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近黄昏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是毛泽东曾经引用过的一句唐代诗句。斯大林去世后不久，毛泽东同苏联新领导的相互往来仍很频繁。但是，中苏之间的这种亲善，已似“夕阳近黄昏”。

　　中苏友好是中国50年代对外政策的基础，维护两国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是两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密切注视着苏联政局的变化。情况很快明朗化：10天之后，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被解除中央书记职务，赫鲁晓夫实际上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1953年9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当选为第一书记，成为苏联的领导者。

　　毛泽东希望中苏之间的友谊得以巩固和发展，而作为苏共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也希望如此。赫鲁晓夫对中国这个东方大国怀有浓厚兴趣，他很想了解中国。毛泽东也想让赫鲁晓夫来中国看看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在中国国庆5周年前夕，赫鲁晓夫被邀请来华访问。

　　1954年9月29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尼・谢・赫鲁晓夫率领布尔加宁、米高扬等党政官员乘专机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参加我国国庆庆典。这毕竟是自苏联成立以来的第一位最高领导人访华。中国党和政府极为重视，刘少奇、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到机场迎接贵宾，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赫鲁晓夫的到来为舆论界所注目。第二天，毛泽东主席率领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主要领导人，亲切会见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成员。赫鲁晓夫在毛泽东的陪同下出席了国庆庆祝大会、阅兵式、宴会等一系列活动。中国方面始终把赫鲁晓夫安排在毛泽东身旁。中苏两国高级领导人的会谈，一直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毛泽东诚恳地对苏联领导人说：我们之间在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方面，应多加磋商，协调步调，一致对外；在国内事务和经济建设上，要互相帮助，互通有无，互相协作。毛泽东兄弟般的一片肺腑之言，使赫鲁晓夫十分赞赏。

　　赫鲁晓夫的这次访问是富于成果的。中苏双方签署了《中苏两国政府联合宣言》、《中苏两国政府关于对日本关系问题的联合宣言》、《中苏关于各股份公司交由中国完全支配的联合公报》等8个文件。同时，苏方给予中国5.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赠送中国一批农业机械设备。不难看出，中苏之间的兄弟友谊在两国领导人的关怀下仍在开花结果。

　　光阴茬苒，伟大的十月革命40周年到来了。苏方邀请中国领导人前往参加庆典。出于对中苏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巩固和发展不易得来的中苏友谊这一大局考虑，1957年11月，毛泽东主席亲自率领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等人登上了飞往苏联的专机。

　　毛泽东对那一套繁琐的外交礼仪总不大习惯。他对于8年前在莫斯科车站的欢迎仪式仍记忆犹新。毛泽东在这次出访前，特别让人提请苏方，最好免了那一套。可是，到11月3日，当毛泽东走下飞机后，看到的是：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等苏联主要领导人以及胡志明等，依次列队迎接，仪仗队整齐以待。毛泽东有点不满地责怪主人：为何还是搞得这么隆重。殷勤的东道主赫鲁晓夫耐心地解释说：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来了，都照惯例办，象毛泽东您这样的客人来了，礼遇是不能简化的。尊敬之情溢于言表。

　　庆典期间，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68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相继召开。各国党的领袖签署了著名的《莫斯科宣言》与《和平宣言》。毛泽东在随后的酒会上发表了精彩的演说：“我们开了两个很好的会，大家要团结起来，这是历史的需要。中国有句古语：两个泥菩萨，一起打碎，用水调和，再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对这一形象的比喻，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借助于莫斯科大学的讲坛，毛泽东精辟地表达了他对国际共运形势的看法。这位中国领导人声称，国际共运的团结和两颗人造地球卫星的上天，标志着两大阵营力量对比发生转折，新世界的力量超过了旧世界。坚信现在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

　　对社会主义前途充满信心的激情演说，深深感染着革命的后一代。大礼堂的气氛是热烈而欢快的。面对着在场的三千多名中国留学生，毛泽东心潮滚滚，即席发表了一段至理名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蒂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风趣而深邃的话语，博得留学生阵阵笑声和掌声。毛泽东慈祥、和蔼地望着这批年轻人，这是代表中国未来的希望啊！确实，我们的现任的不少中央、省部级领导以及各条战线的许多骨干，当时不就是在场的一员吗？

　　半个多月的访苏活动结束了，毛泽东一行启程回国，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和有关人员几百人到莫斯科30公里之外的伏努科夫机场送行。

　　毛泽东高度重视中苏关系。但明摆着的客观现实是，必须妥善地处理同苏联领导人，尤其是同苏联的第一把手赫鲁晓夫的关系。赫鲁晓夫，1894年生于俄罗斯的一个矿工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小时候未受过更多教育。他的言谈举止常常显得愚昧无知，粗鲁野蛮，莽撞无礼。失态之时，甚至会在联合国的讲台上，脱下皮鞋，敲打桌子，与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应有的风度和修养实不相称。当然，也不能否认，赫鲁晓夫头脑反应还灵敏，善于思考，点子不少。但作为党的领导人，赫鲁晓夫有一个致命弱点，他容易感情冲动，浮躁轻率，信口开河，只凭主观臆想办事。这不知伤害了多少兄弟党领导人的感情，也使与之打交道的西方国家领导人大为惊愕。

　　毛泽东同赫鲁晓夫有几面之交，对这位苏联领导人有一些了解。赫鲁晓夫执政前期，给毛泽东的印象不错。毛主席曾诚挚地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赫鲁晓夫同志上台，我们很高兴，觉得他有希望”。“1954年第一次会晤，就很谈得来。”

　　出于对社会主义阵营首领的尊重和爱护，毛泽东在1957年访苏时曾语重心长地提醒赫鲁晓夫：对兄弟党不要干涉大多，会束缚人家的手脚，影响积极性。你这个人脾气大，说话伤人，这很不好，不能这样。我自己有时也犯这个毛病。赫鲁晓夫皱起眉头，听了几句翻译，不入耳，就不耐烦地把手一挥：我是有这个毛病，不过你要知道，有些事我是很生气的。赫鲁晓夫尽管不耐烦，毛泽东仍苦口婆心地劝说他：各国党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实际情况不同，说法也自然会有不同，有什么不同意见，能讲出来，不是坏事。要慢慢来，慢慢讨论，着急不行。毛泽东的这些逆耳忠言，赫鲁晓夫是听不进去的。

　　毛泽东是好心的。但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对于赫鲁晓夫的弱点是不怀善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界人士、新闻记者利用一切机会、场合，抓住赫鲁晓夫的缺点，讲话的漏洞，失态丢丑的举止大做文章，广为散布，乃至挑拨离间，制造紧张气氛，唯恐天下不乱。毛泽东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赫鲁晓夫这个人确实能捅漏子。自他上台以来，国内风云变化自不必说，国际共运各种事件频频发生，各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之间的日子也弄得实在不好过，象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中苏关系也日益紧张起来。

　　慢慢撕开的裂痕

　　斯大林逝世后，中苏关系的蜜月随之成为历史。狂风与大浪，不时地向中苏友谊之船阵阵袭来。

　　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他以一副慷慨大方之态，主动问及中方：“你们对我方还有什么要求？”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提出：我们也想搞核武器试验。毫无思想准备的赫鲁晓夫被毛泽东的这一要求给惊呆了，片刻后说：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大家有苏联这个核保护伞就行了。赫鲁晓夫毫不掩饰地拒绝了毛泽东的要求。当时毛泽东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又是占世界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经常用核武器进行讹诈，如果没有核武器是要吃亏的。在兄弟国家的帮助下尽快搞出自己的核武器，这是中国党和政府的美好意愿。毛泽东没想到，赫鲁晓夫如此冷漠地拒绝了。

　　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肆意的人身攻击和谩骂，全盘否定斯大林，这决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赫鲁晓夫的报告在国际共运中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为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毛泽东以政治家的战略眼光，抵制了赫鲁晓夫的做法，他指示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于1956年4月公开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首先肯定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同时也批评了他的错误。对斯大林作客观公正的评价，这对于澄清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思想混乱，起到了积极作用，它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然而，赫鲁晓夫认为，中共是要和他对着干，毛泽东要同他唱对台戏。

　　赫鲁晓夫在寻机“回报”毛泽东。1957年，毛泽东访苏时，赫鲁晓夫故作为难似地向毛泽东提出：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困难不小，技术人员不足，所以想撤回我们的专家。毛泽东吃惊了！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科技力量的苏联，难道就缺少在华建设的几千名专家吗？赫鲁晓夫是靠不住的了！天要下雨，娘要改嫁，由他去吧。

　　在国际形势的认识上，赫鲁晓夫对毛泽东是有看法的。毛泽东在1957年访问莫斯科期间，你美国等是纸老虎，不可怕。赫鲁晓夫困惑了，毛泽东是不是太轻敌了，美国怎么会是纸老虎呢？它可是拥有导弹、原子弹，能吃掉成千上万生命的真老虎呢！

　　从维护国际共运团结和中苏关系的大局出发，毛泽东一直坚持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他多次向苏联领导声明：在国家关系上，我们是团结一致的。只要不利于苏联的，我们都反对。在1957年访苏期间，毛泽东尽量多做兄弟党领导人的思想工作，说服他们，坚持以。‘苏联为首，，的提法，支持苏共做大家的头。在68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毛泽东谦逊他说：“赫鲁晓夫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但是，“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荷花虽好，也得绿叶扶。我看赫鲁晓夫这朵花是需要绿叶扶的”。“一个和尚两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用这生动形象的语言，阐明了深刻的思想，从而受到与会代表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告诫他的助手：现在球在赫鲁晓夫手上，他要怎么抛，我们是无法子左右的了。

　　“好斗的公鸡”不好惹

　　赫鲁晓夫来过中国三次。如果说，第一次来华是轻松，愉快的，并得到中国高规格的接待，那么，后两次的来访，气氛则大变，充满了迷漫“硝烟”的争执。

　　1958年是国际形势动荡不安的一年。7月中旬，美国军队侵占黎巴嫩，英军进攻约旦，中东局势陡然紧张。同时，美国支持台湾当局叫嚷“反攻大陆”，蒋介石派机窜扰大陆。美国还命令其驻日本、南朝鲜的军队处于战斗准备状态，制造远东紧张气氛。

　　打着对付美国的牌子，而对此早自有打算的赫鲁晓夫认为机会来了，突然飞往北京，同中国领导入就中苏军事合作、台湾海峡等问题进行会谈。赫鲁晓夫一行于7月31日抵京，由于是秘密访问，没有红地毯，没有仪仗队。加上事先已知谈话的主题，气氛大不如以往，严肃沉闷。毛泽东没有像上次那样拥抱赫鲁晓夫，只是握手致意，互相寒暄。

　　由于急事在先，赫鲁晓夫一行未作任何休息，便驱车驶入中南海正式会谈。宾主一坐定，毛泽东开门见山询问苏联人：“尤金大使向我们提出的要求究竟是什么意思，你们是出于什么考虑？”尤金在7月下旬曾向毛泽东转达苏联领导人要在中国建一个长波电台和组建共同舰队的意图。面对毛泽东的责问，赫鲁晓夫首先埋怨尤金未把苏方意思解释清楚，然后自己慢悠悠地表白了一番：目前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美国第七舰队活动频繁，苏联舰队已进入太平洋，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长波电台和..

　　赫鲁晓夫对毛泽东将会出现的反应估计不足，正不着边际地谈论时，毛泽东突然抬头做了个打断的手势。显然，主人已不耐烦赫鲁晓夫的遮遮掩掩，便语锋急转，直戳要害。

　　“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共同舰队！”

　　“所谓共同么，就是共同商量的意思..”赫鲁晓夫吱吱唔唔，难以出口。

　　“请你说明什么叫共同舰队。”毛泽东仍紧抓要害追问。赫鲁晓大还是在漫无边际地解释：“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立这个电台。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都无关紧要，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我们的舰队现在正在太平洋活动，我们的主要基地..”

　　话不投机半句多，毛泽东拍了一下桌子，愤然起身，责问赫鲁晓夫：“你讲的这一大堆毫不切题。我问你，什么叫共同舰队！”作为客人的赫鲁晓夫脸立刻涨红，很不自然地答道：“我们不过是来跟你们共同商量商量。”毛泽东怒气未减：“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你们都拿去算了！”

　　“我们没有这个意思，不要误解。”“现在是和我们的中国同志商量，就是要共同加强防御力量..”赫鲁晓夫嘟嚷地争辩说。毛泽东立即反驳：

　　“你这个意思不对”，“你明明是搞共同舰队！”赫鲁晓夫不厌其烦他说：“我们还不过是来跟你们一块商量商量，没想到引起你们这么大的误解。”这是误解吗？这是关系到一个国家主权的重大问题呀！

　　赫兽晓夫不甘心空手而归，又建议：“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们的国家有个基地..”“不行！”毛泽东断然拒绝，严厉他说：“我不想再听到这种事！”

　　赫鲁晓夫这次也够沉得住气，表情恢复平和，不甘罢休：“为了合情合理，假如你愿意的话，毛泽东同志，你们的潜艇也可以使用我们的摩尔曼斯克做基地。”“不要！”毛泽东态度强硬：“我们不想去你们的摩尔曼斯克，不想在那儿搞什么名堂，也不希望你们来我们这儿搞什么名堂。”“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

　　望着赫鲁晓夫那不能理解的目光，毛泽东像教小学生似的告诫他：“英国人、日本人，还有别的许多外国人已经在我们的国土上呆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赫鲁晓夫同志，最后再说一遍：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赫鲁晓夫绝望了。可以想象，他是带着许多的蓝图、设想而来的，自以为能满载而归。因为，从他的价值判断、思维逻辑而言：苏联可以在东欧其他的兄弟国家派军队、设基地，以保护他们。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同样需要苏联的保护和帮助。在中国建基地、组舰队、搞电台是情理之中的事，这对他们自己也有利。另外，西方阵营中的美国，不也一样在各国中派兵、建基地吗？中国有何理由不答应呢？

　　只能说，赫鲁晓夫大大的错了，他不了解中国。自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多年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几乎都在中国派了兵，占了地，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沙皇俄国也不例外。深受屈辱的中国人民，受尽了外国侵略者的烧杀抢掠，压迫与欺凌。为了赶走外国占领军，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为民族的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直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到1949年，才最终赶跑了所有的外国军队，赢得了中国人民盼望多年的主权独立，中国人民从此真正站起来了。

　　赫鲁晓夫不明白，已经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是再也不会屈服于任何别国压力的。中国的事中国人自己会作主，也决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在中国的领土上打自己的主意。

　　毛泽东的敏感，毛泽东的愤怒，毛泽东维护主权的坚定立场，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而绝非赫鲁晓夫所言，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忘恩负义”。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民族的前途，毛泽东确实表现出好斗、敢斗。这种斗，是必要的，也是任何时候所不能少的。当然，毛泽东也同世界上许多友好人士一样，爱好和平、向往和平，但争取和平是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的。在中苏关系上，毛泽东一再声明：我们支持苏联，但错误的不支持。如果中苏双方讲政治条件，半个指头也不行，没有什么好谈的。

　　赫鲁晓夫“领教”了毛泽东的厉害。在第二次会谈中，赫鲁晓夫再不敢谈共同舰队问题，话题转向国际形势方面。他有点讨好毛泽东似他说：中苏两国能否作个分工，苏联多考虑欧洲的事情，中国多考虑亚洲的事情。

　　睿智的毛泽东没有买赫鲁晓夫的帐。中肯地劝说他：“这样分工不行，各国有各国的实际情况。有些事情你们比我们熟悉些，但各国的事情主要还是靠本国人民去解决，每个国家部有各自的实际情况，别的国家不好去干涉。”话语不多，但毛泽东的态度却十分明朗，我们决不去插手别国的内部事务，但也不允许任何人干涉中国的内政。

　　在赫鲁晓夫离京前，毛泽东再一次提醒这位苏联领导：“中国人是最难同化的”。“过去有多少个国家想打进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结果呢？那么多打进来的外国人最后还是都站不住”。最后，赫鲁晓夫只有败兴而归。

　　毕竟内外有别.也是为了维护国际共运大局，中苏高层领导的争论没有公开比。赫鲁晓夫离京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公布了中苏首脑“会谈公报”。表示中苏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公报对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意义，中苏两国人民对此欢欣鼓舞。

　　赫鲁晓夫走后不久，为了粉碎美国染指我国领土台湾。8月23日，毛泽东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赫鲁晓大深恐这一举动会妨碍“苏美合作”，要求中共在台湾问题上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这是中国的内政，毛泽东严正拒绝。

　　赫鲁晓夫似乎不计“前嫌”。一年后，即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周年庆典之际，这位苏联领导人风尘仆仆地从美国华盛顿赶往北京，又同毛泽东会面了。

　　这次旋风式的访问，名义是来参加庆典，实际上，赫鲁晓夫充当了西方的游说者和宣传员。在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喋喋不休地大谈苏美戴维营会议的重大意义，把美国吹捧成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声称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是重视应当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同一年前访华时对美国的看法大相径庭。这位苏共领导人还一个劲地夸赞美国是如何的富裕，工人也很富、很富。其羡慕的程度犹如一个小孩梦幻着遥远的地方那一片美妙无比的童话世界。毛泽东深沉而冷峻地望着得意洋洋的赫鲁晓夫，中肯他说：“你门跟美国人谈，我们不反对。问题是你们的有些观点，什么三无世界呀，戴维营精神呀，这怎么可能呢？事实也不是这样”。并且怀疑地反问：“访问美国只带回这样一些东西”？只是被和平幻想所陶醉的赫鲁晓夫已听不进毛泽东的忠告了。他反而以一副封建家长式的姿态，责怪中国领导人，一下子抱怨中共不该让达赖喇嘛逃走；一会儿又埋怨我们在1958年8月炮击金门、马祖，这么大的事，没有书先同他招呼，造成世界局势紧张。赫鲁晓夫太健忘了，炮击金门，中方事先是对苏联打过招呼的。心血来潮的赫鲁晓夫又转而批评中国同印度总理尼赫鲁闹僵了，埋怨中国不该为那块不毛之地而大动干戈，不值得。“这是原则问题”！毛泽东愤然反驳。

　　碰壁后，赫鲁晓夫拿出所谓王牌来压中国了。在天安门城楼庆典休息时，这位苏联领导突然向毛泽东提出：要求撤回苏联核专家。在此前几个月，苏联已单方面宣布中苏核协议无效。毛泽东冷冷他说，由你们考虑就是了，撤回去也没有多大关系，我们可以自己搞。

　　毛泽东明白，几次交往后，与赫鲁晓夫的共同点越来越少了。中苏关系的友好要寄希望于苏联这位领袖是不可能的了。反复无常的赫鲁晓夫很难说什么时候又会突然作出影响中苏关系的断然行动。从赫鲁晓夫的举动中显示，毛泽东深深地感到，中苏关系走向破裂，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

　　天下无不散之宴席

　　山雨欲来风满楼，摊牌的时候到了！

　　50年代未，60年代初，中国遭受了三年罕见的自然灾害，粮食大大减产，国家经受暂时困难，人民生活艰难。真是屋漏又遭连阴雨，赫鲁晓夫落井下石。1960年夏天，苏联单方面宣布撤走在华的近万名专家，并撕毁了343个专家援助合同，废除了257个科技合作项目，还大量减少了对中国的成套设备中的关键部分的供应。赫鲁晓夫背信弃义的举动，使中国的科研、生产中途停顿，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建设的正常进行。更让人撕心裂肺的是，赫鲁晓夫翻开旧帐，要求中国在三年内还清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给予中国的武器、物资及其他款项..

　　困难是压不倒我们的，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是再也不会屈服任何外来压力的。毛泽东告诫人民：“他（赫鲁晓夫）越压我们越要顶”！并对其身边工作人员郑重宣布：我们就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毛泽东这种在艰苦复杂的斗争中锤炼而就的个性、气质、决心和意志力，象一块强大的磁铁，对全国人民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凝聚力，团结一心，一致对外。毛泽东向苏联宣布：三年的债务，我们一年还清。当时，全国上下，勒紧裤腰带，共度难关。毛泽东与民同心。爱女李讷，经常饿得发慌，想多吃块馒头，也被毛泽东制止，决不让特殊。毛泽东并严厉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别人的孩子也是人，别人的孩子能做到的事，我毛泽东的孩子为什么不能做到？！

　　1960年11月，苏联召集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散发各种材料，攻击、诽谤中共，组织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周恩来率团愤然退场回国，毛泽东特地到北京机场去迎接周恩来，这是毛泽东极少有过的举动，表示对周恩来的坚决支持。

　　对抗在步步加剧。1962年4―5月，苏联公然煽动几万中国公民跑向苏方边境，并策划新疆伊宁的武装暴乱。更让毛泽东愤慨的是，同年秋，赫鲁晓夫公开袒护印度军队侵犯中国领土。毛泽东领悟到，赫鲁晓夫已决意同他决裂。

　　随后，中苏两党之间的全面争论走向公开化。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由《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这就是国际共运史上人所共知的“九评”。对赫鲁晓夫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批判。到60年代未，中苏双方甚至发生领土冲突，从而大动干戈

　　①。亲者痛，仇者快。中苏之间闹到如此绝情的地步，决不是两国人民所愿意看到的，这完全是苏联主要领导人赫鲁晓夫造成的。中苏关系破裂的根源

　　无意去评论赫鲁晓大的个人功过大小，历史学家自有一番公论。应当提及的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根源，主要在于苏联领导人（自然包括赫鲁晓夫）头脑中那种根深蒂固的大国沙文主义以及霸权主义思想的恶性膨胀。赫鲁晓夫的悲剧之一在于：在中国问题上，他曾激烈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做法，可最终又重蹈斯大林的覆辙。

　　毛泽东曾经同苏联两任领导人面对面地打过交道。尽管同斯大林只有唯一的一次会晤，可他门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赫鲁晓夫则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①指1969年的珍宝岛战争。对于中国问题，虽说斯大林也做过一些伤害中国共产党人感情的事，但毕竟到其晚年，他有勇气公开向中国领导人承认自己的过失，并努力改正，中苏友谊之花，到底还是在他临终前几年同毛泽东共同栽培起来的。而赫鲁晓夫留在中国人民心中的是更多的遗憾。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转眼已是1964年。赫鲁晓夫的种种做法和举动，不但为许多兄弟党人为之伤心，而且更为苏联党内的高层领导所无法容忍。10月15日，赫鲁晓夫被党内同僚勃列日涅夫、谢列平、苏斯洛夫等人赶下了台。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天之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西方舆论界声称这是对毛泽东的双重胜利。多少重胜利且不去管，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泽东对苏联的看法已有很大的改变，他正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苏联新一代领导人对华政策的一举一动。

　　（李文晶）

　　满城花雨迎贵宾

　　1957年4月15日的北京，艳阳当空，和风轻拂，红桃绿柳，春意盎然。在南苑机场，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陈云副总理、邓小平总书记等党政军领导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以及欢迎群众数万人等候在这里，迎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叶・伏罗希洛夫。机场上，人头攒动，彩旗翻飞。15时许，伏罗希洛夫主席乘坐的图104喷气式专机，划破一望无际的碧空，徐徐地降落在停机坪的跑道上。顿时，仁候在机场上欢迎的人群立即沸腾起来，挥动着手中的鲜花、彩带和中苏两国国旗，热烈欢迎来自远道的苏联贵宾。

　　飞机停稳后，舷梯很快靠了上去，铺上了红地毯。片刻，76岁的伏罗希洛夫主席出现在机舱门口，白发银须，神采奕奕，他挥帽向欢迎的人群致意，并缓步走下舷梯。这时，毛主席迎了上去，和伏罗希洛夫主席热烈握手。

　　“你的身体真好啊！欢迎你，全中国人民都欢迎你，今天的天气也在欢迎你。”毛主席热情他说。

　　“从我们乘飞机飞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起，美好的天气一直伴送着我们。所以我的身体更加健康了。”伏罗希洛夫主席风趣地回答着。接着便同前来欢迎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一一握手问好。在毛主席的陪同下，检阅了三军仪仗队。毛主席致欢迎词，伏罗希洛夫致答词，然后同乘一辆绿色敞篷车驶向中南海。沿途受到北京市近百万市民的夹道欢迎。当车队行进到天安门广场时，两位领袖乘坐的汽车被数万欢呼的群众围住将近一刻钟。17时10分，车队才驶进中南海的新华门，到达勤政殿。伏罗希洛夫主席将在这里下榻。

　　中南海在天安门和中山公园西侧，始建于金代，成于明清两朝，历来为皇家禁苑，与北海合称西苑，又名西海子。中南海占地1500亩，其中水面为780亩。湖水荡漾，岸树成荫，楼台殿阁，错落其间。民国初年曾在此设总统府。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在此办公，毛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也居于此。勤政殿就座落在南海西岸，距毛主席居住的丰泽园和景色奇秀的“静谷”不远，这里是中央议政和接见外宾的重要场所。现在，将勤政殿作为伏罗希洛夫主席的下榻之地，足见毛主席对伏罗希洛夫主席这次访华的重视，其接待规格之高，礼仪之隆，实属空前。

　　伏罗希洛夫主席在京期间，毛主席多次亲自陪伴他出席各种欢迎会、宴会、庆祝会、游园会等活动，并肩而行，亲切交谈。伏罗希洛夫主席去外地参观访问时，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领导人也分别陪同前往。全国报纸用大量篇幅来报导伏罗希洛夫主席的访问，无线电广播一次又一次地播送欢迎伏罗希洛夫主席的实况录音，全中国人民都被卷入到这个中苏友好的高潮之中。

　　毛主席之所以如此重视伏罗希洛夫主席的这次访华，不仅因为伏罗希洛夫主席是苏联的国家元首，是一位年高德劭、战功显赫、受人敬仰的革命领袖，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伏罗希洛夫主席的这次访华，还可向世人表示中苏之间的牢不可破的友谊。毛主席在欢迎伏罗希洛夫主席的国宴和群众大会上，不止一次他说：“伟大的中苏两国人民是最亲密的兄弟和最可靠的战友，中国人民同苏联人民是坚决地站在一起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们分开。”伏罗希洛夫主席也反复强调：“全世界都看到社会主义阵营力量已进一步团结，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在发展和加强，苏中的友谊也更加巩固。”

　　吐胆倾心贵相知

　　5月17日晚，雄伟壮丽的怀仁堂门前，车水马龙，华灯高挑。在北京的所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和政府各部的负责人，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领导人，以及各国驻华使节和经济代表团团长等270多人相继来到这里，出席毛主席为欢迎伏罗希洛夫主席访华举行的盛大国宴。宴会大厅里，灯火通明，气氛热烈，在主宾席的大圆桌的正中，摆放着芳香四溢的鲜花。18时30分左右，伏罗希洛夫主席及其随行人员在朱德副主席的陪伴下，从勤政殿漫步走到怀仁堂，毛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总理在门前迎接。当毛主席和伏罗希洛夫主席谈笑着走进宴会大厅时，乐队奏起了欢快乐曲，大厅里的人们起立鼓掌。欢迎苏联贵宾。宴会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席间，毛主席，热情赞扬伏罗希洛夫主席，说他“是苏维埃国家和苏联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几十年来，他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苏联国防力量的增强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且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伏罗希洛夫同志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同志和朋友，他这次来到我国访问，给我们带来了伟大苏联人民的兄弟友谊。”毛主席的讲话博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当毛主席结束讲话和伏罗希洛夫主席于杯时，伏罗希洛夫面含微笑对毛主席说：“你这佯夸奖我，将来不是要成个人崇拜吗？”

　　“个人崇拜是什么？不能没有，也不可多有。”毛主席幽默地回答。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譬如，我就尊敬毛泽东，我没有什么理由说毛泽东不好嘛。”伏罗希洛夫主席动情他说。

　　“有时不能不崇拜，如对马克思、列宁等，就不能不崇拜。”毛主席若有所思地回答。

　　“对呀，不能不崇拜。”伏罗希洛夫主席挥动了一下手臂，坚定地重复了毛主席的这句话。

　　两位领导人会心地笑了起来，笑得是那么开心，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在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上，毛主席与苏共领导人赫鲁晓未有很大的分歧，特别是对赫鲁晓夫借反对个人崇拜，全盘否定和诋毁斯大林、干涉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内政的作法很不满。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了第20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这个秘密报告把苏联和东欧搅得沸沸扬扬，全世界为之震动，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全世界共产党人之间，造成极大的混乱与迷惑。在它的影响下，6月，波兰的波兹南发生了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10月至11月，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等地发生了更大规模的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波匈事件”引起社会主义阵营的不安，使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强团结受到影响。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一非常严峻的形势，在毛主席的主持下，《人民日报》于4月5日和12月9日，以该报编辑部名义，相继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

　　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肯定了斯大林的功绩，同时也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分析了个人崇拜产生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提出了防止产生个人崇拜所采取的措施，并对领袖和群众的关系作了深刻的阐述。文章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摆事实、讲道理，入情入理地对斯大林作出了客观而公正的评价。这不仅对澄清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思想混乱、巩固团结、稳定队伍，起到了很好作用，同时也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这当然为赫鲁晓夫所不悦。

　　在如何评价斯大林问题上，伏罗希洛夫主席非常赞同毛泽东的观点。他在离开中国的前夕，曾同毛主席谈及这个问题，认为斯大林是个好人，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称赞《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太好了，并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敞开心扉动情他说：我真感谢你们，我的好朋友，这是我们自己人在一起这样讲。斯大林在此时一再他说，只要有中国同我们在一起，一切都有保证。

　　毛主席不仅反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作法，而且对赫鲁晓夫集团颐指气使、盛气凌人、粗暴干涉兄弟国家和兄弟党的内部事务也是非常反感的，对此进行了必要的批评。在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毛主席就曾严肃地对苏共代表米高扬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好似老子党与儿子党之分的不正常的党与党之间的局面，破坏了兄弟党之间的正常关系。我发号施令，你得听话、服从，不管我说得对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种要一个平等的兄弟党听从另一个兄弟党的话，服从另一个兄弟党的政策、策略和利益，跟着另一个兄弟党的屁股后跑的坏习气、坏传统，是一种极为严重的不正之风。对革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我们将要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场合，讲明我们自己的观点和以高昂代价得来的经验教训。”1957年1月，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时，也曾善意地批评了赫鲁晓夫集团粗暴干涉别国内政是“大国沙文主义的典型”，并警告说，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

　　毛主席在许多原则问题上尽管同苏联赫鲁晓夫集团之间存在着较大分歧，但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中苏两国的友谊，回击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污蔑和挑衅，他以一个伟人的气魄和胸怀，从大局出发，仍然强调“社会主义阵营也必须有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如果没有头，力量就会削弱。”“荷花虽好，也得绿叶扶。”“一个和尚两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要帮助苏联，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和发展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所以，对伏罗希洛夫主席的这种超常规的接待就不难理解了。

　　依依惜别友情深

　　一弯新月，斜挂在西边的夜空，没有一丝云彩，显得分外明亮。海子里的一池清水，像横躺在绿荫丛中的一面镜子，将岸树楼阁全映在里面。整个中南海是那么的宁静、安溢。南海西侧的勤政殿却灯光明亮，身着灰色西服的伏罗希洛夫主席早已起来，梳洗得整整齐齐，两手插在衣兜内，在前厅里来回走动着，等待着最亲近的人到来。这时已是5月6日凌晨3时25分左右。突然，门外响起了脚步声，在夜阑人静中听得格外清楚。伏罗希洛夫主席用手整理了一下领带，迎了出去。这是毛主席特地从丰泽园赶来，与即将离开中国动身前往印尼等国访问的伏罗希洛夫主席话别。

　　毛主席见伏罗希洛夫主席走出来，连忙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关切地问：“睡得怎么样，休息好了没有。”

　　“休息得很好。这个时候还打搅你，真有些过意不去，你早应该休息了。”伏罗希洛夫不安他说。

　　“我应该来看看你。”毛主席一边说着，一边拉着伏罗希洛夫主席的手，并肩向客厅走去。到了客厅门口，伏罗希洛夫停下来，左手作了一个请的手势说：“你到我这里来是客人，请你先走。”毛主席对着伏罗希洛夫主席一笑，谦让他说：“咱们一块儿进去吧。”

　　客厅陈设得朴素别致，中间摆放着三张小茶桌，不远处是几把紫红色的沙发，靠右墙的书柜里摆着毛主席阅览过的书籍。伏罗希洛夫主席知道毛主席吸烟，把茶桌上的烟碟拿过来，放在毛主席坐的沙发靠手上，亲切他说：“‘茶桌离你远了些，这洋你就方便了，不用再起来去磕烟灰。”毛主席没有顾得上吸烟，握着伏罗希洛夫主席的手问道：“二十天来你累了吧？节目可能紧了一些，你是不是没有休息好？”伏罗希洛夫主席轻轻拍着毛主席的手，感激他说：“我最亲近的朋友，毛洋东同志，我一点也没累，一切都好极了。偶尔由于太阳晒，有些头昏，在广州吃了点蛇肉，也许肚子里展开了龙虎斗，刚回北京稍梢感到不舒适，很快就过去了。每当我想到热情好客的中国人民对我们的动人的欢迎和款待，就是有点疲劳也都忘伏罗希洛夫主席说着，不禁回想起在中国各地参观访问时的动人情景，又一一浮现在眼前。在鞍钢，工人们考虑到伏罗希洛夫主席年事已高，车间的铁梯太滑，为了安全，工人们用锯未把铁梯的油腻一点一滴地擦净，使伏罗希洛夫主席参观时行走方便安全；在上海，园艺工人为表达上海市600万人民的一片情、一片爱，精心准备了两万束鲜花和80多斤鲜花瓣，让人们把鲜花献到伏罗希洛夫主席的手上，把花瓣撒在他的身上；在杭州，梅家坞十月茶叶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为了表示全体社员的深情厚意，特地从650亩茶园中所采集的12斤“明前”龙井茶中挑出3斤，赠给苏联贵宾，据说这种茶叶只是在清明前二、三天茶树上发出第一叶时就摘下来，所以特别清香可口，是最名贵的特级茶。总之，在参观访问中，不仅看到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的真挚友情，而且也看到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热火朝天的建设情景，从而对毛泽东主席更加尊敬了。

　　伏罗希洛夫主席很快从记忆中回过来，自己笑了一笑，侧过头看了毛主席一眼，紧紧握住他的手，非常关心他说：“我听说你每天熬夜，我真心痛啊！你无论如何也别熬夜了。过去我也曾通宵地工作，结果身体受了不少损失。希望你这样做：太阳一出来你就向它问好，太阳一落你就向它告别，去休息。”

　　“好，要按太阳办事。”毛主席笑着回答，接着又说：“不要紧，我已经习惯了夜里工作。”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做。”伏罗希洛夫摇着两只大手认真他说。他好像想起什么事似的，起身到茶桌上拿起一杯泡好的龙井条，递给毛主席，诚挚他说：“我亲爱的毛泽东同志，你如果想休息，随时都可以到我们那儿去，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如像南俄的索奇和黑海岸上的克里米亚等地。”并绘声绘色地介绍了这些地方的自然风光。

　　“我深深地感谢你，你这是很好的意思。”毛主席对伏罗希洛夫的盛情

　　邀请表示感激。

　　毛主席同伏罗希洛夫主席谈得是那样的吐胆倾心，好像有许多话还没有说完似的。这时天边已渐渐现出微曦，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也走了进来，准备一“道去机场，为伏罗希洛夫主席送行。

　　毛主席陪着伏罗希洛夫主席走到门口，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我不同你告别，我只暂时说同你再见，祝你一路平安。”然后把伏罗希洛夫主席送上汽车，目送着伏罗希洛夫主席的车队在晨曦中渐渐远去。

　　（刘懋）

　　《毛选》之缘

　　1950年2月，在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的一次会见中，出于对中国革命经验的重视，斯大林主动向中国客人建议，把毛泽东所写的文章、文件等编辑出版。正好毛泽东也有此意，他希望斯大林派一位理论功底强的同志来帮助完成文稿的编辑工作。热心的主人立即答应派苏联著名哲学家尤金来华，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在此后的岁月里，尤金，这位苏联理论专家同中国领袖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半年之后，奉斯大林之命，尤金来到北京，参与《毛泽东选集》的编辑与审稿工作。这位哲学家承认，他对中国问题了解不多，但通过对毛泽东著作的深入研究后，增加了不少关于中国哲学、历史、理论、文学等方面的知识，对东方文化颇感兴趣。尤金很推崇毛泽东的文章，特别是《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看得入迷，赞叹毛泽东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理论家，视毛泽东为学术知音。欣喜之余，尤金请求主人把这几篇文章寄送给斯大林阅读。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被誉为最权威的理论家，国内外政界的多少政论文章，他瞧不上眼，但对于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认真阅读后，他折服了，并把它交给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该杂志先后予以公开发表，在苏联引起很大轰动。毛泽东对此也很高兴，专门给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写信，要求将《实践论》和《真理报》编辑部的评论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时的尤金，已让毛泽东刮目相看了。

　　毛泽东十分重视尤金的工作。两个月很快过去，而尤金的使命还未完成。为此，毛泽东专门给斯大林致电，要求延长尤金在华的工作时间，同时希望让这位理论家到中国的部分大中城市，给中共干部做政治理论报告和演讲。斯大林十分爽快地同意了毛泽东的请求，让尤金留到年底。上海、杭州、广州、西安等地都留下了尤金那风尘仆仆的身影。《苏联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论苏联逐步到社会主义》、《东欧和中南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等一篇篇出自尤金之手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陆续发表。

　　好朋友回国，少不了主人的热情欢送。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主席还专门同尤金进行了一次长谈。无疑，主题就是双方都关注的《毛泽东选集》问题。尤金告诉毛主席，他对《毛选》评价很高，认为有许多独到之处，俄文版的发行，肯定会引起轰动。只是这位一贯以严谨著称的哲学家对毛泽东那生动、形象，具有大众特色的词句，诸如：“一屁股蹲下，坐在坑上”，“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云云，多有微词，担心难登大雅之堂，并解释说外国的读者是很难领悟其真正含义的。至于毛泽东最后如何采纳，他就不得而知了。

　　也许是对这位学者颇有好感，毛泽东希望尤金再次来华工作，客人愉快地答应了，并打算携带家眷来华长住。

　　毛泽东忘不了，尤金返回国后，向斯大林汇报时，说了我们的许多好话，

　　声称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向来猜疑心重的斯大林，在尤金这位诚实的学者的赞词之下，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的信任。

　　尊贵的客人

　　毕竟是知音难得，仅仅离别半年，毛泽东就又邀请尤金访华。1951年7月，尤金携夫人季娜再次访华，受到超规格的接待。热情的东道主把尤金夫妇安排在景山后街。这原是燕京大学校长、美国驻国民党政府时期大使司徒雷登的寓所，内有花园，小游泳池，环境幽静。

　　作为毛泽东的尊贵客人，尤金并不是苏联政权的显贵，可能大部分中国平民百姓对之陌生。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尤金，1899年生于俄罗斯一个农民家庭，毕业于列宁格勒的斯大林共产主义大学，他长期在苏联科学院从事哲学研究工作，并担任研究所所长。他还任职于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尤金再次来华，任务有三：一是到东北、华北各地向党政干部作讲演；二是帮助中国研究东方各国兄弟党的情况；再就是审阅《毛选》的一些文章，指导翻译工作。为了方便客人，毛泽东专门指派中宣部部长陆定一陪同客人讲演、参观。毛泽东还亲自安排尤金夫妇去青岛疗养。旅行回京后，这位勤勉的学者忘不了把自己的观感印象汇报给毛泽东，使主人大为愉悦。

　　与后来当大使时相比，尤金的这次来华工作是轻松、愉快的。

　　好客的毛泽东完全把尤金夫妇当作自己的私人客人，经常抽空拜访他们，并陪同他们散步。当然，更多的还是趣味相投的广泛交谈。哲学自然成为谈论的主题：辩证法、物理、生理学现象、原子、中子、质子、电子之源..两位哲人侃侃而谈，津津乐道，甚至在宴席上也交谈不断，似有说不完的话题。此时，他们的关系已十分融洽。对尤金来说，真是异国遇知音啊！

　　“书生”大使

　　怕当“官”，这在知识分子阶层中，人数不少，毛泽东的常住客人尤金就是其中之一。当然，很多事情，不一定都能随自己意愿。

　　1953年12月2日，苏联任命尤金为苏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接替前任大使库兹涅佐夫。

　　被任命为驻华大使，这确实出乎尤金本人和毛泽东的意外。当大使，对尤金这个书生来说，无疑是秀才挂帅。他既不懂多少外交，又不善于处理国事。然而，白纸黑字的任命书就在眼前。这一主意无疑来自赫鲁晓夫。这位苏联新领导者明白：尤金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和赏识，同中方打交道，派毛泽东不熟悉的大使，办事不方便。这样，从1953年到1959年，尤金开始了他长达6年的大使生涯。

　　对于尤金的情况，毛泽东、周恩来都是清楚的。我们欢迎他，支持他。就任大使后，尤金本应住在大使馆，但他希望仍住在景山后街，中方破例同意了他的请求。

　　1953年12月14日，这位新大使到外交部拜会周恩来外长。第二天，他又第一次以官方身分向毛泽东主席呈递国书。在给毛泽东的致颂词中，大使表示：他将不惜自己的一切力量来进一步加强苏联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的伟

　　大同盟，增进同中国的兄弟般的友谊和亲密合作。毛主席在热情洋溢的致答词中告诉大使：中国一贯十分重视同苏联之间的兄弟般的友谊。我本人和中国政府热烈欢迎您出任苏联驻华大使，中国政府将全力支持您的工作。

　　充当大使后，尤金在同毛泽东的交谈中，仍是三句不离本行。有一次，尤金同毛泽东谈完公事后，毛泽东专门把他留下来，还是老话重谈――哲学问题。在谈到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时，毛泽东若有所感他说：“现象与本质有时并不一致，甚至相反，现象常常掩盖着本质，使人们不易洞察其真实面目。”已经作为大使的哲学家，这次不知有没有察觉毛泽东的话外之音。

　　尤金是诚实而直率之人，他没有一般外交家那种狡黠圆滑与察颜观色，他坦荡实在，毫不做作，这一点倍受毛泽东的信任和重视。

　　50年代初，高岗权力欲膨胀，以功臣自居，突出自己，搞独立王国，井同饶漱石结党营私，搞地下活动，对抗中央。毛泽东早已洞察其奸。1954年1月的一天，毛泽东接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西安和尤金大使时，有意识地透露了我们党内的一些重要情况，目的是暗示苏方要有思想准备。高岗同苏联关系密切，毛泽东是很清楚的。客人的这次来访，主要是高岗陪同。尤金感觉出中共党内可能有些问题，但由于主席并未点名，使得不知内情的大使还是如坠云雾。直到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召开后，刘少奇、周恩来召见尤金时，憨厚的大使才恍然大悟。

　　尤金的大使任期经历了中苏关系由亲善向不和，又走向破裂的时期。从个人私交来说，尤金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关系是亲密的，特别与毛泽东，更是亲密。然而，作为大使，他的使命，他所处的环境决定了他必须按莫斯科的旨意行事，服从上级的命令。固然，后来赫鲁晓夫对中方的种种异常举动，不但让中国领导人大为愤怒，而且也使这位大使甚感困惑。到他大使任期的后期，尤金感到的不再是作为中国客人时的那种愉悦、欢心和无忧无虑，而是不尽的烦恼、无奈和不安。这时大使的使命成为单纯的苏中首脑信息的传递者。就是这一差使，赫鲁晓夫还怨尤金不称职。

　　1958年7月下旬，尤金奉命求见毛主席，转达苏联领导人想在中国建一个长波电台和组建共同舰队的意图。毕竟是涉及到国家主权，当毛泽东听完翻译后，顿时惊愕得说不出一句话。好几秒钟后，突然严肃地问大使：“你们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么个搞法？”尤金只能无奈地摇摇头。毛泽东遏制怒火：“你讲不清，让赫鲁晓夫自己来讲！”第二天，毛泽东召见尤金，阐述问题的严重性。他沉重地告诉大使：昨天你们走了以后，我一直睡不着，也没有吃饭。所以，再请你们来当个医生，下午就可以睡觉吃饭了。并自嘲地羡慕尤金：你们很幸运，能吃饭、睡觉。

　　老朋友交谈，坦荡无遮，毛泽东诚恳地要尤金把话原原本本地转给赫鲁晓夫：我们之间没有紧张局势。我们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相同。但是，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中国人被看成是第二个铁托。我们名义是兄弟党，实际上是父子党。赫鲁晓夫感到事情不好办，立即秘密飞抵北京。这位苏联领导入来华后，首先埋怨尤金没有明白苏联领导的意思。在同毛泽东的交锋中，赫鲁晓夫把尤金当“替罪羊”，一再责怪这位下属办事不行，没向中方解释清。这次中苏不愉快的首脑会晤后，尤金在赫鲁晓夫眼中已是印象不佳，但为了尊重中国政府的意见，到底还是没有撤换他。直到1959年，尤金大使任期届满，才调回国，继续当他的科学院院士。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尤金郁郁而归。应该讲，毛泽东并未责难这位大

　　使。《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的出版及俄文版的发行，凝结了这位杰出的哲学家、理论家的心血。他曾经作为中苏友好关系的使者，为巩固和发展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他个人的突出贡献。这一点，毛泽东不会忘记。作为政治家，毛泽东更清楚，尤金无须为中苏友好关系的逆转负什么责任。因为，对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尤金本人也同毛泽东一样痛心，作为一个大使，他是无法扭转乾坤的。

　　（冷述梅）

　　1975年10月底，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和夫人应邀访问中国。

　　施密特总理是联邦德国著名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曾先后任德国社会民主党副主席、联邦国防部长、经济和财政部长等职，1974年5月担任联邦总理。施密特主张建立一个联合而强大的欧洲，力主同中国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早在1971年担任国防部长时就敦促当时的勃兰特总理同中国建立两国外交关系。施密特担任总理后仅一年多，便应邀来中国访问，这是联邦德国总理首次访问中国。

　　晚年的毛泽东主席一直致力于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他在大力发展同亚非拉国家关系的同时，积极做被称为“第二世界”――即美苏以外发达国家的工作。毛主席不顾年迈和体弱多病，会见了一批又一批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国际友人。1975年初，他刚刚会见过联邦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当施密特总理到中国后，毛主席尽管已重病缠身，但仍会见了这位力主发展两国关系的总理。

　　10月30日，毛主席在中南海的书房里会见了施密特总理和夫人一行。施密特总理虽然是应周恩来总理邀请来中国访问的，但这时周恩来总理已身患重病，住进了医院。中方参加会见的有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及中国驻德国大使王殊等。德方参加会见的有：交通、邮电部长库特・克沙伊德勒、外交国务部长卡尔・默尔施、总理府议会国务秘书玛丽・施莱夫人等。毛主席尽管身体很虚弱，行走困难，连坐下都需要人扶着，但他仍同施密特等联邦德国客人们一一握手。

　　毛主席同施密特总理的谈话，从一开始就充满友好的气氛。

　　毛主席说：“德国人好。”然后更精确地用英语说：“西德人好。”施密特谈到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成就。接着谈到玛丽・施莱夫人特别喜欢毛主席的诗词。

　　毛主席回答说：“成就大小，我也不会写诗。但我懂得怎样打仗，怎样打胜仗。”

　　毛主席接着问王殊：“你怎么样？”王殊答：”很好。”毛主席转向施密特问：“我们这个大使怎么样？”施密特回答说，希望他对两国关系作出贡献。

　　王殊原是新华社驻联邦德国首都波恩分社的记者。1969年中苏珍宝岛事件后，西方有“祸水东移论”，王殊在研究了各种材料后，认为苏美的战略重点仍在欧洲。他的这些报道，毛主席十分赞同。毛主席认为，苏联的战略是声东击西，苏美争夺的重点仍然在欧洲，而且争夺越来越激烈。西欧国家太散、太弱，易受两霸争夺的威胁。西欧要联合起来，维护和平与安全。在1972年中德建交谈判时，毛主席、周总理亲自选定王殊担任谈判代表，并接见王殊等人，听取汇报。事隔三年多。毛主席对王殊仍有很深的印象。

　　施密特原以为毛主席重病缠身，这次会见只是一种纯粹的礼貌姿态，连翻译的欢迎词，他也认为是事先编好再装模作样地翻译出来。但随着谈话的深入，施密特不得不改变他最初的看法。

　　毛主席谈话已气喘，有时发音也很困难，但令施密特吃惊的是，毛主席精神集中，思路敏捷，双方谈话非常活跃。

　　欧洲和国际形势自然是双方讨论的重点，双方坦率地介绍了各自的观点，有时还展开辩论，但双方都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对方。

　　毛主席同施密特还花了10多分钟讨论了德国哲学。毛主席说，你看来是康德的学生，唯心主义不好。我是马克思的学生，我从他那里学了很多东西，我不喜欢理想主义，我对黑格尔、费尔巴哈、康德，还有生物学家海克尔感兴趣。他们还谈到了克劳塞维茨。

　　毛主席独特的谈话方式也深为施密特称道。由于毛主席说话困难，有时需要把他的意思先译成通俗易懂的中文，然后再译成英文。当翻译没听懂时，有时几个人便商量一下，或请毛主席再重复一遍，而重复后仍然听不懂，毛主席就把他的话写在事先准备好的小纸条上。为了便于表达和翻译，毛主席特别注意讲短句，说话不用华丽的词藻，但谈话仍然诙谑幽默，大家毫不拘束，整个会见气氛十分欢快。有时毛主席一句笑话、一个形象的比喻，还引起女士们的哄笑声。

　　毛主席还同施密特总理讨论了战略问题。毛主席认为，防御战比进攻战好。并举例说明美国进攻越南、德皇威廉二世进攻法国、希特勒进攻欧洲、蒋介石进攻解放区，都是进攻者遭到失败。

　　双方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告辞时，施密特握着毛主席的手说，你的话对我观察国际形势很重要。在我之前，已有许多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拜见过你，以后还将有许多人前来，询问你对世界形势的估计，这使你承担了责任。你的话有重大的意义。

　　毛主席回答：“哪里，你知道，不论是法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不听我的。”施密特引用了“水滴石穿”这句成语，毛主席幽默他说：“我这个水不行。靠你们。”话一出口，在场的中德两国人士都哈哈大笑起来。

　　施密特没有想到，他是毛主席会见的最后一位来自欧洲的客人。

　　同毛主席的会见给施密特留下深刻的印象。1987年，施密特出版了他的回忆录《伟人与大国》，书中详细地记述了他同毛主席会见的情景。施密特称毛主席是“一位备受赞扬、又常被人辱骂的人物，毫无疑问，现在和将来，他都是世界历史中的伟人”。

　　（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