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５年３月３１日，刘少奇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七大报告时说：“总纲是党的基本纲领，作为党章的前提、出发点与组成部分，可以更加促进党内的一致，以毛泽东思想贯穿党章，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
１９４５年６月，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正式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做了科学的概括和全面的论述。
他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综上所述，在七大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之前，党内已经有了较长时间的酝酿，至少有５年之久。
许多领导同志和党的理论工作者对这一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和深度上作过阐述，有上述许多提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同时并用的，直到七大，毛泽东思想才正式作为一个科学概念，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确定下来，并且写进了党章。
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七大所作的报告，吸收了王稼祥和其他同志的一些提法和意见，对毛泽东思想做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阐述。
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概念，经过了酝酿、形成、成熟到明确提出，确实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的提出，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１９３６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１９２０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有许多专家、学者作过认真考证，认为《西行漫记》中关于毛泽东阅读三本书的时间记述是不准确的。其理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１９２０年８月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的；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中译本，是１９２０年１１月出版的；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中译本，是由恽代英译，于１９２１年１月出版的。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的时间，是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１８日到北京，１９２０年４月１１日离京去上海，在此期间，是不可能读到这３本书的。
而有的学者则持不同的意见，理由是：据宋庆龄回忆，孙中山早在１８９５年流亡国外时，就认真考察了欧美各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并对社会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予以极大的关注。他还“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