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同志们：
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
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遁。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现在器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列一切同志有益。
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乡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诱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于郑州
――摘自毛泽东l958年11月9日在郑州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工作会议期间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信
［解析］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斯大林（B79―1953）晚年的一部重要著作，是斯大林经济思想的代表作。它是对苏联3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具有特定地位。全书约4万5千字，写于1952年2―9月间。此书在原苏联国内和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在经济理论方面，还是经济实践中，都曾产生过重要影响。
从本世纪30年代末开始，苏联科学院组织经济学家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斯大林很重视这一工作。1951年，此教科书尚未定稿，在斯大林的倡议和指导下，联共（布）中央为评定书稿，于11月召开了经济问题讨论会。会上对该稿进行了全面分析，许多人发表了不同意见，其中有些意见暴露了在部分经济学家中流行的错误观点。针对这些问题，斯大林于1952年2―9月间，写了《对于和1951年11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和《答亚历山大・伊里奇・诺特京同志》、《关于尔・德・雅罗中柯同志的错误》、《答阿・荷・萨宁娜和荷・格・温什尔两同志》三封信。这四篇东西最早发表于1952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18期上，同年10月3日、4日《真理报》加以转载。后来又以《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题目出版单行本。在该书中，斯大林在总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力图从理论上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社会主义部分）的一系列基本原理。
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二、关于经济规律的性质问题；三、关于商品生产问题；四、关于价值规律问题；五、关于基本经济规律问题；六、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问题；七、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问题；八、关于三大差别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九、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些问题。该书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坚持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一些产生了影响的观点，但明显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有一些错误的和不符合实际的观点。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1958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的错误，并开始进行纠正。11月初的第一次郑州会议，讨论人民公社中出现的问题，重点解决共产风问题。11月下旬又召开武昌会议，重点解决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11月末和12月初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在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方面的成果。
毛泽东在纠正他觉察到的错误的时候，感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的重要，感到联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学习和思考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的重要。他在11月9日写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的信中，郑重地提出了一个读书的建议，要求各级领导读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
为了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解决经济建设中提出和遇到的一系列新的问题，毛泽东自己也下功夫研究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毛泽东读了许多遍，经他批注的就有四个本子。他所研读和批注的这本书的版木是人民出版社1958年1月出版的第3版中译本。
毛泽东对别国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思想都从来不迷信和盲从。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过程中，在一开始，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不得不照搬照抄苏联的办法。对于这种“抄”，毛泽东虽然认为“是必要的”，但是“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苏共二十大揭露出苏联经济工作的错误和我国照搬苏联经验的许多弊病暴露出来以后，毛泽东就更明确和坚定地提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并付诸实践。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版后，在苏联国内和社会主义国家中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和赘誉。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的社论指出：“斯大林同志的这一著作是对共产主义建设的科学宝库的新的伟大贡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更高阶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的天才的继续和发展。”“斯大林同志在其新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天才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法则，社会主义制度下物质资料的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法则，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科学基础，指出了由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这本书是基本肯定的，但是他仍然强调要用分析的态度来读这木书，分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或不大正确的，哪些模糊的，不太清楚的，同时，他还十分强调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来读这本书。毛泽东不仅要求同志们这样做，他自己正是按照这样一种态度和原则来读这本书的，从他所作的批注中可以明确地看出这一点。毛泽东对待任何“本本”的一贯的独具特色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毛泽东在阅读此书时，着重考虑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和商品经济问题，这也是当时的经济实践和已经走过的路程中提出的基本问题。如农、轻、重的关系问题，两条腿走路问题，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问题等，就是毛泽东在阅读这本书时，比较重视的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关的一些问题。而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问题，则是毛泽东更为关注，在批注中涉及更多的一个问题，由于当时存在着一股否定商品生产、把它与资本主义等同的思潮，而且这又是一个关乎社会主义盛衰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关系列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的问题，因此，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思考较多，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
毛泽东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道路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成功，又经受了一定的挫折后，进行经验总结、理论反思和进一步探索的情况下读这本书的。他当时的经济观点还带有不稳定、不成熟、不完备的特点，而且由这种基本状况所决定，他的思想的未来发展也就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后来由于多种原因，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这是一个悲剧。但是他进行理论探索和创造的动机和出发点，却是始终不变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思想发展的轨迹中处处体察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