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叔
（一）
研究蔡元培与毛泽东的关系，应先从蔡元培同杨昌济的关系说起。
杨昌济，号怀中，湖南长沙板仓冲人。中秀才后，在乡间教书。1902年，蔡元培在上海主持中国教育会，杨即开始和蔡联系。次年，杨往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及高等师范学校。后往英国，入苏格兰勒伯丁大学，学成后，又去德国考察。
杨昌济在苏格兰时，其族孙杨笃生、同乡章士钊均在该处。此时，蔡元培亦在德国攻读。杨笃生是蔡试制炸弹共图革命时的战友，章士钊是蔡主持的爱国学社的学生；同时，蔡元培与杨昌济是研究伦理学和哲学的同道，同在西欧，交流较便。这些因素，促使他们两人交往颇多，友情日进。
辛亥革命后，杨昌济归国，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他特别赏识毛泽东，常说：“看到了两个最好的学生，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蔡和森。特别是毛泽东，他将来定能成为国家的栋梁。”毛泽东也说：“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
杨昌济在湖南一师讲授伦理学、哲学等课程，极力推介蔡元培的译著，并把蔡所译的《伦理学原理》（德国泡尔生原著）定为教科书。毛泽东回忆说：“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
毛泽东精读了这本蔡译《伦理学原理》，对全书的每字每句，几乎都用墨笔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在这本书所有的空白处，他写了150多条批注，有表示赞成的，如“旨哉言乎”、“此说与吾大合”等；有表示反对的，如“此节不甚当”、“不应以此立说”等；有表示怀疑的，如“如此有一疑问”等。他还根据先秦诸子、宋明理学及梁启超等人的学说，加以比较、综合，再提出自己的见解，如“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等段。批注的墨迹，有两种以至三种的，有些是对以前所写批注重加批判或补充。为能充分发挥，有的批注长达800多字。原书不过12万字，而他在这本书上所写的批注竟约达12000字。
仅举两条批注为例，可见一斑。
在该书106页第四章第一段上，原文为“世界一切之事业及文明，固无不起于抵抗决胜也。..夫吾等所居之世界，所以异于仙境者，正以有各种抵抗，因而有与此抵抗相应之动作。”他写的批注是：“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
在该书183页第二节第十段上，原文为“人既信善之有势力矣，信神矣，则足以鼓其勇敢而增其希望。吾敢言人之处斯世也，无此等信仰，而能立伟大之事业者，未之有也。一切宗教，以信仰为基本。”他写的批注是：“（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
（二）
1918年春，杨昌济应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任哲学、伦理学的教授，举家迁居首都。
同年6月，毛泽东毕业于湖南一师。为了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及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他于8月间到达北京。他回忆说：北京“开销太大”，“非马上就找工作不可。”杨昌济“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他就是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
毛任职北大，是在蔡元培自己主持校务期间。按惯例，大致是，杨昌济向李大钊介绍，由李以图书馆主任职位向校长提出，再由蔡元培写派任的条子，通知校会计课照发月薪。
毛泽东在北大红楼第二阅览室登记与管理新到的报刊，并登记阅览者的姓名。工作虽然琐碎，待遇虽然菲簿，但他充分利用这一极好的学习环境，广泛阅读各种书籍报刊，研究各种学说。更为难得的是，他得以和李大钊朝夕相处。李因章士钊的推介，被蔡元培聘为北大图书馆主任，不久，加聘为教授，随后，又聘为校长室秘书。李搜集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自己努力钻研，广泛向人传播。李很器重毛，认为毛是湖南青年的杰出领袖，而毛也正是在这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正如毛后来的回忆：“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毛泽东利用任职北大图书馆的机会，经常旁听北大各种课程，并参加新闻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等学术团体。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于1918年10月14日成立。蔡元培在成立会演说词中，提出两个目的：一是“先介绍欧美新闻学”；二是“我国新闻界之经验，亦与外国有特点不同之点”，归纳之“以印证学理，或可使新闻学有特点之发展。”1919年2月19日，又举行改组大会，到会员毛泽东、徐恭典等26人，蔡元培亲临演说，并被选为会长。
该研究会每星期由导师讲授新闻学课程，文科教授徐宝璜为主任导师，讲授新闻学原理。著名报人邵飘萍为兼任导师，讲授办报经验。毛泽东回忆说：“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该研究会于1919年10月16日举行第一次研究期满式，毛泽东、罗章龙等32人获得听讲半年的证书，谭平山、杨亮功等23人获得听讲一年的证书。蔡元培在期满式致词，谓“本校之有新闻学研究，于中国亦实为第一次，故今兹结束，是可谓中国新闻学研究之第一次结束。”
毛泽东参加的北大哲学研究会，是陈大齐、杨昌济、胡适等所发起。据罗章龙回忆，蔡元培实际是该研究会领导人。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瀹启新知”。毛泽东在会中曾阅读大量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著作，包括18世纪唯物主义者的著作。
毛泽东还参加北太平民教育讲演团。在蔡元培支持下，邓中夏、许德珩等发起组织这个讲演团。1919年3月23日，该团在蔡元培的校长办公室举行成立大会，有团员39人。该团团员经常到闹市及郊区向工人、农民讲演，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及文化科学知识。
毛泽东还因李大钊的介绍而加入少年中国学会。该会发起于1918年6月，成立于次年7月。会员除北大的李大钊、周炳琳、许德珩等人外，尚有王光祈、周太玄、曾琦、宗白华等人。蔡元培对该会的工作，特别是它所倡办的工读互助团，深表赞赏，认为“它的宗旨和组织法，都非常质实。”他建议改名为“工学互助团”。在该团《募款启事》上，他具名领衔发起。
毛泽东还常去拜访一些名流学者。据萧三回忆，经杨昌济介绍，他曾随毛同去访问过蔡元培、胡适、陶孟和等人。毛还和在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一同邀请蔡元培、胡适等座谈，“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求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
毛泽东第一次北上，为的是组织湖南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因此，他在北京半年中，主要还是为这件事进行工作。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蔡元培、吴玉章、李煜瀛等人在法国时发动的。消息传到长沙，毛泽东即认为这是培养和提高湖南青年的大好途径。经他宣传鼓动，蔡和森、李维汉、张昆弟、曾以鲁、罗学瓒等数十人迅速参加。毛到北京后，经常代表湖南学生向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华法教育会接洽有关留法的事。毛并且根据该教育会的要求，为湖南学生起草留法勤工俭学计划。这些学生所需准备的各项工作，如出国前须学会法文，筹划旅费，制备行装，申办出国护照等，他无不竭力相助。至于他自己，他告诉斯诺：“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1919年3月，毛泽东由北京到上海，送走了第一批赴法的湖南学生。4月，他回到长沙。
（三）
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在湖南领导反帝反封建运动。随后，又领导驱逐统治湖南无恶不作的军阀张敬尧的运动。为了扩大驱张宣传，并利用北洋军阀各系内部矛盾，使其从军事上瓦解张敬尧，毛泽东率领一个驱张代表团，于1919年12月18日到达北京，开展控诉、请愿、组织平民通讯社，发布揭露张敬尧罪行的新闻稿等等活动。
就在毛泽东再次到京的第30天，和他关系最深的杨昌济教师竟因久病不治，溘然长逝了。
蔡元培与毛泽东等为杨昌济病故发布启事，征集赙金，资助遗孤。摘录启事原文于下：
敬启者，湖南场怀中先生，以本年一月十七日午前五时病殁于北京德国医院。先生操行纯洁，笃志嗜学，同人等闻其逝世，相与悼惜。..先生既无意于富贵利达，薪资所储，仅具薄田数亩，平日生计，仍恃修俸。殁后遗族，尚无以自存..同人等拟对其遗族，谋集资以裨生活，积有成数，或为储蓄，或营生产，俾其遗孤子女，略有所依恃。伏冀诸君子知交，慨加赙助，此则同人等所感盼者也。诸维亮察不尽。
蔡元培章士钊.....毛泽东同启范源濂杨度黎锦熙熊崇煦
这份29人具名的启事，是对杨昌济所有亲友而发的。蔡元培还同马寅初、胡适、陶孟和4人联名另发一启事，向北大师生征集赙赠。收集到一定数额后，由杨昌济家属带回故乡。这年秋天，为了支援毛泽东在长沙举办文化书社等事业，杨开慧和她的母亲慨然献出这笔赙金，供毛作革命活动的经费。
毛泽东曾为杨昌济守灵并襄办丧事。在毛和其他亲友安排下，杨开慧一家于当年二月初扶柩南下。为使灵柩沿途能顺利通行，蔡元培特写一份手札给北大文牍课，要求速办杨的运柩护照。毛泽东头一次到北京，已经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第二次逗留北京，据他自己说：“读了许多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这年5月初，毛泽东由北京到上海，除进行驱张工作外，并和当时上海筹建共产党组织的人们联系。经过湖南人民多方面的斗争，军阀张敬尧终于仓皇逃走。毛泽东也于7月初返回长沙。
（四）
1920年10月，湖南省教育会举办“学术讲演会”，邀请蔡元培、章炳麟、吴敬恒、张东芬、以及杜威、罗素等人讲演。除由该教育会人员担任记录外，长沙《大公报》特请毛泽东等另作记录，供该报自行迅速刊布。
蔡元培除按该教育会预定讲演七次外，还应周南女校、岳云中学等处之邀，增讲五次。其中，由毛泽东记录的有两篇。这两篇演说词，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抄录全文于后。
第一篇是预定的讲演，湖南省教育会亦有记录稿，文句与此稍有不同；而且，该会笔记者漏记了一大段。不过，长沙《大公报》刊载毛的记录稿时，排印有些误脱，断句多用圈点，故抄录时，重加标点，并酌予校勘（错字后面，加订正之字于〔〕内，增补脱字，置于〈〉内。衍文加【】）。
对于学生的希望
我于贵省学生界情形不甚熟悉。我所知者为北京学生界情形，各地想也大同小异。今天到北京和诸君说话，便以我所知之情形，加以推想，贡献诸君。
五四运动以来，全国学生界空气为之一变。
许多新现象，新觉悟，都于五四以后发生，举其大者，共得四端。
（1）自己尊重自己吾国办学二十年，犹是从前之科举思想，熬上几个年头，得到文凭一纸，实是从前学生的普通目的。自己的成绩好不好，毕业后中用不中用，一概不问。平时荒嬉既多，一临考试，或抄袭课本，或打听题目，或请划范围，目的只图敷衍，骗到一张证书而已，全不打算自己要做一个什么样人，自己和人类社会有何关系。五四以前之学生情形，恐怕有大多数是这样的。五四以后不同了。原来五四运动也是社会的各方面酝酿出来的。政治太腐败，社会太龌龊，学生天良未泯，便不答应这种腐败的政治，龌龊的社会，蓄之已久，迸发一朝，于是乎有五四运动。从前的社会很看不起学生，自有此运动，社会便重视学生了。学生亦顿然了解自己的责任，知道自己在人类社会占何种位置，因而觉得自身应该尊重，于现在及将来应如何打算，一变前此荒嬉暴弃的习惯，而发生一种向前进取、开拓自己运命的心。
（2）化孤独为共同“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是中国人的座右铭，也就是从前学生界的座右铭。从前的学生，于自己以外，大半是一概不管，纯守一种独善其身的主义。五四运动而后，自己与社会发生了交涉、同学彼此间也常须互助，知道单是自己好，单是自己有学问、有思想不行。如想做事真要成功，目的真要达到，非将学问、思想推及于自己以外的人不可。于是同志之连络，平民之讲演，社会各方面之诱掖指导，均为最切要的事。化孤独的生活为共同的生活，实是五四以后学生界的一个新觉悟。（3）对自己学问能力的【能力的】切实了解从前学生，对于自己的学问，有用无用，自己的能力，哪处是长，哪处是短，简直不甚了解，不及自觉。五四以后，自己经过了种种困难，于组织上，协同上，应付上，以自己的学问和能力，向新旧社会做了一变〔番〕之试验，顿然觉悟到自己学问不够，能力有限，于是一改从前滞钝昏沉的习惯，变为随时留心、遇事注意的习惯，家庭啦，社会啦，国家啦，世界啦，都变为充实自己学问发展自己能力的材料。这种新觉悟，也是五四以后才有。（4）计画〔划〕的运动从前的学生，大半是没有主义的，也没有什么运动。五四后，又经过种种失败，乃知集合多数人做事，是很不容易的。如何才可以不至失败，如何才可以得到各方面的同情，如何组织，如何计画，均非事先筹度不行。又知群众运动在某种时候虽属必要，但决不可轻动。不害〔合〕时机，不要组织，没有计画〔划〕的运动，必然做不成功。这种觉悟，也是到五四以后才有的。凡非常举动，最要审度时宜。譬如用药，要当于病。五四运动初起，北京学生并未预计定要打曹、章、陆，其出此，只是临时的，偶然的。及一度惯〔使〕用，偶然成功。学生不察，又思再试，乃招前门遮路及天津流血之两个失败。后便越做越难。自己内部也发生了问题。反对党方面，亦得了好多防阻之术，或且有人从而利用，冀达暧昧目的。至此，学生界乃大觉悟，知道学生决不是万能，群众运动大不容易，世上的问题也不是这么容易解决。问题解决，还是要有计画〔划〕，有研究。吾见学生反对山东直接交涉，反对二十一条，反对军事协约等等，而于这些事项的内容，甚少明白了解者。吾以为学生宜养精蓄锐，要解决问题，先要研究问题。如北京大学现役《现代政治研究》一科，如山东问题，国民大会问题及其他临时发生之中外重要问题等，拿来研究辩论，求出正当解决途径，以之贡献社会。吾以为像这样的偶发事项，均不要轻易发起运动。要有沉静的预备、精密的打算，然后才有把握去达到我们要达到之目的。（湖南省教育会记录稿漏记了这一段――本文笔者注）
以上是吾所希望于学生界之有第一种觉悟。以下，再说吾所希望于学生界之有第二种觉悟。于此又分五端：
（1）自动的求学。在学校，不能单靠教科书和教习。课堂功课固然要紧，自动自习，随时注意，自己发见求学的门径和学问的兴趣，更为要紧。（2）自己料理自己的行为。学生对于社会，应知系处于指导的地位，故自己的行为，必应好生料理。有些学生不喜教职员管理，自己却一意放纵，做出种种坏行。我意不要人家管理，能够自治，是好的；不要管理，自便放纵，是不好的。管理规则、教室规则等可以不要，但要能够自守秩序，总要办到不要规则而其收效仍如有规则时、或且过之才好。平民主义不是不守秩序。罗素是主张自由最力的人，〈也说〉自由与秩序并不相妨。我意最好由学生自定规则，自己遵守。（3）平等及劳动的观念。和〔我〕友某君曾说：‘学生倡言要与教职员平等，但其使令工役，横眼厉色，又伊然以主人自居，以奴隶待人’。我友之言，系指从前的学生。我意学生要与工役及其他知识低于自己的人讲求平等，然后遇教职员之以不平等待己者，可以不答应他。近人盛倡勤工俭学，主张一边读书，一边做工。我意校中工作，可以学生自为。成天读书，于卫生上也有妨碍。凡吃饭不做事专门暴珍天物的人，是吾们所最反对的。脱尔斯太主张从〔泛〕劳动主义，他自制衣覆，自作农工，反对太严格的分工。吾愿学生于此加以注意。（4）注意美的享乐。近来学生多有为麻将、扑克或阅恶劣小说等不正当之消遣。此固原因于其人之不悦学，尤以社会及学校无正当之消遣为主要原因。甚有生趣索然，意兴无聊，因而自杀者。所以吾人急应提倡美育，使人生美化，使人的性灵寄记〔托〕于美，而将忧患忘却。于学校中可实现者，如音乐、图画、旅行、游戏、演剧等，均可去做，以之代替不好的消遣。但切不要拘泥，只随人意兴所到，适情便可。如音乐一项，笛子、胡琴都可。大家看看文学书，唱唱诗歌，也可以悦性怡情。惟单独没有兴会，总要有几个人以上共同享乐。学校中要常有此种娱乐的组织。有此种组织，感情可以调和，同学间不好的意见和争执，也要少些了。人是感情的动物，感情要好好涵养之，使活泼而有生趣。
（5）社会服务。社会一般的知识程度不进，各种事业的设施，均感痛苦。五四以来，学生多组织市〔平〕民学校，教失学的人以普通知识及职业，是一件极好的事。吾见北京每一校有二、三百人者，有千人者，甚可乐观。国家办教育，人才与财力均难；平民学校不费特别的人才与财力，而可大收教育之效，故是一件很好的事。又有平民讲演，用讲演的形式与平民以知识，也是一件好事。又调查社会情形，甚为要紧。吾国没有统计，以致诸事无从根据计画〔划〕。要讲平民主义，要有真正的群众运动，宜从各种细小的调查做起。此次北方旱灾，受饥之民，至色千乡万，赈灾筹款，须求所以引起各方的同情，北京学生联合会乃思得一法，即调查各地灾状，用文字或照片描绘各种灾情，发表于世，乃能引起同情。吾出京时，正值学生分组出发，十人一组。即此一宗，可见调查之关系重要。以上各端，是吾一时想及，陈述出来，希望学生诸君留意。最后，吾于湖南学生诸君，尚有一、二特要商酌之点，述之于次。
（1）学生参与教务会议问题。吾在京时，即听见人说，湖南学生希望甚高，要求亦甚大，有欲参与学校教务会议之事。吾于学生自治，甚表赞同。惟参与教务会议，以为未可。其故，因学校教职员对于学校进行，应有一种办法，此办法若参入学生意见，则甚为纷扰。北大学生曾要求加入评议会，后告以难于办到的理由，学生亦遂中止要求。（2）废止考试问题。湖南学生有反对试验之事。吾亦觉得试验有好多坏处。吾友汤尔和先生曾有文详论此事，主张废考。北大、高师学生运动废考甚力。吾对北大办法，则以要不要证书为准：不要证书者，废止试验；要证书者，仍须试验。吾意学生对于教职员，宜取宽谅的态度，不宜求全责备。只要教职（员）系诚心为学生好，学生总宜原谅一番。现在是青黄不接时代，很难得品学兼备的人才啊！吾在教育界当差二十多年了，吾从没有反对过学生。吾只希望学生能有各方面的了解和觉悟，事事为有意识的有计画〔划〕的进行，就好极了。
毛泽东所记的另一篇，是蔡元培在周南女校讲述的。湖南省教育会《名人讲演集》中未记载此篇，蔡元培自己亦未曾过目。这是绝无仅有的一篇，尤其珍贵。长沙《大公报》排印误漏处，酌加校勘，圈点亦改为现行标点符号。
美术的价值（在周南女校）
记者按：蔡先生的话，有好些听不清楚。此篇所记，只其大略。开首两段，是周世钊先生记出给我的。
美术的起原很早，没开化的人，就有美术的萌芽，不过美术成为理论，比较要迟。在我们中国，评论美术的书，有《乐记》、《考工记》、《文心雕龙》、书评、画评等等，但都是些零碎的批评，不能建成有系统的美学。
西洋对于美术的评论，希腊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但也是零碎的。到多马时代，有建筑学、雄辩学、诗歌等，比希腊时代，已算是进了一步。后来文艺复兴，有一些美术家，著了一些书，比罗马时代又进步。十七世纪的时代，经过一些经验派心理学家以心理研究美学，已算有了一些头绪，但还不能成功一种美学。后来康德以有趣味为美，把美术应用到哲学上面，于是哲学的美学成立。
大凡懂了美学的理论、并得了美术的陶融的人，可以养成一种高尚活泼的人生观。若细为区分美术的价值，可得五项：
第一，复杂而又统一。譬如瓶花，这一花与那一花不同，这一叶与那一叶有别；一花一叶之中，这一个部位与那一个部位又各相殊，樊然并呈，算是很复杂了。一面总称为花，而且总绾于瓶，则又
是统一的。人身的部位，如耳、目、口、鼻、手、足、腹、背等，纷然各别，但均统一于一有机体的‘人身’。
大凡美术，复杂做其内容，统一成其形式。复杂的价值，所以使吾人的生活繁富；统一的价值，所以使吾人的生活不致凌乱，而有一最终归宿之区。凡个性与群性，分子与团体，单体与普泛，都是具有这两种类的价值的。
第二，改造自然。从前希腊的类学家谓美术的价值是‘模仿自然’，后人始知其说非是。美术的价值不是模仿自然，乃是‘改造自然’。美术家于其美术品，有创作自由，如画师之描绘一山水，或描绘一城市，彼于自然物之有碍其画之美者，如孤露的树枝、过高的尖塔等，则可以去掉它，不令留于画内。美术因〔固〕不能全然离间〔开〕自然，然自然只是为人生所享乐。吾人所不认为美者，在美术上可以用吾人的理想去改造它。若是者，才有美术上的价值：完全服从自然，便没有美术上的价值了。
第三，感情的具体表现。创作者的感情，借美术可以完全表现。伯牙抚琴，可以通志。季扎〔札〕观乐，可以知风。音乐之哀者使人哀，怒者使人怒，激扬者使人起激扬之心，沉郁者使人发沉郁之感。音乐如此，图画、雕刻、戏剧皆然。创作者的感情怎样见之于美术，竟能勾引赏玩者的感情也使之怎样。人为的美如此，自然的类亦然。壮阔者使人感壮阔，幽雅者使人感【感】幽雅。吾人的生活，感情的生活居多，情有不舒，则意自不快。耽于美术，无论是创作它或者是赏玩它，都是可以勾引出来真正的感情的。
第四，提起研究科学的兴味。体〔美〕术与科学有密切的关系。留心美术的人，可以因其关连的地方去从事科学的研究。如花、草、枝、叶之美之于植物学，光线之美之于光学，矿物体结晶之美之于矿物学，人体之美之于生理学。
第五，代替宗教。美术与宗教同立于感情的基础之上。人生是不免于忧患的，心有所寄，则忧患消除。与其寄于幽渺的宗教，不如寄于当前的美术。查科学之起，和宗教相为关连，自科学的界城扩充，遂利〔和〕宗教脱离关系。美术起初亦与宗教相连，后来乃渐脱离了关系。吾人沉睡于美的世界之中，直感当前，所觉唯美，生老病死，顿屏去于意识之中，此与宗教之信仰〈相比〉，更纯更洁，更为合理。
美术的价值，大体如此。时促不能多谈。承诸君欢邀，无任感谢。
（五）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毛泽东即利用长沙船山学社的地址及经费，创办一所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校――湖南自修大学。他规定这所大学“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招生只凭学力，不限资格。学习方法，以单独自修、集体讨论为主。校内设有图书馆，收集当时所能收集到的进步书籍报刊，供学友阅读。蔡元培看到《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欢喜得了不得！”认为这所大学“注重研究，注重图书馆、实验室，全与我的理想相合。”他热情地撰写了一篇《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发表于《新教育》杂志第5卷第1期，广为传播。在这篇长文里，详细说明了他自己对于发展中国教育的主张，反复强调：湖南“自修大学的组织”、“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于，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六）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就学期间，毛泽东即与杨昌济的爱女开慧相识。毛两
次到北京，和随父同住首都的杨开慧又有进一步的接触与了解，产生了爱情。杨昌济病故，其家属扶柩返里后，杨开慧先后进长沙福湘女校及岳云男子中学，发动和组织同学参加反帝斗争。1920年冬，他们两人结成革命的伴侣。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杨随着毛辗转于长沙、上海、韶山、广州、武汉等地，积极从事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和农民运动，协助毛整理文稿，从事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机要工作与交通工作。她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批团员和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她被派留在长沙东乡板仓冲，开展地下武装斗争。
1930年十月二十四日，杨开慧被国民党长沙警备司令部逮捕，关入陆军监狱，蔡元培迅即进行营救。据萧永义记述：“开慧同志被捕后，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立即开展了紧张的营救活动。她60岁的老母和她的哥哥杨开智、嫂嫂李崇德还先后到了南京、上海等地，他们在上海找到杨怀中先生的好友蔡元培先生，蔡先生立即联合了几位社会知名人士联名打电报给何健，要求保释杨开慧同志。反动透顶的何健得电后，竟采取阴险狠毒的手法，决定立即枪杀开慧同志，然后复电，推说电报来迟。”
（七）
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由延安写了一信给蔡元培，摘录原文于下：
孑民先生左右：
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二十年矣！今日者何日？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日可行，知先生亦必日可行，独于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或则日不可行，或则日要缓行，盗入门而不拒，..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孙中山先生联饿、联共与工农政策，行之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之第一次大革命而有效，..孙先生革命政策之毁弃，内战因之而连绵不绝，外患乃溃围决堤滔滔不可收拾矣！八月二十五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虽旧策之重提，实救亡之至计，先生将何以处此耶？..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跃者，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然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持此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若然，则先生者，必将照耀万世，留芳千代，..先生其将不令数千里外曾聆教益之人，稍稍减杀其欢跃之情而更增之以至于无已乎？
..寇深祸急，率尔进言。风雨同舟，愿闻明教，敬颂道安。不具。
毛泽东
事实上，蔡元培自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月起，即积极营救革命志士，反对国民党屠杀青年。“九一八”以后，坚决主耘抗日，“直接间接对于国内团结共御外侮，用力甚多”。抗战爆发前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他曾欣欣然认为是“国家民族的大幸”。
蔡元培对解放区的状况非常关心。1939年8月6日，他仔细阅读《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并撰写札记：
阅《西行漫记》，美国爱特伽・斯诺（EdgarSnow）著，吴景崧等十二人译。是书凡十二章：第一，探寻红色的中国；第二，到红色首都去的路上；第三，在保安；第四，一个共产党员的略历；第五，长征；第六，西北的红星；第七，到前线去的路上；第八，在红军中（上）；第九，在红军中（下）；第十，战争与和平；第十一，回到保安去；第十二，回到白色区域。其第三章中，有“共产党的基本政策”，“论对日战争”等节，述毛泽东的意见颇详。第十二章叙西安事变。阅《续西行漫记》，斯诺夫人宁谟・韦尔斯著（Nym・Wales），胡仲持等八人译。是书分五章：第一，到苏区去；第二，苏区之夏；第三，妇女与革命；第四，中国苏维埃的过程；第五，中日战争。又有附录。是书于红军人物叙述最详；诸要人均有自传分叙于各章，而最后附录记八十六人略历，分政治领袖、军事领袖、开除党籍者三类，已有自传者亦列其中，但较略耳。第二章之十一节，中国字变了，指拉丁化中文的利用。第四章之第四节，关于托派的二、三事。第五章之等到他醒来的时候，对于中国前途的希望，说得甚为恳切。
中国共产党对蔡元培也非常推重。1940年2月5日，毛泽东等发起的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举行成立大会，毛亲临讲话，蔡元培等被推为名誉主席团。同月20日，也就是在蔡弥留前的14天，由毛泽东发起的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宣告成立，毛在会上作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重要报告，蔡元培等又被推为名誉主席团。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逝世，毛泽东由延安发出一电，向蔡的家属致唁：“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局极！谨电驰唁，尚祈节哀。毛泽东叩。阳。”
1962年春，蔡无忌在北京参加一次中央举行的招待会，陈毅领他去见毛泽东，毛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你的父亲真是好人。”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真是好人”，这就是毛泽东对蔡元培的评价。这一评价，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和广大知识界对蔡元培的无限尊重与无尽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