪口呆。而毛泽东居然不发火,只无奈地用力叹口气。王会又给毛泽东刮后脖颈,不知轻重地“教训”毛泽东:“你是国家主席,主席要有主席的样子。啊,又是我的手艺,剃不好我也不光彩么..”我的接触中,许多党和国家的主要负责人见了毛泽东都是礼貌谨慎,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个个有分寸。唯独王会这名老理发员,毫无分寸和顾忌。偏偏毛泽东就能忍受,而且相处得亲密随便。我想,这与毛泽东尊老不无关系。记得湖南农村来了个老太太,并非亲属,只不过一个老乡。毛泽东竟亲自搀扶她走路,不要我们帮忙。嘴里还一个劲关照:“慢慢行(háng),慢慢行(háng),小心台阶,小心..”毛泽东的湖南口音把行说作“喊”。

  接待外宾之前,毛泽东对一些琐事也并非都不关注。尽管不像周恩来那么细。

  记得1956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华,我们布置勤政殿,毛泽东准备在这里接待贵宾。

  刚布置好,毛泽东便进来了,巡视一遍,停在一台外国收音机前,皱起眉说:“中国也可以生产收音机,为什么放外国的?放一个中国的《东方红》不是更好吗?”

  有关领导遵命予以调换。

  毛泽东穿着他那双很合自个心意的棕色皮鞋准备走开,罗瑞卿同志靠近过来说:“主席,你还是换一双黑皮鞋吧?”

  “为什么?”毛泽东望着罗瑞卿。

  “按照国外惯例..”

  “为什么要按外国惯例呢?”毛泽东显出一副严肃而又不以为然的神色,轻顿一下皮鞋,“我们中国人要按中国人的习惯穿。”

  他就穿着那双棕色皮鞋接待了以奢侈潇洒追逐显贵闻名于世的苏加诺。

  毛泽东酷爱读书,一生手不释卷,这尽人皆知。然而,毛泽东读当代文艺书籍,特别是读当代小说并读之入迷,我却只见过一次。

  1952年我随毛泽东去山东、河南,看黄河,观孔庙。专列中央有个公务车,车厢半截是会客室,半截是卧室。同行的有位民主人士李烛尘先生。他们在会客室谈得很投机。天下大事,日常生活无所不谈。看那谈兴,这一路毛泽东是不会在车上干别的事了。

  可是,晚上他躺到床上休息时,照习惯随手拿起一本书翻,看过两页便入迷了。把枕头垫高,一页一页看下去,很久才变换一下姿式,变换姿式眼睛也不离开书。时而侧躺着看,时而仰卧着看。看到深夜1点,卫士端来一碗面条请他吃。

  他坐起了身,却仍在看书。卫士把面碗摆在他面前,又将筷子插入他右手,他目光盯着书,筷子机械地插入面碗便不动了。左手按着书还在读。卫士不敢打搅,直到毛泽东翻书页时才提醒:“主席,吃完再看吧!面条要凉了。”

  毛泽东像是根本没听见,抓着那一页书翻过去翻过来,反复四五遍,他看的什么书呢?

  “主席,要不..我再给您热热去?”卫士试探着伸手去捧碗。

  “嗯,不要。”毛泽东嘴朝碗沿靠近,动作很慢,因为他的眼睛始终是盯着书。呼噜一声,一筷子面条进嘴。偏这时有几个靠近书缝的字看不到,他的一只左手又要把握书又要将书展开一些,便有些力不从心。我借机过去帮忙,便看清了那本书。是周立波写的《暴风骤雨》。

  毛泽东吃过面条,躺下又看,他如饥似渴竟到了这种地步,直看到天亮。早晨,他到会客室又见了李烛尘,谈过几句话便说:“我在看一本书,还没看完,有些放不下呢。”李烛尘一听说看书,马上明白了,便起身告辞说:“主席,你快去看书吧,看完书我们再谈话。”

  专列经德州往西南,入兰封县境。毛泽东习惯躺在床上看书,随行的罗瑞卿和膝代远希望毛泽东看一会书能入睡,怕车晃得厉害,便命令停车。毛泽东并没意识到,他完全沉浸入书中,把最后几页读完,才像刚从水中探出头一般长吁一声,揉着太阳穴走去车窗前。

  离车300米左右有个小村子。毛泽东下车便朝村子走去,一边活动活动身体。他访问了一户老农民,家里只有老头老太太,一问一答谈了很久。我们要周围警戒,只能偶尔过去听听。断断续续知道谈了土改、互助组以及两位老人对农村政策农村发展生产的希望和要求。并问了他们的生活情况,还有什么困难等。

  毛泽东返回专列时,一个女孩子追上来问:“同志,前面是不是毛主席?”我说:“你要干什么?”她说:“我是小学老师,叫我看一眼毛主席吧。”我说:“你看,马上要上车了,真对不起了。”她还想往前跑,我拦住了她。她眼睁睁看着毛主席上了车,只是看的背影,没有看到脸。于是,她一下子把目光投向了我,眼里充满失望和怨怅;我的心忽悠一下,深感内疚。至今那姑娘一双眼睛还鲜明地留在我脑中,想起便阵阵后悔。

  毛泽东喜欢游览名山大川以广襟怀。喜欢参观名胜古迹,以抒怀古之情。他同李烛尘观孔庙看孔墓,与李济深游长陵,我都曾跟随。可惜我历史知识少,他们谈古我不懂,论今便也听不明白了,不过,有件事印象极深,再也不会忘。

  毛泽东在杭州起草修改中国第一部宪法时,经常出去散步爬山。

  1954年2月底一天,毛泽东爬玉皇山,同行的有谭震林、罗瑞卿、柯庆施、谭启龙和张耀祠等人。

  玉皇山原名育王山,耸立在西湖与钱塘江之间。山腰有紫来洞,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在洞前俯瞰山下的八卦田,照例一番谈古论今,说南宋皇帝祭什么先农的时候就在那田里作作样子,亲耕几犁。几位领导谈论着谁耕过田谁没扶过犁地爬上山来。

  山顶有个福星观。那天下着毛毛细雨,游人很少,庙观里也只留了一个瞎子。说是道士吧又光着脑袋像和尚。毛泽东在观外看看便走入观内。四面参观一番后,停在游人烧香拜佛抽签的供桌前。

  供桌上没有点香,那一木筒签还摆在上面。毛泽东朝那些签望了片刻,稍一犹豫,还是伸手上去抽出一签,拿来看。

  才看一眼,毛泽东便笑了起来,笑出了声。其他领导人便围过来。毛泽东一边笑一边将签递给罗瑞卿,罗瑞卿看过也笑,没有笑出声。把签又递给谭震林,谭震林看过也笑,就这么传着都看一遍,重新交还毛泽东。毛泽东没有再看,随手扔在了地上。

  我好奇。等首长们走出观门,忙从地上拣起签,匆匆一看,是繁体黑字,没看清两个字便悄悄揣入兜里。反正那个瞎子和尚也看不见我把签带走。

  回到住地,我再掏出签看。那是个竹片把纸签,字是板印的。记得大致内容是:此命威权不可当,紫袍玉带坐朝堂。还有一句是什么娶妻三房。我悄悄把签保存下来了,直到离开中南海转业到地方后不知何时丢了。

  毛泽东睡觉要求安静,不能有声响。但是工作之余喜欢热闹,不能没声响。特别是游览、游泳或打乒乓球时,一群人有说有笑才会提精神。

  他在思考问题或心情不好时,常默默地坐在沙发里一支接一支吸烟,目光深这,有时阴郁。这时,大家都要小心谨慎。然而,他高兴时也会感情外露常用幽默、诙谐和风趣的语言,将情绪传染给大家。记得1953年7月27日,毛泽东突然推门出屋,站在台阶上巡望蓝天,胸膛在起伏,我强烈感觉到他那种激动甚为少见,开始,我不知他的激动是由于高兴还是由于愤怒?因为他高兴或愤怒之时,举止上都可能表现出某种冲动之态。

  忽然,他运一口气,放开喉咙唱出两句京剧。于是,我们都笑了。毛泽东高兴的时候才放开喉咙唱响京剧。很快我们便得知:美国人在停战协议上签字了,朝鲜战争结束了!我们胜利了!

  毛泽东从来不愿事事循规蹈矩,不愿束缚他的个性。正如他的书法一样,信笔写来,不拘俗套,洋洋洒洒,飘逸豪放,自成风格,又无穷无尽地创造着新形式新内容。他的每一件作品都体现出他的个性,每一个造形都是独具一格。他是那么的富有魅力、深深吸引着我们。就是他的吃饭睡觉,也是与任何常人不同,总是那么随随便便,随心所欲。一把炒黄豆,几个烤芋头,一盘青菜,一缸麦片粥或是连糠皮也未去的窝头,都可以作为一顿饭。医生卫士谁也休想让他改变!医生越说老人不能吃肥肉,他就越要吃上几大块。他的任性和顽强保持自我的意志力,简直使我们入魔着迷。

  1954年3月17日下午3点30分,我们随毛泽东离开杭州,当天晚上到无锡。住太湖华东干部疗养院。夜里2点多,李银桥端一盆开水出来,我问:“怎么了?”他说:“老头儿便秘,给他灌肠。”我把开水晃动凉,请李银桥端进去灌肠。在毛泽东晚年因病发生行动困难之前,身边起居睡眠服务的全是男卫士,按摩、灌肠都是由男卫士侍候。

  医生徐涛劝毛泽东注意睡眠和饮食的规律性及营养性,请他吃蜂蜜,说否则容易便秘,毛泽东不听,他就有他独特的方法。蔬菜不叫切,整株洗净了炒,保持长纤维,吃下去利大便。他很不愿意让别人强加于自己,改变自己。他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在游泳池游泳,如果没有女同志,他便吩咐一声不要让女同志来,他脱得赤条条下水游泳。似乎这对他更觉自由自在些吧。我们时时感到,他是社会中的人,也是自然中的人,所以更觉出他的伟大。

  毛泽东在生活中也总是充满各种理想和追求。1956年夏,毛泽东在广州第一次提出游长江,遭到许多人反对。毛泽东不高兴了。他命令我们一中队韩队长去长江调查,拿出游长江的证明。韩队长也是反对毛泽东游长江的,调查回来便说:“不能游,漩涡太多。”毛泽东沉下脸问:“你下水了吗?”韩队长摇头:“没下。”毛泽东发怒道:“没有下水你怎么知道不能游?..”

  毛泽东又派他的副卫士长孙勇去调查。孙勇下水了,回来报告说可以游,毛泽东才转怒为喜:“谁说长江不能游?你不是游了么!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吃梨子怎么能知道梨子的滋味?”他又说:“韩队长是个好同志,老老实实,忠心耿耿。他为我好,我是知道的。但是他不该说假话,不该欺骗我。你们以后都要讲真话,干什么事都要讲真话。”

  毛泽东酷爱游泳,尤其喜爱到大江大海里去游。他不怕风,不怕雨,不怕日晒也不怕寒冷。我们感受到他那藐视一切困难的意志力。所以,尽管已是老人,却常常能表现出孩子一般的争强好胜,孩子一般强烈的自尊心。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乘飞机由杭州到长沙,看了木偶剧花鼓戏。6日又乘飞机飞到南宁。他想冬泳。

  7号,我们几名警卫人员和卫士到邕江边测水温,选地点。刚刚测完温度毛泽东已经迫不及待赶到了。

  我向毛泽东报告:“主席,水温17℃半,有点凉。”

  毛泽东笑着说:17℃半还凉吗?没关系,勇敢些,能游的都去游。

  毛泽东游泳喜欢热闹。我们会游的工作人员自然都要脱衣陪他下水。那天刮小北风,江边的风尤其冷,我们不停地搓身仍免不了起鸡皮疙瘩。毛泽东确实不怕冷,皮肤光洁,面色红润,他更完衣上了船,一边活动着一边朝江水里浸试。他笑着朝我们招呼:“不要怕,越怕越哆嗦。下去一游就没事了。”

  我们有护泳的责任,怎么能落后呢?争先朝江水里冲去。开始有些冷得透不过气,很快便适应了。再看毛泽东,轻松自如,没事的人一样。边游边朝我们看一眼,说:“不过如此!”

  毛泽东游了三四十分钟才上岸。对我们来说,时间似乎长了些,脸色都有些发青,身体抽缩着朝岸上跑,牙齿捉对打颤,咯咯作响。手忙脚乱穿衣服。

  毛泽东始终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情,坐在船上晒太阳。我紧张活动着身体问:“主席,冷不冷?”

  毛泽东看我们一眼,说:“下决心就不冷,不下决心就是20度也冷。”接着又问李银桥:“带酒了没有?”

  李银桥摇头:“没带。”

  大家冷得不行。李银桥要用热毛巾替毛泽东擦身,偏偏这时有不少人正围在那里说毛主席不怕冷,都表现出惊讶和叹服。毛泽东在这一片赞叹声中摆摆手,示意不要李银桥擦。

  可是,我注意到毛泽东身上带水,再被冷风吹个不停,皮肤已不是那么光洁,身上这里那里不时起来一些小颗粒。我便不说话,请李银桥将热水倒入脸盆,涮一条毛巾,拧干后替他用力擦身。毛泽东看我一眼,笑了笑,没再吱声。我心中有底了,用热毛巾将他全身上下擦个遍,直到皮肤擦红。

  到了17日,夜里1点来钟,我军雷达部队发现国民党一架飞机由海上向广西方向飞来,随行的空军副司令员何庭一将军很紧张。莫非国民党探知了毛泽东的行踪?莫非知道我们正在召开南宁会议?何庭一顿脚,要秘书用电话紧急联系柳州军用机场,命令那里的空军歼击机部队紧急战斗起飞,分几批,无论如何要将敌机拦截住,把它干掉!

  那夜,南宁全城熄灯。我们拥到毛泽东周围,请他去防空洞。

  “我不去。”毛泽东将手轻轻一挥,“要去你们去。”

  有的同志劝道:“主席,我们要对您的安全负责。”

  “蒋介石请我去重庆,我去了,又回来了。他能把我怎么样?现在还不如那时安全吗?”毛泽东向卫士长吩咐:“把蜡烛点着。”

  李银桥也劝说:“主席,还是防备万一的好,去防空洞吧。”

  “我不去!”毛泽东不耐烦了,“把蜡烛点着!国民党把炸弹扔我门口它也没敢响,我什么时候怕过他们?”

  这话不假。毛泽东1948年过黄河去西柏坡途中,住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时,国民党炸弹落在毛泽东卧室门口。据说李银桥他们护着毛泽东从炸弹上迈过去,毛泽东还低头看了看那颗炸弹。4颗炸弹捆作一束,硬是没有一颗爆炸!

  蜡烛点燃了,毛泽东继续看书。他看的是楚辞,看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

  这就是生活中的毛泽东。想起未见和初见他之时,我那种“视若神灵”的神秘感和种种的猜测想象,已经恍若隔世。然而,神秘的色彩一旦消失,我更觉出毛泽东的伟大,也更觉得他可亲可敬。他在大庭广众面前,在各种隆重场合中的形象和他在私下生活中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那么不同,简直判若两人,但是细细一想,又是那么协调那么一致。当他追求理想时,无论听到多少个“不”字,他也不会停下来。他一生都在探索、创新、战斗,因而吸引了亿万人民同他一道去奋斗。就连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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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我只能管半个”






  机要秘书高智谈毛泽东的隐衷

  在西安,我等他一星期,未能见面。这次在北京友谊宾馆,我终于见到他。

  高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陕北的小米和黄河水赋予他苍劲硬朗。年过花甲,却依然精神熠烁;黄褐色的脸孔显露出深邃隽冷的思想;长而浓密的眉毛微微向上翻卷,还有那黑森森的目光,自来便有几分庄严威武。

  然而,他说话的声音却是低沉柔和,甚至带了几份淡淡的哀凉。大概是他喜欢怀旧的原因吧?当他听到毛泽东三个字时,眼圈立刻一红,变得水汪汪。

  “唉,从离开老人家以后,我天天想哪,想坏了。不敢合眼..你将来问我爱人就知道,多少次我从梦里惊醒,喊着主席,主席,我听到他老人家在叫我呢..”

  我不是看洋人

  我生于1928年农历9月15的午时。算命先生说我命好。上学后,渐渐明白这是迷信。

  1943年小学毕业,考入陕北绥德师范学校,学习成绩优秀,常受表扬。说起来现在的年轻人一定觉得不好理解,甚至批判为“个人迷信”,我是为了想见到毛泽东,停止了学业,来到延安。我那时不认为这个举动是迷信,现在也不认为。当时全国人民若不是像我这样热爱和拥护毛主席、共产党,那么,五星红旗也不会在天安门广场升起来。

  我们一行十来个同学,徒步一星期,走到延安东川,望见了宝塔,立刻激动起来。那宝塔是延安的象征,是我们心中的圣地。我以为,见到延安宝塔就能见到毛泽东。

  我们住在豆腐川的西北局招待所里。那天,习仲勋同志结婚。晚上,一些同学依着当地习俗偷偷溜去“听房”。我没有去,独自走到宝塔下。我希望见到毛泽东,可是只见塔上的天空星汉灿烂,四周围一片寂静,我没见到那位思念已久的领袖。

  我被分配到中央办公厅机要科,住在杨家岭的山上。听老同志讲,毛泽东有时住杨家岭,有时住枣园。十几天没见上,心里起急。我负责通讯联络和译电。那天,坐久了疲倦,起身扭扭腰。随便朝窑洞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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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管两个半人






  进城后,在机要处工作,住在香山。职务是机要处秘书科秘书,工作内容是检查电报有无错误?是否需要打印加抄?

  1952年,组织上跟我谈话,调我去中南海,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工作。

  机要处与机要室工作内容不同。机要处是拍发翻译电报,机要室是管理酌处电文、信函及各种文件。处理一段文件,又叫我负责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会议的会务工作。随着全国形势日渐稳定,政治局、书记处开会形成制度。开始是我一人负责,有事就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请示汇报。后来工作量大了,便正式成立了会议科。

  1953年初,机要室主任叶子龙找我谈话。

  “高智,组织决定调你到主席身边做机要秘书,你看怎么样?”

  我毫无思想准备,乍一听,怔了怔,马上生出一丝胆怯。在延安我只是远远望着毛泽东,转战陕北虽然经常见,但那“四个”使他在我的心目中更加伟大、神秘。进城后在书记处会议上听过毛泽东讲话,一方面是神秘感,另方面他是湖南人,我是陕北人,所以听起来吃力,许多地方听不懂..“哎呀,我怕做不好呢..”我喃喃着退缩。

  “主席是很好接近的,你不要紧张。”叶子龙微笑着说。“我是陕北人,一嘴陕北腔,主席老人家听不懂咋办?”“主席在陕北生活十几年,还能听不懂陕北话?叫你说的呢。”

  “可是,主席是讲湖南话,我怕听不懂,误了工作,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习惯了就可以听懂。”叶子龙始终是一副轻松的样子。于是,我也渐渐放松一些。说:“从个人感情来讲,我愿意给老人家服务,巴不得呢。要不..先试试?行,留下。不行,赶紧调整。”

  “好吧,就这么说定了。”叶子龙亲切地拍了拍我肩膀。机要室在西楼,第二天我交待完工作,就由西楼来到丰泽园。毛泽东已经有一位机要秘书,叫罗光禄,是在四川参加红军的老同志。他把工作情况向我介绍一下,便留我在办公室看文件材料、熟悉情况。

  下午,罗秘书进来说:“高智,主席醒了。叫你去见见面。”罗秘书带我往里走,我又紧张起来。扯扯他,小声问:“我没跟主席说过话,去了说个啥呀?”“问你啥你就说啥么。”罗秘书好像是谈一件很随便的事。毕竟他在主席身边呆久了,习惯了。走进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卧室,老人家还没起床。床的一半堆满了书,毛泽东正朝右侧躺着看书。“主席,给你新调来的秘书到了。”罗光禄在门口立住脚,小声报告。“噢。”毛泽东放下书,慢慢坐起身。罗光禄在下边搞个小动作,我便机械地走前三步,距床一米左右立住脚,紧张得很。“你叫什么名字?”毛泽东问。由于全神贯注,我听懂了这句话。恭恭敬敬回答:“高智。”“高――智。”毛泽东认真点点头,“这个名字厉害。家是陕北哪里?”“葭县。”“我去过的么,在黄河边上。家里还有什么人?”“有父亲和兄弟。我母亲生我弟弟的时候死了。”“噢。你在哪里读书?”“绥德师范学校,没读完就到了延安。”“绥德师范学校我是知道的。这么说,在这里工作的同志还是数你的文化程度最高了。”毛泽东淡淡一笑,我的紧张也随之消失了。他继续问:“结婚了吗?”“结了。刚结不久。”“你爱人叫什么名字?”“霍碧英。”毛泽东没听懂我的陕北话,特别是那个“霍”字我说不清,便用手指头写着说:“霍,霍,霍去病的霍。”大概我的表情很生动,毛泽东笑了,笑得很开心。学我的腔调说:“霍,霍去病的霍。我明白了。好吧,欢迎你以后在我身边工作。”我已经完全没有了紧张,但也说不出更多话来,喘了两口气,憋出一句:“那我就走吧?”

  毛泽东点点头:“好吧。”

  我退出毛泽东卧室,浑身舒坦。我很满意这次谈话。从此,我开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毛泽东有两个机要秘书,一个我,一个罗光禄。我们俩为他做工作方面的服务,偶尔也管管生活上的事。生活方面的服务主要是由卫士长李银桥及四名贴身卫士负责。至于中共中央任命的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江青、田家英,他们主要是研究国际国内大事,起草文件,不管日常工作,日常工作,比如毛泽东会客、接见外宾、召开政治局会议,筛选文电等活动,都是由我和罗光禄负责。

  我和罗光禄轮替值班,一人一天。值班时,24小时守着毛泽东,安排主席的活动,完成主席交办的各项事务。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是很谨慎的,一天到晚提着心,怕出事。因为给毛泽东做好工作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关系着全党全国。我在他身边十多年,没看过一本小说或无关的闲书,怕分散精力耽误正事。毛泽东精力超人,工作起来不分昼夜。我和罗秘书分班陪他,仍然熬不过他。有天夜里,我打了瞌睡。迷糊一觉醒来,天已光亮。心里一惊:哎呀,主席夜里会不会有事找过我?我匆匆赶到毛泽东的书房。糟糕,他的案头上已经堆了厚厚一叠批阅过的文件。显然,由于我的瞌睡没能帮他及时处理..

  “主席,”我凑到办公桌旁,不安地说:“你,你处理这么多了..也不叫我一声么。”毛泽东一边丝丝响着吸烟,一边掀起眼皮看我:“没有急事。”“我,我打了瞌睡,你咋不叫我?”“你们太辛苦了,休息休息好。我睡觉也不愿意被人打扰。己所不欲,勿施与人。”“我们是两个人轮流值班,比主席休息得多,休息的好。”“我是主动的,你们是被动的,辛苦的其实是你们。我心里有数。”话讲到这一步,我心里顿时热起来。毛泽东真能设身处地理解别人。我把毛泽东批阅过的文件拿去处理完,再回来时,毛泽东已经放了笔,准备休息。毛泽东睡觉前,有散步聊天的习惯,这样可以放松一下脑筋,容易入睡。“高智。”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叫了一声。我明白他要聊天了,这个时候尽可以随便些。“咋了?”我走到他身边。“我只管二个半人。”“你管人多么,全国都得管。”“我管不了。我只管你一个,罗一个。”“那咋还有半个呢?”“江青我只能管半个。”“全管了么,她是你老婆。”“我管不了。我管半个,那半个随她去。”我笑了,毛泽东讲的是实话。江青个性强,脾气不好,毛泽东对她是“有看法而没办法”。有时还断不了吵一架。“听说支部改选了,有哪几个支部委员?”我做了汇报,说到我是组织兼宣传委员。“宣传委员好么,我管不了的你能管。”我事后想了想。前不久江青为了打扑克的事,跟卫士吵架,吵到毛泽东那里去,毛泽东不得不分出一些精力解决这种家庭纠纷。不能再用这些琐事干扰毛泽东的工作。可是江青喜欢打扑克,又喜欢责怪别人出错牌,搞得卫士们都不愿意跟她玩。于是,我就找田云玉、封耀松、张仙朋等卫士谈话,给他们讲明道理,叫他们陪江青打好扑克,别给毛泽东找麻烦。

  相处日久,我渐渐了解毛泽东,善于体察他的心思了。主席这段时间考虑什么问题?要什么文件?做什么事?我心里多少有点数。我喜欢穿兜子多的制服,每个兜里都揣着些材料。毛泽东要不同的材料,我往往可以立刻从不同的衣兜里掏出来,马上交到他手中。

  毛泽东终于发现了这一点。他笑着说:“高智呀,你是知道我心事的人。”

  选就选高智这样的人种

  毛泽东睡觉困难,基本离不开安眠药。一旦入睡,轻易不能惊醒。惊醒了是要发脾气的。有了紧急文件或重大事情,需要叫醒毛泽东时,我们必要首先请示周恩来。总理说要叫醒,我们就叫醒毛泽东。总理说不能叫,天大的事我们也不叫。我们的心情是,能叫毛泽东多睡一分钟就尽量让他多睡一分钟。

  记得有次胡志明主席秘密来华访问,周恩来就让我们叫醒了毛泽东。

  正是夏天,烈日当空,热得人受不了。毛泽东被叫醒,用湿毛巾擦擦脸,穿了衣服去颐年堂。非公开场合,他走路不大老实,喜欢手舞足蹈,晃肩扭腰,这样活动活动可以振奋精神。

  他正扭得起劲,忽然停下步,回头望住我说:“高智。”“咋了?”我追上一步。

  毛泽东感叹地摇摇头:“高――智!你这个名字太厉害了。”

  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忙说:“高也高不过主席么。你文化程度比我们都高。”

  “太厉害,太厉害。”毛泽东还在感叹。

  “我以后改一改,改成同志的志。”

  “那也太厉害,太厉害。”

  “改成植树的植?”

  “不要改了,改哪个也厉害,终归是你厉害。”毛泽东说罢继续向前走去。

  毛泽东不但风趣,而且随便,不拘小节。有天上午在书房里接待胡志明主席,他就只穿了一件补了又补的白衬衣,两脚踩着一双布拖鞋,粗线袜子上的补丁便也赫然露出。不过,胡志明更有无产阶级“风度”,赤脚穿着一双越南有名的胶皮“抗战鞋”,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这样艰苦朴素的。

  天气太热,没有空调,胡志明走进屋时衬衣早已被汗水湿透。毛泽东一边同胡志明握手,一边替胡志明解扣子:“脱了吧,快脱了吧。”

  “自己来,我自己来。”胡志明自己解扣脱衣,把汗湿的衬衣搭在沙发扶手上,自己赤膊着坐下来。

  “擦擦汗吧。”毛泽东把一条热毛巾递给胡志明,转身朝外挥挥手,说那些记者们:“你们去吧,他是应我私人邀请来走亲戚的,不发消息,也不照像。”

  记者们完全被这两位革命巨人的质朴迷住了,滞留在门口没有马上走。

  毛泽东已经抓过一把扇子,帮胡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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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






  1947年初,敌人进攻延安的部署已经完全就绪。总指挥是国民党西北绥靖公署司令长官胡宗南,部队共34个旅,23万人马,计划分五路进攻边区。

  3月12日,美制蒋记飞机开始对延安狂轰滥炸。机关开始疏散,秘书处在我们机要科下面,浓烟滚滚,整天烧文件。中央办公厅有个图书馆,我们机要科的年轻人整天帮助把图书往山沟里搬运隐蔽。有些书平时不好借,现在看了心痒,便问管理员:“喂,同志,能不能给我两本?”

  “行啊,随便拿吧。”管理员打量着我,补充一句:“只要你不怕背包沉。”

  这时,我才意识到可能要撤退,要离开延安。

  3月17号,组织上通知我把密码行李收拾好,听候命令。我明白真的要撤退了,心里一阵酸,一阵乱。那一天,我总想望望延安宝塔,每次望宝塔眼里都要含上泪,舍不得离开啊!我更想看看毛泽东,却看不到。但是,我能看到毛泽东的手迹。在机要科,我们看到的手迹数毛泽东的多,发往各解放区各战区的电文多数是毛泽东起草。有的电文即便不是毛泽东起草,也常有毛泽东亲笔划的等级。以A表示,有一个A的,有二三个A甚至四个A的,有时索性写了“特急”两个龙飞凤舞的大字。这都是毛泽东指挥全国各战场的命令和指示,限时发出,情况再危急也要按时发出。关系全国命运呢!

  每当拿到电文,望着毛泽东那气势磅礴的豪迈的大字,我总是不敢相信真的要撤离延安。那电报是发往全国各战区的,充满了信心和力量。我常想:不会撤离吧?如果真撤离,毛泽东怎么可能不顾眼前,反而盯住全国不放?

  然而,撤离的命令终于下达了。18号中午,杨家岭大食堂会餐,好家伙,像是要把全部家当都吃掉似的!平时,我们一星期吃一顿白面馍。机要科都是年轻人,拳头大的白馍每人能吃七八个。菜很少,菜盆里一点菜要有专人用勺子仔细给大家分平均。同志们都喜欢中央机关后勤部长邓洁检查伙食,他来检查伙食准定改善,吃白馍。

  今天会餐就大不相同了。菜盆里的菜冒尖,更有一个半人多高的大木桶,那木桶两个人都抱不拢,里面全是油花花的肉!白面馍随便吃,随便拿,只要你能拿得了!那一顿可真吃美了,这辈子再没吃过那么美。

  饭后不久,队伍紧急集合。糟了,我们平时值夜班领来的夜餐,有挂面和香油,还没收拾好呢,收拾好也带不上走,心疼死了。队伍集合完毕,也不说去哪儿,干什么?几声口令喊过,拔腿就走。

  “这是去哪里呀?”我在队伍里小声问。

  “别问!”立刻传来严厉的一声。

  走一下午,晚上来到一个村子。全国解放后看一些同志的回忆文章才知道那是青化砭。当时可不知道,也不叫问。队伍原地休息待命。

  我心里乱,没着没落。稍有点动静便是一阵紧张激动,就像一首诗里写的“恨别鸟惊心”。新同志和许多老同志都有些惶惶然,休息不稳。

  突然,队伍产生了一阵骚动。我本来就不稳,这时也跟着蹦起身,立刻朝人堆里扎.刚扎入人堆,便听到一阵低唤:“毛主席!毛主席来了!”

  这声音很低很低,却像惊雷一样从心头滚过,我和全体同志一样,顿时振奋起了精神,在夜色里睁大眼睛向前凝望:看到了!毛泽东在卫士们的簇拥下走过来,走得从容、自信、轻松,还和身边的同志们说笑呢,就像在杨家岭散步时一样!我双眼立刻溢满了泪水,同时间,那颗浮动的心也扎扎实实地落了下来。

  人是需要信仰的,有时还需要有所崇拜。从那天晚上见到毛泽东,我再不曾有过惊慌恐惧。形势危急时,有过紧张和焦急,但是没有害怕。因为从那夭晚上起,毛泽东便走在了我们的队伍前面。陕北转战一年,我们始终是跟在毛泽东身后。无论遇到什么危险,马上就会想到:有毛主席在呢,咱还怕什么?

  这就是当时的历史真实。

  记得有一次行军,天下着大雨,队伍停在一个山包上,山下就是敌人的几万兵马。向导迷路了,毛泽东立在山包上和周恩来小声谈着话,还在遮雨的被子下打亮手电筒查看地图。老同志望着山下的敌人小声问:“小鬼,怕不怕?”我立刻说:“毛主席还在这儿呢,咱怕什么?放心得很。”

  还有一次,去王家湾的路上。夜行军,天黑得厉害。过去常说伸手不见五指,并不懂。这一夜可懂了,伸出手去就是看不到五指,大家一个紧挨一个往前走,不敢落后一步。就在这时,和敌人迎面碰上了。离得那么近,敌人那边手电火把映出清晰的人影,我们这边一星光亮也没有。我曾出现刹那的惊慌:哎呀,我们有马,马要是叫一声就完了..马上又一转念:怕什么呀?毛主席还在这儿呢!

  你说怪不怪,队伍里那么多马,在敌人身边走了那么长时间,硬是没有一匹马叫!只有队伍前边传过来的命令:“安静!把帽子和背包翻过来。”

  帽子翻过来是白色,也只保证后边一个人看到前边一个人,稍离远点就看不见了。夜真黑,可我们的心越走越亮

  转战陕北一年,我整日想的就是延安。我不曾想到这种行军走路最终会走进北京城,我那时只想到有朝一日再走回延安。国民党蒋介石,你住你的南京北平,我们住我们的延安,你只要不打我们就行。

  然而,毛泽东不是这么想,他想的是要夺取全中国。我相信,10年前,甚至20年前他就是这样想了。

  转战陕北期间,我们经常是住在毛泽东的隔壁,为的是收发电报迅速方便。他曾对王震同志讲过:“我到哪个地方都有电台联络,天下的大事我都可以知道。”

  8月的一天夜里,我们住在葭县一个小村子里。秘书进门送电报稿,我听到任弼时在隔壁毛泽东的窑洞里打电话:

  “敌人到了哪里?..嗯,嗯,还有20华里。明白了,你们继续侦察,随时报告!”

  这时,秘书已把电报稿交到我手中:“主席叫马上发出。”

  我接过电报稿,第一眼先扫过电文上边,上边划了三个!是毛泽东用铅笔划的。

  这么急,也许和眼前的敌人有关?一定是发给彭德怀司令员的调兵命令!我的目光飞快地扫过字里行间。我有些惊讶,因为电报是发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的!敌人已经近在身边,毛泽东的两眼却从西北注视着东北..

  电报发完,又听到任弼时同志在隔壁的声音,似乎敌人已经迫近到10里8里的样子。院子里响起通知转移的喊声和队伍集合的号令声,而同时间,秘书又送来电报,又是那熟悉的气势磅礴的大字!

  “立即发出!”

  我的目光从报文纸上一掠,首先看到四个赫然电文上方。是特急啊,不能稍有耽搁。我迅速看那电文,是发给向大别山挺进的刘邓大军和准备在陕州、洛阳之间飞渡黄河的陈赓兵团的两份特急电!窑洞外虽然乱,我却没有慌乱,只感到无限振奋。我仿佛看到千军万马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卷向全中国。电报发完,紧急收拾,转移出发。一位同志风趣地说:“电报是四个,我看咱们现在也是四个了。”我说:“咱们要是四个,蒋介石现在就是八个了。”常听人说,“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若不是身临其境,工作在毛泽东身边,那是不会真正体会这句话的全部意境的。响雷就要变天了毛泽东往在小河村时,曾召集部分领导同志开会。陈赓同志赶来晋见毛泽东,接受命令,准备由陕州、洛阳之间飞渡黄河,向东西两路发展,以解除刘邓大军侧翼的压力。会议进行期间,支队参谋长叶子龙同志来机要科看望大家,我心里有个念头,累积已久,憋不住,终于蹦出来:“叶参谋长,主席能不能和我们照张相?”

  叶子龙望着我笑了笑,没说什么。于是,我有些尴尬。毛泽东这么忙,整天忙于解放全中国的大事,我却提出这种打扰他的要求,显然不合适。

  然而,过时间不长,毛泽东忽然走上来了,兴致勃勃地大声说:“不是说照相吗?来吧来吧,一块照一张。”

  同志们一阵欢呼,拥出窑洞,簇拥到毛泽东身边。挤呀,都想靠近主席。叶子龙理解大家心情,不停地调换同志们的位置,多拍几张,让每个人都有一张靠近领袖的照片。当时为了便于负伤后好包扎,我们是剃了光头的。我保留下来这张剃了光头同毛泽东的合影。

  为这张珍贵的照片,我一直感激叶子龙。

  转战期间,虽然形势紧,环境恶劣,生活艰苦,大家却没有任何怨言,反而觉得心里那么甜,充满欢乐。行军休息时吸烟,那烟是将烟叶和麻子叶搅到一起,用废纸一卷,轮流吸几口过瘾。这时,大家议论的就是将来胜利了,一定要闹上一盒山羊牌香烟美美地吸一番。现在大概不会有人再肯吸“山羊牌”了,卖也卖不出一角钱,但那时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奢侈品。记得住神泉堡时,组织上知道我是葭县城里人,安排我回家看看。临走时,杨尚昆同志给我两包联宝烟,是十支一包,我非常感动,觉得太贵重了,简直有些不敢接。至于吃的,那就更差,有段时间天天吃煮黑豆,吃的胀肚,没有一个人叫苦,一住下来,我们机要科的年轻人便拉响胡琴跳舞。整个队伍里只有江青一个女的,再没第二个女同志作舞伴,大家就抱着凳子跳,笑声不断,跳得心开肠顺,连连放屁。

  那时,天天吃黑豆,天天胀肚,没完没了放屁。

  一天,在梁家岔,大家比赛放屁。响声不断,笑声不止。毛泽东听见笑声,走出窑洞,立刻被同志们的笑声感染了,也跟着笑,大声问:“黑豆好吃吗?”

  没等回答,有人响亮地放了一屁。毛泽东问:“这是哪个说‘不’呢?”

  同志们哄声大笑,毛泽东也大笑起来。笑过,他慢条斯理说:“吃黑豆是个暂时的困难。陕北就是这么大个地方,每年打的粮食只够自己吃。现在敌人来了20多万,又吃又毁,粮食就更困难了。我们要度过这一关,再过几个月,就不在这里吃了,到敌人那边吃去!”

  同志们一激动,不知谁又放响一屁,真是可以用“惊雷一般”来形容了。热烈的笑声中,有人说:“响雷就要变天了!”

  这话真有预见性。在梁家岔,毛泽东指挥了沙家店战役,歼敌36师,扭转了西北战局的形势。

  从此,毛泽东不再使用化名,把“毛泽东”这一伟大的名字公开了。同时,解放战争的步伐也越来越加快。

  进城前夕,在进行准备工作的时候,毛泽东曾经对我们大家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了北京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以功臣自居,不要搞腐化,不许讲享乐,要坚持继续革命..”

  机要处根据毛泽东的讲话,针对处里的实际情况,做出一些具体规定。

  其中一条规定是进城后一年内不许谈恋爱。因为机要处里都是年轻人,经过三年多解放战争,都到了谈恋爱的年龄。城里姑娘多,这个问题不抓紧就要乱套。

  机要处请来了邓颖超同志。领导宣布完规定后,接着由邓大姐给我们讲正确对待恋爱问题。邓大姐的讲话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她讲了与周恩来同志恋爱的经过,然后特别望着女同志们讲了一段活。她说:“男女之间到了一定年龄谈情说爱是自然的,但是要处理好。比如女同志,我自己就碰到过不少人,人家招待我,请我吃饭。不去是不礼貌,不敢接触人也不行。还是要接触,但心里一定要有底,要有主张,不要听几句话就晕头晕脑。要清醒,后来我还是认准选定了周恩来..”

  1949年3月23日,我们接到命令,来到毛泽东居住的院子里。直到这时才听到宣布,要跟随毛泽东进北平。

  登车时,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中央首长说:“进城‘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出发时,共有11辆小汽车,组成一个车队。我上了第十辆车,是胡乔木一家人坐的小吉普。乔木同志晕车,我还适应,没有晕车,一路兴致勃勃观风景。进京时,与部队相遇,听到有的战士发牢骚:“他娘的,老子们打下北平,你们来住。”

  对于这些牢骚,我是能够理解的。这些战士刚爬出战壕,又要南下作战,向长江以南挺进了。他们步行,我们坐车,他们打仗,我们住楼,难免有些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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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要听人家都喊万岁






  1955年的一天下午,毛泽东离开办公桌时,指了指桌面上的一份文件,说:“我要休息了。你把这个文件再看一下,代我为中央起草一个对文件的按语。”

  我看了一眼,那是河南省委一份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材料。

  “写好交给我。”毛泽东说罢就走了。

  我有些激动,生出一种“参政”的感觉。我是机要秘书,还从来不曾代毛主席批转过文件。他一生警惕不要让身边工作人员擅权。这次让我代笔,无疑是一种信任。不过..也可能是一种考验?

  我反复看了那份文件,又研究了毛泽东过去写的一些按语,然后字字斟酌着起了一份草。改过多遍,仍然不放心。我估计毛泽东一时还不会起床,便乘机找了陈伯达。他是五大秘书之一,这些大秘书经常为中央起草文件。陈伯达对我们这些毛泽东的身边人历来是热情礼貌的,马上帮我认真看几遍,点点头说:“可以,挺好的。”我将按语带回来,等毛泽东起床后,便进去报告:“主席,起草出来了。”

  “噢,我看看。”毛泽东接过按语,看得很细。我心里蓦地想起一件事:糟糕,找个人征求意见,主席事先可是没有交待。毛泽东历来是“交待了的事就要办”,不办要追究。对我们这样的身边人,“没有交持的事情不要擅自作主”,否则也要追究..我有些出汗了。

  “主席,”我不安地叫一声,说:“这是我自己写的,写完你还没起来。我心里没把握,就去请陈伯达看了。”

  “噢?”毛泽东掀起眼皮瞪我一眼,鼻子里不置可否地嗯一声,低头继续看。我仍是不安,凑过去指点按语上的两句话:“写到这里我琢磨了一番,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哪个放前面合适?后来我想,不相信还怎么依靠呢?我就把相信放在了前面。”

  毛泽东想了想,笑道:“我也琢磨了一番。你说的对,不相信你还怎么依靠你呢?”

  说罢,提笔批下两个大字:照办。

  这件事过去了。我擦去头上的汗,得到一个收获:在主席身边工作,要说实话,作者实人。

  1956年,北京城里到处敲锣打鼓放鞭炮。公私合营进入高潮,似乎一下子就全完成了。我向毛泽东汇报时,讲了人民拥护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毛泽东连连摇头,说:“你不要听人家都喊万岁。”

  毛泽东泼了凉水,我冷静下来。想一想,我理解了话里有话:许多人是被形势所迫,并非自愿,毛泽东对此是心里有数的,也希望我们要心中有数。

  卫士田云玉探亲回来了。他的家庭很有意思,他爷爷是个作坊主,他父亲是个一无所有的工人。搞公私合营,他爷爷的生产资料全被拿走了,为此,他爷爷气得病倒在床,他父亲却拍手叫好,田云玉自小是由爷爷带大,与爷爷感情深,与父亲感情不太深,回到毛泽东身边汇报家里的情况,很为爷爷抱不平。

  “那么,你是站在爷爷一边呢?还是站在你父亲一边?”毛泽东颇感兴趣地听完了汇报,而后问。

  田云玉停了停才说:“反正拿走我爷爷的工具资料就不对。不是说要讲自愿吗?”

  毛泽东也停了片刻,然后说:“我不论你的立场,你是站在你爷爷一边,但是你肯讲实话。讲实话就好,我喜欢你,我看我们很合得来。”

  毛泽东这些话也是说给我们大家听的,我也更注意说老实话了。

  那天,毛泽东吩咐我叫人开会。他召集人开会,并不事先写好名单,而是边想边点名。他记忆力好,想好的人名忘不了。我听他点名时,脑子里一切事都丢开不顾,只记名字。他一口气点了十几个人名。

  “没有了?”我机械地问一声。

  “就是这些人了。”

  我回头就跑。毛泽东在后边叫:“高智,你怎么了?”

  我不得不站住,说:“我怕忘了,得赶紧回去追记。”毛泽东噗哧一笑,挥挥手:“那你就快跑吧。”我跑回办公室,一边回忆,一边追记。偏偏电话铃又响了,一阵紧一阵,不能不接。这一打断,人名记不全了。我垂头丧气地来见毛泽东:“主席,刚才来电话打断了,人名记得怕不全了,你过过目,看对不对?”毛泽东看过人各,提笔补充两个,放下笔说:“你是老实人,记不清就说记不清,这样好。”我很高兴。大凡毛泽东表扬人,说你学习好或者人才难得,未必能合得来,一起干得久。但是表扬你是老实人,你就可以在他身边工作得长久了。我受到鼓舞,便根据会议内容,提点建议:“是不是请×××也参加?”“可以。”毛泽东将名单交还我,“你去办吧。”1957年,我从一份内部参考上看到农村办食堂的报道。当时毛泽东住在新六所,我拿去推荐给他看。他看后很高兴。我说:“把妇女从锅台旁边解放出来,她们一定高兴。”毛泽东说:“哎,你还能发现新事物么。”后来的实践证明,农村大办食堂并不符合客观实际。但是在1957年和1958年;我们还没认识到这一点。毛泽东夜里有坐车兜风的习惯,特别是50年代后期,常在夜里坐车去西郊转一圈,看看庄稼。1958年的一天,我随毛泽东乘车出中南海西门,到郊区看庄稼。汽车驶得飞快,毛泽东忽然问:“高智,你相信不相信一亩地产10万斤稻谷?”我摇晃脑袋:“我不相信。我还看到漫画上面小孩子坐在庄稼上掉不下来,我种过地,我是不相信的。”

  “你不要相信这些事情。”毛泽东吸燃一支香烟,沉思着说:“不热不行,不热群众起不来。不冷也不行,热过了劲就要坏事。咱们现在根本达不到那个水平。”到了年底,“三面红旗”、“三个万岁”已经在全国喊响。这当然是经过毛泽东认可的,是针对苏联赫鲁晓夫。但是,私下里毛泽东仍然对我讲了那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不要听人家都喊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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