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 年12 月8 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把侵华战争扩大为太平洋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一步加紧了对我敌后根据地的疯狂进攻，以便将其在华的占领地变为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

　　在华北，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清乡”、“蚕食”、“扫荡”。所谓“清乡”，就是要在敌占区强化保甲连坐制，用圈村的办法，实行大编乡，日军想通过重新编乡的办法，清查人口，以肃清内部的抗日分子。所谓“蚕食”就是在八路军经常出没的游击区，怀柔政策和恐怖政策并用，一方面加紧欺骗宣传，使群众加速奴化；另一方面，广修封锁沟与碉堡，平毁村庄，制造无人区。1942 年春天，长城两侧就有一个700 余里长、60 余里宽的无人区。日军把这一带村子里的群众集中起来，用一丈高的围墙把他们围在一个山沟里，名之日“人圈”，对“人圈”里的老百姓肆意残杀奴役。所谓“扫荡”，是在抗日根据地采取的政策，对一个个地区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据一个被俘的日军说，日本军事指挥机关曾向其山西作战部队下达这样的命令：“凡是敌人区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运输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投入毒药”。

　　在华中，也有名目繁多的所谓“政治清乡”、“军事清乡”和“行政清乡”等等。

　　就是在这种最残酷的战争背景下，根据地的八路军、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创造了多种多样的灵活机动的斗争形式。什么“坚壁清野”，“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等都是对付敌人的好办法。

　　当时，毛泽东的方针是“分散的游击战”，“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一夜之间，八路军不见了，提枪的人一律典型的华北地区的农民打扮。白羊肚手巾扎在头上，腰里缠着腰带。这种打扮，就像动物适应环境的保护色一样，八路军轻而易举地就消失在人民群众中间。他们化整为零，分头到群众中去，发动他们起来跟”鬼子”斗争。

　　鬼子“扫荡”来了，还没有等他们进村，报信的早就回来报告了。于是发动群众，把能吃的、能用的全部都藏起来，老、弱、妇、孺则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年轻力壮的和八路军一起在地道口钻进钻出，化零为整，在敌人必经的路上打一场埋伏，等敌人反扑过来时，又化整为零从地道口消失。他们在农民家里用土法造地雷、手榴弹、炸药。光地雷就有溜雷、拉雷、石雷、磁雷、绊索雷、连索雷等，应有尽有，五花八门。敌人一进入根据地就像踏入了鬼门关。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中八路军的埋伏，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一脚踩响地雷，更不知道什么时候大队的人马忽然就会被飞来的手榴弹炸开花。武工队还深入敌后，在日军后院放火。你到我那里去扫荡，我就到你那里去偷袭，弄得鬼子进追两难，惶惶不可终日。

　　日军“铁壁合围”的办法不能说不狠。他们企图把根据地越围越小；鬼子的“纵横扫荡”不能说不毒，就像交错在一起的几束探照灯光，在根据地上来来去去地扫描，“辗转抉剔”、“捕捉奇袭”，目的还是要把根据地从中国这块土地上消灭掉。

　　然而，“坚壁清野”似乎更厉害一些，表面上看来是不得已的防御，但却能以柔克刚。它使敌人强大的扫荡队伍一扑一个空，“围”不到什么，也“捕捉”不到什么，却被那些神出鬼没的游击队搞得损兵折将、狼狈不堪。冈村宁次不得不服输，他在惨败之余沮丧地说：“肃清八路军非短期内所能奏效”，并以“狮子扑鼠，效力不大”来自我解嘲。

　　《史记》中记载了一则田忌赛马的故事。田忌参赛的马和对手参赛的马都有上、中、下三等，然而，田忌的上中下等马均比对手的上中下等马略逊一筹。如果上对上、中对中、下对下，田忌没有赢的可能。这时，孙膑提出了谋略，让田忌用自己的下、上、中三等马分别和对手的上、中、下三等马比赛，结果三局两胜，田忌赢了这场比赛。

　　这是一个常被津津乐道的故事。孙膑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运用谋略，调整力量，避实击虚，出奇制胜，帮了田忌的大忙。

　　战争当然比赛马残酷得多，但如何用兵，也存在避实击虚的问题，孙膑是个军事家，他把战争的规律用在赛马上，岂有不赢之理？

　　以己之长击彼之短，这是战争的一般规律。再强大的敌人，也有虚弱的地方，善于发现弱敌和强敌之弱点，对于弱者来说，是以弱胜强的唯一可行的办法。

　　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战略防御阶段，在日军进攻最猖獗的时候，八路军、新四军避其锐气，坚持敌后游击战。如果执意与日军精锐部队硬拼，无异于拿着鸡蛋往石头上撞。但是，日军豢养起来的伪军，多系乌合之众，装备差，战斗力弱，比较好打。因此，毛泽东制定的方针是：第一，集中兵力打伪军；第二，打分散孤立和运动中的日军。先打弱敌，后打强敌，伪军被一批一批地消灭了，日军也就孤立了，其战斗力也就削弱了，因而就不再那么强大。山东滨海地区就是用这个办法，从1942 年到1944 年，连续攻克郯城、赣榆、莒县诸城，消灭和争取伪军起义一共三个旅。日军那边少了三个旅，我们则新建了三个独立旅，使滨海、鲁中、鲁南、胶东四个战略区连成一片，抗日战场出现了新局面。

　　解放战争时期的宿壮战役也是个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好战例。

　　1946 年12 月，国民党军集中25 个半旅，兵分四路，从东台、淮阴、宿迁和峰县向我进犯，企图占领苏北，消灭华东解放军主力。敌军来势汹汹，单从兵力对比来看，敌军显然是强者。但它也有弱点，其最大的弱点是进攻正面过宽，各路间隙太大，很难互相策应、支持，战役上协同配合不力。这一弱点，有利于我军在内线实行机动作战，有利于我各个歼灭敌人。

　　歼哪一路好呢？拣弱的先打，哪一路较弱就先打哪一路。经过分析认为：从宿迁进攻沐阳、新安镇的这一路，由徐州绥署副主任吴奇伟指挥，辖整编师第十一师和第六十九师。和其他几路相比，这一路比较好打。而这一路中，十一师是强者，是蒋军的“五大主力”之一，但另一路第六十九师突出冒进，所辖三个半旅也是拼凑起来的“插花”班子，战斗力不强，内部矛盾亦多。该师师长戴之奇是特务出身，虽属反共死硬分子，但缺乏军事指挥才能。在战役部署上，他的三个旅东西一线展开，师部只带一个团，位于最右翼，翼侧暴露，便于我南北对进，首先从敌之左翼打开缺口，尔后实行两面夹击。经过战役合围和战术分割，使敌首尾不能相顾，无法互相支援。

　　所以，陈毅、栗裕决定集中兵力打戴之奇的整编六十九师。可想而知，结果在宿北全歼戴的六十九师三个半旅共约两千余人。戴之奇无路可走，自杀身亡。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拣弱的先打无异于变整体弱势为局部强势，变战略防御为战役战斗的局部反攻。我兵力整体来说与敌相差甚远，但集中力量对付一部弱敌，就显得绰绰有余。把弱敌消灭了，强敌必将受到威慑和削弱，就比较容易对付了。

　　“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这一谋略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深奥之处，关键在于能正确地分析敌情，区别出强弱之敌，不要平均对待，而应把重点放在弱敌一方，集中力量消灭它，只以一部兵力牵制敌人主力。最忌普遍应付来犯之敌，分散兵力，使本来就弱的兵力更加削弱。

　　“先打弱敌，后打强敌”，不仅适用于敌强我弱的情况，就是在敌我力量相当，甚至是敌弱我强的情况下也不能忽视这个原则。否则就会被弱敌钻空子，丧失优势。

　　有人作过总结，“攻城打援”有三种形式：第一，攻城是为了打援，攻城为虚，打援为实，攻城的目的是为了调动敌人，使援敌在运动中或进入我预设阵地歼灭之；第二，打援是保证攻城，把援敌阻击在一定距离外，保证顺利攻城，全歼守敌；第三，攻城与打援并重，在可能的条件下，把兵力一分为二，攻城的攻城，打援的打援，取得攻城与打援的双胜。这只是就作战的目的而言。实战中，枪声一响，攻城与打援这一对矛盾随时都有转化的可能，战斗的目的和良好的愿望是不可能对局势、胜败有任何影响的，只有灵活、机动的运用这一谋略，才是克敌制胜的关键。毛泽东指挥的战役当中，“攻城打援”有许多例。其中济南战役尤其值得一提。济南是国民党在山东地区的战略要地。国民党以第二绥靖区的11 万余人担任守备；同时，配置在徐州地区的主力23 个旅约17 万人，随时可以北援。华东野战军采取“攻济打援”的作战方法，以七个纵队组成攻城集团，以八个纵队组成打援集团，于1948 年9 月16 日晚，对济南发起进攻，26 日全部歼灭守敌（其中一军起义），活捉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由于我军迅速攻克济南，徐州之敌未敢北援。

　　毛泽东为确保攻克济南，亲自为中央军委起草了指挥济南战役的电报若干份，自始至终对济南前线作具体的指挥、部署，把“攻城打援”谋略发挥得淋漓尽致。

　　“攻济打援”已经确定，但是“攻济”和“打援”孰轻孰重，兵力如何部署，毛泽东和济南前线的指挥员看法分歧。毛泽东在1948 年8 月12 日、19 日给济南前线的电报说：“??你们第三个方案之目的，是为了争取第一种结果。其弱点是只以两纵占领飞机场，对于济南既不真打，而集中十一个纵队打援，则援敌势必谨慎结集缓缓推进，并不真援。邱清泉、区寿年兵团之所以真援开封，是因为我们真打开封。敌明确知道我是阻援，不是打援，故以十天时间，到达了开封。如果你们此次计划不是真打济南，而是置重点于打援，则在区兵团被歼，邱黄两兵团重创之后，援敌必然会采取（不会不采取）这种谨慎集结缓缓推进的方法。到了那时，我军势必中途改变计划，将重点放在真打济南。这种中途改变计划，虽然没有什么很大不好，但丧失了一部分时间，并让敌人推进了一段路程，可能给予战局以影响。”因此毛泽东建议：“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

　　既已确定了真攻济南，就以攻济为主，打援为辅。然而在具体战役开始以后，又必须随战势的变化灵活掌握。毛估计了三种可能性：一是在援敌距离尚远之时攻克济南；二是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济南；三是在援敌距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他说：你们应该首先争取第一种，其次争取第二种，又其次应有办法对付第三种。在第三种情况下，即应临机改变作战计划，由以攻城为主，改变为以打援为主，在打胜援敌之后再攻城。

　　毛泽东要求济南前线真攻济南（不是佯攻，也不是只占飞机场），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但是在手段上，即在兵力部署上，却不应集中多数兵力、不顾一切硬攻济南。如果以多数兵力打济南，以少数兵力打援敌，则因援敌甚多，势必阻不住，不能歼其一部，因而不能争取攻济的必要时间，攻济必不成功。如果攻城使用兵力太大，则打援又无力量。所以，毛建议用七个纵队攻占机场及吸引援敌之力量，其余全部用以打援。依情况发展，如援敌进得慢，而攻城进展顺利，又有内应条件，则可以增加攻城兵力，先克城后打援。如援敌进得快，则应以全力先打援，后攻城。

　　结果是济南战役以我军一举攻克济南、活捉王耀武结束，徐州方面的援敌，因我军攻克济南之迅速而未敢出动。

　　毛泽东的电报显示了他攻城打援谋略已臻炉火纯青的地步。

　　所谓“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是指在敌方兵力占绝对优势，我方不能战胜敌方的情况下暂时退却。这种退却不是失败，而是转败为胜的关键。

　　宋朝毕再遇和金人对抗，因为金兵势众宋兵势弱，战胜金兵完全没有可能，毕再遇便布署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把部队悄悄撤走。撤退前，他吩咐把羊吊起来，将羊的两条前腿放在鼓上。羊被吊得难受，两条前腿不停地乱踢乱动，把鼓敲得直响。金人听到战鼓不断敲响，看到宋兵旗帜仍在迎风飘扬，没有察觉毕军已撤走。过了几天，金人才发觉宋的阵地已空无一人，再去追时毕再遇已去得很远了。

　　兵家对此推崇备至，誉为“善于退却”。

　　“以退为进，以迂为直”，有时候，为了前进，退却是必要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及时退却，使自己完全立于主动地位，这对于到达退却终点以后，整顿队势以逸待劳地转入反攻，有极大影响??战略退却的全部作用在于转入反攻，战略退却仅是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全战略的决定关键在于随之而来的反攻阶段能不能取胜。”

　　退却不是随随便便地后退。但有些人就是不理解退却的奥秘何在。因为在他们看来，退却和逃跑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单从形式上看可能是这样的，因为一部分地盘丧失了，坛坛罐罐也被打烂了，本来还有还手之力却只有招架之功，这和榷懦败阵有什么区别？

　　毛泽东却不这样看。退却不是无条件的。当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太大之时，就不能硬着头皮死拼，当然，退却就必定要丧失一部分地盘，就要在一部分人家里打烂坛坛罐罐，但换取的是随之而来的反攻，是值得的。退却也不是无限的，有利的作战地形和遇到好打的敌人就是退却的终点，而退却的终点就是反攻的开始。退却搞不好会影响军队的士气，但只要工作细致，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就不会造成不良影响。内行都知道退却和溃败是两码事。曹刿曾下车察看敌人的车辙是否很乱，以判明敌人是否假装战败借以诱其上当受骗，而蒋介石却不曾多一个心眼。第一次反“围剿”时期，我军的退却是“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的退却是“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蒋介石重点进攻陕北时，我军的退却是”蘑菇战”。

　　毛泽东深谙“迂直之计”，故能够处变不惊，于生死关头力挽狂澜，开辟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