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前夕，酝酿了几年的新民学会正式成立，时间是1918年4月14日（一个星期日），在长沙河西刘家台蔡和森家。这个地方后来成为一片废墟，现已按原貌恢复，建成纪念馆。在新民学会成立70周年时，笔者去参加了纪念馆的落成典礼和学术讨论会。
关于学会的缘起，我们还是看毛本人的说明（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①：远在1915年和1916年，以毛泽东、萧子升、蔡和森为首的一批同学好友，在一起研究学术，交流心得，尤好谈论古今中外和个人前途等问题。毛作了这样一种概括：“这时候这些人大概有一种共同的感想：就是‘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乃成为一个迫待讨论的问题。这时候尤其感到的是‘个人生活向上’的问题。尤其感到的是‘自己生活向上’的问题。相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十五人内外。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这样到1917年冬，“乃得到一种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乃有组织学会的提议，一提议就得到大家的赞同了。这时候发起诸人的意思至简单，只觉得自己品性要改造，学问要进步，因此求友互助之心热切到十分。――这实在是学会发起的第一个根本原因。又这时候国内的新思想和新文学已经发起了，旧思想、旧伦理和旧文学，在诸人眼中，已一扫而空，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这也是学会发起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
关于毛泽东、蔡和森等当时的思想状况，“有遇必讨论”的具体情况，从张昆弟（毛的同班同学）的日记中可见一斑。1917年8月23日晚上，刚从高等师范毕业的蔡和森同张昆弟畅谈他“悬想而循序进行之事”：“一、见中国社会学无专书，欲研究中国社会自古至今之风俗，其间变迁之事实，及不变常存之真理。二、以中国无一部完全史书，所谓二十四史及通鉴等史书，所载多天子卿大夫之事，拟从省志、县志等书，一一考察之，以平民社会之事为主，成一史书。三、中国文、言不统一，研究文、言统一之法，以谋社会民智之普及。厥后蔡君又谈及读书之事，以近来西欧文化东来，与吾旧有文化，每干格难容。而倡新文化者，弃旧书不读，守旧文化者，弃新书不读。余与蔡君主张多读新书，而旧书亦必研究。中国文化及一切制度，不必尽然，而西欧文化制度，用之于我，不必尽是。斟酌国情，古制之善者存之，其不善者改之；西制之可采者取之，其不可采者去之，折中至当，两无所偏。”9月22日下午，毛泽东和张昆弟在湘江游泳后，一同来到刘家台子蔡和森家中，三人畅谈一夜。张第二天的日记略有记述：“毛君润之云：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祟，奴隶成性，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破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又毛君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
新民学会之所以成立有其时代背景，这就是五四运动前夜的中国与世界。中国当时正处在外国侵略，军阀混战，国事日非，民不聊生的时期；同时，《新青年》倡导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在广大知识界反响强烈，从而掀起追求真理和个性解放的热潮。而国际上欧战临近结束，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东欧也出现了革命形势。这使得人们重新考虑许多问题，包括天下国家之大计和个人立身处世之道。学会成立的具体原因就是毛泽东说的：一是，求友互助的热切之心；二是，结成团体以便共同行动；三是，大家都是杨昌济的学生。平时同老师接触深浅不同，但在治学为人两个方面，受老师的身教言教启蒙诱导，则是相同的，因此大家都是一致力求进取，有所作为。学会成立之初共有22个基本会员①，除罗章龙外，都是杨昌济在第一师范任教时的先后学生。成立会的这一天，讨论了由毛泽东、邹鼎丞二人预先起草的章程。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应当说，以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为首的第一批会员，都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他们都是品学兼优、很有抱负的青年。正如毛所言：“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他们决不愿庸庸碌碌虚度一生，都希望能为社会为国家有所作为。像毛泽东、蔡和森等少数人，还自认为对国家和社会负有“根本改造大任”，以及造福全人类的宏大志愿。但他们还没有找到一条道路，如何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当时将中国贫弱落后的原因，主要归于国民“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认为革新学术，改造全国旧思想为首要之务。因此，他们提倡“学问要进步，品性要改造”，寄希望于会员之间切磋学术，砥砺品行，互相帮助，共同向上，以清除个人的孤寂盲目。这个宗旨是很符合他们当时的身份和思想状况的。除了宗旨以外，章程中还有会员“须守之各规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这五项戒律，正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陋规恶习；也是杨昌济平时最为厌恶而自己身体力行的。毛泽东多年来就与朋友相约：不谈钱，不谈女人，不谈身边琐事，早就过着一种锻炼身心的苦行生活。在岳麓山蔡和森家开的成立会上，萧子升当选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当选为干事。大家一起聚餐。“餐毕，讨论会友出省出国诸进行问题，至下午散会。天气晴明，微风掀拂江间的绿波和江岸的碧草，送给到会诸人的脑里一种经久不磨的印象。”
学生毕业之后，首先是出路问题，大家都认为应向外发展。此时正值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发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已经到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即将此事写信告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蔡是最主张向外发展的。经过一次全体会议的讨论，决定由蔡、萧二人“专负进行之责”。蔡于6月下旬到北京之后，与李石曾、蔡元培接洽，“知留法俭学及留法勤工俭学颇有可为”。为此事筹集款项的湖南负责人为熊希龄、章士钊，蔡随即同他们取得联系。写信回长沙告知这一好消息，所筹款项，还可以帮助那些无借债能力的人。在七八月间的两封长信中，蔡这样谈到他们的抱负：“窃意吾会须八表同营，以一人之忧共诸天下，以天下之忧纳诸一身。其入手办法，则自会友相互间为始。诸自有志以上，即当忠为之谋，解其一人内顾之忧力智力，以利用于共同大目的之上，夫然后天下事始可为也。吾等皆有心人，然只恐心量不大，有‘苟能是，是亦足矣’之心，则群治之昌明愈益无望，此弟最近之瞿然猛觉者也。心智旁通，则仁不可胜用，有‘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之妙味。民胞物与，立人达人，尽性赞育，胥在于是。”毛泽东回信谈到学会要打好基础，要多出人才，不能都离开长沙到外面去：“吾辈总要如何秉了现在之志向，于现在立一可大可久的基础，以为后来活动地步”。其内容从蔡信中可了解一些：“润兄7月26日之信，已经收到，所论才、财、学三事，极合鄙意。究竟我们现所最急者，是一财字；而才次之；而学则无处不有，无时不可以自致。然非学无以广才，非才无以生财；此所以学会之会员，必须加以充足的物色与罗致，不当任其自然发展也（中国万恶万罪，及不进化，皆起于任自然）。兄自由研究及私塾之说，是弟中层之目的。”蔡很主张“造才”，即多一些人当教员，可以从小学生“造”起。“万勿以个人暂时之不经济，忘却远大之举。来书‘失此不为，后虽为之，我等之地位不同，势不顺而机不畅，效难比于此日矣’。弟深以为然。三年以来，每觉胡林翼之所以不及曾涤生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故弟住刘家台时，未尝不想当教员也。”“前将起程时，与家母商议，谓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并且要使女界同时进化，是以舍妹有邀友自读之意。”（蔡和森于1919年赴法时，他的母亲和妹妹蔡畅同行）关于学术研究之事，以自修、自由研究为上，不一定要进什么大学才能求得，这些看法蔡同毛是很一致的。信中继续谈到：“往京考公费学校，乃随俗的迷梦也，于吾辈并无甚么必要；往西洋进大学，亦随俗的迷梦也，于吾辈并无甚么必要；必要只在通其语文，悉其种种之真相耳。此如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故苟有方法能免去随俗迷梦如勤工自学者，吾人必怂恿而力赞之。”“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尚待何时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者也。”
由于新民学会的积极倡导和组织，湖南青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的活动很快形成高潮。第一批25人（近一半为学会会员），由毛泽东、萧子升等率领，于1918年8月19日到了北京。在北京时，学会会员十多人，曾在北大文科大楼分别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之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后来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各地青年共分为三个预备班，分别在保定、蠡县和北京学习法文、数学等。毛泽东决心留在国内，作为学会的总后方负责人。经过五四运动之后，学会会员发展到74人。1919年末和1920年为赴法勤工俭学的高潮，新民学会会员共去了18人。1920年2月，毛泽东致学会会员陶毅信中说：“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除罗章龙在北京大学读书外，先后有会员到上海、南京、汉口就读，有会员去日本留学，有张国基等七八个会员到新加坡、印尼等地教书。总计当时有百分之四十的会员到国外留学或工作。
蔡和森在国内时即已倾心于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是新民学会中第一个提出中国应仿效列宁的人。1918年7月24日，他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加倍放大列宁……之所为”。他一到法国，就大量收集马列主义的小册子，边学法文边看书，“猛看猛译”，只用了3个月时间就“有了门径”，不到半年就“门路大开”。他将读书所得和世界观转变的情况，及时写信告知国内。毛泽东是一直赞成作“大规模的自由研究的”，他认为学会的根本关键，在“结合成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从而批评那种高谈改造又不作深入研究的现象：“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到哪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哪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他主张经常开谈话会，讨论这些问题；多进行“共同的讨论”，反对以个人为中心的“混战”。
毛泽东和在长沙的学会会员，参加和领导了五四运动时的各种活动，实现了他们从事实际革命行动的多年渴望，之后，又都转入驱张运动。直到1920年6月张敬尧败走，外出的许多会员才又陆续回到长沙。因此，作为学会本身的活动曾停止了近一年。1920年5月间，第二批去法国的会员萧三等6人在上海集中。5月8日，留在上海的会员共12人，由毛泽东主持，在半淞园开了一天会，作为送别，同时讨论了会务。据毛泽东写的《会务报告》所载，讨论得以下主要结论：“学会态度：潜在务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润之主张学会的本身不多做事，但以会友各个向各方面去创造各样的事。学术研究：都觉会友少深切的研究，主张此后凡遇会友三人以上，即组织学术谈话会，交换知识，养成好学的风气。新会友入会：都觉介绍新会员入会，此后务宜谨慎，否则不特于同人无益，即于新会友亦无益。议决介绍新会友宜有四条件：（一）纯洁；（二）诚恳；（三）奋斗；（四）服从真理。入会手续如下：（一）旧会友五人介绍；（二）评议部审查认可；（三）公函通告全体会员，以昭审慎。会友态度：大概谓会友间宜有真意；宜恳切；宜互相规过；勿漠视会友之过失与苦痛而不顾；宜虚心容纳别人的劝戒；宜努力求学”。毛泽东最后写道：“这日的送别会，完全变成一个讨论会了。晚上，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中午在雨中拍照。近览淞江半水，绿草碧波，望之不尽。”半淞园现在只能找到遗址，这张照片却留下来了。一群忧国忧民的青年，即将各奔前程，好些人就要飘洋过海，远离故国，但学会的崇高精神纽带将他们联在一起，依依惜别，相互勉励。看了这张照片，这种动人情景似乎就在眼前。
《会务报告》第一号中，毛泽东还总结了学会从成立以来的优缺点：“我们学会无形中有几种信条：像‘不标榜’、‘不张扬’、‘不求急效’和‘不依赖旧势力’皆是。”这一切做法，都是为的“打基础”，“要将来结果好和结果大，就应该将基础打得好、打得大”。由于“不依赖旧势力”，会友都具有一种创造精神。多数会员头脑清新，没有陈腐气，能容纳新的思想；富奋斗精神，于改革生活，进修学问，向外进取，都能看出这点；还具有互助及牺牲精神。缺点在有些会友遇事较轻率，难免幼稚；做事也多于求学，思想难免有幼稚处。关于同志间的情意恳切的互相规劝，他们相互通信中是常见的。为了互通情况，加强联系，交换心得，共同进步，走上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毛泽东特将1918年至1921年1月会员相互间的重要通信，凡收集到的，按内容和时间，汇编成三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有信件编入的共约40个会员，内中女会员8人，分别于1920年11月和1921年1月由长沙文化书社出版，为非卖品。同时他还编印了两期《新民学会会务报告》。
现在我们从《毛泽东书信选集》中看到这样一封典型的规劝信，是1921年1月28日毛泽东写给彭璜的。现在《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三集中没有这封信（第三集1921年1月上旬付印）。此信可能编入第四集。第四集已编好，预告说1921年8月出版，但现在没有发现，也许当年并未出版。彭璜是当时会员中最活跃的人物之一，五四运动时为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驱张运动时为驻上海的负责人，主编驱张的《天问》周刊。他是湖南商专的学生，毛泽东最亲近的战友，且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1921年1月，1、2、3号3天，学会的大会刚开过，大家都在会议上各抒己见，会开得很融洽，并无大的原则争论。彭与易礼容是同学，易同样是毛的好友，也是当时的活跃人物。这封信大概是由于彭与易之间，为一件并非原则大事，发生激烈争执而引起的。彭对易说了些过分泄愤的话，如说“要反抗”，“要征服”，毛泽东觉得“未免过当”。信中首先谈到自己的缺点：“弟两年半以来，几尽将修养工夫破坏：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而深刻的自省工夫几乎全废。今欲悔而返乎两年半以前，有此志，病未能也。”然后谈到彭璜的缺点：“吾兄高志有勇，体力坚强，朋辈中所少。而有数缺点：一、言语欠爽快，态度欠明决，谦恭过多而真面过少。二、感情及意气用事而理智无权。三、时起猜疑，又不愿明释。四、观察批判，一以主观的而少客观的。五、略有不服善之处。六、略有虚荣心。七、略有骄气。八、少自省，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九、少条理而多大言。十、自视过高，看事过易。弟常常觉得一个人总有缺点，君子只是能改过，断无生而无过。兄之缺点，弟观察未必得当。然除一、三两条及第五条弟自信所犯不多外，其余弟一概都有。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工具未善，工作奚当？弟有一最大缺点而不好意思向人公开者，即意弱是也。兄常谓我意志强，实则我有自知之明，知最弱莫如我之意志。我平日态度不对，向人总是断断，讨人嫌恶，兄或谓为意强，实则正是我弱的表现。天下唯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领，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悚栗！”“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其原多出于‘占据的冲动’与‘意力之受拂’。兄与礼容之争，吾谓乃属于后者。（此情形弟亦常经过，并常以此施诸他人。）意力受拂，最不好过，修养未纯如吾人，一遇此情形，鲜有不勃然奋起者，此则唯有所谓‘眼界宽’与‘肚量大’者能受之。兄以为何如？”我们几乎将这封信全抄下来了。朋友间因事争吵伤了和气，借机调解，晓以大义，将自己也摆进去，都有缺点，而能如此诚恳指出对方的十条缺点，既严肃深刻，又亲切诚恳，此种交友之道、同志之情，实值得学习，永远不会过时。想必彭璜一定接受了朋友的劝告，与朋友和解了吧。不幸的是，彭璜于1921年早逝。
经过五四运动、驱张运动的革命锻炼，新民学会不仅会员扩大了几倍，而且已不是一个纯学术的团体了。会员们已投身于改造中国的事业，他们在国内外，天各一方，寻找如何才能彻底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道路。
自上海半淞园会议之后，学会会员主要分在法国和长沙两地活动。1920年7月，毛泽东回到长沙后，领导新民学会会员，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组织湖南进步青年到俄国去学习，同陈独秀联系，开始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何叔衡、彭璜等少数几个人，作建党的准备。他已读了许多有关书籍和小册子，对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作了分析研究，终于初步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会员中主要骨干都同时进行了这种学习。由于赵恒惕政府的破坏，湖南自治运动终于失败。1920年11月25日在致向警予的信中，毛泽东痛感“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同一天致罗章龙的信中谈到改造中国，“固然要有一班刻苦砺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后来，毛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谈到他当时由此得到的结论：“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这两封信，标志他经过革命的实践和艰苦的学习，已基本完成了自己世界观的转变。
在法国的蔡和森等人，学习条件和环境的启示，如对十月革命的了解，比在长沙的会员要好得多。他们能直接阅读法文书报，蔡和森搜集了各种重要小册子约100种，准备编译丛书。这使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列宁学说，比毛泽东等稍早一点，也更深一些。根据上海半淞园会议的要求，1920年7月5日至10日，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13人（还有其他进步青年参加，共20多人），集中到巴黎附近的蒙达尔尼，开了5天会。一致通过了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这就标志学会由成立初期的学术团体，终于逐渐变化为一个革命团体。但在如何改造的方法上出现了分歧。蔡和森主张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办法，以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萧子升则主张温和的革命，普鲁东的办法，实质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会议决定将两种对立意见写信告诉毛泽东。蔡信长约3000多字，写于8月13日；萧信几长一倍，写于8月初。蔡的信表明，他对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无产阶级革命的四大利器（党、工团、合作社和苏维埃），世界革命联络与方法，俄罗斯革命后详情等，都作了系统的研究：“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信中对他的挚友说：“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萧子升的信，谈了许多琐事。强调读书，学俄文。分一小部分精力从事社会运动，以舆论为限。他估计：“十年之内，东方恐无大事可办”。然后谈到讨论会务时的争论，他“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普鲁东式之新式革命”。关于会务计划，如何准备人才，经济等等，各地方分工等等，列了一个大表，认为1931年或1936年前，“为纯粹的预备时期”。由于信收的晚，毛泽东于1920年12月1日始复信，长4000余字，赞成“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认为教育手段的革命，与最近罗素在长沙的演说相同：“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因此我于子升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随后毛泽东又收到蔡和森又于9月16日给他的一封长信，5000多字。详论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则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这封信由萧子升年底回国时带来。毛泽东于1921年1月21日复一短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要他的朋友放心：陈独秀等已在组党，上海出的《共产党》不愧“旗帜鲜明”（宣言即陈的手笔）。
1921年1月1日至3日，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18人，开了3天会，就学会的共同目的，达到目的方法，即刻如何着手，这三个问题，讨论法国来信。人人畅所欲言，详细讨论后，表决结果：同意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根本方针的有毛泽东、何叔衡等15人，2人弃权，1 人主张“促社会进化”；关于方法与道路，毛泽东、何叔衡、彭璜、陈子博、易礼容、陈章甫等12人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3人弃权，2人主张“德谟克拉西”主义，一人主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即刻着手方法，包括研究、宣传、经费、基本事业（办学校、文化书社、印刷局等）等六项，组织一项为“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全体同意。
法国和长沙的两次大讨论会，清楚地证实，新民学会已成为一个有较严密组织和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的革命团体。学会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组织准备的伟大历史作用。学会74个成员，早期先后加入共产党的约30人，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易礼容、李维汉、罗章龙、郭亮、夏曦等，在早期都担任过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其他有30多人长期从事教育和科学事业，任过教授的有10人。这正是杨昌济教育救国思想教导的结果。如美籍学者李振翩（表决时，他赞成“促社会进化”、“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教育家周世钊（赞成“促社会进化”，第2项弃权），华侨教育家张国基、女教授劳君展、魏璧等。只有熊梦飞等二人，后来成为反共分子。新民学会的成立、发展、变化及后来的分化，说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在湖南这个有革命传统的地方，一代进步青年同中国革命、同中国共产党的密切关系，也是时代的一面镜子。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首先建立共产主义小组，长沙已列入陈的建党计划中：“在湖南由毛泽东负责”。陈独秀、李达等将在上海建党，上海机器工会成立，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起草等情况，随时告知毛泽东，并寄去《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上海、北京小组成员中，李达、李中、李启汉、林伯渠、陈公培、周佛海、邓中夏、罗章龙、何孟雄、缪伯英等，都是湖南人，都与长沙小组成员有联系①。1920年冬，在毛泽东领导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成员有何叔衡、彭璜等人，贺民范也可能是小组成员②。
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正式成立后，新民学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自动不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