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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特鲁多――毛泽东是具有伟大理想的人






  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 1968年至1979年任加拿大总理。1960、1973、1979年曾三次访问中国。1993年5月在上海参加第11届国际行动理事会期间,接受中央电视台为拍摄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而进行的采访。以下就是有关的采访内容。

  记者:我们注意到,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您曾发表过一篇声明,声明中您说毛是20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之一,请问您今天还是这样认为的吗?

  特鲁多:是的。历史已证明,毛泽东是一个伟人,因为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毛都能够把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并且明白中国人民需要鼓舞,需要领导,这就是伟人的特征。

  记者: 1973年,您在会见毛泽东时,曾送给毛一枚银制白求恩像章。您是如何选择这一礼物的呢?

  特鲁多:白求恩是加拿大人,当时加拿大青年人把他视作一个献身于一种事业和一个伟大民族的典范,加拿大人民也把他看作成一个忠诚于自己正义事业的楷模。而我们也知道,毛泽东曾写过论述白求恩的文章,连中国的小学生都知道白求恩医生这个人。所以可以说,白求恩这个名字是连接中加两国人民的桥梁。

  记者: 1973年的那次会谈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您能谈谈当时毛给您的印象如何吗?

  特鲁多:毛泽东很健谈,谈话的口气很庄重。当时他谈了很多中国和世界的问题。那时正是冷战时期,我们一起讨论了结束冷战的必要性。我对他说,我正是为此访华的。我们还商讨有关交换外交官的事情。那一次会谈我们还特别谈到近东问题,那时候这一地区和现在一样存在着潜在的战争。毛则谈了恢复这一地区和平的一些自己的看法。

  记者:毛泽东的性格给您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

  特鲁多:他是一个很庄重、审慎、具有伟大理想的人。

  记者:您能谈谈加拿大人民是怎样看待毛泽东的吗?

  特鲁多:加拿大人是知道毛泽东这个人的。现在中加关系不错。从前,由于冷战的原因,加拿大人对毛的看法可分为两种:一种认为毛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所以他不是加拿大人的朋友。另一种 (包括我)认为毛自信能领导中国人民,就该尊重这一事实。现在冷战结束了,加拿大人领会到,毛是20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之一。

  记者:您还能谈谈周恩来吗?

  特鲁多:我和周在一起的时间较长。我和他在北京有过一次很长的会谈。他还陪我到上海参观,我们一起看了一场杂技。后来他还陪我去洛阳。在火车上我们几乎谈了一夜。周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在政治方面他有根敏锐的洞察力,他本人人情味很浓,也很开朗,我很欣赏他。

  1993年5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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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福克・耶诺――毛泽东的见解令人惊讶






  福克・耶诺, 1967年至1975年间担任匈牙利政府总理。1993年5月参加在上海举行的第11届国际行动理事会期间,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其时,中央电视台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单位正在合作拍摄大型电视纪录片《毛译东》。据说,福克・耶诺当时非常乐意谈及毛泽东。以下就是这次采访的有关段落。

  记者: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中央电视台正在拍摄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为此,我们想请您谈谈您个人对毛泽东的看法。

  福克・耶诺:我听说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世界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我看很不一致。一些人一味地歌颂,一些人则一味地谴责。我看这两种意见都不对,应全面看待他的一生。毛泽东为中国人民,为世界人民,特别是为中国人民做了许多许多的好事,但也做了不少错事。从总体看,我认为,对毛泽东的评价应该是肯定的。

  记者:您是怎样得出这样的结论的?1957年您在苏联见到毛泽东,这是你第一次见他吗?印象怎样?

  福克・耶诺: 1957年在苏联,如果我未算错的话,我当时40岁,毛泽东64岁。毛泽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16岁起我对他就有很好的印象。我先是从电影,从他的作品,从别人的介绍中了解他的。我对他的印象是相当好的,是肯定的。我回忆起1921年,当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这座城市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我回忆起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的英雄事迹长征。

  1957年我对毛泽东有同样好的印象。在苏联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的时候,我在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在莫斯科参加庆祝活动,我也是。我和毛泽东,及其代表团在一起度过了几分钟。他讲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从此以后我对他的印象更好了。他讲的问题很有意思,使人感到惊讶。他说,匈牙利 1956年发生的事是好事。我对他的说法很诧异,因为我当时认为,1956年在匈牙利无故地、白白地死了许多人,当时的领导人拉科西之流,及其同伙应该对此负责。我问毛泽东:“您有什么理由说明是好事?”他解释得很好,很英明,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说:之所以是好事,因为你们肯定从这一事件中吸取了教训,明白了错误和罪过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全世界都从中吸取了教训,中国、苏联和其他国家都吸取了教训,这不是变成了好事了吗?一个小国发生的事,别的国家就不要再发生了。这是令人惊讶的见解。他还说:你们咒骂斯大林,咒骂他的罪行,全盘否定斯大林。不要骂嘛!因为他有坏的建议,但也有好的建议。而你们的领导人什么都听,惟命是从,像奴仆一样,斯大林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斯大林提的是建议,而你们则当作圣旨接受。斯大林给中国,给我个人也提了许多建议。我们告诉他,我们回去研究研究,与我们的领导人和人民商量以后再定。斯大林好的意见我们采纳了,错误的我们摒弃了。我理解毛泽东讲的话。我一直认为,受孙中山影响成长起来的毛泽东是一位英明的人物,他能深入浅出地解释一些问题。我对毛泽东的看法不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发生变化的。在头一二年中我以为“文化大革命”是好事。但二三年后我发现,毛泽东领导人民干的这件事是极大的错误。他说斯大林听不进别人的话,拉科西听不进别人的话,结果他自己也这样,听不进任何人的话。也许你们会担心,说一位主要领导人有错误,会动摇人民对他的信任。我看,不要怕,不要担心,因为他把毕生贡献给了他的理想,他的人民。我认为对毛泽东的评价,对卡达尔・亚诺什的评价,对一些西方领导人的评价,对所有人的评价,不仅要看他的过,更要看他的功,要看一个人的一生,毛泽东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中国人民做了许多错事,但对他的评价仍然是功大于过。

  1993年5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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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平塔西尔戈――我虽未见过毛泽东,但对他十分尊重






  玛丽亚・德卢尔德斯・平塔西尔戈,1979年曾任葡萄牙总理。是葡萄牙第一任女总理。1993年5月在上海参加第11届国际行动理事会期间,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其时,中央电视台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单位正在拍摄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以下是采访的有关片段。

  记者:您和葡萄牙人民关于毛泽东有些什么看法呢?

  平塔西尔戈:我的想法也许同我国人民差不多。就我个人来讲,尽管我从未见过毛泽东,但对他的人格十分尊重。他对人民十分得关心。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强烈的思想信念;而且人们坚信这种物质资料的分配方法是他们当前生活的最佳方式。正是这样,我深深意识到,毛泽东是人们关注的中心。同时,我认为,在他漫长的掌权时期里,确实有某个时期可能过分统治和对人权不够尊重,这使他不像在其他方面那么伟大。当然,我们是从远离亚洲大国的欧洲来接触这些问题得出的结论。但我必须认识到在那个时代――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当时的人们期待较大的变革,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很有说服力。在这里我想我的观点同葡国人民是一样的。

  记者: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毛泽东被当做一个神对待,被认为是我们国家的拯救备,可他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您对他作为新中国缔造者有什么看法?

  平塔西尔戈:毛泽东为团结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全新的道路。关注工人和农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过去他们一无所有,就我所知,在社会中既无政治地位,又无经济地位。我认为改善他们的地位是毛泽东对中国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在欧洲很难让人将一位社会知名人士当做神来对待。我来自这样一个国家:对于领导人,我们不可能将其看成是神,如果你不喜欢,你在某方面有不同的看法,可以把他撤换下来。……我国在1974年发生过革命,他们认为自己是在走毛泽东的道路,当然,年轻人一般都是非常理想主义的。

  记者:中葡之间相隔甚远,可能在某些想法上产生误解。

  平塔西尔戈:的确如此。那些懂些政治的人可能会恰当地考虑这些事,而不太懂的人由于某些限制就不能正确地思考这件事。希望你们的拍摄工作能顺利进行,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主题。

  记者:谢谢!

  1993年5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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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弗雷泽――毛泽东被世界各国人民所尊重






  约翰・弗雷泽, 1975年曾任澳大利亚总理。

  1976年6月曾访问中国。1993年5月在上海参加第11届国际行动理事会期间,接受中央电视台为拍摄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而进行的采访。以下是其中的有关内容。

  记者:您同毛泽东是同一时期的政治家,可否谈一下您对他的印象和想法?

  弗雷泽:我从未见过毛泽东,这是我一生的一大憾事。因为他是中国的伟大领导人,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尊重纪念。我不知道中国怎么说,但在世界许多国家,他被看成是时代之父。他给予这个国家以生机,关心人民,建立了能使整个国家走向富足的制度。

  记者:在您的国家里,是否还有人知道毛泽东、熟悉毛泽东?

  弗雷泽:像我这个年纪的人知道。年轻人、中学生是知道的。也有一些人不大了解。总之,很多人都知道毛泽东和他为中国所做的一切。但时光流逝,再过10年、20年,那时的年轻人,也许就不知道了。

  记者:您来中国多次,与过去的中国相比,您觉得今天的中国有什么变化?

  弗雷泽:今日中国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她变得越来越开放、自由,城市中街道宽阔,灯光明亮,商店林立。当今中国确实在世界上占有引人注目的地位,并在解决世界性问题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然,澳大利亚处于亚大地区,这个地区的未来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中国和她的政策以及各国间的关系。总的来讲,尽管我们这个地区还有些问题等待解决,如柬埔寨问题,许多人也在为此努力,但情况还是不错的,很多国家的关系都已正常化。比如越南,不仅同中国,她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趋于正常。我认为,亚大地区这个舞台已经证明了自由开放经济。这些国家的采矿业和其他方面都成了自由经济了,在这个基础上,确立了良好的国家间关系,使亚大地区成为世界上快速发展的部分。

  记者:您对于中澳关系的未来有什么看法?

  弗雷泽:中澳关系发展得很好。1976年中国是我当总理第一个访问的国家。中澳关系不仅在政治上很重要,在经济上也是如此,尤其是在贸易方面,中澳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我希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下去。

  1993年5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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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吴正裕――毛泽东、鲁迅――现代中国人民的骄傲






  吴正裕,1935年生,江苏宜兴人。现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毛泽东研究组副组长。长期从事毛泽东著作的编辑、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工作。主持编辑 《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参加编辑《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诗词选》、《毛译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是《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第二版、《毛泽东年谱》的副主编之一,还著有《毛泽东》传略(合著)等。

  一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有口碑,有心碑,有史碑,用这三者来衡量中国20世纪的两位伟人,是不为过的。所谓伟人现象,也是因为他们对历史的巨大贡献的结果。

  两颗璀璨的巨星

  访问人:在中国现代史和革命史上,有两个人是人们有口皆碑的,这就是毛泽东和鲁迅。他们对中国革命、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的进步,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毛泽东曾说过,他的心是和鲁迅相通的。能否就毛泽东和鲁迅的关系,谈谈您的看法?

  吴正裕:毛泽东和鲁迅是现代中国人民的骄做,无论站在什么角度看,他们都是中国思想史上和文坛上的两颗璀璨的巨星。

  鲁迅长毛泽东12岁,可以说是长一辈的人,他上学较早,在现代中国思想界和文坛上出名也早,特别是到晚年,理论上、文学上的成就达到了他的巅峰,在中国和世界都有很大的威望和影响。毛泽东在鲁迅成就卓著之时,虽然也在中国出了名,在革命方面已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在理论上、在文章成就上还没有获得很高的成功,他的影响主要还只是波及部分地区和部分人群。他在全国以至在世界,是逐步被人们认识的。应该说,是从斯诺写 《西行漫记》后,世界对他才逐步有了了解。

  鲁迅和毛泽东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

  共同的,总的来说他们都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鲁迅还是伟大的文学家,毛泽东虽不好说是伟大的文学家,但也是一个大作家和大诗人。作为文化名人,毛泽东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他对历史、文学以至书法的造诣都是很高的。

  访问人:胡绳最近写了一篇纪念胡乔木的文章,称乔木同志是一个大作家。毛泽东当然也是一个大作家。

  吴正裕:另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在青年时代就抱着救国救民的伟大志向,后来都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把他们的革命志向付诸实践。鲁迅为了改变国民精神,选择文学作为武器,他在中国文化革命方面是个巨匠、旗手,有很多的文学作品,如小说、杂文等,在中国文坛上有杰出的成就。毛泽东献身革命后,为了改造中国,不仅在中国文化上贡献巨大,而且还在中国革命、文化建设以及思想领域的各方面都有巨大影响,同时,他还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军事家。

  访问人:也就是说,毛泽东不仅停留在思想上,还付诸了实践。吴正裕:是这样,所以他还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当然鲁迅也是革命家,他对旧社会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对旧制度、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作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也是大革命家。

  访问人:刚才你说,他们之间有共同的,也有不同的,不同的地方表现在哪里呢?

  吴正裕:不同的是,毛泽东做出的成就更全面、更辉煌。他不仅在思想文化领域有很大贡献,还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改变了中国的面貌,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如果说鲁迅是中国20世纪的一代伟人的话,毛泽东不但是中国而且是世界20世纪的伟人。

  毛泽东同鲁迅见过面吗?

  访问人:毛泽东和鲁迅都曾为改变旧中国而奋斗,他们又共同生活在为改变中国而斗争的年代,他们两人见过面吗?吴正裕:毛泽东对鲁迅相知是比较早的,可以说很仰慕他,但现在没有文献记载足以证明他们曾经见过面。过去有人说他们见过面,是没有根据、不可靠的。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鲁迅日记》,鲁迅记日记从不间断,他把每天的重要事情都记录了下来,我们从《鲁迅日记》中查不到他们会面的记载。二是毛泽东的文稿和讲话,毛泽东的文稿中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他也没有说过曾见到鲁迅的话。如果再仔细一些分析,他们有可能接触的时间,也就是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毛泽东第一次赴京,和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毛泽东第二次赴京时。1918年毛泽东到北京后,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他接触了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一些知名人物。但这段时间的《鲁迅日记》没有记载他同鲁迅见过面。据冯雪峰回忆, 1933年底毛泽东曾对他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见过鲁迅。”又据胡乔木回忆, 1954年他审阅《鲁迅全集》注释时,曾询问毛泽东,是否同鲁迅会过面,毛泽东明确回答:早年在北京,是会过不少名人的,见过陈独秀,见过胡适,见过周作人,但没有见过鲁迅。许广平也曾回忆说,鲁迅生前虽然没有和毛泽东见过面,但他对毛泽东是倾心拥护的,对他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是拥护的。我认为这些回忆是可信并且是可靠的,就是说毛泽东同鲁迅没有见过面。

  虽然毛泽东和鲁迅没有见过面,但他们之间是互相仰慕、心是相通的。从鲁迅方面讲,在30年代前期,他对毛泽东逐步有了了解,大概通过这么几个渠道:一是瞿秋白在1931年受到王明教条主义者的打击,被排斥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之外,在上海同鲁迅合作领导革命文化运动时,同鲁迅交往密切,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段时间,也有可能他从瞿秋白那里得到有关毛泽东在井冈山以及赣南、闽西创造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作为一个十分关注着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人,这一点是不难想象的。二是我党在1935年底作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策后,曾派冯雪峰到上海向鲁迅及当时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传达了我党的新政策。我想,冯雪峰在向鲁迅传达这个政策时,可能会讲一些主持制定这个政策的毛泽东的一些情况。鲁迅完全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根据当时文艺界的情况,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另一些“左联”的同志也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由于这两个口号提出的角度不同,曾引起了一场关于口号的争论。

  访问人:这两个口号是不是有较大的分歧?

  吴正裕:现在看来,分歧也是在“左联”内部。从历史上讲,鲁迅对“左联”的一些领导人有些意见,而“左联”也有一些人对鲁迅有误解,由于都写文章进行了公开批评和争论,当时的关系不融洽。另外,从两个口号的内容看,都是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一种理解。“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就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由鲁迅提出的,它是在“国防文学”口号提出后作为对于左翼作家的要求和对于其他作家的希望,并强调文艺工作者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好的总流中去。“国防文学”是 1935年冬周扬等为响应中国共产党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而提出的,在团结各阶层、各派别爱国作家、艺术家,以文艺为抗日救亡运动服务上起了积极推动作用,但这个口号没有在文学创作方面提出要求。因此,笼统他说哪个对,哪个错,确实说不清楚。总的说,两个口号都符合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但比较起来,鲁迅提出的口号还明确主张,无产阶级在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不要放弃它的阶级领导责任,而要更加重视它,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

  访问人:我们扯远了一点,再回到鲁迅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上。鲁迅虽然没在组织形式上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对我党和毛泽东一直是十分关心的,有许多事例可以说明这一点。

  吴正裕:这两方的例子有几个:一是在得知红军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后,鲁迅曾给中共中央拍了一个电报,称红军的事业是中国人民的希望。过去对有没有这个电报还有不同意见,现在已经证实了。二是在1936年前后,鲁迅买了一批书籍,还有怀表、火腿等送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这充分说明了鲁迅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和期望。

  访问人:鲁迅给毛泽东等送书籍、食品、用品的事,我在1983年曾访问过王林,据王林说;那时他做党的地下交通工作,这批东西装了两个骡驭子,是他经手送到陕北的。

  吴正裕:这是完全可信的;

  毛泽东读鲁迅的著作

  访问人:上面我们说了鲁迅对我党的关心和认识,那么,毛泽东是如何看待鲁迅和他的思想以及作品的呢?

  吴正裕:毛泽东非常敬重鲁迅的人品,也很爱读他的著作。至于毛泽东什么时候开始读鲁迅的作品,早年是否读过,现在还没有文献可查。最早的记载是到延安不久,毛泽东曾从陕西一所中学图书馆陆续借了一些鲁迅著作的单行本,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读完了这些著作,并作了圈点。1938年1月12日毛泽东给艾思奇的信中说:“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华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通过这封信,至少可以看出毛泽东在1938年1月以前已经读了一些鲁迅著作的单行本,但限于当时的客观环境,他还没有系统地读到鲁迅的著作。

  访问人:这时《鲁迅全集》出版了吗?似乎要晚一些。

  吴正裕:《鲁迅全集》是1938年下半年出版的,毛泽东信中既然提到《全集》,可能他已得到了消息。1938年8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曾把已出版的二十卷本《鲁迅全集》专门托人带到延安,送给毛泽东,封套是紫红布面的,装帧别致。毛泽东一直带在身边,转战南北,直到中南海,现在还在他的藏书室里。这套书留下了毛泽东的圈画、批注,有些著作还是多次圈阅,1949年访苏时,还特别选出几本。抽空阅读。1958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相继出版了鲁迅的《花边文学》、《为自由书》、《三闲集》等单行本,他把这些单行本放在床上,随时翻看。70年代初,毛泽东的眼睛患了白内障,动手术后视力也差了,他提出把《鲁迅全集》印成大字本,这套大字本也一直放在他的床上,有的地方还夹着纸条,有的书角折了起来。据他的身边工作人员说,当他读到鲁迅著作深刻的议论和犀利的笔锋处,往往赞不绝口。可以说一直到他去世,都在读鲁迅的书,在他的读书生活中,除了马列著作,文史古籍,读得最多的就是鲁迅的著作。

  访问人:毛泽东读鲁迅的著作,最喜爱读的是哪些?

  吴正裕:首先是鲁迅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毛泽东对外国小说和中国现代小说读得较少,他比较喜欢读中国明清优秀小说,如《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等,有的不止读一遍,对《红楼梦》,他曾要求党政军领导人至少读五遍。对中国的现代小说,从文献中,从他的讲话中还没有看到他读过谁的小说,但对鲁迅的小说,他全都读过,并且常在讲话和文章中引用。提得较多的是《阿Q正传》, 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 ‘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在党内的会议上,他还多次提到写文件要像 《阿Q正传》那样通俗化、口语化,这是对 《阿Q正传》的另一种赞扬。

  在文艺思想上,毛泽东也受到鲁迅的影响并给予很高的评价。比如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他多次引用鲁迅的话,因为鲁迅对文化界长期存在的洋八股进行过严厉的批评,他说:“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例如只会 ‘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这也是一种八股。”毛泽东运用鲁迅的思想和风格,针对当时存在的党风不正的实际情况说:“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为了搞好延安整风,毛泽东还亲自审阅编成 《宣传指南》的小册子,其中收入了鲁迅创作的一封信(即《答北斗杂志社问》一文),毛泽东非常赞成鲁迅的观点,他详细地介绍了鲁迅创作的思想,指出:鲁迅说,文章写好后“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宣传指南》是延安整风运动二十二个必读文件之一,并被编为《整风文献》。

  访问人:鲁迅的诗,也是毛泽东非常爱读的。

  吴正裕:鲁迅的旧体诗是鲁迅全部创作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他的诗同他的小说一样,有鲜明的个性和战斗精神,所以毛泽东非常爱读。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第七卷中收入了一些旧体诗,毛泽东都用心读过。1959年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鲁迅《集外集》《集外集拾遗》中的诗作,毛泽东得到后都认真读了并在题目旁作了圈点。1959年3月,文物出版社刻印了一册线装本的《鲁迅诗集》,共收诗四十七题五十四首。对这本诗集,毛泽东不知读过多少遍,他不仅作了圈点,大多还能背下来。在这年的12月,他还改写了鲁迅的一首诗,原诗名叫《亥年残秋偶作》,将其中的“竦听荒鸡偏阗寂,起看星斗正阑干”,改为“惊听自吹皆圣绩,起看敌焰正阑干”,表达了他那时的心境。1961年10月7日,毛泽东还亲笔将鲁迅的无题诗“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书赠来访的日本朋友,并说:“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

  毛泽东有一段时间,每次练字,差不多都写鲁迅的诗句。书写得最多的是《自嘲》中的两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1942年5月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就引用过,他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 ‘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45年10月在延安时,他就书写过这一诗句。 1958年12月在武昌召开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随团应邀为全会演出。演出结束后,在接见演职员时,红线女请求毛泽东给她写几个字,毛泽东高兴地答应了。当晚,他就书写了:“横盾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并在诗句前写了一段话:“1958年,在武昌,红线女同志对我说,写几个字给我,我希望。我说:好吧。因写如右。”访问人:听说整风期间对如何理解鲁迅这两句诗,曾发生过争论,到底是怎么回事?吴正裕:这是1944年的事。当时各抗日根据地都要整风,发了一批学习文件,其中包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年1月24日山东省文协给中央总学委打来电报,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用鲁迅两句诗,第一句 ‘横眉冷对千夫指’,解千夫为敌人。惟细读原诗所用千夫指典故,似即 ‘千夫所指,无病而死’,若然,则千夫是大众,而千夫所指的家伙则是敌人。这样的解释,虽不违背毛泽东话的精神,但千夫的解释恰恰相反,请问明毛主席电示为盼。”2月8日,毛泽东亲笔写了复电,其中说:“鲁迅虽借用“千夫指’古典的字面,但含义完全变了,你们的解释是不适当的。”按一般典故来讲,千夫指大众,千夫所指的就是敌人。但毛泽东把千夫解为敌人。这说明毛泽东非常了解鲁迅作诗时的情况,鲁迅当时受到国民党御用文人、小报记者、文坛小丑的围攻,所以千夫是指的这些人。1931年3月6日鲁迅在给李秉中的信中,也有自己的解释,他说千夫指的是敌人。这个例子很能说明毛泽东对鲁迅的著作有很深的研究,有特别深刻的理解。所谓“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大概就在这里。访问人:鲁迅的杂文是非常生动和有特点的,既有深刻的思想性,又有根强的战斗性,对鲁迅的杂文毛泽东怎么看?吴正裕:鲁迅一生写了六百多篇约 130多万字的杂文,先后共出了 16本集子,这些杂文无情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给中国造成的黑暗和罪恶,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文苑中的奇葩。鲁迅的功绩除了他的小说,成就最大的就是杂文。对鲁迅的杂文,毛泽东有很高的评价,也曾多次称赞。 1939年12月9日,他在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大会上的讲演中,说到国民党文化“围剿”情形时说:“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鲁迅先生的杂感,就可知道。他的抨击时弊的战斗的杂文,就是反对文化 ‘围剿’反对压迫青年思想的。” 1957年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片面性时,他又举了鲁迅的杂文作例子,他说:“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的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召集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座谈时讲道:报纸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对“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时,又举了鲁迅的杂文,说:“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在回答如果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鲁迅的杂文涉及面是很广的,政治、艺术、文学都讲,特别是后期杂文政治讲得最多。他的东西都是被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所以特别有思想性和战斗性。杂文还是鲁迅独创的一种文体,最能体现鲁迅的彻底革命的战斗精神,因此毛泽东称赞鲁迅的杂文,提出要理解它至少读两三遍才能懂,这也说明毛泽东对鲁迅杂文读得很多,也理解得很透。可以这么说,毛泽东对鲁迅的作品,评价最高,论述最多,最推崇的就是杂文,他认为“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

  毛泽东评鲁迅:中国的第一等圣人

  访问人:毛泽东是怎样评价鲁迅的?

  吴正裕:在我们党内,特别是主要领导人,比如瞿秋白、周恩来、张闻天等,在他们的讲话中,文章中对鲁迅都作过很多很高的评价。但给予鲁迅评价最全面、最高的还是毛泽东。他对鲁迅的评价,是给予中国历史人物都难于比拟的最多最高的评价。他对孔夫子的论述是比较多的,但总的看是贬多于褒, 1958年在武昌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他曾说:“我们共产党人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对中国历史上的好的帝王将相,如曹操、李世民、海瑞等,也有些肯定的话,但都是就某一方面,谈不上全面评价。对近代的孙中山,毛泽东曾作过很高的评价, 1956年11月12日在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曾写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这是评价孙中山最集中的一篇。对其他历史人物也作过一些评价,但都是等而下之了。可以这么说,倾注着毛泽东全部感情的评价都是给予鲁迅的,对其他人的评价都是冷静的分析。

  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毛泽东闻讯是很悲痛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给许广平发了唁电,电文说:“本党与苏维埃政府及苏区人民,为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领袖、共产主义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而同声哀悼,谨以挚诚电唁。”10月30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在保安举行了鲁迅追悼大会,毛泽东亲自出席并发表了讲话,倡议在延安创办鲁迅艺术学院、鲁迅图书馆和鲁迅师范学校,并发出了《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在鲁迅逝世一周年时,即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又发表了《论鲁迅》的讲话,这是毛泽东关于鲁迅唯一的一篇专论,高度评价了鲁迅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指出: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他的思想、行动和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并概括了鲁迅的三个特点:一是政治远见,二是斗争精神,三是牺牲精神。认为这三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讲话强调指出,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具备坚决的心,一点没有假慈悲的伪君子的色彩。在这篇讲话中还称颂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建国以后,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还曾说到鲁迅是圣人,我们只能说是贤人,是他的学生。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赞“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些评价,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对鲁迅的钦佩和崇敬之情。

  访问人:毛泽东这么崇敬鲁迅,原因是什么呢?

  吴正裕:从鲁迅方面看,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他既有小说、散文、杂文,又有诗歌、翻译作品和研究著作。他的文章在近现代是独步文坛的,是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比的。对他的文笔,毛泽东是非常喜爱的;对他的作品的深刻内容,毛泽东也是非常赞赏的。

  访问人:对作品的喜爱是一个方面,恐怕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毛泽东所说他的心是和鲁迅相近的。鲁迅的斗争精神、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不怕孤立的精神和敢于反潮流的精神,都和毛泽东的性格相吻合,他们两人在精神上、性格上很接近、很相像。

  吴正裕:是这样。如果我们把两位伟人放在中国革命大舞台的视角上来分析,毛泽东对鲁迅的推崇原因是多方面。主要有这样几点:

  第一,他们两人都是文化巨匠,作为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索养的人,毛泽东非常喜爱鲁迅的作品,包括他的文笔,前面已经说了很多,这里不再细说。

  第二,毛泽东非常敬仰鲁迅的人品,钦佩他的奋斗精神。鲁迅的人生经历有许多方面和毛泽东有相同的地方,从青年时代起,他们都立下了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鲁迅在年轻时是先学工,后学医,可为什么他又改学文了呢?就是因为他看到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认为医术只能治人的身体,不能治人的精神,所以他后来弃医从文,立志从文化上,从改造中国国民的思想上改造中国。从他的小说也可以看出,《阿Q正传》、《狂人日记》、《孔乙己》等,都是批判封建落后的东西,对中国的旧制度、旧思想、旧礼教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这一点同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思想和主张是一致的。

  第三,在中国的二三十年代,鲁迅成了反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旗手。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不仅在军事上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而且在文化方面,组织了一批御用文人对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坛进行文化“围剿”。可以这么说,在反抗国民党“围剿”中,毛泽东是反军事“围剿”的统帅,鲁迅是反文化“围剿”的统帅。他们一个用枪杆子,一个用笔杆子,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战斗。这一点他们也是相通的。

  第四,鲁迅的作品中包含了深刻的思想,独特的见解,毛泽东在文章和讲话中常爱引用鲁迅的观点和主张。鲁迅1927年从广州回到上海后,广泛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并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文章特别是杂文起了一个飞跃,善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对问题进行分析,揭示事物的本质,说理非常透彻精辟。为什么毛泽东很赞赏鲁迅后期的杂文,道理也就在这里。

  第五,鲁迅具有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和硬骨头精神,是向敌人冲锋陷阵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在中国30年代复杂的历史情形下,鲁迅受到的攻击和压力不仅来自敌人方面,还有来自于自己阵营中的一些人的明枪暗箭。当时革命阵营中一些带有小资产阶级思想、世界观还没有得到改造的人,对鲁迅的一些思想和做法不理解,他们多少带有“左”的激进的思想和做法,这又恰恰是鲁迅所反对的,因此也给鲁迅造成了一些麻烦。当然,鲁迅主要还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包括鲁迅所说的文坛小丑进行斗争。在那种复杂的、白色恐怖的环境下,鲁迅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敌人的暗探、特务活动猖獗,有段时间他从家里躲出去,到日本人内山完造开的书店里去藏身,可见环境的险恶。面对这种情况,鲁迅没有退缩,继续用他的笔来战斗,充分表现了他的硬骨头精神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这一点是毛泽东非常钦佩的,所以称“鲁迅的骨头最硬”。

  上述五点,不一定概括得全面,但至少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是不为过的。

  访问人: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1993年11月7日于北京前毛家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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