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森，1931年生，江苏镇江人。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和研究。1980年起进行张伺天研究。现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组长、研究员。主持编辑了《张闻天文集》、《张闻天研究文集》等。
在毛泽东的战友中，张闻天是比较特殊的一位，先不论他们的经历不同，单从他们的地位变化，也有不少内涵外延值得探究――话题也正是从这开始的。
访问人：毛泽东和张闻天都是我们党的领袖人物，一段时间内张闻天曾是毛泽东的上级，后来毛泽东又成了张闻天的上级。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较特殊。既有很多事业上的接触，也有私人之间的交往，相互间还有些恩恩怨怨。张培森：毛泽东长张闻天7岁，原来两人并不认识，直到1933年张闻天到中央苏区，他们才第一次见面。但一个偶然的巧合，早年他们两人的名字曾一起排列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表上，原来他们差不多同时参加过少年中国学会，那是建党之前的事情。
访问人：但两人并没有因此见面认识。
张培森，是的。少年中国学会是一个松散的进步团体，两人入会的时间基本相同，彼此未曾谋面是可以理解的。但从他们两人同时入会的情况来看，表明他们当时都是要求进步、锐意改造中国的先进青年。
成长道路的不同特点
访问人：从两人青年时代成长的道路来看，您认为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张培森：我认为两人在成长道路上是有不同特点的。当然他们建立的理想都是走十月革命的路，都是实现共产主义，但个人成长的具体道路两人有很大不同，就这个不同来说，对他们后来一生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从毛泽东来讲，他师范毕业，教过书，搞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有过国共合作的经验，最后拿起枪杆子上了井冈山，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道路。他的经验非常丰富，可以说十八般武艺样样试过，党内没有人能比得上他。
张闻天呢？他基本上是一个文化人。他和毛泽东虽然都是五四时代的先进青年，但他走的是另一条路，是学者式的道路。五四以后，他写文章，写小说，搞翻译，这是他的主要活动。特别在文学方面，他从歌德到泰戈尔都做过研究，而且还有相当的成就。据研究歌德的专家评论，张闻天在 1922年《东方杂志》上发表的论述歌德的长诗《浮士德》的文章，称得上是我国最早的一篇。一般来说，《浮士德》是很难看懂的，而张闻天那个时候就不但把它翻译了过来，还进行了系统的评述，这很不简单。张闻天写的小说，茅盾备加赞赏。茅盾说他自己1927年才写中篇，而闻天比他早3年就进行创作而且是长篇，对此他自叹不如。如果闻天同志不是全身心投入革命斗争成为革命家，很可能在文化上占据一席之地。所有这些表明张闻天和毛泽东有着不同的经历。
访问人：他们两人的活动范围似乎也有区别。
张培森：是的。毛泽东的活动范围全部是在国内。张闻天在成长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国外。他1920年去日本半年，1923―1924年到美国一年多，入党后又去苏联5年，回国时31岁。应该说在我们党的高级领导人中，像张闻天早年到过美国这样的生产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只有他一个。从上面的情况来看，张闻天拥有大量的书本知识和广泛的阅历，眼界很开阔，但他的弱点是实践经验少。
访问人：张闻天从苏联回来就受到了国际的重用。张培森：是的。国际把他放在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对于一个缺乏实际斗争经验、不甚了解本国国情的同志，必然要照搬国际指示，这样就犯了错误。而从当时在苏区的毛泽东来看，因为他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不同意照搬国际的条条，因而遭到打击。张闻天缺乏经验但受到了国际的重用，因而犯了错误。
从分歧走向合作
访问人：因为两人的经历不同，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也就产生了不同的认识。那么请问他们在苏区时有过正面冲突吗？
张培森：没有。应该说两人是从有分歧逐渐地走向一致。毛泽东无疑当时是正确的。从张闻天来说，他从苏联回来，先在上海，对下面的情况不了解，自然就要盲目服从中央贯彻国际进攻的路线，当他看到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贯彻的一套不一样，因而有人说毛泽东右倾，是富农路线，张闻天也这样认为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张闻天本人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表示他和毛泽东之间并没有私人成见，更没有仇恨，不过就是不了解毛泽东，不认为他是正确的。后来才看到他军事上有一套。
访问人：由于思想路线不一致，两人来往比较少。是吗？
张培森：事实上随着张闻天和苏区中央主要领导博古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之后，他和毛泽东的关系越来越好。虽然完全掏出心里话是在长征前夕，但这之前他们彼此比较互相尊重。当过毛泽东英语翻译的吴亮平，我曾访问过他多次，中央苏区时他是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东是他的上级，张闻天也是他的上级，应该说他是毛张关系的历史见证人之一。他对我们说：毛泽东、张闻天两人的办公室就隔一堵墙，我请示张闻天时，他总是说你去问问毛泽东。毛泽东病了。张闻天去看他，用手抚摸他的腹部，很关切他的病情。长征出发前，毛泽东得了一场疟疾，昏迷不醒，是张闻天派傅连璋星夜赶去抢救，才缓解了病情。所以毛泽东这场病，从某种意义上说，张闻无起了救毛泽东命的作用。当然张闻天也从毛泽东那里学了一些东西，比如毛泽东善于调查研究，张闻天在苏区也搞了一些调查。张闻天说，我是模仿毛泽东。他们的思想是在实践中开始接近起来的。
遵义会议合作的历史作用
访问人：这么说经过战争的摔打、失败，张闻天醒悟了，他认识了毛泽东的英明，因此在我党历史上才留下了一段毛张合作的历史。那么关于毛泽东同张闻天遵义会议合作的作用您是怎样估计的？
张培森：遵义会议是同李德、博古错误军事路线的斗争，王稼祥、周恩来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否认，但我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毛泽东同张闻天所起的作用似乎更为关键。毛泽东就曾经说过当时只要能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事实上张闻天正是苏区中央局最高领导层中最早站到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的中央领导人，他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主席。这里书记处书记实际上就是中央常委。张闻天这个职务对遵义会议所发挥的作用可以从一件事看出来。过去人们只说毛泽东发了言，但不知道张闻天还有一个报告。事实是这样的，博古作正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然后是毛泽东发言。
访问人：反报告是什么意思？
张培森：反报告，就是张闻天把博古的报告批了一通，作为代表正确方面的报告。因为在党的高层几个常委里，如果一把手的报告被否了，那常委当中必须有人站出来讲正确的意见，当时的毛泽东还不具备这个条件，他还不是常委，那么这个人是谁，是谁站出来首先讲话了，正是张闻天。自然这个反报告主要也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搞出来的，是毛张合作的结果。所以为什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讲，没有洛甫和王稼祥，遵义会议是开不好的。从张闻天来说，这是其作用的表现之一。
访问人：我们想是否还有另一面，当时大家最信奉的是共产国际，张闻天是国际信任的人物之一，由他站出来批评是比较合适的。
张培森：这正说明毛泽东的高明，想想看，当时国际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权力很大，过去它让谁当第一把手谁就是，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信任的人轰下台来，国际派来的顾问靠边站，这样大的事情，如果没有国际信赖的教条宗派集团内部有影响的人出来讲话，那是很难办的。所以毛泽东团结了张闻天、王稼祥等。
访问人：那么您认为在张闻天向毛泽东靠拢同博古错误斗争中，是主动还是被动？
张培森：从事实来看张闻天的转变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1931年他回国以至后来到中央苏区，开始和博古的思想是一致的，后来在一些政策问题上明显表现出他和博古的分歧，不仅仅是分歧，而且发展到很尖锐的冲突。伺时张闻天不只是认为博古推行的军事方针行不通，而且发现组织上博古从党的核心内部排挤他，所以在长征出发的前一天，他把心里的郁闷全跟毛泽东讲了，从此两人接近起来。想想看，张闻天的郁闷为什么不跟别人讲，而是找处于无权地位的毛泽东去讲，说明他信任毛泽东，认识了毛泽东的伟大。
毛张合作克服了党的三次危机
访问人：毛张合作的重要作用是否仅限于遵义会议呢？
张培森：不。从遵义会议召开前到六届六中全会前我们党实际上遇到了三次大的危机，一次是王明博古“左”倾路线导致的军事失败，一次是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再一次是1937年王明从国际回来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而这三次危机过程中应该说毛张都进行了很好的合作，对克服危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也就在此过程中从确立走向了巩固。
访问人：在第一次大危机中毛泽东、张闻天等合作反掉了王明博古。第二次、第三次又怎么说呢？
张培森：有的外国学者把张国焘看得比王明、博古还严重，不管怎么说，这应该算做一次大的危机。因为论资历张国焘是党内数得上的老资格，加上当时他仗着四方面军人多，所以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根本不把中央放在眼里。
访问人：据我们了解，同张国焘的斗争，中央领导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包括博古在内都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
张培森：但张闻天的位置很重要。因为张闻天遵义会议后已经被推举为党内负总责，而一个党的总负责人的张闻天是否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当时就非常重要。须知会师之后张国焘对遵义会议后军事方针也是否定的，散布流言说是违反五中全会的进攻路线。对此毛泽东在沙窝会议上作了巧妙的回答，肯定我们在政治上是进攻的，但革命战争则要根据情况决定防御和退守。而张闻天则是在这次会议结论中作了同毛一致的说明，并以负总责的身分提出遵义会议决议“应在四方面军党的支部讨论”。可见张闻天对毛泽东讲话支持的重要。
第三次危机是1937年12月王明从莫斯科回来，指责中央的一套抗战方针，鼓吹他的一套右倾投降主义。他这一搅和使很多人一时弄懵了。尤其他当时是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加上当时是民族斗争环境，国民党也抗战了，所以就迷惑了一些人。这种情况下，党内首先顶住的就是毛泽东。同时毛自然也就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而这时毛泽东又一次得到了张闻天的合作和支持。现在找到1937年12月22日张闻天在中央一次会议上所作的一个“总的结论”，从讲话的口气来看实际是不指名地软顶王明的，而且明确指出统一战线中不能放弃基本原则，对八路军与新四军不仅要扩大，而且要保存党的领导。“我们必须扩大三五十万党能直接领导的军队，统一战线才能更有力些。”这话实际上就是坚持了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原则。而毛泽东在当时困难处境中向华北发出的许多发展根据地和游击战争的指示就是以“毛洛”联署形式发出的。所以，毛泽东在“九大”时还没有忘记张在这关键时刻的立场，他说：王明回国以后张闻天没有站在王明一边，是站在我一边的。
毛张合作的历史地位
访问人：既然毛张合作有这样的重要作用，为何过去人们很少知道呢？
张培森：这里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张闻天这个人物长期在党史宣传上是被当成机会主义代表人物看待的，而1959年庐山会议又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像这个党史人物全面历史面貌的恢复，应该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路线的结果。因此毛张合作这个重大史实一个长时期内是被沉到史海里了，现在是钩沉，这一点也不夸大，就是两人的合作在党史上应该有足够的地位。王震同志1985年就在一个批示中向邓力群、胡乔木、胡绳建议：在修改党史时应该“将张闻天同志任中央书记（特别是长征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史实载入史册”。
访问人：那么请谈谈您的观点。
张培森：从遵义会议后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这个阶段里，毛是党中央领导的实际核心，张是中央的总负责人，他们两人的合作应该说是很好的。从这段时期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中央100多份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到大部分会议都是张闻天主持，许多重大决策都是毛或张先作报告，并在讨论的基础上张作总结发言，毛作结论。我在编辑 《张闻天文集》时还做了一个不完全的统计，从1935年6月到1938年10月3年多的时间里，仅保留下来的洛毛或毛洛联署的电报就有338份，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都是直接关系到当时中央许多重大决定的贯彻。我给邓力群同志写报告时说到这件事，他认为很有价值，要我整理出来。仅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一段毛张二人的关系，可以说毛离不开张，自然张也离不开毛。
访问人：这个合作的重要历史地位是否还应该放到中国整个革命发展进程中来评价？
张培森：是的。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到1938年10月这3年，应该说，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相当重要的阶段。对我们党来说也可以说是困难和机遇并存。现在我们搞建设要抓住时机，那时也有个时机问题，如果不抓住，中国革命的大发展恐怕也是很难的。毛泽东曾经戏言要“感谢”日本人，这句话里包含着很深刻的道理。如果没有抗战，没有世界大战，中国革命的道路将是会更漫长的。红军长征虽然找到了落脚点，但毕竟处在陕甘一隅，其生存发展仍然遇到了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抓住日本帝国主义入侵造成的民族矛盾这个突出矛盾，大力开展统战工作，终于推开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面。如果那时对民族矛盾的地位不认识，就很难扭转乾坤，打开局面。而毛张在这个主要矛盾问题认识上是完全一致的。须知这是在中央决策核心内两个关键人物战略思想的一致，对于开创革命新局面的我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历史决议所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然而单靠毛一个，没有中央集体中其他同志的配合，我想也是肯定不行的。而这段重要时期，张闻天对毛泽东的配合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合作的一个特点
访问人：从我们所看到的陕北初期毛张的来往电报来看，他们完全采取互相讨论，互相切磋的方式来确定党的大政方针。例如1935年12月1日毛泽东从前方给张闻天的一份复电，告诉他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内容及具体的口号与纲领完全同意。同时在另外问题上也有不完全同意的，这就是同意张闻天提出的“红军靠近外蒙的方针”，却不同意张提出的行动时间与路线，还有的问题基本同意又加以补充，这就是关于转变对富农的策略。张培森：你说得对，毛这份电报所说完全同意的反蒋抗日策略内容实际上就是后来构成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内容。至于电报中所说的红军打出去靠近外蒙在行动路线问题上，张与毛起初是有不同主张的，张的意见是占据宁夏背靠外蒙，而毛则主张先占领山西，后来是张接受了毛的意见，因此便有后来的东征。事实上也有张在重大问题上先出了好主意的，例如，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就提出了“尽量争取南京正统”的主张，这在当时是同毛的想法不一样的。想一想当时谁是南京政府的正统，除了蒋介石没有第二人。当然，后来党内很快统一了认识，最后还是毛做出和平调解的结论。从事实材料来看他们的这种合作，是坚持真理的合作。凡是毛正确的张就帮他论证并加以支持。而张错了的话毛可以指出，毛不正确的张也可以纠正。同时整个中央的民主气氛也比较好，正如林伯渠后来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评语：“在中央苏区时，表面上的组织生活很严，但怕一句话说错了要斗争。1996年保安的9月会议时，我感觉党是进步了，到双十二时便感到党更统一了。”总之这3年多中国共产党开辟了那么大的局面，首先是因为确立了毛的领导核心，同时也是与洛、毛的通力合作，中央集体领导搞得比较好是分不开的。
访问人：据周恩来回忆，长征时博古下来换成张闻天，就是毛泽东提议的。这表明毛泽东对张闻天是好的。张闻天和刘英的红娘也是毛泽东。
张培森：这段时间他们的关系确实是比较好，毛泽东也尊重张闻天，认为张比较民主，戏称他是“明君”，刘英是“娘娘”。张闻天与刘英两人在瓦窑堡结婚，毛泽东打完仗回到瓦窑堡还去闹新房，关系比较融洽。
关系的变化
访问人：从你上面谈的可以看出毛张是从有分歧到走向合作，那么后来又如何从合作变成疏远，以至再发生分歧的呢？
张培森：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明白的，同时有些情况也不完全清楚，尚需要研究。这里只能向你们谈一点已经知道的情况。
先说一件事，是毛同江青结婚，结婚之前党内有些同志得知江青过去的历史就认为不合适，他们把意见集中到张闻天那里，张本人觉得个人私事不便干预，但是又感到大家意见有道理。考虑一番之后综合大家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写了一封信。结果毛大为不悦，结婚喜酒也没有请张。这在当时虽说算不了大事，但也多少看出一点两人关系的变化。再一件事，是毛对张领导的马列学院的批评。延安马列学院成立于1938年，院长是张闻天兼任。1942年张响应整风号召去晋西北调查期间接到毛一封信，大意说，有人提出马列学院方针是否错误问题，凯丰、弼时意见待你回来再讨论，我觉得不必等你，即指示是错了。信最后要张回电表态。事隔半个世纪，现在还健在的大部分马列学院的学员都不同意马列学院犯方针性错误的说法，认为张闻天在主持学院期间还是努力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方针的。只能说张对理论与实际关系的认识当时尚没有达到后来整风认识的高度，但不能简单说是教条主义。何况人不在的情况下就匆忙做出结论，也未免欠公允。张当时对毛发动的整风是衷心拥护的，但认为毛看人有偏向，这是他在整风笔记中坦诚说了的。这件事也多少表现出当时他们二人的关系。
访问人：那么张闻天党内负总责是什么时候不再担任的，从党内职务上说张毛党内最高职务又是如何交替的？
张培森：这个交替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对于张闻天来说有两点是表现非常突出的。一是他不争权，他在1943年整风笔记中说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他曾向毛泽东提出要把“总书记一职”辞掉，但毛没有同意，尽管如此，张还是把自己的工作转移到宣传教育部门工作方面；二是他不计名位自觉地要求到基层去， 1942年3月他从基层应召回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正是这次会议推举毛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从这次会后张正式离开了书记处。不过张从中央核心中下来，只是工作中毛张的来往少了，中央许多重要的会议张那时也还都是出席的。抗战胜利后张又主动要求到东北去做地方工作，这时毛张地域上已经不在一起，自然也就更加疏远了。
庐山会议分歧的探究
访问人：众所周知，毛张建国后的明显分歧发生于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张因庐山会议发言而遭致打击，中央对于这段历史已有明确结论。那么为什么一向掌握真理的像毛这样的领袖这次却犯了错误，而过去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张却反倒头脑比较清醒呢？
张培森：关于毛这段错误，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已有全面分析。这里很重要的一条教训是共产党人千万不能与实际脱节。论及这个历史教训倒是用得上张闻天1943年调查回来写的总结报告中的两句话。“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任何共产党员，即使他过去既接触实际，又联系群众，只要他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因此，即使像毛这样的伟人，一旦脱离了实际也同样会犯错误。而张虽然过去犯过错误，然而却真正从思想上吸取了教训，从而在新的历史时期反倒相对来说站到了真理的方面。历史的遗憾是当时我们党却并没有能够分清这个是非，以至张闻天这样真正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共产党人竟遭受打击而含冤终身。当然从整个党来说就不只是个人的悲剧，而是严重地损害了党的肌体，导致整个国家、民族都遭到了一场严重的灾难。
访问人：据说建国后是毛泽东亲自提议张闻天担任外交官的，这对于张可不可以说是人尽其才了呢？
张培森：张闻天转外交战线是1950年的事情。那时我们为了争取早日进入联合国，需要很快发表我国出席联合国首席代表的人选任命，时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亲自从莫斯科致电刘少奇，提议张闻天出任此职。由于时间过于紧急，此事事先都未能来得及同当时在东北工作的张本人商量，征求他的意见。张虽然感到突然，但还是接受了中央的这项任命。后来由于美国的阻挠，我进入联合国的计划未能实现。而张却从此开始了他10年的外交生涯。先被任命力我驻苏联大使，后又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若要论条件来说，张做外交工作自然也是很称职的。不过从张本人的心愿来说，似乎更愿意从事经济工作。
访问人：您是否认为张闻天更是一位适合领导经济的人才而没有得到毛的重用呢？
张培森：张闻天很早就对经济研究有兴趣， 1923年在旅美期间就写过纵论战后世界经济的长文； 1931年从苏联回国不久就参与并领导了与托派在中国经济性质问题上的论战；1933年进入中央苏区后又直接接触并研究了苏区经济。他1933年在苏区发表的一篇批评“左”的劳动政策的文章中，明确提出要利用资本主义发展苏区经济，这在当时毛的文章中也还没有这样明确。延安时期他深入农村进行了长达一年零两个月的调查。张不但一直对经济有兴趣，而且有相当的理论根底，他是我们党内少有的系统读过《资本论》的领导人之一。建国前，当毛泽东主要精力还在集中于战争的时候，张已经在东北研究解放后的经济问题，他1948年就勾画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五种经济成分的最初蓝图，初步提出了国营经济为主，多种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受到毛的称赞，并被吸收到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之中。因此，张可以称得上是新中国经济建设道路探索的先驱者之一。他在东北领导经济过程中有不少好的设想，如果不是中央调他去搞外交，他肯定会在经济方面钻研下去。
后来据了解，他在担任驻苏大使期间还曾提出过回国搞经济工作的想法，但是毛没有同意。意见是由陈云转达的。这当然是个遗憾，但即使让张搞经济，是否就一定能得到毛的重用，充分发挥其作用也很难说，因为看来毛张在经济方面思路是不完全一样的。
在经济建设问题上的不同思路
访问人：毛张在经济问题方面又如何表现出思路的不同呢？
张培森：要说不同，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毛强调政治统帅经济，搬用战争年代一套群众运动乃至军事领导的办法来领导和管理经济，而张则强调要尊重经济规律，按照经济本身的规律来领导经济。 1959年庐山会议张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看法表达得最为清楚。张在庐山会议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是意义深远的，他说：“我们一定要研究、认识和掌握运用客观经济规律”，“中国的经济建设有其特殊性，但是普遍规律在我国的建设中同样起作用。问题在于要使普遍规律同我们的实际相结合，使马列主义理论得到发展。”毛认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走自己的路是对的，但是如果是脱离了或者违背了普遍的经济规律，就不可能真正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就是证明。
访问人：张闻天这里强调普遍经济规律与我们的实际结合，其意义又怎么看？
张培森：这在理论上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因为长时期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根本不承认社会主义还存在有与资本主义共同的普遍经济规律，从斯大林到毛泽东实际都没有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实现突破。而真正在这个问题上突破的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张闻天当时虽然也没有完全搞通，但他却是把这个大的思路提了出来，应该说这是不简单的，正是在这个思路之下，他60年代初一方面理论上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学应该大胆运用 《资本论》中的某些经济范畴，另一方面则又在调查的基础上向中央提出开放全国市场的建议。可惜这种可贵的探索不久却被当作“修正主义”进行批判。
怎样以毛泽东思想评论张的晚年文稿
访问人；张闻天庐山会议被罢官之后写了许多笔记文稿，这些笔记文稿毛泽东都看过没有？今天从毛泽东思想的角度来说又应该怎样评价？
张培森：直到“文革”发动之前，张闻天写成的读书笔记差不多都要送给毛泽东和党中央。而毛起初还批给中央其他常委、书记处同志传阅，后来就连看也不看了。
这些笔记文稿不久自然都成为张进一步挨批的罪证。然而今天来看其中确实有不少宝贵的思想，尤其是他在私下保存的笔记本中敞开思想写的一些读书笔记更是显得可贵。如对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理论的批评，对社会主义任务是充分发展生产力的强调，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理论混乱的澄清等，这些都是带有根本性的和鲜明的针对性的。而今天来看，这些问题也正是毛泽东当时所犯错误的重大理论误区。及至“文革”中张所写的“肇庆文稿”，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人民群众是主人》等则更是他庐山会议以来思想发展的最高升华。
张闻天六七十年代的这份理论遗产若是要给予评论的话，我认为至少这样系统地批判“左”的理论错误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从毛泽东思想的角度来说，如果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由于违反了作为科学思想体系的毛泽东思想，那么张闻天的许多论述恰恰是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并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丰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其中一些根本的思想，则是同今天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完全一致的。
毛张关系的演变给我们留下的启示
访问人：从毛张关系的演变来看，您认为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吗？
张培森：毛张作为中共党的领袖人物，在党的历史上是值得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比如他们的合作是怎样建立的，后来分歧又是怎么发生的，有什么规律性的东西没有。好好总结对于我们改善党的领导会很有好处。从毛张关系的演变和最终的结局来看，我认为很重要的一条教训是党内的民主建设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样形成从上到下都是第一把手说了算，这从表面上看起来挺顺手，实际上是违反客观规律的。
因为人无完人，智者干虑，必有一失。无论何人都不可能时时、事事正确，如果只听一个人的，必然走向失误。尤其是当第一把手威信不断升高的时候，把主要领导人的权威强调到绝对化，这就是个人崇拜，因此是很危险的。毛泽东最伟大的时候，也正是他广揽人才，注意吸取集体智慧的时候，像张闻天这样原来缺乏经验，但有思想的人，也能跟他很好地合作，并没有因为他犯过错误而排斥他，而是一起共事团结奋斗，开创了新局面。所以党内民主，事业就兴旺发达。但后来不注意吸收集体智慧，不能容人了，特别是听不得反面意见了，因此就不断出现失误，走向了歧途。这是很大的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取。
1993年4月27日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