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之缘
1950年2月，在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的一次会见中，出于对中国革命经验的重视，斯大林主动向中国客人建议，把毛泽东所写的文章、文件等编辑出版。正好毛泽东也有此意，他希望斯大林派一位理论功底强的同志来帮助完成文稿的编辑工作。热心的主人立即答应派苏联著名哲学家尤金来华，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在此后的岁月里，尤金，这位苏联理论专家同中国领袖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半年之后，奉斯大林之命，尤金来到北京，参与《毛泽东选集》的编辑与审稿工作。这位哲学家承认，他对中国问题了解不多，但通过对毛泽东著作的深入研究后，增加了不少关于中国哲学、历史、理论、文学等方面的知识，对东方文化颇感兴趣。尤金很推崇毛泽东的文章，特别是《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看得入迷，赞叹毛泽东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理论家，视毛泽东为学术知音。欣喜之余，尤金请求主人把这几篇文章寄送给斯大林阅读。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被誉为最权威的理论家，国内外政界的多少政论文章，他瞧不上眼，但对于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认真阅读后，他折服了，并把它交给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该杂志先后予以公开发表，在苏联引起很大轰动。毛泽东对此也很高兴，专门给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写信，要求将《实践论》和《真理报》编辑部的评论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时的尤金，已让毛泽东刮目相看了。
毛泽东十分重视尤金的工作。两个月很快过去，而尤金的使命还未完成。为此，毛泽东专门给斯大林致电，要求延长尤金在华的工作时间，同时希望让这位理论家到中国的部分大中城市，给中共干部做政治理论报告和演讲。斯大林十分爽快地同意了毛泽东的请求，让尤金留到年底。上海、杭州、广州、西安等地都留下了尤金那风尘仆仆的身影。《苏联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论苏联逐步到社会主义》、《东欧和中南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等一篇篇出自尤金之手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陆续发表。
好朋友回国，少不了主人的热情欢送。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主席还专门同尤金进行了一次长谈。无疑，主题就是双方都关注的《毛泽东选集》问题。尤金告诉毛主席，他对《毛选》评价很高，认为有许多独到之处，俄文版的发行，肯定会引起轰动。只是这位一贯以严谨著称的哲学家对毛泽东那生动、形象，具有大众特色的词句，诸如：“一屁股蹲下，坐在坑上”，“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云云，多有微词，担心难登大雅之堂，并解释说外国的读者是很难领悟其真正含义的。至于毛泽东最后如何采纳，他就不得而知了。
也许是对这位学者颇有好感，毛泽东希望尤金再次来华工作，客人愉快地答应了，并打算携带家眷来华长住。
毛泽东忘不了，尤金返回国后，向斯大林汇报时，说了我们的许多好话，
声称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向来猜疑心重的斯大林，在尤金这位诚实的学者的赞词之下，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的信任。
尊贵的客人
毕竟是知音难得，仅仅离别半年，毛泽东就又邀请尤金访华。1951年7月，尤金携夫人季娜再次访华，受到超规格的接待。热情的东道主把尤金夫妇安排在景山后街。这原是燕京大学校长、美国驻国民党政府时期大使司徒雷登的寓所，内有花园，小游泳池，环境幽静。
作为毛泽东的尊贵客人，尤金并不是苏联政权的显贵，可能大部分中国平民百姓对之陌生。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尤金，1899年生于俄罗斯一个农民家庭，毕业于列宁格勒的斯大林共产主义大学，他长期在苏联科学院从事哲学研究工作，并担任研究所所长。他还任职于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尤金再次来华，任务有三：一是到东北、华北各地向党政干部作讲演；二是帮助中国研究东方各国兄弟党的情况；再就是审阅《毛选》的一些文章，指导翻译工作。为了方便客人，毛泽东专门指派中宣部部长陆定一陪同客人讲演、参观。毛泽东还亲自安排尤金夫妇去青岛疗养。旅行回京后，这位勤勉的学者忘不了把自己的观感印象汇报给毛泽东，使主人大为愉悦。
与后来当大使时相比，尤金的这次来华工作是轻松、愉快的。
好客的毛泽东完全把尤金夫妇当作自己的私人客人，经常抽空拜访他们，并陪同他们散步。当然，更多的还是趣味相投的广泛交谈。哲学自然成为谈论的主题：辩证法、物理、生理学现象、原子、中子、质子、电子之源..两位哲人侃侃而谈，津津乐道，甚至在宴席上也交谈不断，似有说不完的话题。此时，他们的关系已十分融洽。对尤金来说，真是异国遇知音啊！
“书生”大使
怕当“官”，这在知识分子阶层中，人数不少，毛泽东的常住客人尤金就是其中之一。当然，很多事情，不一定都能随自己意愿。
1953年12月2日，苏联任命尤金为苏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接替前任大使库兹涅佐夫。
被任命为驻华大使，这确实出乎尤金本人和毛泽东的意外。当大使，对尤金这个书生来说，无疑是秀才挂帅。他既不懂多少外交，又不善于处理国事。然而，白纸黑字的任命书就在眼前。这一主意无疑来自赫鲁晓夫。这位苏联新领导者明白：尤金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和赏识，同中方打交道，派毛泽东不熟悉的大使，办事不方便。这样，从1953年到1959年，尤金开始了他长达6年的大使生涯。
对于尤金的情况，毛泽东、周恩来都是清楚的。我们欢迎他，支持他。就任大使后，尤金本应住在大使馆，但他希望仍住在景山后街，中方破例同意了他的请求。
1953年12月14日，这位新大使到外交部拜会周恩来外长。第二天，他又第一次以官方身分向毛泽东主席呈递国书。在给毛泽东的致颂词中，大使表示：他将不惜自己的一切力量来进一步加强苏联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的伟
大同盟，增进同中国的兄弟般的友谊和亲密合作。毛主席在热情洋溢的致答词中告诉大使：中国一贯十分重视同苏联之间的兄弟般的友谊。我本人和中国政府热烈欢迎您出任苏联驻华大使，中国政府将全力支持您的工作。
充当大使后，尤金在同毛泽东的交谈中，仍是三句不离本行。有一次，尤金同毛泽东谈完公事后，毛泽东专门把他留下来，还是老话重谈――哲学问题。在谈到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时，毛泽东若有所感他说：“现象与本质有时并不一致，甚至相反，现象常常掩盖着本质，使人们不易洞察其真实面目。”已经作为大使的哲学家，这次不知有没有察觉毛泽东的话外之音。
尤金是诚实而直率之人，他没有一般外交家那种狡黠圆滑与察颜观色，他坦荡实在，毫不做作，这一点倍受毛泽东的信任和重视。
50年代初，高岗权力欲膨胀，以功臣自居，突出自己，搞独立王国，井同饶漱石结党营私，搞地下活动，对抗中央。毛泽东早已洞察其奸。1954年1月的一天，毛泽东接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西安和尤金大使时，有意识地透露了我们党内的一些重要情况，目的是暗示苏方要有思想准备。高岗同苏联关系密切，毛泽东是很清楚的。客人的这次来访，主要是高岗陪同。尤金感觉出中共党内可能有些问题，但由于主席并未点名，使得不知内情的大使还是如坠云雾。直到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召开后，刘少奇、周恩来召见尤金时，憨厚的大使才恍然大悟。
尤金的大使任期经历了中苏关系由亲善向不和，又走向破裂的时期。从个人私交来说，尤金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关系是亲密的，特别与毛泽东，更是亲密。然而，作为大使，他的使命，他所处的环境决定了他必须按莫斯科的旨意行事，服从上级的命令。固然，后来赫鲁晓夫对中方的种种异常举动，不但让中国领导人大为愤怒，而且也使这位大使甚感困惑。到他大使任期的后期，尤金感到的不再是作为中国客人时的那种愉悦、欢心和无忧无虑，而是不尽的烦恼、无奈和不安。这时大使的使命成为单纯的苏中首脑信息的传递者。就是这一差使，赫鲁晓夫还怨尤金不称职。
1958年7月下旬，尤金奉命求见毛主席，转达苏联领导人想在中国建一个长波电台和组建共同舰队的意图。毕竟是涉及到国家主权，当毛泽东听完翻译后，顿时惊愕得说不出一句话。好几秒钟后，突然严肃地问大使：“你们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么个搞法？”尤金只能无奈地摇摇头。毛泽东遏制怒火：“你讲不清，让赫鲁晓夫自己来讲！”第二天，毛泽东召见尤金，阐述问题的严重性。他沉重地告诉大使：昨天你们走了以后，我一直睡不着，也没有吃饭。所以，再请你们来当个医生，下午就可以睡觉吃饭了。并自嘲地羡慕尤金：你们很幸运，能吃饭、睡觉。
老朋友交谈，坦荡无遮，毛泽东诚恳地要尤金把话原原本本地转给赫鲁晓夫：我们之间没有紧张局势。我们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相同。但是，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中国人被看成是第二个铁托。我们名义是兄弟党，实际上是父子党。赫鲁晓夫感到事情不好办，立即秘密飞抵北京。这位苏联领导入来华后，首先埋怨尤金没有明白苏联领导的意思。在同毛泽东的交锋中，赫鲁晓夫把尤金当“替罪羊”，一再责怪这位下属办事不行，没向中方解释清。这次中苏不愉快的首脑会晤后，尤金在赫鲁晓夫眼中已是印象不佳，但为了尊重中国政府的意见，到底还是没有撤换他。直到1959年，尤金大使任期届满，才调回国，继续当他的科学院院士。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尤金郁郁而归。应该讲，毛泽东并未责难这位大
使。《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的出版及俄文版的发行，凝结了这位杰出的哲学家、理论家的心血。他曾经作为中苏友好关系的使者，为巩固和发展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他个人的突出贡献。这一点，毛泽东不会忘记。作为政治家，毛泽东更清楚，尤金无须为中苏友好关系的逆转负什么责任。因为，对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尤金本人也同毛泽东一样痛心，作为一个大使，他是无法扭转乾坤的。
（冷述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