鸠之能翔于空中也，以有空气之抵抗，而彼乃以为苟无空气，则其翔也更自由。此康德所以讽人，使知悟性之动，必须经验实事者也。人之意思，不可无对象之抵抗，亦然。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纯粹之幸福，为纯粹之真理然，有之者其惟神乎。在人类，则享幸福者必当有障碍若损害，犹之识真理者必当有蒙昧若谬误也。
使人类无苦痛之恐怖，则无所谓刚毅，无快乐之刺戟，则无所谓节制。故恶朕不存，则美德亦无自而起也。无待乎恶而为善者，意者其惟神之德乎？然而非吾人之所可思议矣。人类交际之德，亦必有感官自然之我欲，与相对待。苟无我欲，则正直仁爱之德，亦无自而生。盖一切美德，无不含有克已之原质者也。
――摘自泡尔主《伦理学原理》第4章“害及恶”［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至直之理。至澈之官。
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化理学原理》第4章“害及恶”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82―183页）
［解析］
毛泽东赞同泡尔生在书中论述的善恶相反相成的观点，更欣赏泡尔生论述这个观点所依据的逻辑，这就是：没有相反的东西，就不会有对立面的作用，就难以达到在冲突、刺激中砺炼自我品德使之臻于完美的效果。从中可看出毛泽东当年的人格追求和个性气质。
泡尔生在书中提出一个“抵抗”概念。直观言之，抵抗即两种势力的冲突、斗争，从伦理学上讲，人格主体就是在抵抗一切外在的对象势力中实现其意志、理想的，善、刚毅、快乐等等，就是在抵抗恶、恐怖、痛苦等的斗争中才得以体现其道德价值。“抵抗”甚至被视为人类文明成长的基本法则。泡尔生在书中凡论及“抵抗”之处，毛泽东都击节称赞。
书中说：“吾人果得此无障碍之满足，无抵抗之成功，则必深厌之，如常胜之游戏焉。夫弈者苟知每局必胜，则无乐乎对局。猎者苟知每射必获，则无乐乎从禽。彼初无觊觎利益之希望，而以弃猎为消遣者，正以其或胜或负，或得或否，不能预必耳，否则兴味索然矣。”这观点正好符合毛泽东好动好奇好变化的性格，他在批语中说：“此缘吾人有好变化、好奇之心。人不能俄顷不变化者。”
书中说：“人之意思，不可无对象之抵抗，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毛泽东对之批道：“至真之理。至澈之言。”
在书中举例说明“世界一切之事业及文明，固无不起于抵抗决胜也”这一段的上面，毛泽东的批语补充了例证：“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国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
当书中说道，“盖人类势力之增，与外界抵抗之减，其效本同”，批注对此表示了异议：“此不然。盖人类之势力增加，外界之抵抗亦增加，有大势力者，又有大抵抗在前也。大抵抗对于有大势力者，其必要乃亦如普通抵抗之对于普通人。如西大陆新地之对于科伦布，洪水之对于禹，欧洲各邦群起而围巴黎之对于拿破仑之战胜是也。”这里批语对拿破仑事迹说得不准确，如果说：“欧洲各邦多次结成反法联盟之对于拿破仑之战胜”，就对了。因为1814年联军攻入巴黎是拿破仑败亡之始，而在此以前并无各邦围困巴黎的事。虽说这个举例说得不确切，但是他要说明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意思，还是表达清楚了的。
书中说，“不幸之境遇，若失败，若坎坷，乃适以训练吾人，而使得强大纯粹之效果。盖吾人既逢不幸，则抵抗压制之弹力，流变不渝之气节，皆得藉以研练。故意志益以强固，而忍耐之力，谦让之德，亦足是养成焉。”毛泽东批语认为，这是“振聋发聩之言。”
如此强调“抵抗”在人格道德锤炼上的作用，就势必承认作为有价值的道德行为的反面的一些东西，如害恶，在伦理学上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泡尔生在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恶之不可免也如是，然则恶亦为正轨乎，其亦与善有相等之价值乎？余以为不然。恶之为恶，非自有存立之价值若权利。特对待于善而存立，以为实现诸善之作用云耳。善之与恶，犹明之与暗，画工不设阴影，则无以发光彩，然其本意，固在光彩而不在阴影也，犹古人所言烘云托月也。”在这里，泡尔生还只是把恶视为善的衬托物看待的。毛泽东认为，这还不足以说明恶在人格道德锤炼中的作用，于是批注说：“恶也者，善之次等者也，非其性质本恶也。惟其为次等，故不能与善并有同一之价值，然不能谓无价值。在一时候有觉其毫无价值者，不仅无价值，且有大害者，此乃就其时候言，就比例子他物而言，非其本质之果无价值也。”就是说，恶是“次等”的善，虽不具有与善相同的价值，但不能说它“无价值”。其价值何在？在另一处批语中，毛泽东说：害恶“所以不可少，皆因能佐吾人之抵抗奋斗也”。
基于以上认识，作为毛泽东当时的理想人格的“圣人”，自然是“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