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田晓光留存的有关语录编纂方面的一大堆资料中，有这样一页打印文字，这在当时，不过是对一项具体工作的指示，但20多年以后的今天，却成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线索，它证明毛主席是赞成用“语录”这种形式传播自己的思想的。

　　这是当时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刘副主任：

　　主席指示陈伯达同志负责编写一本全国通用的“毛主席语录”。准备编写六万字左右，现只编写出一部分，约三万多字，给我送来一份。陈伯达同志说，这本语录是在总政和各地所编写的主席语录基础上编写的，要征求总政的意见，将来他们讨论时还要请总政派人参加。

　　此事我已向林副主席报告过，林副主席指示：这是件大好事，要大力支持，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现将送我的一份稿转上，请你即告有关同志先研究，待陈伯达同志征求意见时，即可告伯达同志或参加研究。并请将结果告我一下。

　　此致

　　敬礼

　　杨成武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这封信当时自然地很快转到了总政语录本主要编纂者田晓光手里。

　　“这封信可以肯定这样两点”田晓光对我说：“第一，看来毛主席是赞成用‘语录’

　　这种形式传播他的思想的。第二，因为总政编的这本语录是根据部队需要编的，所以，毛主席还希望编一本全国通用的，能全面概括他的思想的。当时《毛主席语录》没有像后来那样普及，看来当时毛主席也是希望他的‘语录’能在全国普及的。

　　“但大也有大的难处，大而全既不易问世，更不易普及，后来也就夭折了。

　　“毛主席赞成搞语录，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

　　“1964年版《语录》刚出，毛主席就派人打电话来索要。这说明毛主席很早就看到了我们编的这本《语录》。

　　“1965年11月19日，中央办公厅打来电话，说毛主席同意给安徽省委《语录》纸型，让他们自己印刷。当时《语录》仅限于军队内部发行。

　　“由此可见毛主席对《语录》的态度。

　　“用‘语录’传播哲人思想，并不是什么新发明，我国古代的《论语》也是近似语录体的，在我们这本《毛主席语录》出版以前，就有马、恩、列、斯、毛的各种专题语录的出版。在矫枉有时过正的今天不是也还在用这种方式传播中央领导人的思想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吗？

　　“我认为问题不在‘语录’形式上，而在学风上，林彪提倡的‘活学活用，学用结合，立竿见影’的这种实用主义的学风，导致了后来毛主席的话满天飞，断章取义，为我所用。所以需要批判的不是‘语录’文体这种形式，而是那种实用主义的学风。当然，我们编的这本《语录》，客观上也助长了这种不良学风，但批评它的缺点时，还是要将‘语录’形式和不良学风区分开来。可惜后来‘语录’形式遭到了批判，不良的学风却遗留下来，不是有人将马克思当年买过股票之事引来论证当今股市的合理性吗？文风不正,即使不给他语录，给他原著，他也会断章取义的。

　　“其实，‘语录’的作用也就是一个提示，引导人学习毛的思想，其中包含相对真理的部分，可以起到格言的作用。读书也要把握住书的功用范围，否则也会谬之千里的。”

　　尽管毛有过失，但毛是二十世纪魅力超群的政治家，他使中国有了一个新的开端。没有毛，中国也同样会产生强有力的共产主义运动。毛决不是这一运动发端的关键性人物。无论他存在与否，骚乱和非正义都会使共产主义极具魅力。

　　当然，如果毛不在三十年代成其为领袖，那么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就不可能掌权，一场没有毛的共产主义运动肯定会逊色不少，它将失去其应有的、区别于其他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特色。

　　是什么使他成功地掌握了党政权力，取得了最伟大的成就呢？那就是他特具的火一般的热情。没有这，就没有人能象毛那样随着中国末代王朝的衰落以来点燃他的时代。他很自信，也坚信他的农民军队最终会胜利。这――不仅仅是对权力的渴望――赋予他坚如磐石的意志。

　　这种力拨群山的个性特征――上帝理解毛的这种作为――与时代的社会特征紧密联系。毛生长于动乱年代，那时的人们呼唤着一只可以拯救他们的强有力的手。在那个激烈动荡的年代，那些意欲拥护象毛这样的决意反传统者遍地皆是，可谓空前绝后。

　　那也是一个令人眼花综乱的年代，全国像是准备了一百场节目的狂欢舞台，待演的节目都在谋求公众的允诺后以便随时登常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军阀、土匪、教徒、外国探险家及冠以其它名称的人物，全都旋转着拥挤在一起。兴起、败落、昙花一现的联盟，方生方死的新行动计划，在这种势境中，一个意志坚决的人，有着千载难逢的良机与世争雄，变革社会。

　　与这一狂欢舞台上的其他人一样，毛也以命相注，并且气运亨通。有三、四次，毛以毫发之差避过了灭顶之灾。长征结束后，他之所以赢得中国共产党的指挥权，部分原因就在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在挣扎着通过西藏时时运不济。

　　在一些乱糟糟的大事件中，日本进攻中国的时间选择对毛大为有利――这挫败了蒋的计划。在一群身居中国共产党领导者地位的冷酷阴险者中，毛因与莫斯科及第三国际保持一定距离而免遭毁灭。然而，几乎每一位赞同苏联的拙劣建议的中国领导人，都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内失去了立足之地。毛是在巧妙消除不适应中国的克里姆林宫策略过程中幸存下来的。

　　毛的秘诀在于他深知暴力的必要性，实际上他也乐于此道。当党内其他领导人还呆在上海时，毛则拿起一杆枪跑到乡下，走在了别人的前面。

　　在战争中，毛凭借两个优于人的长处而得心应手：灵活机动的策略，和使下属领会其策略的能力。

　　毛曾自称为中间偏左派。这也是他的方法。他确实在乡村对父亲发出过绝妙的最后通蝶，确实经常灵活地利用“统一战线”孤立过主要敌手；确实有意放纵过左派的那些好斗的家伙，并在他们能量耗劲成为多余之物时就钳制他们。

　　他对右派的愤恨决定了他时而向左蹦去，但极左不是他精神上的迷恋之处。

　　他喜欢这种骑墙的姿势。当他愿意的时候，用一支讽刺的利箭或一剂现实主义的苦药，他就可以反驳右倾，而且又抑制左倾。

　　他常说，“两条腿走路、这种天然的均衡性――有点象古代中国人信奉的阴阳刚柔相济的二重性――在毛的全盛时期，对毛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他博览群书，足智多谋，而且他来自中国的内地。这些因素都同样重要，在革命的热潮中，他能冷静明智地驾驭群众的激情。

　　毛也曾为一些过火行为兴奋激昂――如许多人在行将灭亡的旧中国面前所表现的那样――然而他又能持超然之态分析自己所获的经验。

　　“1959年彭德怀被罢官后,林彪兼任国防部长，罗瑞卿被林彪提名任总参谋长。

　　“虽然他们的关系后来发展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但在开始，在对毛泽东思想和对毛泽东本人的宣传上,应该说是别无二致的。在《毛主席语录》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上，罗瑞卿管得比林彪要具体。

　　“早在1962年，罗瑞卿就在《解放军报》毛主席语录宣传小结上批示：‘大型辑录形式好，以后还可以用。’

　　“1964年，罗瑞卿首先批准：‘可以为地方代印《语录》，在军队学习的地方干部可以发给。’同时批准发给当时正在召开的团中央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

　　“1965年《语录》再版时,又是罗瑞卿打破框框,同意给地方纸型，让地方自印的。

　　“按常理，罗瑞卿同志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上应该是立了大功的，可结果并非如此。

　　“林彪对毛本人及其思想的宣传逐渐走向肉麻的吹捧，把毛泽东举上了神坛，将他的思想绝对化，这是正直的人所接受不了的。

　　“罗瑞卿同志对林彪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总觉得有些不妥。1965年的一天晚上，他打电话向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志请教：‘家英同志，你看那个提法在理论上站不站得住？”

　　“田家英同志当即斩钉截铁地说：‘那个提法是错误的！’

　　“罗瑞卿同志问：‘错在哪里？’

　　“田家英同志说：‘错就错在‘顶峰’这两个字上。因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科学，是真理，而科学的真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进而不断发现，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所谓‘发展的顶峰’，其含义很明显，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毛泽东思想就到了头了，不再发展了。怎么能这样说呢?所以，‘顶峰’的提法，是违反科学的，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是站不住脚的！’

　　“罗瑞卿非常赞许田家英的观点。在一次会议上，他把这些见解用自己的语言讲了出来。

　　“这一年，他对再版的《语录》送审本内容未提出什么意见，却不同意‘前言’中引用林彪的一句话：‘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他说：‘不能这样讲，最高，难道还有次高吗？最活，难道还有次活吧？’‘最高最活，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呀！’让考虑删去（正式出版时我们删去了这句话）。后来罗的指示不知怎么传到了林彪那里。成了林彪用来置罗瑞卿于死命的借口。

　　“1965年，林彪指使叶群跑到上海向毛主席告了罗瑞卿的黑状，导致12月8日到15日，中央突然在上海召开背对背批判罗瑞卿的会议，但在那次会议上，林彪没能置罗于死地，因为毛主席对林彪说：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还是一片好意。

　　“上海会议以后，林彪很快把罗瑞卿的所谓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材料送到了毛主席那儿。3月在北京召开了由毛主席及军委常委参加的会议，就在这个会上，给罗瑞卿的问题定为反党反毛主席的性质。

　　“在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状”中，他反对《语录》前言中‘最高最活’的话算是最重大的一条，尽管后来毛本人也明确指示：今后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但罗瑞卿也没能因此减罪。

　　《毛主席语录》编辑组里竟也蹦出了“反革命案件”

　　“1967年，林彪一伙要为‘大树特树’立新功捞资本，提出要编一本《毛主席语录》

　　修增本，代替原《语录》本。原来关心支持《毛主席语录》出版发行的老帅们和罗瑞卿、刘志坚及唐平铸都以各种罪名被打倒了。当年11月，就由军委办事组成员邱会作、张秀川、刘锦平组织总政、海军、空军十五人成立了修增《语录》组。由海军张秀川负责抓总，下分总政、海军、空军三个小组，总政组由著名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调报社工作不久的廖初江同志担任组长。我是原《语录》的主要编者，所以也被吸收为修增《语录》小组成员。

　　“当时，完成这样一项神圣的任务，是要开个会，首长接见一下，表示重视的。

　　“开会那天，军委办事组的成员都到了会。在会上，让每个参加这项工作的人作个自我介绍，当我站起来作自我介绍时，张秀川与我眼光相遇，他打了一个愣，看来是认出我是谁了。

　　“你知道，文革时是很讲究家庭社会关系的。一个人有问题是要株连九族的。当时在海军工作的我的丈夫正被李作鹏、张秀川、王宏坤扣上‘苏振华的狐群狗党’的帽子在批斗。过去我和张秀川曾相识，想必这次是逃不出他的手心了。

　　“我心里忐忑不安，没有心思听会，只是想着株连的事。

　　“散会了，张秀川将廖初江留了下来，我马上预感到灾难就要临头了。

　　“当时军报的主要负责人是肖力，即毛主席的女儿李讷。果不其然，回到报社后，肖力就找我谈话，传送张秀川叫我离开修增小组的意见，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她并没有让我马上离开修增小组。他谈了这样三点：一、她本人是信任我的；二、革命重在个人表现，不应该受到家庭影响；三、认为我对选编毛主席语录有经验，工作需要，应该留下。由她请示军委办事组再重新考虑让我离开修增小组的意见。

　　“我在那样的精神压力下，听了她的一席话，心里自然很温暖，很感激。感到她虽然是造反夺权上来的，但在这种事上，却处理得既合政策，又有人情。

　　“但张秀川他们还是不能饶过我，肖力说话也没用。

　　“这时肖力决定仍把我留在修增组工作，只是在上报的名单上除名，说白了，就是瞒上不瞒下。使我成了个‘地下工作者’。这种事也就是肖力能干，因为没有人敢打她的小报告，告她的‘黑状’。

　　“时间过得很快，到了1968年4月，修增本的初稿编完了，三个小组即将合亲，我参加这项工作就无法再瞒下去了，只好到此为止，我退出了修增组。

　　“编选《毛主席语录》本来是件好事，万万没有想到，竟由此引出了一系列‘《语录）案’，最后连我这个‘始作俑者’本人，也成了’案犯……”

　　我手头恰好有一些资料：

　　1968年初秋，北京某所大学哲学系主任、有名的康德专家，由于席地而坐时，垫在屁股底下的笔记本中夹着一本《毛主席语录》，而被打成反革命，从此，被造反派课以“专政”，撵下了“无产阶级”的讲台，发配到锅炉房烧锅炉了。

　　总部直属单位有位同志，在参加会议时，不在意把手中的《语录》本插进了翘起的“二郎腿”的裤腿中，被“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人看见，当场大喝道：“我们这个会场出现了现行反革命！你们看！他把红宝书放进哪里去了！”当事人这时发现也晚了，马上立起请罪，人们不饶，除现场批斗外，还要继续对他进行审查。他惊恐万分，会后不久，跳楼而死。

　　还有个部队战士在抄写毛主席语录时，将“毛主席”误写成了“毛主度”而受到批判。

　　……

　　此类“政治案件”在文革中层出不穷，不胜枚举。就连《毛主席语录》的发源地―

　　――《毛主席语录》编辑组里，竟也蹦出了“反革命案件”。田晓光向我沉重而沉静地从头谈了这宗‘语录案’的发案经过：

　　“说来也是很荒唐的。1968年，我修增《毛主席语录》的工作停止后，报社领导决定让我编一本《毛主席指示》，就是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以来发表的最新指示汇编成册，作为原《毛主席语录》本的一种补充。领导上特意从印刷厂调来一位具有十几年校对经验的张凯夫同志协助我搞校对工作。

　　“6月份，所有选编任务均已完成，小样也已校完，这时肖力已不在军报，有位领导要将《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的讲话》全文附在《毛主席指示》后面。

　　“当时我手头上没有这份文件，张凯夫说他可以找到。为了节省时间，我就将要发排的稿子全部交给了他，交待他找到那份材料后，附在后面，替我发了就行了。

　　“事后的一天，张凯夫没来上班，也没请假。我觉得有点奇怪，到了下午，我才听人说，他往毛主席头像上打×，是现行反革命，被抓起来了。

　　“报社那两年也发生过这类事件，记得一起是打字员将‘打倒肖华’打成了‘打倒肖力’；一起是一个编辑在处理标题回行时，处理成‘反标’了。但张凯夫的事情当时对我震动仍非常大，我以为我的警惕性不高，他同我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我怎么看不出他竟是一个反革命呢！可几个星期之后，当我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时，我才明白，当一个反革命是何等的容易。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他找到了《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的讲话》的小册子，原封面上有标题，这是我们《语录》中需要的，标题上面有一幅毛主席头像，这是我们《语录》里不需要的。按发排稿件的习惯，他在不要的部分顺手画了个×，没在意正×在毛主席头像上。

　　“张凯夫做为活靶子，在大小会上遭到批判时，我还是安然无恙的。不做贼心不虚。

　　“就剩我一个人了，校对工作也落到了我的头上、我加班加点，夜以继日，最后三天，天天干到12点以后才睡。

　　“最后一个晚上，已到半夜了，我在办公室里处理最后的工作。总编室战斗队一个人来到我的办公室，一会儿坐坐，一会儿翻翻报纸，一会儿来回走走。我挺奇怪，人家忙成这个样子，他还在这儿瞎转游，也不知有什么事。我没功夫搭理他，埋头处理我的事，当我把《毛主席指示》大样总校完毕，在付印单上签了字，一切工作就绪，抬起身来想轻松一下的时候，总编室战斗队的头头领着几个战斗队的成员，虎视眈眈地站在我的面前。原先那一位不知什么时候溜走了，我这时才意识到，他原来是来监视我的。

　　“我镇定了一下，问他们：‘什么事？’‘什么事！你别再装蒜了！你与张凯夫合谋在毛主席像上打×，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还在这儿装糊涂呢！走！’说完还振臂高呼：‘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等等口号。

　　“我这时就是有一百张嘴也没用，我太累了，事后竟记不清我是如何与他们争辩的了。他们把我押到了临时关押走资派、反革命的‘小院’。我当时虽然很气愤，但是也抗不住长期疲劳和困倦，倒下来就睡着了。我心里没鬼，睡得也香。我想反正任务完成了，好好睡吧，休息好了，再找他们把事情说清楚，这样，我一连睡了三天三夜。

　　“我还是太天真了。在‘牛棚’里我多次写信找他们理论，还写了信给肖力，但都无济于事。他们不理不睬，一拖就是半年。后来又给我另加很多莫须有的罪名，对我进行巫陷迫害，并且抓了放，放了抓，使我成了个三进三出的‘牛棚’元老。

　　“最后一次是1971年，‘9.13’林彪出逃自我爆炸后，我又被隔离审查。让我交待在编《毛主席语录》过程中与林彪有什么联系，真是莫名其妙！

　　“《毛主席语录》在最时兴的时候，功劳都记在林彪的帐上，我该株连九族，照样株连。该蹲‘牛棚’，照蹲‘牛棚’，没有得到半点好处。可林彪倒台以后，却让我承担编纂《毛主席语录》的‘罪过’。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一次，报社有位领导同志私下向我透露：上面有精神，要批编《语录》的事，让我有个思想准备，不要来时精神上顶不住。社里老同志都知道，《毛主席语录》不是林彪指示叫编的，是我们提出要编的，也主要是由我负责编的。

　　“但后来，编《语录》的事没能批得起来。大概也是因为‘投鼠忌器’吧！

　　“《毛主席语录》是‘文革’前选编的，在过去的年代里，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

　　在‘文革’中，林彪等人利用《毛主席语录》大作文章，以至搞到荒唐的地步，完全违背了我们当年编辑出版《毛主席语录》的初衷。其原因也是很复杂的，真正承担罪责的不应该是我们编者。”

　　最后，不能撇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特点来解释毛的品格。

　　刚果能产生一位毛这样的人物吗？新西兰能吗？我们不能仅仅从其个体心理特质来说明毛的成功，旧中国产生了坚定的、反叛的、神奇的毛，正象毛缔造了新中国一样真实而合乎逻辑。

　　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毛都占有重要地位。毛领导了一场摧毁旧中国的革命，与其他任何主要国家急剧的社会变迁相比，他推动中国进入改革的运动可能更加剧烈。他为世界上这一最古老又最庞大的国家恢复了独立，赢得了地位。

　　作为主宰人物，在二十世纪全世界最引人注目、人口最多的社会中，毛本身就是一位巨人。在有记载的中国三千年的全部历史中，他可以列入六位最主要的统治者之中。

　　作为一位统一者，他可与隋朝（公元六世纪）和明朝（公元十四世纪）的开国皇帝并驾齐驱。甚至可以其壮举与他崇拜的英雄、叱咤风云的秦始皇相提并论――秦始皇在耶稣降生前221 年就统一了中国。

　　作为中国社会的改造者，他要胜过隋朝和明朝的两位开国皇帝――因为他们几乎未改变社会体制――并且，这一点只有反传统的秦始皇才能与他匹敌。或许还有王莽（公元8 ―23年在位）――他在封建主义的衰落时期进行了“社会主义”的尝试。

　　作为一种学说的创始人，毛超过了包括秦始皇在内的以前任何一位中国执政者。也许，堪与他并列的是建构了中国人生活模式的孔子及其他圣哲。在某些方面，毛又超过他们，因为他生前就声名远杨，而中国大多数圣贤则是死后留芳。

　　以二十世纪的眼光来看，毛之所以如此伟大，是由于他的影响在现代中国历经接连不断的种种动荡仍经久不衰。他的经历，足以使他成为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合为一体的中国革命的化身。

　　五十多年前，毛是中国的马克思，因为他分析了被外国列强瓜分了的封建中国的诸种弊端。他成为中国的列宁，是因为他领导了走农村包围城市以夺取政权的造反道路。1949年后，他又戴上了中国的斯大林这顶帽子，因为他要用泥刀和砖头来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

　　毛不止是一种，而至少是集五种角色于一身的人。他是点燃全国反抗烈火的农民运动组织者、军事统帅、豪放不羁的浪漫主义诗人、赋予马克思主义一种新的东方伦理的哲学家、全球最庞大的行政机构的政府领袖。

　　他是社会活动家，也是梦想家：是半知识分子，有点象戴高乐和邱吉尔。这类思想、行动一致的人物在动乱年代总是具有影响力。他们发现，历史由于竞争的刺激才显得活生生。毛坚信过去的美景可以再现于未来，这激起了他最初的政治雄心。他的独特兴趣在于历史是如何演进的。他认为，理想和非凡人物坚强意志是历史的关键所在。

　　这类集活动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人物与空想知识分子不同。他具有军人的气质，兵权之剑倚在史书之旁。与最引人注目的逻辑真理相比，他更热爱自己的国家。他讨厌技术，对于机器能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说教难以接受。在经济领域他不是内行。

　　毛、邱吉尔和戴高乐都是这类人，热衷于理想的人无论如何难以博得“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赞许。走出书斋拯救他自己国家的…意孤行者会渐渐成为传奇人物，而且很难把他们与那些曾激励过他们去行动的圣贤般的英雄们区别开来。

　　对于二十世纪中吁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毛的主要成绩在于统一了中国。这个幅员和多样性方面与整个欧洲相类似的国家常常缺乏政治上的统一。在二十年代，中国变得如此衰败和混乱――如孙中山遗憾地说过的：象一盘散沙――以致许多中外人士本能地认为，不可能把中国合为一体了。

　　毛统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统一的时代之一，方言逐渐消失了。学校教育使孩子们很容易辨认打上了“新中国”印记的喜马拉雅山脉和东邻朝鲜的森林。共产党的组织网络使中国29个省的相互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一本书能象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主席语录》那样被数亿人诵读。人们甚至一边哀叹这本语录成了知识分子的紧箍咒，一边还要把它作为一种统一的力量顶礼膜拜。

　　毛领导的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了，这一点中国人看得相当重，它恢复了中国人的高大形象。“东亚病夫”的迅速崛起足以使亚洲的其他国家对它新产生的能量感到紧张。除了担心中国会被外来的袭击消灭之外，年轻的毛对一切都无所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