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钢，当代作家。湖北武昌人。父亲黄负生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之一，湖北与武汉区党委第一任宣传部长兼中共武汉党刊《武汉星期评论》主编，1922年初死于反动军阀的迫害。全面抗战爆发后，黄钢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进鲁迅艺术学院学习。那时的黄钢只有21岁。
1938年除夕的夜晚，黄钢参加了在延安中央组织部礼堂举行的新年“干部晚会”，他偶然坐在距离毛泽东很近的地方。当这场晚会终场时，全体与会者高呼：“毛主席唱歌！”这时候，毛泽东用成年人罕有的敏捷动作，从长条木块坐板上，很快站起来，立即转身面向那些原在他身后的所有与会干部和群众，高声爽朗地说：“我们大家唱个国际歌吧！”接着，他兴奋地、虔诚地脱下帽子，大家也跟着他脱下了帽子，然后，像海潮卷来似的，歌声腾起了。事后，黄钢曾在一篇寄往香港大公报的纪实文中写道：“饶恕我的眼睛吧，同志们！在此时，我看见毛泽东同志那张一样的农民风格、深色的、平稳的脸上，存在着一种敢于接受任何命运，敢于决定任何命运，也敢于修正任何命运的神情。”第一次看见毛泽东，给黄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觉得毛泽东带领大家唱《国际歌》，这是他在精神上接受的国际主义的沐浴，毛泽东领唱时是那么虔诚而热忱，好像是把决定整个命运的凝聚力，都集中在这一场领唱《国际歌》的举动上面了。
1939年3月，黄钢随鲁艺“战地文工团”赴晋东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近一年，他到过辗转作战于晋中大地的陈赓旅，而后又转移到处于晋南冀西一带的黄克诚部队。敌后前线的丰富见闻开阔并深化了黄钢的艺术视野。1940年初，文工团回到延安鲁艺。黄钢陆续写出了一些报告文学：《我看见了八路军》、《树林里――陈赓的兵团是怎样作战的之一》、《雨――陈赓的兵团是怎样作战的之二》。4月下旬的一天黄昏，黄钢正在鲁艺校园内散步，碰到刚从毛泽东那里谈话归来的周扬、周立波、陈荒煤、何其芳、严文井等几位老师，周立波、与何其芳对黄钢大声招呼说：“黄钢，我们真为你高兴，毛泽东表扬了你的作品！”黄钢一打听，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党中央准备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为了开好会议，毛泽东和中央领导进行了周密的调查，其中包括召开小型座谈会，找文艺工作者谈话等。这天正轮到鲁艺的几位老师向毛泽东汇报文艺工作情况，鲁艺教员向毛泽东谈到文学见解的时候，文学系老师陈荒煤向毛泽东说出了这样一种意思：现在好的作品之所以很少，是由于我们离抗战这个时代太近了。按照俄国老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说法：伟大作品的出现，必须跟这个时代，跟当时的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或时间的沉淀之后，才有可能。毛泽东听了以后说：“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好。《解放日报》上的一篇黄钢的作品，叫《雨》，写得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的抗日斗争的。”鲁艺文学系教员们说完情况，黄钢非常高兴。但他当时还不能立即深刻体会到，毛泽东在准备文艺座谈会期间，这样一种表扬的分量和含义。可是有一点，黄钢明白，那就是毛泽东不同意托尔斯泰对于文艺作品创作的时代距离论。接着周扬对黄钢说：“现在我们要告诉你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党报委员会决定把你调到《解放日报》去担任记者。我们只能同意，不能拒绝。我们只能说：‘服从分配’，对你，也一样。你现在得做准备，尽快到《解放日报》去报到。”这样，1942年4月，黄钢到了《解放日报》社。
1943年3月下旬，黄钢被硬性指定到枣园内的一个“学习点”去集中进行学习，其实也就是被接受当时审于中严峻的历史审查。原因是1936年秋到1938年夏，黄钢曾在南京国民党宣传部所直接操办的中央电影摄影场有过3年社会职业。由于康生发起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混淆了敌我，造成许多冤假错案。黄钢当时缺少政治斗争的锻炼和畏惧困难的软弱立场，因此在审干初期，就犯了不实事求是的错误。不久，主持“枣园”机关（中央社会部当时还处于秘密状态）日常工作的李克农找黄钢谈话。一见面他就对黄钢说：“我已经把你的情况向主席作了汇报，说你承认现在是‘回到党的怀抱里来了’。”黄钢完全没有想到这是毛泽东在关怀一个被审查中的青年，就问道：“是哪一位主席？”李克农几乎是肩些生气了，大声他说：“是毛泽东主席！”他接着说：“谁叫你讲话不实在呀！你们小资产阶级就是这样，为什么明明这盘子（他指着桌上的茶盘）是圆的，你要说成是方的！这把茶壶明明是圆的，你要说成是方的。这就是你们小资产阶级的弱点哪。工人阶级就跟你们不同。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为什么就要随便招认？”接着李克农连续地问了黄钢几个有关国民党地区的严肃的问题，最后，他表示：“毛主席听了对你的汇报，他要我来找你谈一次话！你应该知道，党是怎样在关心着你呵？”直到这时，黄钢才感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心灵深处受到强烈的震撼。这是对他进行的第一次党的严肃性与原则性的教育。原来毛泽东在听第一轮“抢救”汇报时，听到有个叫黄负生烈士的儿子黄钢，有所谓“回到党的怀抱”之说，此时，他不无惊异地对当时也在场的李克农讲“这一个大家都知道的黄负生是1922年去世的，死前托孤于陈潭秋。这人，真能像”抢救’中说的是敌人派遣来的吗？”但是这些话当时李克农并没有跟黄钢细说。
不久，“枣园”专门为一些被审查的青年干部，成立了一个枣园文工团，同时又经过具体创作活动，对那些仍在审查中的干部，进行个别的具体的分析和深入细致的政治工作，并借以仔细和耐心地培养与恢复他们健康的政治情绪。黄钢也是这个文工团的成员。他们排演了斯大林金奖获得者柯尔内楚克的三幕五场话剧《前线》，几乎走遍了延安的各个大札堂，多次进行演出。1945年春正月初一的大情早，天刚拂晓，从距离枣园文工团三里路之遥的毛泽东所在枣园前院通宵晚会上归来的女团员林恰乐、何真，敲响了枣园文工团编写组窑洞的木板门和窗户，她们大声叫道：“黄钢，还不起床！还睡懒觉哩！毛主席关心你啦！”黄钢马上爬起床来，她们才告他说，“就在昨天夜晚，枣园除夕晚会上，毛主席问我们两个人：‘你们那里不是有个黄钢吗？为什么他不写东西？你们告诉他：他可以继续写东西嘛！”
1945年6月中旬，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枣园文工团为枣园机关例常举行的周未晚会上，林怡乐、何真把站在文工团乐队旁边的黄钢拉进了跳舞场，他们大声地向毛泽东说：“看，主席！这就是你问到的黄钢！”毛泽东还没有等黄钢脱下军帽，就用那双温暖的大手，把黄钢的双手握住了。在晚会汽灯的灯光之下，他首先是用十分关切的眼神凝视着黄钢，然后轻声地问道：“你是湖北人吗？”黄钢紧张地回答：“是的，我是在武昌出生的。”毛泽东又问：“你今年多少岁数啦？”黄钢说：“27岁了。”黄钢把晚会前刚刚得到的一个消息报告给毛泽东：“毛主席，我们学校（即“枣园”内设立的学校）让汪东兴今天告诉我，叫我明天去参加七次党代会追悼革命烈士的大会，我想，您会力我高兴的。”毛泽东欣快他说：“当然你应该去参加！我代表我们的大会，欢迎你去参加。”黄钢这时非常感动，竟一时说不出话来，他抑制住自己的激动，迅速地尽力去改变话题：“主席，我们听汪东兴同志说，您最近对美国赫尔利政策发表过讲话。我们都非常赞成您在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对美国驻华大使表示的态度..这是中国任何时代所有的领导人、我们国家政府的任何高级领导人，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原则的态度，强硬的态度。我们是非常非常同意您这种态度的！我们感到多么的自豪呵！从您的谈话中，我们深刻地感到中国人民伟大的自尊！”毛泽东认真地听了黄钢所说的这些话，他反问一句：“是吗？你们是这样想的吗？”黄钢说“是的。”毛泽东立即接着说：“我也非常高兴。”当这一场谈话结束的时候，毛泽东立即迅速地反应说：“谢谢！谢谢！谢谢你们的支持。”他一再表示要黄钢去参加第二天追悼死难烈士的大会。下一场跳舞的奏乐声开始了，黄钢只好和毛泽东告别，迅速地退出舞场的中心地带。
第二天，黄钢重新得到了进入延安社会生活的自由，一个人走出“枣园”的大门进入追悼会会场，会场的横标是“中共七大代表及延安各界代表追悼中国革命死难烈士大会”。毛泽东首先登台发表了动人心魄的悼词。会后，“枣园”机关正式通知黄钢，他父亲黄负生的名字，已经被列入“七大”会议正式通过的“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后）第一批烈士名单”。
直到全国解放后，黄钢才了解到毛泽东同武汉早期共产党组织的一些活动史实：1921年至1922年冬春之季，中共武汉区党委设在武昌黄土坡，黄负生全家的住宅也在这个机关的院内。当时，黄负生同志贫病交加，还受到当地军问与政客的迫害。毛泽东曾来到黄土坡，在黄负生病榻前亲切地慰问了他；他们相互交谈了当时湘鄂两地革命形势发展与进行广泛宣传的许多情况，遗憾的是，这是他们最后的一次见面。此后，毛泽东曾对《湘江评论》主持者之一的蔡和森与《武汉星期评论》的主编黄负生，同时作出了崇高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