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香凝在《对于孙中山先生的片断回忆》一文中写道：１９０６年，孙中山在同盟会上的一次演讲中，曾介绍社会主义的各种派别。在他的倡导下，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曾接连发表介绍社会主义各派的文章和译文。其中有廖仲恺以“渊实”为笔名翻译的《社会主义史大纲》；同盟会中著名的政论家朱执信摘译的《共产党宣言》中的“十大纲领”。此摘译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最早的节译本。因此，朱执信早年就被称为“在同盟会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１９０２年４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会会长村井知至著、罗大维翻译的《社会主义》一书。此书第一次将马克思译为“卡尔”，并论及了剩余价值学说，还引用了马克思亲自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的一段话：“吾党无国种之区别，惟依真理、正义、道德以立此主义，以期传于万国。”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在中国出现的马克思的论述原文。《社会主义》一书，是在我国对马克思生平及其学说进行较系统介绍的第一部译著。
据湖南人民出版社于１９８６年６月出版的《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一书记载，１９０８年１月，《天义报》第１５卷，刊载了民鸣翻译的１８８８年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写的序言。
这是迄今查到的恩格斯著作最早的一篇完整的中译本。
１９０８年５月，《天报》第１６---１９期四册合刊，刊载了刘师培以“申叔”为笔名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序》和民鸣译的《共产党宣言》。
１９１９年４月６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１６期，刊载了以“舍”为笔名摘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与共产党人”的最后几段译文，约千余字，标题为《共产党的宣言》。
这年１１月１日出版发行的《国民》杂志第２卷第１号，刊载了李泽彰译《共产党宣言》，标题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当时的北京大学，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而且是传播各种新思潮、新思想的摇篮。
蔡元培自１９１７年１月４日到北京大学执行校长职务后，力倡“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新思潮气氛非常活跃，特别是李大钊是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为了把北大图书馆办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在购置的两万多册外文书籍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有关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
河南人民出版社于１９９２年９月出版的《毛泽东和他同时代的人》一书记载，当时的北大学生刘仁静，将德文《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节译本，并且油印成册，于１９２０年初陈列于“北大公社”所举办的“亢慕议斋”(意即共产主义小室)。
毛泽东与“北大公社”的邓中夏、罗章龙是老友，因此经常到“亢慕议斋”去找邓中夏和罗章龙。
刘仁静翻译油印成册的《共产党宣言》，长时间陈列在那里，酷爱博览群书的毛泽东，不可能不翻阅这个油印本。
综合上述情况，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虽然是１９２０年８月出版的，但在这之前，毛泽东就已阅读此书，是很有可能的。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不可能读到《共产党宣言》之说，可以说是不准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