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根据地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者曾指责毛泽东没有执行“把小资产阶级变为无产者，然后迫使他们革命”的路线，而是执行了一条”富农路线”。1934 年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还专门批判了毛泽东的“富农路线”。

　　富农也是“农”，不过富一点，是富一些的农民。毛泽东一贯关注农民问题，但他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时碰到了一个难题：富农属于什么阶级？它不像地主可以归人资产阶级，也不像中农那样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阶级和阶层上都找不到富农的位置。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依次排到了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等八个阶级，依然不见富农。大地主是大资产阶级，自耕农是小资产阶级，富农只能处在这两者之间，似乎应为中产阶级，即处在小地主的位置上。这大概就是毛泽东在产生“富农”概念之前给富农定的位置。富农，因为前面有个“富”字，所以毛泽东历来对它没有好感。《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富农的“恶劣态度”进行了猛烈谴责。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富农进一步升格，在“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中位居“第二”，是理所当然的专政对象。

　　毛泽东一贯站在贫农立场上，主张依靠贫下中农，怎么会有一条“富农路线”呢？

　　所谓富农路线原不过是1929 年至1930 年间土地革命中出现的一种“左”倾政策的对立物。当时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主张”地主不分田，富衣分坏田”，甚至鼓吹乱杀乱烧，提出“杀尽一切反动派的头颅，烧尽一切反动派的房屋”等口号。毛泽东为了纠正这些过“左”的倾向，所以才有了“富农路线”，实际上”富农路线”，并不姓“富”。

　　毛泽东最初规定的土地政策是：没收一切土地，地权属于政府：以乡为单位，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后来发现两个问题：（1）没收一切土地，连中农也伤害了；农民没有地权，不安于耕种，中农、贫农都不满意。（2）抽多补少，平均分配，结果“抽多的不愿抽肥，补少的不愿接瘦”，贫农和富农间发生矛盾。

　　毛泽东通过于都、兴国调查，在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中农的土地不没收，富农的土地只没收其多余部分，小地主不过多打击，地主酌量分与田地，给以生活出路。

　　第二个问题经过寻邻调查和南阳会议也得到了解决。南阳会议通过《富农问题》决议案，提出在”抽多补少”之后加上“抽肥补瘦”，限制了富农把持肥田。

　　第一个问题的解决似乎有点“右”；但联系第二个问题，可以看出毛的所谓“右”，不过是”给地主以生活出路”和“允许富农拥有一份土地”。他的整个土地革命策略则是：倾向于贫农，不伤害中农，限制富农，打击地主。贫农是依靠对象，中农是团结对象，地主是打击对象，对富农则融团结和打击为一体，就像对待民族资产阶级一样。

　　与“左”倾机会主义不同的是：毛泽东主张限制富农，打击地主，但又不主张把他们饿死，而是让他们活下去。理由是不要逼得他们造反，尽量减少对立面。穷人因为活不下去才革命，地主富农如果没法活对革命也不利。关键是要让他们活下去。革命是使穷人活得好一些，富人活得差一些，但总归都要活下去，只有少数罪大恶极者除外。这样革命才能为绝大多数人接受，一部分人热烈欢迎，一部分勉强接受，但不会有人饿极拚命。

　　直到1941 年，毛泽东仍然坚持他的这条”富农路线”。他在《关于农村调查》中说：当时“提出解决富农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得下去。假如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入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①毛泽东曾说过他在井冈山初期所订的土地政策太严厉了，但他从未承认自己犯过什么“富农路线”的错误。他致力于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其目的就是要挖掉蒋氏政权的社会根基。但是在土地政策方面，他的主张甚至比刘少奇还要温和。正是这种温和的社会政策，使他赢得了大多数，孤立了主要敌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站稳了脚跟，并求得了发展，打败了蒋介石。

　　①《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379 页。

　　日本铁蹄踏上中国土地后，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不幸。毛泽东审时度势，手中又多了对付蒋介石的绝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毛泽东深知中国人的爱国心与御外侮是分不开的。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势必要发生变化。有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一招，不仅可以遏制蒋介石疯狂的“剿共”行径，使当时处在弱势地位、并很有可能被蒋介石吞没的革命力量减轻压力，获得喘息的机会，找到合法存在的理由；而且可以赢得民心，扩大影响，把“千千万万”、“浩浩荡荡”不满意蒋介石对日让步行为的人从蒋介石的圈子里拉过来，使自己得到发展壮大。1931 年，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粉碎了第三次围剿，根据地一派喜悦。而此时蒋介石却内外交困，“一・二八”上海抗战爆发，蒋一方面要继续对付他的心腹大患共产党，另一方面作为一国之主又不得不面对日本人，再一方面，还要对付内部在抗战问题上发生的分歧和混乱。毛泽东觉得时机到了。他提出的方针是：红军除留一部分在苏区巩固根据地外，主力应同赣东北的红军打通联系，发展到闽、浙、赣广大地区，而口号不是别的，就是支持国民党十九路军的上海抗战。支持抗战打日本人，这还有什么可说的。一下子剥夺了蒋介石把枪口对准红军的理由，为红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无懈可击的根据。可惜的是，这一精妙决策没有被当时的中共中央采纳。

　　但形势继续朝着毛泽东预期的方向发展。蒋介石出卖上海抗战后，又把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同红军作战。这不是让中国人打中国人吗？十九路军的弟兄们心里不是滋味：日本人不让打，却要我们来打中国人，有什么出路。于是发生了1933 年“福建事变”：蔡廷锴联合李济深，公开宣布与蒋决裂。他们在福建成立“中国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的协定。这真是千载难遇的良机：红军面前站着一个主动走上门来的盟友，而当时的红军正处在第五次反围剿的艰难之中。毛泽东瞄准了机会，他提出利用福建事变，突进苏浙赣皖地区，以解江西苏区困境的良策。但此时的毛泽东毫无发言权，良机又一次坐失。毛泽东一直为此惋惜，长征途中他用来说服反对者的一个重要事实，就是当时中央没有好好利用福建事变是一大失策。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有了发言权，同时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又为他利用民族矛盾争取国民党军队的谋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1935 年底，他在瓦窑堡会议上亲自作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会后又成立了党的白区工作委员会，专门做国民党军队的转化工作，在“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抗战”的口号下，利用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第一个转化对象是东北军的一个团长高福源。蒋介石没有在长征中把红军消灭，于是又令东北军和西北军到陕北歼灭立足未稳的“共匪”。这种中国人打中国人的事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士来说也不是滋味，他们的血不是洒在抗日的战场上，而是洒在反共的战场上。高福源就是在与红军交战时被俘的。仗打得不明不白，现在又做了阶下囚，他沮丧、懊恼，只等杀头了事。没想到红军根据毛泽东的统战政策，对他这个俘虏特别优待，给予他比红军自己还好的吃、住条件，这使他明白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民族大义，认识到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置民族危亡而不顾。红军的政工人员当然不会忽略东北军特有的恋乡心理，他们向俘虏们提出了一个红军与东北军联合抵抗民族大敌，打回东北老家去的建议。民族仇恨加上优厚的待遇，终于使高福源感到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得人心。

　　高福源原是张学良的卫队长和亲信，在他身上花再大的心血也是值得的。高果然不负共产党的厚望，他被放回东北军后，立即向张学良痛哭陈词，用他刚刚从红军那里听到的民族大义来劝说张学良。张学良与日本人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又为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中背了“不抵抗”的黑锅。经过爱将这么一番哭劝，家仇国恨一齐涌上心头，张学良终于痛下决心，在”拜把兄弟”和“民族大义”之间作出了明智的选择，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今日国人只知张学良是“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功臣，殊不知在张后面还有个小人物高福源，而在高后面还有个谋略大师毛泽东。张学良作出联共抗日的决断后，立即派高福源重返红军驻地，请红军派出正式代表与东北军商谈联合抗日的大计。当时，亲自接待这位“俘虏”特使的正是毛泽东，毛泽东感谢高为国家为民族办了一件大好事，当然也是为共产党办了一件大好事。

　　1956 年9 月25 日，毛泽东坐在中南海的会客厅里，向前来取经的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说：“在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无产阶级政党要把民族旗帜拿在自己手里，必须有民族团结的纲领，团结除帝国主义走狗以外的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让全国人民看到，共产党多么爱国，多么爱好和平，多么要民族团结。这样做，有利于孤立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①

　　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本土，使中国的政局出现一种新的三角关系：日本人、蒋氏集团、共产党。毛泽东在这个三角关系中下了一盘绝妙的活棋。

　　“日、蒋、共”可不同于历史上的“魏、蜀、吴”。日本人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它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国民党、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的公敌。蒋介石与共产党打了十年内战，也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但是如今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这样在“日、蒋、共”三方就出现了两对不同的矛盾：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日本入侵中国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国内的阶级矛盾则下降为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是起决定作用的东西。于是毛泽东采取与当年列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相反的政策谋略，提出要“以阶级斗争服从民族斗争”。跟着这条谋略出现的口号是：“团结抗战，一致对外”。

　　红军还在长征途中的时候，毛泽东就和张国焘为红军的去向问题展开了争论。张国焘主张向西退却，毛泽东反对西进，力主北上。他争辩说，越向西走，红军对中国政治势力的影响就越小。红军的出路不是西进或停留，而是北上抗日。其理由是：中国人民要打日本，谁要是不把自己的脸面对着民族敌人，人民就会抛弃谁。他深知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压倒一切。除了极少数死心塌地的汉奸卖国贼，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愿意接受“亡国奴”这个可怕的称号。而汉奸卖国贼肯定要遭到千夫所指，万世唾骂。就像宋代的秦桧，他必须在岳王庙里永世跪在民族英雄岳飞面前，任凭小孩往头上撒尿。如今的形势也是这样，谁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谁就能够赢得民心，进而赢得中国。

　　毛泽东及时捕捉住了日本入侵对中国时局和国人心理造成的新变化。共产党和红军要想摆脱被动挨打的危局，争取形势的好转，就必须扛起抗日的大旗。可是这里存在着一个矛盾：当时红军和党的肩耪还很瘦弱，江西时代近30 万人马经蒋介石围追堵截到陕北时剩下不足3 万，这点家当要对付蒋介石就很不容易，如何抵挡更加凶恶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这一点毛泽东很明白。但是他更清楚：红军瘦弱的双肩只要一扛起抗日救国的大旗，就会越来越强大。抗日只会兴共，不会亡共。毛泽东巧妙地把民族利益和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了。

　　当抗日和兴共被毛泽东联在一起时，另一个因果链环――反共和卖国却悄悄套在蒋介石头上了。蒋介石同时面临着两个敌人，而又无法联合其中的一个去对付另一个。他只能两个拳头打人，可这两个拳头总协调不起来。如果他抗日，就等于放生了共产党，不仅十年剿共功亏一篑，而且还会纵虎为患于将来。如果他剿共，又会招致“中国人打中国人不打日本人”的舆论，很容易背上卖国的嫌疑。他曾试图摆脱这种两难困境，把抗日的利益和反共的利益统一起来，那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可是这个口号远不及”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得人心。因为中国人的心是先拒外再齐内。毛泽东顺应了这种心理，蒋介石却违背了这种心理。于是，1936 年底蒋介石亲临西安面示张学良：剿共只剩下最后五分钟，一定要坚持这五分钟，不要坏了党国大计。可就是这最后五分钟，对于爱国心切的少帅来说，也坚持不下去。

　　为什么毛泽东敢于联蒋抗日，而蒋介石不愿联共抗日？这一点他们彼此都清楚。联合抗日意味着共产党的合法化，而共产党一旦有了抗日的权利和自由，他就会很快地把自己的影响和势力扩大到全国。最后，日本人赶走了，站在蒋介石面前的就是一个更难对付的敌手，而毛泽东则有了击败他的下一个敌人的雄厚资本。

　　“联合抗日”的旗子只对共产党有利，蒋介石就不能打了。可这一来，他更糟了。他不得不把政治上的主动权让给毛泽东。于是，中国的权力资源作了如下分配：蒋拥有军事优势，毛握有政治主动。毛泽东极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为了寻求这种主动。依靠这种主动，他可以把蒋介石的人马慢慢统过来。最后，蒋的优势变成劣势，而毛的劣势变成优势。

　　①毛泽东：《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1956 年9 月25 日。

　　著有《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的西德友人王安娜1937 年春天在延安请教毛泽东：要是统一战线成功的活，延安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毛泽东答道：”党的现行的许多政策，大概会放弃吧。比如，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只是要求减租。对我们来说，蒋介石如果真的认真抗日，我们甚至准备把红军交给他指挥。边区的领导权也可以协商。我们的目标暂时可以搁下，以对付共同的敌人。”①

　　为了抗日大计，甚至可以交出军政领导权！

　　但这只是“暂时”的。暂时这样并不意味着将来也是这样，一切依时间转移。

　　暂时这样做首先是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日本人打进中国，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而中国不只是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也有一份。如果民族利益不得保全，谈何共产党一党利益？

　　暂时这样作还有另一个原因。共产党暂时还很弱小，还不足似同国民党抗衡。而抗战正是扩大影响，积蓄力量，壮大自己的好机会。这样看，暂时搁下我们的目标，岂不更有利于将来吗？

　　共同抗战还没有开始，毛泽东就向斯诺预言，抗日战争不仅将使日本侵略者发生由强到弱的转化，国内的革命力量和反动力量也要发生强弱转化，到抗战结束时，“中国革命力量的人数将会大大增加，装备更精良，更有经验，更得人心，并将成为亚洲东部的主要力量”。②

　　共产党的目标只是暂时搁下了。早在延安时，毛泽东就对斯诺说：“共产党永远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③除了在国共和谈的桌上，毛泽东从不隐讳，共产党不最终夺取政权决不罢休。眼前的一切，只是将来的一个必经环节。眼前不这样做，一是因为外敌当前，应以民族大义为重：二是力量不够，还不到最后决战的时候。

　　一些不了解中国政治的西方观察家，不明白为什么在经过了十年激烈内战之后，红军和白军忽然携手合唱《友谊地久天长》。是红军变白了？还是白军变红了？斯诺说：“谁都没有变。”认为中共现在为民族独立而战，就是放弃了原来的目标，变成了民族主义者，这只是西方自由派人士一厢情愿的天真想法。“中共现在是民族主义者，因为他们是处在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阶段，??如果条件变了，他们会采取自己认为必要的任何手段以便继续呆在历史的火车上面。”④

　　毛泽东高明的地方在于他把眼前的目标与将来的目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前者为后者服务。蒋介石是”反共”和“抗日”同时并举。毛泽东则把“反蒋”和“抗日”两个目标巧妙地错开，并使两者互相照应。他在“联蒋抗日”的同时为下一阶段的“反蒋”工程作好了准备，他吃透“日、蒋、共”，三个方面两对矛盾间的相互关系。

　　①《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242 页。②③《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第99 页。

　　④同上第18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