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还是由经济情况来决定，经济情况供给暴力以配备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这里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悟兴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天才统帅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斗的方式适合于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
这种新的作战方式以散兵和步兵纵队的配合为基础，以军队区分为由各兵种组成的独立的师或军为基础，它在战术和战略方面都被拿破仑发展到了完善的地步。这种作战方式之所以成为必要，首先是由于法国革命的兵士成分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作战方式还需要两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前提：第一，格里博瓦尔设计的较轻便野炮架，它使野炮能以现在所要求的速度转移；第二，1777年法国采用的按照猎枪仿造的弯曲的枪托（以前作为枪管的延长部分的枪托是直的），它使射手能够向某一个人瞄准而不会屡击不中。如果没有这些进步，那末使用旧式武器是不能进行散兵战的。
――摘自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第三节“暴力论（续）”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那个时候，各个部落之间打仗抓了俘瞄，只知道杀掉，后来才知道可以不杀，让俘虏劳动，把俘虏当牛马使用。这就进入了奴隶社会。奴隶社会比原始并产主义社会前进了一大步，到现在只不过四千到五千年，那时是青铜时代，学会了炼铜和炼锡，用来作工具和武器。新式的战争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因为要镇压奴隶，就要建立军队。
铁器时代更晚些，在中国是秦、汉时代。用铁作箭头、刀、矛，那是了不起的事情。现在看来，那些冷武器当然很不像样子了。
热武器，能打八百公尺的步枪，只有几百车的历史。拿破仑的军队就是使用这种步枪的。恩格斯说，因为有了步枪这种武器，法国军队的组织就改变了，战斗力大大加强了。拿破仑之所以能横行欧洲，在军器上的原因，就是这个。在政治上是因为他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所以法国农民愿意跟着他打仗。这说明，历史在经济上是根据所使用的工具而分成阶段的。
――摘自毛泽东1964年2月9日接见外宾的谈话
［解析］
杜林认为，政治关系“是历史上基础的东西”，“经济的存在不过是一种作用或特殊情形”，“总是第二等的事实”，因此，“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暴力论”几节，便是批判杜林这种头足倒置的历史观点的。军事战争是最高的暴力，恩格斯恰是素养精深的军事理论家，因此，在“暴力论（续）”这一节里，他以军事武器的进步发展在欧洲近代史上的特殊作用为例，来说明“较完善的暴力工具即武器的生产”是政治暴力胜利的基础，进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经济力量”、“物质资料”为基础的。在恩格斯的军事思想里，不仅仅武器装备依赖于经济实力，而且军事体系和作战方式，乃至整个战争形态，归根结底也是由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相应的经济结构决定的。恩格斯曾以拿破仑的军事体系为例，指出“增长了的生产力是拿破仑作战方法的前提；新的生产力也必定是作战方法上每次新的改进的前提，铁路和电报已经给那些有才能的将领们提供了一个在战争中采取完全新的战法的机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77年版第22页）在《反杜林论》里，恩格斯具体论述了轻便火炮和步枪的使用，给拿破仑军队在作战方式上带来的变化，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段话。
毛泽东读《反杜林论》，注意到了恩格斯的这段论述，因而在谈到武器工具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时，很自然地引了出来。一般说来，在看待军事、经济、政治三者的关系问题上，恩格斯在论述中总是通过战争的纷繁复杂的制约因素，强调经济因素是终极原因。由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情况，在建国前的军事论著里，毛泽东在处理战争与经济、政治相互关系问题上的一大特色，是突出政治的中介作用，强调经济基础通过政治的中介决定战争，或反过来着重阐述进步的革命的战争直接摧毁腐朽的社会政治结构，建立进步的、有生命力的政治结构，进而或者为在旧社会中已经诞生的新经济结构的发展开避道路，或者帮助建立崭新的经济制度，进而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研究战争中人与物的相互关系，及两者分别对战争形态的制约上，恩格斯特别重视生产力通过武器装备的途径对军队结构、作战方式、战略战术原则的演变的决定性影响。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重要特色则是强调人的作用，即人的精神，人的思想觉悟、人的组织方式等，所以他说“兵民乃胜利之本”。这些，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产生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的，即军事斗争首先是争取政治上的生存，在武器装备十分落后而又一时不可能改善的情况下。只能突出人的作用。
但是，这并不是说毛泽东不注重经济基础和武器工具叫战争的终极决定作用这一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一旦他从宏观上来考察这一问题时，他的观点同恩格斯是一致的。他1964年2月9日的这段谈话的意义就在这里。他结合中国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军器发展情况，结合读《反杜林论》的体会，来印证和发挥了历史唯物论的这一基本观点，最后指出：“这说明，历史在经济上是根据所使用的工具而分成阶段的。”在具体的战争指导中，毛泽东的这种唯物求实精神就更为显著。在解放战争的大歼灭战中，他总是强调要以数倍于敌的优势包围并歼灭敌人，这种优势不仅是士兵数量上的，也是武器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