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另一位广东农民运动领袖彭湃，都曾被霍秋白称为“农民运动的王”。与彭不同的是，毛不仅是农民运动的实践家，而且是农民运动的理论家。是他，“第一次使农民在社会主义中占中心位置。”（谭若思）

　　1956 年，毛领导的农民革命不仅胜利了，而且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时，他对一些拉丁美洲的朋友说：”照我看来，封建主义严重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政党要到农村中去找农民”。“一个国家，农村人口多，存在封建势力，有不好的一面，但是，对于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来说，又是好事，使我们有农民这个广泛的同盟军。””我国是农业国，有五亿多人口住在农村。过去打仗主要是依靠农民”。①

　　毛泽东把农民看作中国革命的主力，有两个方面的考虑。而这两个考虑都是很实际的。

　　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工人占总人口不到1％，而农民占了80％以上。这一数量上的悬殊足以使每一个人都懂得，如果不依靠农民而单靠工人阶级去革命，那只能有两种结果：一是弱不敌强，等待革命失败；二是把革命推到未来，等待工人壮大了再去革命。前一种结果很快由李立三的错误路线所证实，后一种结果则是陈独秀后来要谋求的。

　　除了数量，还有个质量问题。毛泽东认为农民虽有他的弱点，他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其积极性一点也不亚于工人阶级，甚至还要超过工人阶级。

　　农民是地主阶级的死对头。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中看出，也可以从大革命时期两湖两广的农民运动中看出。中国农民有一种强烈的平等意识，只要有人领头，他们立即就会起来执行他们数千年来一直坚持的平等纲领，把平日作威作福过好日子的土豪劣绅打翻在地，并踩上一只脚，然后到土豪家里杀猪出谷，把地主的不义之财和田产共过来。这样的革命没有哪个农民不欢迎，连阿Q 那样的农民也很向往。

　　农民对帝国主义的仇恨恐怕也超过工人阶级。因为帝国主义的经济渗透，严重地破坏了农民习惯了数千年的生产方式，导致大多数传统手工业破产，受害最深的是农民。农民对资本主义文明具有本能的拒斥心理，近代义和团反洋教的运动就是有力的证明。

　　农民要反对的正是中国革命的两个主要对象，再加上它有那么大的数量，所以毛泽东说农民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角色，不是没有道理的。

　　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②毛泽东作了一个对比：“论功行赏，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绩作十分，则市民及军事的功绩只占三分，农民在乡村革命的功绩要占七分。”③

　　因此毛泽东得出这样的结论：“谁赢得农民就能赢得中国。”这句话是他1937 年对斯诺讲的。斯诺仔细体味这句话的份量，终于明白了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

　　“如果中国没有比例高达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农民，如果大多数的农民并不是肯定能从土地再分配中得到好处的穷人，而且如果城乡的有产阶级的人数不是那样少，他们的利益不是与中国落后的经济那样息息相关，中国就不会发生这场革命”。“毛泽东和他的政党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学会了如何绕过有产阶级，在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和仍然生活在铁器时代的广大农民之间建立了联盟。”④

　　农民一直是毛泽东依靠的对象。过去打仗主要是依靠农民，依靠农民武装包围城市、解放城市，包括解放城市里的工人阶级。建国以后，他又依靠农民，先在农村造成社会主义高潮，迫使城市的资产阶级交出企业。

　　①毛泽东：《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1956 年9 月25 日。

　　②《毛泽东选集》第15 页。

　　③《毛泽东集》第1 卷第210 页。

　　④《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第103 页。

　　毛泽东告诫共青团八大的代表们：“要做个顶天立地的人，顶天就是能掌握马列主义，站得高，看得远，立地就是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群众打成一片。”这也是他自己的基本人生经验。

　　毛泽东对”主义”颇认真，他一生搞了不少“主义”之争，特别是晚年。早年他还特别强调了“主义”的作用：”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不过，“主义”的旗子还须立在大地上，即充分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才能把人民召集拢来。毛泽东先后信仰过不少主义，后来选定马列主义，并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主义”集中体现了劳苦大众的利益和愿望。所以毛泽东的力量源泉说到底还是“人民群众”。这一点，正如他的老朋友斯诺作了恰当的评价：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毛对群众的相信也是毫无保留的。在转战陕北时，由于敌情复杂，卫士们非常担心他的安全，而他则轻松地说：怕什么呢？有老百姓嘛！要相信群众。一有坏人，老百姓马上就会发觉的，用不着我们动手，老乡就会把他捉起来！

　　他之所以敢于藐视一切反动派，就因为他相信群众站在自己一边。反动派是纸老虎，注定要灭亡，也不是因为别的，就因为他们没有群众拥护。他在斯特朗面前称：蒋介石是只纸老虎。转而又强调：如果蒋介石顾及人民的利益，他就是一只真老虎。

　　任何强敌他都敢于挑战，但是他决不得罪群众，在陕北时，有个农民曾说“怎么雷公不劈死毛泽东。”这话可是很恶毒的，但毛泽东没有发怒，却从中了解到征粮过多群众有怨言，下令要边区政府减少三分之一的征粮数。后来他号召中央机关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也是为了减轻群众负担。当年还发生过黄克功与青年女学生刘茜恋爱不成而开枪打死刘的事件。黄是有功之臣，曾任过红军团长，许多人要求免黄死刑，毛泽东却下决心非斩不可。为什么？并不是因为死了个女学生，而是为了挽回群众影响。1971 年林彪驾机逃出国境，周恩来请示毛泽东：怎么办，打不打下来？毛泽东说：“不要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他头向后躺在沙发靠背上，无可奈何地挥了挥手，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他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脱离群众，即使当上领袖也是如此。有一次罗瑞卿陪他周游各地，从他的安全出发，限制他随意出入于人群，他却不领情，叫道：罗长子，你不要搞神秘主义，妨碍我接近群众。还有一次，他在武汉听一个居委会主任汇报，听着听着，他竟说了这样的话：我非常羡慕你的工作，每天跟群众打交道最有意思。

　　他真有点像神话中的巨人安泰，一刻也不能脱离大地。一离开大地，他就没有力量；一回到大地，他就力大无穷。

　　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过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然而他也承认帝国主义是有力量的。那么，帝国主义的这种两面性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毛泽东的答复是这样：帝国主义的力量只存在于人民没有觉悟的时候。主要的问题是人民的觉悟，不是炸药，也不是油田或原子弹。共产党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们唤醒了人民的觉悟。

　　怎样唤醒呢？毛泽东推荐的办法是：从他们的痛苦和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关键是要知道他们的痛苦和需要是什么，然后告诉他们这些痛苦和不幸是谁造成的，再在这个基础上引导他们向吃人的恶魔作斗争。在这个过程中，阶级仇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像马克思那样用40 年的科学研究去揭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他用的方法十分简单：普通老百姓的直观感受。在湖南乡下搞衣运时，有一次毛泽东带了一些群众冲进一个乡绅家里，让穷人们看看乡绅吃的是什么。穷人连饭都吃不饱，富人的餐桌上却有鱼有肉。这种鲜明强烈的对比，很快就使那些过惯了穷日子的人感觉到社会的不平等，产生革命的要求。

　　这种方法很能激发受苦群众的阶级觉悟。在井冈山初期，有一支工农部队按毛委员的指示也这样做。他们打开一个土豪紧锁的大门，发现在土豪家里有好几口大缸，里面用茶油泡着土豪的年货，有腊肉、腊鱼、腊鸡及各种油炸果子。穷人住着阴暗、潮湿、破烂的房子，除了床上的一条破席子外，啥都没有，富人却把过年的东西都准备好了。这是多么强到的对比啊！战士们都气鼓鼓的，立即把土豪家搞个天翻地覆，只要能拿的，全都搬了出来。搞到这些浮财后，全拿去发动群众。

　　开始，穷人一般都不敢要富人的东西。于是毛委员教导战士们：我们要在晚上把东西秘密地送到穷人家里去；或者把这个地方富人的资财带到另一个地方分给穷人；或者先分给一些可吃的东西，让穷人吃掉，不留下痕迹，这样就不怕富人倒算了。慢慢地，老百姓就会尝到革命的甜头，于是男女老幼成群结队挑着箩筐，打着扁担，背着口袋，一边走一边招呼路旁的人：走啊！跟工农革命军打土豪去！

　　群众觉醒了，发动起来了，纷纷投入革命洪流了。当然，在革命处于低潮时，也会发生阶级敌人反攻倒算现象，或者要穷人退还东西，甚或还杀死革命中的积极分子。但是反动派这样做只会加深人民群众对他们的阶级仇恨，他们杀得越多，欠下的血债越多，革命的烈火就烧得越旺，直到烧尽一切反动派。

　　有一次，毛泽东向人谈到他一家有六个人遭到了反动派的杀害。他说：虽然如此，他们永远杀不尽共产主义者，他们越杀，共产主义者将会越多。

　　从访贫问苦到诉苦运动，都是毛泽东利用阶级仇恨唤醒民众，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必要手段。所以斯诺曾推想：阶级仇恨对他来说大概基本上是他的哲学体系中的一种理性的产物，而不是本能的冲动。

　　1936 年，在保安窑洞，毛泽东曾问过斯诺是否希望美国发生革命，如果发生革命会不会参加。斯诺说：如果美国也像中国那样贫穷落后；如果人民也受到这样寡廉鲜耻的压迫和剥削，遭受那样残酷的杀害；如果美国儿童也被当作奴隶一样地买卖；如果美国一直是个专制国家，现在又由军阀统治而不受人民权力的制约；如果美国人没有参加政权，既不能参加选举，又不能行使弹劾的权利；如果工人没有结社或者进行集体交涉的自由；如果美国的统治者假公济私利用国家银行为私人经营的企业提供资金，而又不公开帐目；如果美国最有权势的家族是最富有的投机商；如果外国人霸占我们的港口，并控制了我国大部分的经济；如果我们不放一枪就丢掉了整个美国的北部；如果没有合法的途径可循来组织政治上的反对派；如果在美国也像在中国一样存在上述种种情况；如果除了进行武装反抗之外，没有办法可以改变或改善国策，也无法改变或改善生活条件本身，那么，我的确会投身于革命的洪流。

　　听了斯诺这一番“如果”，毛泽东笑着说：“美国将是最后实行共产主义的国家”。①

　　如果马克思有幸活到二十世纪并像斯诺那样到中国来看看，毛泽东一定要和他商量一下关于物质生产力水平与共产主义革命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社会的普遍贫穷和落后并不是革命的障碍，而是革命的源泉。穷则思变嘛！正因为穷，所以才要革命。要是富了，那还革什么命？毛泽东也许还要举出中国历史上大小数百次农民革命作为佐证：哪一次农民革命不是因为民不聊生才起来的？人的生存渴望决定一切。美国人没有衣食之忧，所以革命的雷声迟迟响不起来，斯诺的话确实揭示了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发动中国革命的原因。

　　在中国，虽然马克思所指望的共产主义革命的主体――工人阶级还不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但是中国遍地都是饥寒交迫的穷苦人，穷人多就好革命。一则革命渴望强烈，二则容易发动起来，一个人越穷，就越希望改变现状。而且，由于他穷极了，只要革命稍能为他带来一点好处，他就会投身于革命。韩素音在《早晨的洪流》中记录了一个革命者的话：“我们想的、吃的、喝的、睡的都离不开革命”。对于一个一穷二白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革命更值得向往呢？毛泽东看准了这一点，他从人的生存渴望中看到了贫穷与共产主义革命之间的必然联系。他说：

　　“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②

　　这的确是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当代许多资产阶级政治家也认识到这条真理，所以他们认为要在世界上避免革命的发生，最好的办法是帮助那些想革命的地区摆脱贫困。

　　不过，毛泽东所说的无产阶级决不等于马克思曾寄望的产业大军。毛的“无产阶级”应当叫作“穷人”，其特点是“无产”，并不在乎他是工业生产力的代表还是农业生产力的代表，是工人还是农民，或其他什么社会成份。这样，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准无产阶级可就多了，不是百分之零点几，而是占总人口的大多数。毛泽东轻易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这一难题。

　　占总人口90％以上的革命动力，又有90％以上是农民。而农民，按照越穷越革命的原理，又数贫农最革命。毛泽东统计过，贫农占乡村人口的70％。其中20％是那些“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外出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或为非和歹做盗贼的‘赤贫’”，50％是“半无业，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次贫’”。贫农革起命来，富农和中衣带着讥笑的声调说道：“你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为什么不进农会！”毛说：”的确，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所以”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③“一切破坏的工作都只有他们做得出”。“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组织也是他们在哪里组织，革命也是他们在那里革命。”④国民党右派和绅土们说这些人都是些“痞子”、“惰农”。毛泽东的看法恰好相反，他们是“革命先锋”，是“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⑤

　　按毛泽东的说法，任何一个国内部有上中下三等人。中国由于总体生产力水平低，下等人数量特别多，而且处境特别悲惨，这就为革命的发动者提供了两个有利条件：一是参加革命的人特别多，二是革命起来以后能量特别大。毛泽东正是看准了这两点，从而发动和领导了一切底层人民的革命。这种革命参加者甚众，能量特大，与陈独秀等人贵族式的革命方式完全不同。

　　①《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第108 页。

　　②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 年2 月27 日。

　　③《毛泽东选集》第20 页。

　　④《毛泽东集》第一卷第218 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