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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安化县城中的困厄






  自离开刘邦庙之後,我们对旅程的安排比较来的从容自在。因为我们对谈论极有兴趣,对前进途度反而淡然置之,是以在离开刘邦庙後,在路上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我们才到安化县城。一进城里,我们感到确实巳经离开家乡很远了。那里的人说话的口音和我们的颇不相同,对他们的生活习惯,我们也感到陌生,真有点置身异乡的感觉了。

  虽然我们有些同学住在那里,但我们决定不去拜访。因为恐怕他们又像何胡子家里一样,对我们殷劝招待。不过,由于我们连最後的一文钱,也早就用去了,因此在进城之後,下一步究竟应该怎样做,却是全无主意。我们成为真正的叫化子了,我们须靠机智来换取生活。

  我们到达县城之时,约莫是在上午十点钟左右。由于还不曾吃早饭,当时巳饿得很厉害。走到一定茶馆门前,站在那里犹豫了片刻,望了望里面的情形,我们便昂然地走了进去,拣了靠近窗子的一张方桌坐了下来,将包袱和雨伞放在旁边,接着便叫了茶和早餐。我们的饥饿获得相当程度的抵消之後,便开始讨论如何付帐的问题。总得设法在那里乞讨,或赚些钱来,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提议毛泽东留在那里写日记,我则到街上去走走,看看有什么法子可想。

  我走出去之後,很快就发现:安化县城的店员不肯打发叫化。我一次再次的被拒绝:“我们这里不打发叫化子!”“不要站在这里妨碍我们的生意!”

  有好几个地方,他们根本不准我进门,常常会有一个人拦着我就说:“这里没有东西打发你!走你的路罢!”他话说得非常粗鄙,脸上现出一副冷漠残忍的神情。也有少数人勉强给我一两文钱,但那麽少量的钱对我们亦没有任何用途。花了一个半钟头的时间,走遍了两条街,结果我只讨到二十一文钱。于是我便放弃了这个吃力的工作,返回茶馆。

  我告诉毛泽东,这个城市乞讨实在太难,走了两条街只讨到二十一文,这个数目还不足我们早餐所费之一半。我们如何付账呢? 怎样离开这间茶馆呢?

  毛泽东提议我留在茶馆里写日记,由他到另外一条街去试试;但我知道,那将是徒劳无功的。後来我终于想出了一个计划。我提我拿着先讨来的二十一文钱去买些纸来,然後像那些送字先生似的,书写若干幅对联,分别送给那些商店的店主。这是知识分子的乞讨方式,是一种间接乞食方法。不过所送对联需要自己书写,受之者则赠送少许金钱作为酬报。

  “用这种方式我们或许能多弄一点钱。”我说:“你在这里把笔墨弄好,我去买纸。”

  毛泽东对这个提议热烈拥护,立即开始磨黑。我在街上买纸时,顺便把沿街的若干重要店铺名字抄下来。每张纸约莫长一公尺半,宽三十公分;于是我们便把这种纸一分为二。

  以我最佳的书法,谨慎地在每一幅对联的顶端写上一间大店铺名字,这是最紧要的一点。因为某一幅对联只能送给某一定,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是不好拒绝的。我更希望,他们看到这种特定的对联之後,会感到一种光荣。我只赠给大的铺面,因为估量着它们拥有很多钱财。

  在头一家店铺里,一个青年雇员接到了写给他们的对联之後,转递给三个年纪较大的人。他们将它展开了看,都面对微笑,表示欣赏。他们是否真正能欣赏我的书法颇可怀疑,但至少他们巳经承认他们自己是写不出来的。

  他们看看我又看看那幅对联,一再地重复道:“写得很好,写得真好!”

  于是他们相互开始耳语,我猜想他们是在商量应该给我多少钱的间题。假如他们给多了,店主将会不高兴;假定给得太少了,他们又怕得罪了一个学者!他们耳语了一阵之後,仍然不能决定,于是其中一个便拿了对联到後面去见店主。立刻便有一个人面带笑容走了出来,并且伸手递给我四个铜圆。四个铜圆亦即是四十大文。

  他问我从何处而来,为什么会弄到这样穷困的地步,乃一些类似的问题。

  而正当我要回答他时,另外一个穿得很体面的人从後面的房间中走了出来。此人看上去约莫四十岁的年纪,很肥胖,显然是这家店铺的主人,因为他走出来之後,其他的五个人便立刻散去,只剩下他和我两个人。他很礼貌地问了我几个问题,接着又把先前出来的那个年青人叫了过来,问他送给我多少钱。年轻人答道:“四个铜圆。”“再多给他四枚!”那个胖子说。我向他道谢之後,便离开那个店铺。这八个铜圆巳经是我起先苦苦地乞讨的四倍了!我想到那些接待我的人之冷漠和残酷的表情,以及欢迎我写对联的笑脸,我得到了安慰。

  我感到学问是怎样被人尊重呀;于是,我带着更大的信心走进第二家店铺。

  然而,花不常开,月不常圆,人也并非永远都是愉快的。希望愈大,失望愈大。在第二家店铺里,店主以极不耐烦的态度挥手让我走开:“字对我有什么用?把你的对联拿去送给别人罢!”

  我提出抗议道:“这是专为你铺子而写的。请你看看,你铺子的名字巳经写在上面。你纵然不愿意出钱,也请你收下。”

  那店主现在开始看我的书法了,他果然看到了他店铺的名字,勉强地将对联收下,塞了两个铜圆给我,我很礼貌地谢了谢他,即转身离去。

  从第二家店铺走出来之後,我想毛泽东正茶馆里等我,假定我把所有的对联送完後才回去,他势将在那里等候很的时间。于是,我仍决定先回茶馆一趟。

  我们付了帐之後,乃商量下一步的行动。我们虽然并不即刻需要更多的钱,但那些写好了的对联如果不加以利用,却是很可惜的事情。于是,我们把这些对联分成两部分,由我们两个人分头去送,送完之後,再在茶馆里碰面。我分给毛泽东去送的,只是一些写给小店铺的。因为我知道,大店铺往往雇有家庭教师,教授东主的孩子;假定他们要请毛泽东当场为他们写字,那将是很为难的事情。毛泽东不擅书法,任何人也不会把他那种又大又丑的字和对联上的字混为一谈。

  第二次开始送字,头一家店铺,那店主一看到他的店名,便立刻表示接受。第二家卖茶叶的,店主是一位读过书的人,也会写字,对我的书法赞了一阵,便邀请我到他的书房,并把我介绍给他孩子的家庭教师。他们二人一再端详我所写的对联。後来店主请我为他的家庭写一幅对子,我很快便写了出来。当我请教他们写点什么的时候,他们都只是微笑。後来店主指着墙上所挂的一幅对子说,那便是教师的手笔。他的书法倒也不错,然而,我认我的却比他更好。

  他们以香茗飨客。我们三个人作了一段很有趣的谈话。“学问和书法是很难的事情,”店主说:“这实在是无价的财产。在近代社会中,学者不被尊敬,确是很不幸的事情。我读过几年书,但找不到工作;因此,最後我决定开设这家茶叶庄。假定我当时继续读书,恐怕早在多年之前便巳经饿死了!”

  “假定你不开这家茶叶庄,我定然不会有事可做。”那位教师补充道:“

  在饿死鬼的名单上,将会增加一个读书人。”

  “假定你不开这家茶叶庄,”我补充说:“我今天也无法获得和你们两位读书人畅谈的机会,另一方面,我多半面在安化城中饿死了!”

  店主听了之後,哈哈大笑道:“可惜这个铺子太小,否则,我一定要请你们两位同任教席!”

  “假定一个人读了书,他就有饿死的危险;但假定不读书,他就得不到文化的陶冶。那麽,他应该是怎样选择呢?”那教师问道。

  “在我看来,你们的东翁似乎选择了最好的计划。”我回答道:“先读书,然後去做生意。”

  “既然巳经改换了职业,我就不被称为学者了。”店主说:“但是我有三个儿子,其中的两个我决定让他们去做生意,而让第三个专心致志于读书。这样安排之後,可以保持我们家庭读书风气,也可能不致有人会饿死。”

  “这样安排对你来说实在太好了,因为你有三个儿子。”那家庭教师说:

  “但是只有一个儿子的人怎麽辨呢?”

  “这是作父亲的计谋,”我提示说:“这是以家庭作单位的计划。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儿子并不仅仅为了维持家庭而存在。他应该获准自己去计划他的未来。他必须认识到他是社会一分子,应该为社会的幸福着想。”

  他显然不了解这种观念,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巳经讨论了很长时间,因此,我觉得最好不作进一步的解释。我还需要访问其他店铺,于是我告诉他们,我们必须作别了。店主向他的辨公处走去,等他回来之後,他递了个信封给我,我向他表示谢意,作别以後,便向街上走去。我打开信封一看,发现里面是二十个铜圆!我又去送了几个地方,获得成功。于是我便回到茶馆去找毛泽东。我们旅程的下一站是益阳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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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到益阳县城的路上






  离开安化之後,我们沿着大路走下去,很快就走到一个路碑之帝,路碑上刻着:“向右到益阳县城”几个字。益阳县城是我们下一站目的地。从起程时我们就巳决定只沿最宽的大路走,道路通到什么地方,我们就到什么地方。

  到益阳县城的路程究竟有多远,我们全不知道;我们对这道路的远近距离也毫不在意,因此我们也不向别人打听,是远是近对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的只足单调地向前走着,一步一步,有如用尺量路一般;不过,这样的走动完全是机械性的,我们的兴趣完全只中在谈话方面,对其他事物便不甚留意了。

  离开安化之後,我们便开始谈论我和那家茶叶店老板的谈话,关于如何安排他三个儿子的事业的问题,他让一个儿子作学问,但学问并非可靠的谋生之术,因此让另外两个儿子学作生意。他们计划将来每人经营一项不同的买卖,假定其中一个失败了,另外一个仍可支撑。我批评那个做父亲的决定,是自私自利的方法,因为他只照顾他的家庭利益,对他儿子的个人的愿望,以及对社会全体的利益,却全然不加考虑。我这个批评,使我与毛泽东之间引起了关于家庭制度的大辩论。我说那个店铺老板是典型的中国父亲,不过,他这种观念是太古老太落伍了。

  毛泽东道:“你知道养儿防老的古训!这巳是中国无数代的制度了。父母衰老之时,儿子的主要责任是照顾父母。父母完全依靠儿子。”

  “很奇怪,这种自私的家庭观念,我一直不以为然。”我申述道:“假定我有一个儿子,我很自然的会喜欢他;然而我却永远不会按照我自己的需要,把他当作财产一样看待。他应该是社会的一分子,把他养大,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自然是我的责任,但以後的生活,他对我的态度,则应决定于他个人的情操。我永远不会想到,我老了之後还需要他的照顾!我父亲虽然属于前一代的人,但也和我有类似的观念;他反对父亲对儿子有自私的打算。”

  “我以为因为中国人家庭观念太重,所以缺少民族情感。”毛泽东道。

  “儿子并不完全属于家庭,”我补充说:“但也并不完全属于国家!夸大了国家观念,其害处绝不逊于夸大家庭观念。”

  “你对子女有这样的观今,连我都觉得奇怪。”毛泽东惊讶地说。

  我解释道:“认真的说来,一个人生而为家庭的成员,同时在国家之中,他亦是不可分离的一分子;在另外一方面,他又是全世界的一个公民。他对他的家庭、他的国家,以及对整个世界都有责任。总之一句话,他对社会负有责任。”

  毛泽东却表示不同意:“我认为国家应该占最优先的地位。”他说。

  我进一步加以解释:“我想的是一个人的抉择问题,假定一个人面临有利于己而有损于家庭的行为,他便不应该去做;假定面临有利于家庭而有损于国家的行为,他亦不应该去做。尤其重要的是,假定一种行为有利于国家而有损于世界及社会时,他就更加不应该去做。检定行为的最後标准,是社会的终极之善。”

  “但是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毛泽东辩驳道:“因此,人民便有保卫国家的义务。人民是国家的子民。在未来最理想的国家中,儿童应该脱离父母,而由国家教养。”

  “那麽,这就必须要有两种制度。”我说:“其一是儿童的教养,其二是老人的收容。假定你把传统的养老制度取消了,那麽,老年人的生活就应该另外设法加以照顾。”

  “最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毛泽东强调着说:“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样的政府一旦建立起来,人民也就可以组织起来了!”

  “但是如果政府过于强大,那麽,人民的自由就要受到损害。那情形好像是,人民变成了羊群,而政府则成了牧人。那是不应该有的制度。”我反驳道:“人民应该是主人,政府只应该做他们的仆人!不过,所有的政府都毫无疑问的想做牧人或主人!”

  “不过,我的确认为人民是羊群。”毛泽东坚持着说:“非常显明,政府一定要充任牧人的角色。 假定没有牧人,由谁来保卫羊群呢?”

  “对这问题我有另一种看法。”我说:“假定人民是羊群,政府也必须是羊,但那是最坏的一种形色;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些图谋取得权力的人就要成为主人了。绵羊政府中的官吏定会说他们是最聪明、最能干的,他们永远不会认为这些人是一批土匪!”

  “根据你的想法,”毛泽东道:“假定你不让羊群成立政府时,那麽,谁是牧人呢?”

  “假定羊由人来照管,那就意味着它们巳失去自由了。它们系生活在牧人的慈悲之下,巳全无自由可言。牧人可以对它们生予夺。而留给它们的唯一事情只是吃饭、工作和睡眠,它们为什么还要牧人呢?”

  辩论到这当儿,我们看到几只牛静静地在路旁吃草,旁边没有人管理它们。“润之,你看,”我说:“看看这些牛。它们不是很快乐和满足呢?它们需要更好的组织吗?”毛泽东没有回答。于是我们便注视着那些牛,沉默地向前走下去。等到我们快要走到牛的身边之时,一个手拿长鞭的人突然出现。那些牛对鞭子似乎对鞭子特别敏感,因为当拿鞭的人走近时,它们很快地四散开来。连安静地卧在那里的牛也立刻站了起来,那些本来站着的则开始奔跑。顷刻之间,秩序大乱,它们巳经害怕得无法吃草了。

  我着意地看了看毛泽东。“你看到牧人对畜牲的效果了呢?他一到这里,那些牛就立刻生活在恐怖之中!”

  毛泽东顽固地回答道:“牛必须加以管制!这个人手里有一条鞭子,他必须用来鞭策它们。这个牧人太软弱无能了!”

  “只可惜这些牛不能了解你高论!”我讽刺道。

  “正由于它们不懂人言,因此必须用鞭子来打,它们也必须有人加以照顾。”毛泽东答道。

  当毛泽东说话时,最前面的一只大黄牛忽然停下来,抬起头,张口大叫。

  似乎是抗议。我说道:“假定他们继续作威作福时,有一天甚至牛羊也会起来反抗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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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沅江洪水






  一出城门,就有一块路碑,指着去沅江县城的大路。沅江县城是湖南省最大的县城之一。张先生的门房送我们到了这里,就回去了。现在剩下我们两人,可以讨论一下我们刚经过的这次经验。

  毛泽东批评我们的东道主张先生,他说:“那门房虽然可憎可厌,但他的主人张先生比他更坏。因为门房只是遵从张先生的命令,他不过奉命执行,不让穷人进来。张先生真可以说得是势利小人,像他这样的人,人生的主要目的就是金钱和权势,除此之外,他的头脑不会有高尚一点的思想。至于那门房,是因人而不同的,我见过许多门房都比他好得多。”

  “同样,也不是所有县长都象张先生一样的。”我回说:“古语有云,衙门八字开,但如果要打官司,无论曲直,没有是不成的,简直就没有正义可言,金钱就是正义!”

  “不错,”毛泽东表示同意:“社会上的人,很少不是有这种看法的,在人生世事当中,金钱具有最大的操纵力。金钱就是权力。”

  “权力是坏东西,”我嚷说:“所有权力都是不好的。而运用个人的权力鱼肉人民,更是罪恶。”

  “那不一定,”毛泽东反驳说:“你说所有的权力,究竟你所指的是那种权力呢?”

  我解释说:“在初民时代,有权力的人,他在氏族中战胜别人,打猎觅食,因此权力最先是藉体力而得来的。但到後来,权力就归于兵士,归于武器了。再後来,就有了金钱权力,又有了政治权力。”

  “你是说有四种权力,全部都是不好的?”毛泽东问道。

  “权力本身没有什么好坏可言,”我解释说:“主要是看怎样去运用它。

  强迫别人去做不愿意做的事,是罪恶。权力就像一把刀,本身不好也不坏,但如果用它来杀人,就可能是罪恶了。”

  “那麽,你认为政治权力也像一把刀麽?”毛泽东问道:“当然,你绝不可以说,因为刀能伤人,因此就不要制刀?刀也可以用来雕刻精美的木刻和雕塑呢。同一道理,政治权力也可以用来把国家组织起来,发展起来。”

  “你不应把政治和艺术创作混为一谈,”我反辩说:“从历史上看,不论中外,你都会发现,搞政治的人没有不杀他的政敌的。甚至最好的政治家,也会杀戮人民,伤害百姓,我不认为这是好事情。”

  “我认为政治权力比金钱权力较为善良,”毛泽东说:“资本家的金钱权力,纯粹就是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而得来的。一个人不管他有没有文化修养,有没有学识,不管他如何为非作歹,胡天胡帝,但一旦他有了财富,社会上的人就推崇他,尊敬他。”

  “一个人可以公开的作坏事,只要他有钱,人们就会对他百般奉承,向他打恭作揖,说他是怎样的大好人!正如你所所说,『金钱就是正义』,总之,金钱万能,钱可通神,不是吗? 如果我们穿着体面的衣服,去见张先生,那门房不是会对我们笑面相迎吗?假若我们给他一点小钱,他不是会对我们打恭作揖吗?钱可通神!人们都崇拜金钱!”

  “你说政治权力比金钱权力良善得多,这点我不同意。”我说:“金钱权力无疑很坏,但政治权力却更坏!你不可不注意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政治权力巳包念了金钱权力及军事权力于其中。一个人有了政治权力,其他两项权力就都有了。金钱权力只是一种罪恶之源,但政治权力却混涵着几种罪恶之源。一个毫无良心没有教养的人,一旦取得了政治权力,他就在国家中占了高高在上的位置。人们尊他为皇帝,为总统,于是他可以为所欲为,生杀予夺。然而,他还大言不惭地说,他这是为人民、爱人民、他成为国家基石,人民的救星。

  ”

  “就因为这个缘故,在中国历史上,很多高风亮节的学者,拒绝出仕。即使皇帝三番四次礼聘他,有些学者还是不愿意去做官,因为他们不愿向没有教养和没有教育的人叩头屈膝。这些学者绝不认为政治权力会增加一个人的内在品德。他们知道,政治权力是集各种罪恶渊源之大成,而皇帝自己,又往往不过是一名成劲了的贼寇而巳。这些学者心甘情愿的放弃权力,因此被人称为君子和贤人。”

  “晋朝的皇甫谧,”我继续说:“他写过一部书,叫《高士传》,其中列举了将近一百个古代学者,都是不屑于向社会权贵卑颜屈膝的,他们独行其是,舍高官厚爵而不为,这部书写于将近两千年以前了,自此以後,正不知有多少千万的人跟着走同样的道路。”

  这冗长的一段话,毛泽东听了以後,答道:“这只是你的高论,认为政治权力集各种罪恶之大成,说得固然很动听,但道理太高深了,恐怕一般人不能了解和欣赏,你比我们这些老粗清高得多;事实上,你似乎是站在云端上说话,除非你声大如雷,否则地上的人是无法听得见的。我倒是从较低的标准说话,我同意势利小人是可憎的,简单的说来,我认为就是这样:如果你没有钱,就根本不理你,那门房就是这样对待我们,这是司空见实的事。”

  “势利小人这句成语,与另一个相对的成语道义君子,都是从很古就相传下来的了。这就是说,凡是小人,就必然是崇拜权势的,所以为圣贤所耻。三四千年以来,中国学者都相信这个道理。孔子说道:『君子忧道不忧贫。』孟子也说:『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汉朝的董仲舒也说:『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总之,人类的行为准则,应该建立于这些圣贤遗训之上,但政治权力和金钱权力的影响太大,破坏了这些教训。”我反驳他说。

  毛泽东听了以後,道:“你说得好极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些高尚的准则是很难辨得到的。一个快要饿死的人,绝不会再想到什么道德修养的问题。我倒是相信管仲的话:『衣食足而後知荣辱。』这与孔老夫子的说法刚刚相反,他说:『君子谋道不谋食。』”

  可是,你是,你知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句老话吗?”我反辩道:

  “人类的道德发展是慢慢才能达到的,但物质进步却往往一日千里。这就是说,道德只有百分之一的进步,而物质却巳有百分之十的进步了。军备和飞机的发展不是很大吗?枪杆大炮的威力愈来愈大,所杀的人更多了,相反道德却没有一点点的进步。中国的圣贤一直强调道德与正义,但仍然很难去劝服人类,收敛起他们卑下的本性。”

  毛泽东不耐烦了,他答道:“所有这些道德教训,听起来都是冠冕堂皇的,但对人类的饥馑又有屁用。”

  “可是,如果完全不要道德教训,”我坚持着说:“只是让每一个人都吃得饱饱的,人类还不是等同于一只只肥猪一样吗?它的害处,与人人都变成凶狮猛虎是一样的。”

  我们沿着沅江的大路,走了几天之久。大多数时间都在谈论着大同小异的问题。某天傍晚,我们在一家旅馆停留了下来,准备吃晚饭,然後在那里度宿一宵。那店里的主人,是非常美丽的少妇,大约二十岁上下,因为没有其他客人,她就走过来我们的桌子,与我们谈话。“这两位先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呀?”她问道。毛泽东告诉她,我们来自益阳县。她就说:“你却没有益阳口音呢。”

  “我们是相潭县和湘乡县人。”毛泽东补充说。

  “啊呀!”她惊叫起来:“那地方距离这里很远呀!”

  毛泽东说大概有一千里左右,她就问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告诉她没有特定的目的地,她表示不能相信。我告诉她,我们就是要在全湖南省到处逛逛,我们都是乞丐,因此我们的旅行是没有什么目的的。

  她听了之後,一阵惊愕,然後放怀大笑起来,露出她美丽的牙齿。“你们是乞丐?怎麽可能!你们这样斯文!你们真是叫化子?”她表示不相信的说。

  “我们何必骗你呢,”我说:“我们是从长沙一路步行到这间旅店,一直都是叫化子。”她仍是不信,而且有点火了。毛泽东就说:“为什么你不相信呢?”“简单得很,就是你们看起来绝对不像叫化子呀!”她激动地说。

  “乞丐的样子有什么特徵吗?”我问道:“你怎麽说我们不像呢?”

  她凝神注视了我们一会,说道:“我知道你们两位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什么是了不起的人物?”我问道:“难道你会看相麽?”

  她点点头,“是的,看相,我确是懂得一点,并且还会测字,能卜凶问吉,这是我爷爷教我的。我爷爷是诗人,出版过一本集子,叫『桃园曲』。我父亲也是一位大学者,但他们在三年之间竟都先後去世了,只剩下母亲和我孤伶伶的在这个世界上。因为生计无着,所以开了这片小店。”

  “那你还没有出嫁呢?”我问这位书香世代的年轻女子。“无疑你一定是很有学问的,不知你肯不肯让我看看令祖父的诗集?”

  “我跟我父亲读了七八年书,他去世的时候,我正开始学作诗。”她答道:

  “我祖父的诗集《桃园曲》收藏在箱子里,明天我找出来给你看看。”

  “你说你懂得看相,可以给我们看看吗?”毛泽东问道。

  她迟疑了一阵,然後回说:“好的,如果你们愿意,但假如我说错了,你们不要介意。”

  她刚说完,大概是给她母亲听见了,从後面房间里向她喊道:“茹英,不要胡闹了,你不怕得罪贵客吗?谈别的吧!”

  但毛泽东马上说:“不,不,我们毫不介意,请你照实的说吧;你想到什么就告欣我们什么好了,我们绝不生气就是!”

  “那麽,好的,首先请你们告诉我尊姓。”她说。

  “我姓毛,我的老友姓萧。”毛泽东答。

  “啊呀!毛先生,”她叫起来:“你的姓不太妙吗!洪秀全叫长毛,袁世凯叫毛猴子(袁猿同音)。你也姓毛,糟糕!糟糕!”

  毛泽东一阵沮丧,问道:“我的姓跟我的长相有什么关系呢?你是要给我看相,而不是批评我的姓氏呀!”

  她马上接口道:“你的姓大有关系了。从你的脸相来看,你可能要做大官,做国务总理,或者是做山大王。但从你的姓来说,你可能要成为长毛或毛猴子那样的人。你自视甚高,野心勃勃,但你没有半点温情!你可以不动声色杀一万人或十万人!不过你很能沉得位气。如果在三十五岁以前,不给敌人杀死,那你就逃过了一个大关,而一过五十岁,你的日子更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在五十五岁左右,简直是逢凶化吉,万事亨通。你最少要有六个老婆,但儿女不多。可以看得出来,你跟家庭之间不太合得来,你不会一直住在乡下,你也不会有一个固定的家庭。”

  毛泽东和我听了,都只觉得有趣,对她所说的不大理会。毛泽东更无半点不快之感,我们把它当作笑料。她说完以後,毛泽东就说:“好了,现在请你给萧先生看看吧?”

  她转过头来看着我,说道:“萧先生,你的长相和你的朋友完全不同。你让我想到道家,你有一种隐者的气质。看来你不属于俗世中人――真像仙人下凡一样呢!你是很有情感的人,和毛先生比起来,他像一杯烈酒,你却完全像一杯清水,我看得出来,你一生一定在流浪中度过,而你走得愈远,就愈会…

  …”

  我打断她的话,问道:“我也会有六个太太吗?”

  “不,”她说:“但你将结婚两次,却只有一个螟蛉子,因为隐士是既不需要家庭,也不需要儿子的……。”

  讲完以後,她就问我们做叫化子的由来,我们便源源本本一五一十的告诉她。她听了感到万分有趣,并说假若她不是上有老母在堂,一定也要试试过叫化子的生活。

  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餐之後,我们就要告辞,她要留我们多住一天。我们要付她食宿费,她却坚持不受。我们问她的姓名,她叫胡茹英,我说:“假如有一天毛先生做了国务总理,或者是山大王,说不定他会写信给你,邀你做他的顾问哩!”

  听了这个笑谈,她大笑起来,道:“但他是个没有温情的人呀,那时候他会完全把我忘记;连我的影子也忘得一乾二净了。”

  许多年来,我一直保留了她的地址,但从未给她写过信。她那美丽的容貌,她的亲切与开朗的性格,却在这许多年来,清晰的在我的记忆之中。

  别过了美丽的茹英之後,我们继续走路,三个钟头以後,沅江县城巳在望了。

  我们看见县城的周围,全给水浸了,大为惊奇,一家店主告诉我们,这是西水,每年夏天总要来的。因为长江发源于高山地带,春夏之交冰雪融化,澎湃的洪水便自西方上游滚滚流下。洪水一下就浸满全城的街道,四、五天之後,洪水高涨,一切与外界的交通都告断绝,因这一带是处于低洼地带。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觉得乞丐生涯无法再继续下去了;由于这个突然变故,我们的冒险生活得告结束,于是,我们决定乘搭河船,迳直返回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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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到了益阳县城






  约莫是在下午三点钟,我们走到益阳县城。这个县城与其他差不多大小的县城并无显着不同。街上店铺林立,行人拥挤,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不过,我忽然看到了一件有趣的东西。“润之,你看!”我惊奇地叫道:“你看到墙上所贴的县长布告吗?”

  “是的,我看到了。”毛泽东答道:“我对这种东西没有兴趣。你为什么这麽兴奋呢?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这里又有一张。”我停下来说道:“你仔细看看。”

  毛泽东看了之後,回头对我说:“所有的县城都有这种贴在墙上的布告的。”他说:“我实在看不出这张布告有什么特别之处?”

  “你看看县长的签署。”我提示道:“这个人是谁?”

  “字写得很清楚,”毛泽东答道“他的名字是张康峰。”

  “但是你知道张康峰是谁吗?”我问道。

  “不知道。”毛泽东说:“我为什么要知道?他是谁呀?”

  “他是第一师范的化学教员。”我说。

  “噢,原来如此。他只教高年级学生,所以,我不认识他。”毛泽东道:

  “我们的化学教员是王先生。你能断定这个张康峰和第一师范化学教员是同一个人吗?同名的人很多哩。”

  “是的,我能断定是他。他是益阳县城的人,我记得他那浓重的益阳口音,并且知道他是在暑假之前两个月离开学校的。刘先生接替他教员的位置,现在我才知道他是回来做县长。”

  “你和他的交情很好吗?”毛泽东问道。

  “是的,他非常喜欢我,每次考试,他都给我一百分。我们作过多次有趣的谈话,每次谈起政治问题来,他都感到很大的兴趣。”

  “假定那样的话,”毛泽东提议道:“你就应该去看看他。”

  我对他的建议大笑了起来。“不要忘了,”我说:“在这个社会上,政府官员和叫化子是两种天壤有别的身分。他们分别代表社会上最高的和最低的两个阶层。没有比政府官员再瞧不起叫化子的了。我们是以叫化子的身分从长沙来的,我们有很多有趣的经验。但是我们却从不曾拜访过县太爷。我认为你说得很对。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来获取新的经验,你以为如何?”

  “反正你是认识他的,他不会把我们当作叫化子看待。”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

  “最大的问题,”我指出说:“是怎样通过守卫和衙门里的下人的关口。

  张康峰本人决不会把我们当叫化子,不过,他左右的人就不同了。问题是怎样通过他左右的人。走,咱们去试试,看看结果如何。”

  毛泽东非常高兴。“好!”他惊叫起来:“这是我们这次冒险中最特出的插曲:叫化子拜访官吏!我们就这个样子去好不好?穿着草鞋和其他的一切?

  ”

  “当然。我们是以叫化子身份去拜访张康峰县长!”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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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返回长沙






  毛泽东和我上了船,但觉河水暴涨高与天齐。整个景色全然改观,无数房屋、树木给淹没了,在淘涌的洪水中仅能见到树梢和屋顶。船上挤满了人,哭声震天,母亲呼叫儿女,儿女哭叫父母。

  因为我们要书写日记,乃在一个角落找到座位。但刚要下笔,两条汉子就在我们跟前打将起来。两人都似是五十岁光,一个脸白无须,鼻架眼镜,另一个则唇披小髭,没有眼镜。两人都穿着光鲜,看来他们是有社会地位的。我们听不懂他们在吵什么。拳来脚往之际,那个有小髭的人把另一人的眼镜扯掉,掷到船头,再一脚踢入江里。掉了眼镜的人反过来撕下对方的长袍,用力将长袍撕开两片。很多人迅速围拢过来,毛泽东和我也走过去看个究竟。我们很想知道他们为什么打架,但听不懂他们的土话,又不好向其他旁人询问。

  他们静下来以後,那个有小髭的人拾起他的烂袍,围在身上,又执起包袱,要找一个地方来。他走去我们停放东西的角落,于是,我趁机向他探问个究竟。

  我说:“告诉我,为什么那家伙撕烂你的长袍?他真是无赖!”

  他怒吼道:“那恶棍呀!他叵然没有给我抛到江里去,算他幸运!”

  我追问道:“他什么地方得罪呢?”

  “他真是无赖!”他激动地说:“那家伙要找地方,于是我移开些,让他坐在我的右手边。他似乎十分高兴,自称是常德衙门的文书,这时,我把两包香烟放在右边,那是我买来的。过了一会,我找烟吃,却找不到了。看见他正拿着一包在手,准备抽一根出来,另一包却放在他袋里,我看得十分清楚,因为他的袋口不深。开头他坐下来时,手里和袋里原都是空的,而我吸的牌子并不常见。不用说,他一定伦了我的两包香烟,我问他,我的烟呢?他就喊打喊杀,跟着就动武了。他不知道我是沅江县城的捕快,可是,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我们交谈之际,毛泽东坐在旁边看着,一声不响,及至那人自称是捕快时,才灵出惊讶之色。他向我微微冷笑,我便说道:“润之,你曾说过『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就是一个好例子,那两个人为什么打架?其中一个是捕快,另一个是行门文书,他们都不会是没有饭吃那一类人呀,他们的衣着也很光鲜,你都看得见的,这件事你怎样去解释呢?”

  毛泽东叹了口气,没有做声。那捕快不曾听到我的话,只是断断续续几个字眼。

  他问道:“你是说我没有吃饭?不错呀。我为着赶路上船,所以来不及吃饭。现在我要走开一会,找些东西吃吃。拜托你为守着这个位置,我一会便回来。”

  他离开後,我在那里偷笑。毛泽东不放过这个机会,扯扯我的腿,说道:

  “你看,他真是没有吃过东西呢,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打架了。”

  这时,我们完全被洪水包围着。放目四野,尽是无边无际的海洋,我们好像在天上浮游。由朝至晚,简直说不出哪里是天的起点,哪里是水的尽头,因为迷蒙的水平线完全没入水中了。

  这是难得的机会,我们谈论太阳下的众生相,以及我们所经过的种种冒险生涯。我们甚至评断诸色搭客的方,和默察某几个人的举止。这时不知是谁突然喊道:半个钟头内,便要抵达长沙了。

  我转过头来,向毛泽东建议道:“润之,半个钟头内,我们便要回长沙了,自从离开长沙,所发生过的一切事情,让我们作一个大概的总结吧,你看怎麽样?”

  毛泽东表示同意,说道:“好主意!首先,我认为克服重重困难并非不可能,只要我们能够充分全面认清我们的目的就可以了。袋里虽然不名一文,并不就是要饿死,我们一样能设法过活。直到现在,我们的叫化生活,还不致有饿死之虞。我们也设法解决了好些困难,克服了很多障碍。可是,还有另外几点呢。”

  我附议道:“不错,还有其他事情。最辣手的问题是捱饿,整日空着肚子真是难受--肚饿时,连手脚也没劲。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大半生都是这样捱饥抵饿的。但是,还有呢!”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发现社会上差不多每人都是势利小人,都是灵魂龌龊的拜金者!他们所思想的只是金钱!我们离开长沙时,袋里一个子儿也没有,结果受过很多刻薄的话语和十分可恨的待遇。叫化子被视为下贱讨厌的人,因为他们没有铜!”

  我提醒他说:“不要忘记那个俏姐儿,那个擅于看相,说你将来大富大贵的俏姐儿呀!她就不是拜金的人!”

  毛泽东表示同意:“对的,在我们整个旅途中,只有她是不拜金的人。”

  我跟着说:“可是,还有呢!不要忘记那个捕快和衙门文书,他们食尽珍肴美味,却还是伦东西,还此斗个你死我活。这证明金钱无助于修心养性,只有博学广识能之。”

  “还有什么?”毛泽东问。

  “唔,你千万不要忘记那些没有牧童管理的牛,它们非常满足和安详地吃草;一旦手里长鞭的牧牛人出现,结果唯有秩序大乱。”

  “还有一点,我们现在完全明白,古语所云『叫化做三年,有官都不做』这句话确是至理明言。为什么呢?因为叫化生活是完全自由自在的生活。”

  这时,其他的搭客喧哔嘈吵,我们不能听到自己的说话。全船的人都忙于收拾行,你叫我喊,使我们无法继续交谈。船一会儿就靠近岸边,一大堆人朝跳板涌去,都想挤过他人,以便率先离船。

  不一会,我们又身在西门了。我停步问道:“润之,我们下去找找那个同我们吵过一场的船主吧,让我们看看他是否仍在那儿。”

  “为什么要去找他呢?”毛泽东问。

  “我们现在有钱嘛,我们久他多少,便赔他多少。”我说。

  “我不同意!”毛泽东回答道。

  “你不同意?为什么?”我很想知道。

  “因为我们曾经向他说过,我们回头会付钱,但他拒绝我们的建议,现在,我们再没有义务去付钱了。因为他没有接受我们的许诺。”他答道。

  “但我觉得对不起他,”我接着说:“我们现在有几文钱,为什么不给他一点呢?说好说歹,我们乘过他的船,却不曾依规榘付船费。”

  “但是现在什么都过去了,一了百了。”毛泽东坚持说:“不要再惹这件事。”说着,转过身来,迈开大步,走在我的前面。我们出发行乞以来,这是第一遭。他似乎认定我一心由得他自管自走。我则尾随他进城。

  就在西门内,我们拍了一张照片,雨伞搭在右肩,背负包袱,恰像我们在旅途上携带着的模样。我记得毛泽东站在我的左边。我们的确拍了一张妙趣横生的照片,我们的头发修得很短,我们的短裤和草鞋,都破烂得不能再穿了。

  这张照片留在湖南我出生的屋子里。数年前,那屋子被没收了,共产党徒无疑认不出他们的领袖。我猜想,那照片一定被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付诸一炬了。

  拍过照後,我们返回楚怡中学,两人在那儿洗了澡,吃过饭,然後坐下来,打开包袱。我写完日记,便逐一逐二数铜。我们剩下两文四十个铜板,便平分为二,作为叫化子的家当。然後,我对毛泽东说:“我现在要回家了,我爹娘一定在想念我。你呢?”

  “我也要回家了,”他答道:“他们给我做了两双鞋子,他们一定在等着我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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