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目标应该有比生活更美好的东西。
战争的目的也应该有比战争更深刻的东西。
如果不投入到比自身更伟大的事业当中，人们很难看到或参透生命的意义。
如果不注意挖掘战争背后的正义和理想，人们很难感受到战争背后的美丽。
毛泽东看到了，感受到了。
他以革命家的见识，勾连起正义战争的理想。
他以诗人的眼光，描绘出战场景致的美丽。
他还以哲学家的头脑，在自己的诗词里对战场人生作了独到的思考。
古希腊思想大师亚里士多德说过: 诗是一切文章中最富有哲学意味的。
作为诗人，毛泽东是一位哲学家诗人。作为哲学家，毛泽东是一位诗人哲学家。
他常常在诗词里写下自己的哲学，传达自己的思考。
毛泽东是曾经沧海的人。
就像打仗总会有进有退一样，在创建中央苏区的行程中，他在党内的地位也是几经沉浮。
毛泽东的沉浮，与他的性格不无关系。
丘吉尔说过一句名言: “如果你不能把彼此间的不同之处明白地表达出来，语言还有什么用处呢？”
毛泽东从来喜欢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主张。他敢做敢为，不是一个遇事模棱两可的温和的人。
1929年6月间，红四军第三次打下福建西部的龙岩，接着在城里的公民小学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这天，对毛泽东来说，肯定是痛苦的。他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一职被选掉了。因为他提出红军总是流动作战，难成大气，太像古代农民起义军黄巢、李自成们的做法，应该加强前委的领导作用，纠正这些不好的倾向。其他同志则觉得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和家长制领导作风。
毛泽东大病一场，患的是当时很难治愈的疟疾。
但思想上的打击似乎更为沉重。他第一次离开了自己亲手创建的红军，先后到上杭一带的蛟洋、苏家坡和永定的牛牯扑养病去了。
他过着隐居般的田园生活。在老乡家里，他不能公开自己的身份，化名“杨先生”，一度还住在远离村子的一座山洞里。
外界没有了毛泽东的消息。他仿佛在红军中消失了。
这年9月27日，上海《申报》在第四版登载国民党将领张贞发自福建的电报：“毛泽东在龙岩病故。”10月21日，该报又据来自汕头的电报，称“毛泽东在上月（即9月）暴死”。
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看到这些消息，信以为真，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一则一千多字的《讣告》，沉痛宣布―
“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同志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当然，毫无疑问，敌人会因此而感到高兴。”
《讣告》还说：“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使命。”
与此同时，中国还有一个不凡的人物，以特别的方式悼念起毛泽东。
民国元老、词坛领袖柳亚子写了这样一首诗―
“神烈峰头墓草青，湖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
柳先生特意在诗末注明：“两列宁，孙中山先生和毛泽东同志”。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被别人写进诗里。
柳先生不知道的是，他写诗悼念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也在写诗，写一首战场人生的诗。
1929年10月10日，人们用担架抬着毛泽东离开永定合溪。一路上，秋高气爽，山峦竞秀，黄菊遍野，溪流潺潺。傍晚时分，来到上杭，住在城南汀江岸边的一座临江小楼上面。
第二天，就是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人们常常在这一天登高，赏菊，插茱萸，放风筝。
这时的毛泽东，也是格外地轻松，时常凭楼远眺这江天寥廓的远山近水。
江岸码头旁的千年古榕，使人想起人世的沧桑。
缓缓逝去的汀江水流，则让人想起岁月的飘逝。
临江楼庭院内盛开的簇簇黄菊，更唤起复杂的人生感慨。
触景生情的毛泽东，禁不住回首往事―
从领导秋收起义以来，才只有两年的时间，但这是怎样的两年啊。
这样的经历，正像鲁迅说的那样，可以抵得上太平盛世一个普通百姓一辈子的生活。
那些令人不快的事情，一一掠过诗人毛泽东的脑海。
秋收暴动，中央责怪他没有坚持攻打长沙，撤了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之职，传到井冈山，说成是开除了他的党籍，一度不能过组织生活。离开井冈山后，红四军“七大”又落选，失去前委书记之职。
往事历历，前局未定，移情于景的毛泽东喟然长叹―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但看黄花不用伤。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毛泽东为这首词取名为《采桑子・重阳》。
古代诗人在重阳节这天，常常是吟咏生命，怀念故乡，移情老人。
毛泽东显然联想到了这些。但他的人生感受，却格外地透露着远非闲病之人所能达到的乐观和高昂。
他把人们引到一个革命家和战士的新的感伤世界。他把秋日菊花勾起的感伤和寂寞，投射到对开阔的大自然的凝视之中，心情显然又归于明朗。
上阕写情，从“老”起笔，在岁岁重阳的生命流逝中，诗人抛却了古人“悲落叶于劲秋”的凄绝感伤。
下阕写景，秋风一年比一年吹得揪心，诗人却从中体会到春天的生命状态。
自从有了战争，就有了关于战争的诗篇。
或是对战争惨烈的指控，或是对战死沙场的苦诉，或是对怀人思妇的悲歌，或是对征夫远戍的倾吐。
毛泽东没有这样。
在1962年发表这首词的时候，他把上阕末句“但看黄花不用伤”，改为了“战地黄花分外香”。本来就比较明朗的心境，更充满自信，传达出“战地人生分外美”的深情礼赞。
战地人生之美，是因为正义的战争犹如促进人性进步和高扬的狂飙，狂风扫过，会荡涤所有的萎靡、自私、怯懦和慵懒之气，使生命展示出罕见的智慧和激情，爆发出强劲的力量和精神。
这一深情礼赞，与唐代边塞诗人王昌龄的那一声沉痛感叹―“战罢沙场月色寒”，形成了强烈而有趣的反差。
一个在战地凭“月色”伤怀，一个在战地赏灿然“黄花”。
后者的真风流、大诗思陡然凸现。
一花一月。“春花秋月何时了”。
多少诗人写过花前月下，多少诗人写过花间儿女。
绮词丽语奔眼来，多是些悲欢佳话。
一朝风雨花憔悴，吹落它雪月风花。
诗人毛泽东在戎马生涯中，别具一格地写下了香飘四溢的战地黄花。
毛泽东为什么能写出“战地黄花分外香”这样的句子？
没有无“思”之诗。诗歌总需要智慧哲思之光的照耀。
毛泽东是一位吐故纳新的哲学家。
诗人与哲学家的合一，诗与思的凝聚，在毛泽东这首战场诗中得以充分的展示。犹如情感在人性的天空中尽兴地飞扬，毛泽东的哲思也常常在他的诗词的王国里自由地翱翔。
伟大的诗人必定有深邃的哲思，否则也只是一个吟花咏月的诗匠。
不久，毛泽东重新回到了红军的领导岗位。他又跨上他的那匹大白马开始四处征战了。
共产国际的《讣告》说，毛泽东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殊不知，历史赋予他的使命远远还没有完成。
柳亚子也知道了毛泽东的死讯是个误传，知道了他正在江西苏区搞得轰轰烈烈，禁不住重又高唱起来。
“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坛旗鼓看毛郎。”
两年后，毛泽东又一次遭遇了人生的沉浮。这一次，却是遭遇中央“左”倾路线的打击。
1931年秋天，领导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毛泽东回到了瑞金。但中央决策层
似乎并没有为这位凯旋的将军感到特别的骄傲。
在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国家主席兼总理。从此，人们叫他“毛主席”。
可“毛主席”此刻的心里并不好受。因为他不得不交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实权。在军事斗争压倒一切的形势下，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只不过是后方的一个闲差。
毛泽东又病了一场。
耳边很久没有听到枪声了。
他的那匹大白马，1929年攻打长汀时从敌军师长郭凤鸣跨下夺来的坐骑，也很久没有在战场上奋蹄驰骋了。它似乎和它的主人一样，渴望着硝烟弥漫的地方。
虽然时常听见大白马仰起长颈嘶鸣，可毛泽东的诗笔还是停了两年。
直到1933年夏季的一天。
1933年６月，毛泽东骑着他的大白马从瑞金沙州坝赶到宁都，参加由博古主持的苏区中央局会议。这就是有名的第二次宁都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自己受到的不公正的批评提出申辩，但遭到的是更严厉的批评。
重返前线领兵打仗的愿望，再一次成为了泡影。
心情沉重的毛泽东骑着马，踏上从宁都回到瑞金的归程。
归途中，突然下起一阵暴雨。他在离瑞金60里的一个叫大柏地的村镇停了下来。
大柏地，这里太熟悉了。突然，毛泽东的目光盯在了村旁一处农舍的墙壁上面。几个被子弹击出的小坑，展露在一抹夕阳的金光里，格外地刺眼。
战争，那逝去了的战争，真像是不速之客，来叩打他本已无法平息的心扉，陡然间撞开激动人心的回忆闸门。
四年前，也就是1929年的大年初一，正是在大柏地，红四军打了一场离开井冈山后的第一个胜仗。
当时，他们被敌军两个旅追了一路，红军且战且走，来到瑞金和宁都之间的大柏地。这里山峦起伏，有一条狭谷，中间是通往宁都的路，两边的山被称为关山，长满参天大树。
毛泽东在这里布下口袋阵，引敌上钩，来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活捉了敌军两个团长。接着顺势北上，第一次占领宁都。
凭吊旧战场，毛泽东如何不百般感慨。
刚过的阵雨似乎洗去了积年的尘污，把昨日的战场冲刷得更加清晰。飞动的彩虹又陡增装点，似乎把眼下的沉闷境遇照映得明艳起来。
于是，一首《菩萨蛮・大柏地》在胸中酝酿―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按古人作诗的逻辑，凭吊昔日战场，通常会借机倾泻自己在现实中的不平境遇，进而归于“把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无奈惆怅。
毛泽东没有这样。
他用自己的诗心激活了天空的五颜六色，赋予彩虹以生命。起笔造势，出手不凡。
晚唐花间派词人温庭筠也曾用《菩萨蛮》词牌，写过雨后黄昏的景致，那是“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的低唱。
毛泽东的“雨后复斜阳”，虽然化自温词，可接下来的“关山阵阵苍”，顿使境界大别。
一个写零落的花香，难免是孤情绵意。
一个写茫茫的山阵，依旧属沉雄一路。
战争留下的弹洞陈迹，无意间成为了红军胜利的见证。
昨日的战争，与其说给村落带来了创伤，不如说它破坏了旧的世界，分娩出新的景象，这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战争结果的不同，战场旧址的感觉也不同。
战争观念的不同，对战争的审美旨趣也不同。
鲜血铺洒过的战场旧迹，在毛泽东的心里世界鲜活明艳起来，江山变得更加妖娆动人了。
旧战场不再是李白笔下的“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
枝”。
旧战场也不再是李华笔下的“魂魄结兮天沉沉，鬼神聚兮云幂幂”。
毛泽东是在凭吊旧战场吗？是的。
可这里没有荒芜的凋蔽破败，没有欷嘘的人生感慨。既然是凭吊，总该有些现实情绪的渗透。
毛泽东后来曾说，这首词体现了“郁闷”的心情，可读者在这首词里确又难以找出这种情绪。
那么，毛泽东说的“郁闷”之处何在？
对一个如周恩来当时所说“兴趣在打仗”的诗人，在只有靠旧战场来抒发人生豪情的时候，这本身不就是一种“郁闷”，一种凭吊吗？！
写完《菩萨蛮・大柏地》不久，中央“左”倾路线领导人依赖的洋顾问李德来到了苏区。他把自己当时对毛泽东的印象写进了后来出版的回忆录里。
他说：毛泽东“给我最初的印象，与其说是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在很少的几个庆祝会上，我们见面时很随便。在这种场合，他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谨慎的态度，……在谈话中插进一些格言，这些格言听起来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但总有一定的含义。”
一向话锋繁富而尖锐的毛泽东，在高层接触中如此“谨慎”，不正是“郁闷”的表示吗？
然而，就像我们在不断延伸的历史故事里看到的那样，遭遇挫折的环境，有时是天才的坟墓，有时却是伟人向上攀登的阶梯。
有足够心理准备的毛泽东，从来不把人生的道路想象成一马平川。
旭日总是在诱惑晨曦，星星总是在诱惑黎明，山谷总是在诱惑春风。
对坚韧忠诚、奋斗不息的毛泽东来说，中国革命事业对他的诱惑，是那样地强烈，那样地不可遏止。
就像大海诱惑江河，就像蓝天诱惑雄鹰，就像原野诱惑骏马。
于是，便有了战地黄花的人生观，有了雨后斜阳的审美观，有了一种革命家的新的战争哲学和战争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