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贞观五年，诏百官言得失。（常）何，武人，不涉学，周为条二十余事，皆当时所切。周上疏曰：“臣历观夏、商、周、汉之有天下，传祚相继，多者八百余年，少者犹四五百年，皆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岂无僻王，赖先哲以免。自魏、晋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良由创业之君，不务仁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恩，故传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而积德日浅。固当隆禹、汤、文、武之道，使恩有余地，为子孙立万世之基，岂特持当年而已。然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还，往来远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诏减省，而有司不得废作，徒行文书，役之如故。四五年来，百姓颇嗟怨，以为陛下不存养之。而以德行才术攫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疏奏，帝称善，耀拜给事中，转中书舍人。
赞曰：周之遇太宗，顾不异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干朝、明习宪章者，非王佐才，畴以及兹？其自视与筑岩钓渭，亦何以异。迹夫帝锐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时，以明佐圣，故君宰问不胶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傅说、吕望，使后世未有述焉，惜乎！
――摘自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九十八《马周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
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
――毛泽东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九十八《马周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中古籍批语集》第235、236页）
［解析］
据《新唐书・马周传》记载，马周少失父母，家境清贫，“嗜学，善《诗》、《春秋》。”唐太宗贞观五年（631），马周作为中郎将常何的家客，替常何向唐太宗写了一个奏折，“为条二十余事，皆当时所切”，被唐太宗发现了这一人才，委任为监察御史，以后步步擢升，成为唐太宗的肱股之臣。在《旧唐书・马周传》的天头上，毛泽东还用粗重的笔迹写着：“马周，年四十八”。在《旧唐书》、《新唐书》的《马周传》中，毛泽东有许多圈圈点点，又批又注，对马周极为赞赏。
《新唐书》作者欧阳修在《马周传》后评论说：马周由“一介草茅”，得到唐太宗的赏识和提拔，一跃而为皇帝的得力助手，“然周才不逮傅说、吕望，使后世未有述焉，惜乎！”傅说，公元前1200多年前的商朝人。相传他本是奴隶，武丁王在傅岩这个地方发现他，提拔他为宰相，后来协助武丁王大治于天下。吕望，俗称姜太公，因受封于吕，从其封改姓吕，名望。他年老隐居，经常垂钓于渭水之阳．文王出猎时发现他，立为师。他智勇双全，协助周武王灭纣，有殊功。欧阳修认为，马周虽自比为傅说和吕望，但才能不及他们，所以后世很少记述他的事迹。毛泽东不同意欧阳修对马周的这种评价。在欧阳修这段话的天头上，毛泽东批注：“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认为马周的才德，远比傅说、吕望高得多。
毛泽东高度评价的是贞观六年（632），马周给唐太宗的奏折。在《新唐书》这一段的天头上，毛泽东批注：“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贾生是指西汉的贾谊，他写的《治安策》被毛泽东评价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毛泽东认为马周的奏折是《治安策》后的“第一奇文”，这种评价是极高的，认为是宋代的一些洋洋大论所不可企及的，其“奇”之所在，就是切中时弊。
马周的奏折向唐太宗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是：
（一）建议唐太宗节俭治国，力戒奢侈，关心百姓的疾苦。他从历史上夏、商、周至魏、晋、隋统治天下的时间长短，总结经验教训说：“然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毛泽东在《旧唐书》、《新唐书》的这一部分密加圈点，在“节俭于身，恩加于人”处，逐字加了套圈，天头上连画三个大圈。马周列举尧、禹、汉文帝、汉景帝节俭的事例，尖锐地指出：“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皆过靡丽”。老百姓所服的徭役太重，“颇嗟怨”。他说，“陛下少处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后。圣虑之所当忧也”。毛泽东在“陛下少处人间，目所亲见”处，字字都加了旁圈，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他对马周从国家前途着想，敢于尖锐地反映政治中的敏感问题，不粉饰太平，很为赞赏。
（二）希望唐太宗注意到百姓苦乐决定国之兴亡。他说：“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毛泽东在此处天头上画了三个圈，逐字加了旁圈。马周举例说：隋虽有洛口贮仓米，东都织布帛，西京库金银，当李密（引按：隋末农民起义瓦岗军的领袖）、王世充（引按：本为隋将领，后反叛）起来造反，这些都成了帮助造反者的财物。而且，“但贮积者，固有国之常，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岂人劳而强敛之以资寇邪？”毛泽东对这段引文逐字加了旁圈。马周指出：而今百姓有怨言，“以为陛下不忧怜之”，这是由于“今营为者，多不急之务故也”，“若人既劳，而用之不息，万一中国水旱，而边方有风尘之警，狂狡窃发，非徒旰食晏寝而已”。马周这种以“百姓苦乐”决定“国之兴亡”的观点，在封建社会中是很难得的，很受毛泽东的重视。
（三）建议唐太宗分封诸王、功臣要得当，要加强郡县基层的人选。马周非常同意贾谊《治安策》中有关分封诸侯的意见。他认为对诸王和功臣，不可“树置失宜，不预为节制”。他还举曹操宠爱曹植，曹丕即位后，曹植备受猜忌，郁郁而死为例，说明“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毛泽东对这一句加了旁圈。马周希望唐太宗不要“前车既覆，而后车不致辙也”。毛泽东对这一句又加了旁四，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圈。马周建议加强郡县的人选，强调说：“臣闻天下者，以人为本。必也使百姓安乐，在刺史、县今耳。县个既众，不可皆贤，但州得良刺史可矣。”毛泽东从“必也使百姓安乐”一句下，逐字加了旁圈。马周批评：“今独童年官，县令、刺史颇轻其选。又刺史多武夫勋人，或京官不称职始出补外”，“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唐朝的官制，地方设州县两级，州设刺史，县设县令。马周这种加强基层政权的主张十分英明，也是毛泽东赏识之外。
贞观之治是唐朝的鼎盛时期，马周和贾谊一样居安思危，看到当时政治上的种种弊端和隐患，他在奏折中提出的问题，切中时弊，说理透彻；提出的建议，具有清醒的洞察力和卓越的政治家远见。特别是他不计个人得失，以国家利益为重，敢于批评时政中重要问题的勇气。凡此，都被毛泽东称誉为才德高于傅说、吕望，他的奏折也被称誉为《治安策》后“第一奇文”。
《旧唐书》、《新唐书》记载：马周很有才能，“机辩明锐，动中事会，裁处周密”，在贞观之治中，有计多建树，“时誉归之”。有人说，“马君论事，会文切理，无一言可损益，听之CC，令人忘倦。苏、张、终、贾正应此耳。”苏，指苏秦；张，指张仪；两人都是战国时的纵横家，有辩才。终，指终军，西汉人，18岁上书辩论国事，受到汉武帝的重视；贾，指贾谊。马周从“一个草茅”，以自己的才能和胆识，屡次上书陈述自己的政见，受到唐太宗的重视。历任监察御史（掌管军国政令）、中书舍人（专管进奉表章和草拟制策诏令）、给事中（专管驳正违失）等等重要职务。唐太宗说，“我暂不见周即思之。”马周患病，唐太宗“躬为调药，太子问疾”。
《旧唐书》、《新唐书》中对马周的记载并不多，但他在贞观之治中所起的作用不容磨灭。毛泽东认为他的才德远比傅说、吕望为高，这种评价自非定于一尊，也算史学一家言吧。重要的是从这里看到毛泽东评价马周这位历史人物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
毛泽东对出身卑贱者、年轻人有偏爱，马周其一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