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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早年心影 四 私塾发蒙






  (一)韶山毛氏

  九疑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技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毛泽东的这首《答友人》作于1961年。九嶷山又名苍梧山,在湖南省南部宁远县城南六十里。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另据清光绪年间《湘潭县志》载:舜帝南巡时,路经韶山,听九韶乐,舜帝死后,他的两个爱妃――娥皇和女英追踪湘水,泪洒青竹而竹尽斑。“斑竹一枝干滴泪”,写的正是作者对故土的深情怀念和祝愿。

  韶山(峰)又名仙女峰,高五里,是南岳第七十一峰,位于湘潭、湘乡、宁乡交界处。韶峰脚下的一个谷地,自南向北长十里,东西宽七里,称为韶山冲,冲里原先住着六百户人家,以毛姓为大族,杂有李、钟、周、邹、庞等姓。韶山落脉的小山丘,叫韶山嘴。在韶山嘴的对面(南岸)有一座一担柴式的土砖房子,叫上屋场,那就是毛泽东出生的地方。

  毛姓在韶山落脚生根已有五百年历史。元朝末年,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反元。江西吉州府龙城县,有个叫毛太华的青年农民揭竿而起,参加了朱元璋的起义队伍。等到朱元璋谫灭群雄,建立明朝,毛太华已提升为“百夫长”,又随傅友德将军远征云南澜沧江(今澜沧拉枯族自治县),在那里立下战功,并娶妻安家,生下四个儿子,取名为清一、清二、清三、清四。后来毛太华请准告老还乡,但他没有返回原籍,而是落户到因战乱致人烟稀少的湖南。他带着两个儿子定居于湘乡县城北门外的绯柴桥,有几十亩田产。未久,清一和清四又移居到更为偏僻的湘乡七都七甲,即今日的湘潭韶山冲。

  韶山毛氏家族自毛太华第七代孙修族谱,定下了二十代子孙家族谍为:

  立显荣朝士,文方运际样;

  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

  自1737年至1941年的两百多年间,韶山毛氏曾四次修谱,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1823―1893)号四端,是太华公的十七代孙,他住在东茅塘,以种田、打柴为生,后来借债购置了一点田产,因债务愈背愈重,郁郁而终。泽东就是曾祖父弃世那年出生的。泽东的祖父恩著(1846―1904)是祖人的次子,号翼臣。他于1878年同哥哥德臣分家时,从东茅塘搬到南岸上屋场,因家境更趋穷困,不得不将祖遗的部分田产典当出去。他死后葬于滴水洞大石鼓,这就是泽东小时候常来放牛,晚年还依恋不舍的那个“西方山洞”。恩著聚妻刘氏,生一子贻昌(1870―1920),字顺生,号良弼。

  毛顺生读过几年私塾,虽然同祖上一样务农为业,但他为人精明能干,十七岁就开始当家理事。他娶妻文氏,生下五子二女。毛泽东就是他的第三个儿子,前面两个都不幸在襁褓中夭折。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1867―1919)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她长得中等身材,容貌端秀,圆脸庞,宽前额,有一双聪慧的眼睛。她没有读过书,连名字也没有取一个。她的娘家在湘乡四都唐家坨(现改称棠佳阁),与韶山冲隔一座云盘大山,相距十余华里。文氏耕读传家,家境小康。只因祖坟将七妹许配韶山毛家。文七妹十三岁便与毛顺生订婚。毛顺生当时还只有十岁。文七妹十八岁过门时,毛顺生刚好十五岁,但已长得武高武大了。七妹过门以后,头两胎生的儿子都没有带大,1893年12月26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第三胎生下泽东,七妹生怕他“根基不稳”,便多方祈求神佛保佑。她吃“观音斋”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唐家坨外婆家的后山有个龙潭坨,坨内有一股清泉流出,四时不竭。坨口矗立一块大石头;高二丈八,宽二丈。石上建一小庙,经常有人来烧香祷拜,称之为“石观音”。泽东生下来不久,外祖母要七妹抱着儿子拜“石观音”为干娘,并寄名为石头。因为他排行第三,大家便唤他为“石三”。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时,曾设宴招待乡亲父老。他在席间风趣地说,今天该请的都请到了,就差位长辈没有来。大家问是谁。他笑呵呵地说,就是我那“石干娘”呀!

  泽东两岁时,七妹又怀了身孕,就把泽东送到外婆家抚养。从两岁到八岁这一段童年生活,他主要是在外婆家度过的。

  泽东的外祖父文芝仪(1821―1888)有三男三女。长子文正兴(1853―1920)务农为业,排行第七,泽东称之为七舅。七舅母子女众多,被认为命中多福。泽东曾拜七舅母为“干妈”,意在托福。次子文正莹(1895―1929),排行第八,在家开馆授徒,泽东经常在那里旁听。

  泽东的外祖家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全家大小几十口人,除自耕五十多亩田外,还租种人家五十亩。泽东每天同表兄弟们一起出去放牛、打猪草、拾野粪,日子过得很称心,乐不思家。每次韶山来人,他总是躲藏起来,生怕接他回去。

  泽东在外祖母和母亲的熏陶下,也迷信神佛。1909年,因母亲生病许了愿,他曾经到南岳去“朝山进香”。他平日在家里敬祭天地祖宗,也是依时按节,从未间断。当1959 年他重返韶山旧居时,还指着堂屋正中摆过神龛的地方风趣地说:“这是我初一、十五工作的地方!”

  毛顺生原来不信神,泽东同母亲都担心这样会为家里招灾惹祸,多次劝说,他都不听。后来有一次在路上劈面碰到一只老虎,他正害怕得发抖,老虎却掉头走了。他以为这是冥冥中有菩萨保佑,便转而信神了。但那时泽东知识渐开,反倒不信了。

  毛顺生的家底虽薄,但他勤劳省俭,又善于经营,很快就由穷变富了。起初,他把自家省吃节余的稻谷加工成白米,肩挑到银田寺去赶集,并将一部分零售给附近的穷苦的樵夫和手工业者。同时,他还将碾碎的糠喂肥架子猪出售。不久,他积攒了一笔钱,赎回了毛翼臣典当出去的田产,自耕十五亩田,年收六十担谷。那时毛顺生夫妻,加上父亲和两个孩子,一家五口每年大约吃三十五担谷,还有二十五担左右剩余,在韶山冲是一户相当宽裕的中农。

  后来,毛顺生得到岳家的贷款帮助,便到湘乡大平坳一带成批购进稻谷,扩大加工销售。人手不够,就雇请一个长工。到年底碾米时再加雇短工,运输的方式也由肩挑改为土车运送。进一步发展,他便从银田寺雇船装运白米,送往湘潭易俗河出售。他还贩卖耕牛,饲养生猪。这样,他手头积的钱多起来了,便于1903年买进堂弟毛菊生的七亩水田,使田产增加到二十二亩,每年收稻谷约八十担,上升为富农。

  湘潭县清末隶属长沙府,是一个面积一万五千六百多平方里,人口近百万的大县。湘潭县城本来是湘、粤、赣三省水陆交通枢纽。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从西洋经广州进口的商品,运到湘潭,再转销内陆各地。内地的农产品如茶叶、蚕丝、药材等,也由此转运出口。当时,湘潭“陆路肩货的工

  1905年,湘潭被辟为寄港地,英国太古公司、怡和公司造置一批浅水轮,专驶湘潭、长沙等地。西方资本主义的渗入,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也刺激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多数农民趋于破产,而极少数人则走上富农经济的道路。毛顺生就是这样一个幸运儿,他不再买进土地,但却典进了许多别人的地,并把积蓄下来的钱投资到商业上来。他在银田寺的长庆和米店入了股,还和那里的祥顺和、彭厚锡堂等铺店有商务来往。他又用五百两银子押进桥头湾的田产,每年收入八十多担稻谷充作利息。自家印了一种叫“义顺堂”的纸票。还使用吉春堂的纸票流通周转。吉春堂是湘乡大平拗一家设有药材、肉食、南杂等几个门市部的大商店,它的老板是毛顺生的妻兄文玉端的岳家,姓赵。毛顺生为了与吉春堂结盟,还一手包办了三儿泽覃与赵家幼女先桂的婚约。这时候,毛顺生的生意做得很红火,已经是韶山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小财东了。

  (二)私塾发蒙

  泽东从小聪颖,有不同寻常的理解力和记忆力。他寄居外祖家时,常在舅舅办的蒙馆里“旁听”,看样子虽是漫不经心,却能背诵蒙馆中点教的课文,还能脱手写字,深得舅舅的欢心。

  1902年,泽东八岁,回韶山读私塾,启蒙老师邹春培,先教他读《三字经》,接着点读《论语》、《孟子》。邹春培也和当时许多三家村的塾师一样,要求学生背诵那些晦涩难懂的古书。背诵时,老师正襟危坐,道貌岸然,学生背着老师站立,在那样紧张的气氛下,往往吓得忘记了已熟读的课文。轮到泽东第一次背书时,他不按规矩肃立,依然端坐在自己的课桌上。邹先生责问他为什么不站起来,他回答道:“你是坐着的,我也要坐着背。”邹先生将这番对话告诉毛顺生。顺生说:“他兴许是背不出来。”邹先生却说泽东记忆力极好,读几遍便能记住。毛顺生将信将疑,晚上课问孩子,果然背诵如流,自然心中暗喜。

  泽东酷爱游泳,邹先生担心出事,有一次邹先生因事外出,嘱咐学生温书,不许离开私塾馆。当他回馆时却见泽东和几个学生正光着身子在池塘戏水。先生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处罚方法:让游泳的学生对对子,对不出,再打手心。他的出边是“濯足”,泽东稍加思索,随即对以“修身”。邹先生不禁点头称赏。

  泽东对体罚很反感。某天,邹先生打了他,他十分气恼,背起书包离开塾馆,朝着想像中的县城方向出走。他在崎岖的山道上转了三天,当家里人找到他时,他才发现自己离家还不到八华里。回到家里,出乎意料之外,严厉的父亲并没有打骂他,邹先生也显得比往日温和。后来他回忆起这件往事,风趣他说这是第一次罢课胜利。

  1904年秋,泽东转入关公桥私塾读书,塾师毛润生。1905年春,又就读于桥头湾私塾,塾师周少希。在这两处塾馆,他继续攻读四书、五经。虽然塾师不讲解经义,只是要求死记呆背,但他对书中的内容,还是能领悟不少。在塾馆读书时,他已经对书法感兴趣,初学欧阳洵,后改学钱甫园;成年以后,兼采各家笔法,尤得力于怀素的狂草,终于笔走龙蛇,自成一家。

  □钱沣(南园)的字

  1906年秋,泽东就读井湾里私塾,老师是毛字居,读的是《春秋》《左传》。从此,他开始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与日俱增,到老都没有衰竭过。1959年他返回韶山时,曾设宴招待毛字居和一些老人,当他举杯敬酒时毛字居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他紧接着说:“敬老尊贤,应该应该!”

  1906年,泽东因与父亲发生冲突,曾辍学两年多,在家务农。1909年,他在克服了父亲的阻挠以后,又先后到乌龟井和东茅塘私塾读书,为时一年。乌龟井的塾师毛岱钟毕业于政法学堂,以讼笔著称于韶山一带。东茅塘的塾师毛麓钟是韶山冲唯一的秀才,又曾在云南蔡锷部下供过职,见识较广。这一年中,泽东点读了《史记》、《纲鉴类纂》。泽东后来在《讲堂录》中写道:“(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历来人们都认为,司马迁将其游览四方所得山川浩瀚之气,一以发为文章,故气势奔放,雄视百世。泽东嗜读《史记》,司马迁的文章及行谊,都使他深为倾服。《纲鉴类纂》是明代王世贞依据朱高的《通鉴纲目》而编写的一种通史课本。这本书使泽东对中国历朝史事,有所了解。

  总起来看,泽东在韶山六处私塾,先后上了六年学。他所读的主要是儒家的经典――四书和五经,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的经典,就是统治的思想,就是绝对的权威。泽东虽是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少年,但也不能摆脱这种绝对权威的支配。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他还追忆道:“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他在私塾写的文章现在已无法找到,但他那时“很相信孔夫子”,是毋容置疑的。就以他后来在第一师范时期留下来的几篇著作来看,仍是言必称孔孟,如发表于《新青年》的《体育之研究》,即征引四书、五经达八、九处之多。读《伦理学原理》((德)泡尔生著,蔡元培译,商务印书馆1913年出版)时写的《批语》,所运用的哲学术语,如“良知”、“良能”、“尽心”、“知性”以及“浩然之气”等,大都出自《孟子》。1917年8月23日,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侗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子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①黎锦熙长期保留了毛泽东早年写给他的六封信,其中以1917年8月23日写的第三封最重要,以下简称《第三札》。大本而已。”这就表明,他那时仍在指望有孔孟式的圣人出来救世。1918年,他和蔡和森去北京为赴法勤工俭学进行活动时,本来就有机会广泛地接触新思潮。但据当时在蠡县布里村留法预备班任教的沈宜甲回忆说,蔡和森经常热情谈论十月革命,而毛泽东同他谈话的主题却是《周易》之“道”(见《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一书中《我所知道的早期之蔡和森》)。1920年4月,毛泽东为驱逐张敬尧事从北京往上海活动,虽然一贫如洗,还是不避艰辛,绕道去曲阜和邹县拜谒孔孟的故居和陵墓,他后来回忆说:“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一条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那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有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从这段追叙中,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访问孔孟故乡时,对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怀有一种特别的感情。

  (三)新学萌蘖

  少年毛泽东曾一度崇尚孔孟,却从来不是百分之百的虔信者。他早在私塾读“经”时,就萌发了许多“异端”思想。1906年在井湾里私塾读书,他已有相当的自学能力,爱读被塾师视为“闲书”、“杂书”的《三国演义》、强的少年时代,书中的人物形象又具有一定的艺术魅力,因而读过以后,印象极深,历久不忘。几十年后,他讲哲学、讲军事,引述书中故事,信手拈来,总是恰到好处。

  在阅读《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的过程中,毛泽东开始思索一些重要问题。他后来回忆说:“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斯诺《西行漫记》)这段后表明,泽东不但好读书,而且善于独立思考,那么小的年纪,就朦胧地意识到社会上存在着一种统治与服从的关系。

  1906 年到1909 年,毛泽东停学在家,白天参加田间劳动,晚上挑灯夜读。他的足迹虽然没有越出韶山冲,但他的思想却飞驰得很远,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他经常为天下国家大事而劳思忧心。

  在夜读中,泽东读到表兄文运昌帮他从唐家坨借来的两本新书,冯桂芬的《校■庐抗议》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两本书,大大地开拓了他的视野。

  《校■庐抗议・制洋器议》中,有这样一段话:“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指者,则今日之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如耻之,莫如自强,夫所谓不如,实不如也。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勉强之无庸,??道在实知其不如之所在,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以求所以加之,仍亦存乎人而已矣。”

  冯桂芬通过中西对比分析,勇敢地提出了“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貂,吾师之。”的改革方针。他的思想上承龚自珍,魏源等开明思想家的余绪,下开70―80年代早期改良派思想的先河。到20世纪初,这些主张虽然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但处在穷乡僻壤的毛泽东读到这本书时,仍然感到很有启发。中国何以不如“小夷”的问题,以及“虽蛮貊吾师之”的方针,对他来说,都还是初次听说。

  当时毛泽东最喜读的还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郑观应是个熟悉中外贸易的官商,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有过从属关系。他自称“涉足孔孟之道,究心欧美西学”。由于目击时艰,于1862年写成《救时揭要》,后增订改名《易言》刊行,至1893 年再经增补修订,定名《盛世危言》出版,辗转翻刻达十余万部。在这部书中,郑观应议论时务得失,提出改良方案,基本上反映了甲午战争前早期改良派思想的概貌。《自序》说:

  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育才于学校,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

  郑观应把开议院、保商务、重技艺、兴学校作为“富强之本”,较之魏源等人的“师夷长技”的观点有了发展,同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提出的“船坚炮利”的主张也有所区别。他强调讲求“西法”,希望在君主立宪的体制下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但是,郑观应在理论上却力图从儒家学说中找根据,他引申《礼记・大学篇》的话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既曰物有本末,岂不以道为之本,器为之末乎?”所谓“道”,指纲常名教,所谓“器”,指技艺器械。从这种观点出发,郑观应提出:“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主以中学,辅以西学。”这表明,他在理论思想上同顽固派的“天不变道亦不

  《盛世危言》所宣扬的改良主张,随着1898年的戊戌变法和1900年的自立军起义的失败,已宣告“此路不通”。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主张已成为思想主流。但是,对于僻处山村的毛泽东来说,君主立宪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他还觉得相当新鲜。他意识到中国决不能守着老样子不变。但如何变法,他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看法。

  1909年,韶山的清溪李家屋场,从外地回来了一个维新派教师――李漱清,他常给人们讲述各地见闻,特别是有关维新运动的动人故事。他还劝说人们不要求神拜佛,主张废庙兴学。村里守旧的人指责他,甚至加以诽谤,而毛泽东却钦佩他有胆识,经常去找他谈心,向他求教,两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介乎师友之间的亲密关系。

  郑观应等人的著作,开阔了毛泽东的眼界,李漱清的谈话,更加扣动了他的心扉。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天下国家都处在大变化之中,自己不能守在韶山浑浑噩噩地过一辈子,应该抓紧学习新知识,准备投身到伟大的变革中去。恰好在这时,表兄文运昌告诉他,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讲授新学,在那里可学到不少韶山冲学不到的新东西。泽东听了很动心。八舅文玉钦、堂叔毛麓钟和表兄王季范等也都众口一词,说泽东若进了洋学堂,日后会大有出息。毛顺生经过他们的劝说,认为这也许是一件名利双收的好事,便答应了。从此毛泽东飞出了山窝,走向了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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