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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①






  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是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其中贯串毛泽东思想各个基本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则可以说是财富中的财富,因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在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论述毛泽东思想体系,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个概念之后,理论界对这一新概括充满了研究兴趣。10多年来,对它的研究长盛不衰。经过多种角度、多个侧面的研究,对它的认识,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地丰富了。

  ①本文系1993年4月在北京的一次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讨会上的发言。

  一、重构毛译东思想体系的一个颇具匠心的设计

  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中,在建构毛泽东思想体系时,为什么在论列毛泽东思想的六个基本理论之后,还要把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单独出来作为贯串各个理论的活的灵魂来安排?这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地阐发毛泽东思想,重新建构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一个颇具匠心的新颖设计。

  一是从理论本身的要求看,突出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党的全部工作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论。因为前述六大基本理论无一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斗争中切实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果。当然,这里的应用不是“唯书”至上,不是照抄照搬,而是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来运用它的精神实质,以它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但在理论上坚持和发展,而且善于和坚持把它运用到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这个特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非常突出。这种概括方式,既如实地反映了党的工作的哲学指导,也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特点。

  二是从拨乱反正的政治背景上来看。林彪、“四人帮”歪曲、割裂、篡改毛泽东思想,或把毛泽东同志讲过的话奉若神明,鼓吹“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或引用毛泽东同志某些片言只语拉大旗作虎皮吓唬人,其流毒之广,危害之深,不是随着林彪集团被粉碎和“四人帮”垮台在短期内就能消除的。“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就没有端正对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邓小平强调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不要把毛泽东同志讲过的话绝对化,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其实质就是强调要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我们党一贯强调的思想。过去批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提出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同样存在一个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历史决议》突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立场、观点、方法,是批判“句句是真理”论和“两个凡是”论,强调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思想的深化和发展。

  二、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内容的由来

  为了说明问题,这里不能不考察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立场、观点、方法论的由来。

  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主要学习它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思想,当然不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最先提出的。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已经萌生了这样的思想。人们熟悉的恩格斯的名言:“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已说明了这个意思。列宁在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和俄国孟什维克的斗争中,也严厉批判了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指出:如果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这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破坏它的

  ①根本的基础――辩证法”(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斯大林尽管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犯有严重错误,但他第一次提出要善于区别马克思主义的字句和实质,区别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方法,强调“马克思主义要求在保持马克思主义观点,保持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条件下根据新的经验来改善和丰富

  ②旧形式”,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路线”。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家们,除强调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外,对立场问题论述的更多。斯大林经常讲“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他们的这些思想和论述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有着深刻影响。

  中国共产党人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哲学,比较多地是通过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为中介的,这在延安时期非常明显。毛泽东本人说过,他是首先学列宁的东西,后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的。产生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一则俄国革命已经成功,列宁、斯大林的基本理论为实践所证明。按照列宁、斯大林的观点和根据苏联共产党的阐释来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和论述较多;二则中国的情况与俄国较为接近,俄国革命成功对中国共产党人是个极大的鼓舞,并给中国革命指出了方向,虽然中国比俄国落后,也不能照搬俄国的经验,但是他们的一些思想和经验给中国共产党人以很大启发,包括斯大林讲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的思想。毛泽东早年读《共产党宣言》时,悟出的掌握马克思主义“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思想,实际上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强调的思想是一致的。毛泽东把他的这个思想贯穿在他的著作、工作和革命斗争等一切活动之中。就理论著作言,《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等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在1938年11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作报告号召全党普遍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时,进一步强调了这个问题。他说,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只有这个行动指南,只有这个立场与方法,才是革命的科学,才是引导我们认识革命对象与指导革命运动的唯

  ①一正确的方针”。显然,毛泽东这里的观点与马、恩、列、斯的思想一脉相承。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398页。②《斯大林选集》上卷第570―571页。①1948年东北书店印行的《毛泽东选集》第927页。

  在整风运动全面展开以后,毛泽东更加强调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问题。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尖锐地批评了那种只会片面地引用马、恩、列、斯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实际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倾向。1941年9月10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1942年2月1日,他在《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说中进一步指出,马恩列斯曾经反复他讲,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教条主义者“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拿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应用于中国,从中国的历史实际与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创造出理论来,才叫做理论与实际相联系”。还说:我们要的理论家,是“能够真正领会马列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

  ①出它的发展规律”。从毛泽东上述原发表稿的引文中可以看出,在整风期间,毛泽东在号召全党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时借鉴了列宁、斯大林在俄国革命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路,并且将马、恩、列、斯著作中曾经分别使用过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提法,联系起来固定并用,形成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传统表述。这不仅使长期不完整的提法完整化了,而且也成了毛泽东思想本身的灵魂。《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结构的设计和把“立场、观点、方法”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概括,继承了毛泽东本人的思路,符合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发展历史。

  ①1948年东北书店印行的《毛泽东选集》第942页。

  三、毛泽东对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的阐释

  让我们来看看在抗战以前,毛泽东本人对“立场、观点、方法”的三个基本点的阐释。

  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不是任意规定的,而是毛泽东本人思想认识发展的历史的和逻辑的结论。

  我们都熟悉《反对本本主义》这篇著作。这是毛泽东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就在这篇哲学论文中,毛泽东已经有了这三个基本点的雏形。这篇著作虽然着重讲的是调查研究工作,但却实际上提出了对待马列主义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问题,初步地阐释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关于实事求是,毛泽东尽管没有使用这个概念,但实事求是的思想很明确。还在这之前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毛泽东就已指出:“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

  ①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人空想和盲动的深坑”。这个思想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得到了进步发挥,讲得更加充分,并在事实上提到了思想路线的高度,他提出的“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即是一要反对“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唯上”态度;二要反对视马克思为“先哲”的“唯书”的神秘观念,强调“努力作实际调查”,“洗刷唯心精神”,使政策和策略的内容“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形势”。

  关于群众路线,同实事求是的思想一样,在此以前,毛泽东已有这方面的许多思想,甚至使用了这个概念。他在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就指出:“党对军事工作部分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

  ②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但是作为立场、观点、方法论来阐释,讲这个问题还是在这篇著作中比较充分。他讲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把调查研究的过程看作是实行群众路线的过程,指出: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应当“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中才能产生的”。这说明毛泽东已把群众路线看作是获得正确认识的一个重要渠道,开始孕育了群众路线的认识论思想。

  关于独立自主,尽管在毛泽东大革命时期的著作中蕴含着独立自主地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的思想,但是形成明确的独立自主意识却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探索中国革命走什么样道路的过程中。在《反对本本主义》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首次阐明了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方法。在二十年代未和三十年代前期,我们党内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外,还“依靠共产国际给我们写决议,给我们写纲领,

  ①向我们作指示”。所谓“本本主义”就包括对他们错误指示的迷信。这样领导中国革命怎能不遭受挫折甚至失败!毛泽东强调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方法,实际上,是对在20年代未和30年代前期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比,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一忡批判。这

  ①《毛译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92页。②1948年东北书店印行的《毛泽东选集》第548页。①毛泽东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

  对于中国革命后来实现由挫折向胜利的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延安时期直至建国后,毛泽东对这三个基本点作了多方面的阐释,使它的具体内涵更加丰富。

  四、关于实事求是

  关于实事求是,这是毛泽东在三个基本点中讲得最多的。

  首先是《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论”可视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大视角,为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理论论证。《实践论》强调认识要以科学的革命实践为基础,揭露“左”右倾错误路线的认识论根源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阐明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问题,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矛盾论》通过论述矛盾的特殊性,批判了教条主义者不懂得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对立统一关系;阐明了“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奠定了党的思想路线的辩证法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时,首次使用了“实事求是”这个概念。他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①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显然,“实事求是”在这里主要是作为思想作风提出来的。一年以后,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从思想路线的角度明确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概念,并以这个思想为基本线索系统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这里所要表达的无疑是实事求是的思想,但还没有队思想路线的意义上来使用实事求是的概念。随后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又提出“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名言和“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②的口号,这可以说使其增加了思想方法的意义。

  一年多后,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第一次对借用的“实事求是”这个古语的涵义作了新的阐释,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③就是我们去研究”。这个报告通篇着重是讲两条思想路线的对立的,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对“实事求是”的界定就是在以前的认识的基础上,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这个高度提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④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这是对毛泽东在这里讲的我们党的这条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科学含义和基本内容的准确地、完整地表述。这样,实事求是这个思想,在哲学理论上就是唯物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从毛泽东思想对它的规定说,则是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的统一。包括毛泽东在内,人们经常在不同的层面,从不同的意义上去使用这个概念,但是它的内涵是相通的,要求是同向的。1941年12月底,毛泽东应当时中央党校教育长彭真的请求,在指示中央党校校训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之后,又题词“实事求是”就是在综合的意义上讲的。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就是既要在思想路线上,又要在思想方法和思

  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2―523页。②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62页、707页。③《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1页。④《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42页。

  想作风上全面地反对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因此,这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运动。

  正因为实事求是是思想路线(主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意义上理解)、思想方法(主要在“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意义上理解)和思想作风(主要在“理论联系实际”的意义上理解)的“三位一体”。在主要从思想路线的意义上(当然也会涉及到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阐明实事求是之后,毛泽东在19川年10月底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思想方法问题的报告时(这是他唯一的一篇以“思想方法论”为题的专门报告),讲的第一条思想方法就是要一切从客观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只从书本出发,从主观的幻想出发,不从实际出发,不顾现实,这就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后来,在1945年“七大”报告中概括党的“三大作风”时,毛泽东首先提出的第一条作风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这样,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无论在哪个意义上都得到了充分阐释。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我们认真地贯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思想作风,因而中国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建国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实事求是的思想仍有所发挥和丰富。特别是经过1958年“大跃进”的失误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在1961年再度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并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了“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①律”。这是对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的发展。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8―829页。

  五、关于群众路线

  关于群众路线,毛泽东讲得也比较多。这个思想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所要求的。即使在思想路线上不明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个原则,但在指导思想上,对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进行革命工作这一点也是明确的。至于在实际工作中的路线、政策和作风是否做到这一点,则是另一回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党的路线是全面抗战、进行人民战争的路线。这种客观形势反映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势必对群众路线这个基本点要作更多的阐发。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战争的伟力最深厚的基础,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的著名思想,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战争中的辉煌运用。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从两个方面论述了群众路线的思想。一是强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他们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二是提出共产党员在领导群众同敌人作斗争的时候,必须有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的观点;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而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必须注意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关系。

  延安整风开展后,我们党进一步对在长期斗争中积累起来的群众路线的丰富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在理论认识上实现了三大升华:

  一是毛泽东在1943年6月为党中央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提出了具有完备理论形态的“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正确领导方法和以此为基础而概括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群众路线的认识论”。它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融于一体,奠定了被视为“立场、观点、方法”的哲学基础。

  二是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论到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时,将“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实际上是群众路线,作为第二大作风提出,并且对其多重含义作了深刻论述。首先,毛泽东从党的性质和宗旨方面提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这使群众路线成为“三大作风”的政治基础,其次,毛泽东从思想作风方面提出,要“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居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或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这是对群众路线作为思想作风的具体要求。再次,毛泽东还提出了检验政策的标准问题。他说:“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①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这里讲的是共产党人的政治行动准则,实际上将作为真理标准的实践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有机地统一起来了。

  三是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继续阐述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不仅作为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来认识,而且提到了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新高度。他指出:“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因此,“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为了正确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刘少奇还详细阐述了群众观点所包含的四项具体内容,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他指出:只有具备这样的群众观点,才能在工作中执行正确的群众路线。刘少奇的这些论述,进一步说明了群众路线在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中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意义,使党对群众路线的认识又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七大”以后,群众路线的思想在各项工作中得到了更加普遍和更加自觉的运用。

  建国以后,我们党对群众路线的认识也在继续深化。首先,毛泽东在理论上又有了一些新的发挥。他认为,党领导的广大群众蕴藏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极大积极性,领导机关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组织群众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我们在工作中采取了群众路线,可能也会发生毛病,但毛病会比较少一些,错误比较容易纠正些。他指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这是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的又一次升华,并且成了胎炙人口的名言。此外,党的其他领导人对群众路线思想还有两次重要的理论概括。

  一是邓小平在1956年党的“八大”作关于修改党章报告时,对群众路线的含义作了新的界说。他指出;毛泽东倡导的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简单他说来,它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在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时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群众共付苦的工作作风。在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起草的党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的话来说,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去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

  ①更生动、更丰富’。”显然,这里将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延安时期的上述论点加以综合了。这样,如胡乔木所指出的“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就由党

  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95页、1096页。①《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205页。

  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党除了阶级和人民利益以外没有特殊的利益的观点,上升到只有革命的阶级、革命的群众作为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关系的代表,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水平,上升到人的认识的正确与否,只有客观的社会实践的检验才是唯一标准的辩证唯物主义理②论的水平了”。邓小平的这次概括是对群众路线思想认识的一次重要飞跃。

  二是刘少奇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联系1958年以后党的工作的经验教训,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述了群众路线问题。他说:什么是群众路线呢?概括他说,群众路线的基本点就是:第一,信任人民群众,相信他们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相信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第二,党必须根据群众的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党的方针、政策、措施都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

  ③中去”。不难看出,这是对邓小平的上述表述的进一步概括。他还指出:1958年以来,党的群众路线的作风受到了歪曲,不少同志不懂得或不完全懂得什么是群众路线,把一些体现群众路线的方式和方法变成了反群众路线的东西,违背了群众路线的精神实质。他批评了那种把群众运动当作群众路线的唯一方式,好像不搞群众运动就不是群众路线的错误看法,指出:群众运动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决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更不是群众路线。”“违反群众路线的所谓‘群众运动’,不仅不能真正反映群众

  ①的意见和要求,而且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党的威信”。这个区别十分重要,建国以来,某些政治运动和经济工作所以发生偏差,原因之一就是这些运动在形式上是群众运动,实际上却程度不同地违背了群众的利益和意愿。刘少奇的上述论述,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视为对群众路线的正本清源。

  ②胡乔木:《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第17―18页。③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00页、401页。①《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04页。

  六、关于独应自主

  由于抗日战争是中国现代史上空前的民族解放战争,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交织,中日两国三方(日本、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扑朔迷离。为了处理好打日本与反摩擦两方面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地运用和发展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毛泽东阐释了它的多方面的涵义。

  从政治斗争看,在与国民党的关系上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并系统阐述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指出“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

  ②环”。针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明确指出:

  ①“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这里着重强调的是独立自主的政冶立场。

  从军事斗争看,毛泽东从中日战争的基本特点和双方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出发,在1937年8月洛川会议上就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八路军作战方针。这是与把游击战提到战略地位相适应的战略作战方针。它要求战争有依照情况使用兵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自由,可以执行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坚持这个原则,对国民党的关系而言,就是坚持独立自主方针。同时,就我们党领导的游击战争来看,在上下级的指挥关系上也有一个独立自主问题。毛泽东说:“一般的方针集中于上级;具体的行动按照具体情况实施之,下级有独立自主之权。”“越是地区广大,情况复杂,上下级距离很远,这种具体行动就越应加大其独立自主的权限”,②因此,这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在这里,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带有方法论意义。在抗日战争中,全面地支持这个方针,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得到了巨大发展。这是独立自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军事作战问题上的生动体现。

  从中国抗战与国际援助上看,毛泽东在1935年12月《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就指出:“实现中国的独立自由是一个伟大的任务,这须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革命势力作战。”“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③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在1939年9月的一次谈话中又说:“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如果过去也讲自力更生,那末。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必要。”这实际上蕴含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思想。这是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在对待国际关系问题上的运用。

  从经济斗争看,为了克服由于日伪军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而在各抗日根据地出现的财政经济困难,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他指出:“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

  ②《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94页。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0页。②《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36页。③《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2页、161页。

  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①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这是独立自主的立场、观点在经济建设方针上的体现。

  最后,从党的正确政治路线的确立与发展看,不受共产国际的干预,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是《反对本本主义》中的思想的继续发展。事实上,红军长征开始后,我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已经中断。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就是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决定中国党的军事路线和改组中央领导机关的一次会议,也是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新起点。随后,共产国际“七大”决定改变共产国际的工作方式和领导方法,提出“一般不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的组织事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共产国际又明确肯定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这对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具有积极意义。整风运动从思想理论上批判受到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严重影响的王明教条主义,实际上是独立自主原则在党的建设上的具体运用。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共中央就此问题作出的决定指出:“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己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这就进一步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随着抗战的胜利、解放战争的发展和新中国的成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独立自主思想作了进一步阐发。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从国内关系上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确立打退国民党军事进攻正确方针的基点。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恃仗美国政府支持,发动内战。苏联顾虑重重,没有明确表示站在我党一边。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

  ①一切中外反动派”。还说:“我们是一切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这里虽然讲的是对待国民党发动军事进攻应采取的方针,但实际上揭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作为立场、观点、方法的本质涵义。

  第二,从国际关系上强调各国人民要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斗争,掌握自己的命运。二次大战后,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制造冷战,叫嚷美苏间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的惧怕战争的情绪和对国际形势的悲观估计,毛泽东指出:为了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

  ②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还说:“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

  ①《毛译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16页。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32页、1188页。②《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85页。

  ①敌的。”这里实际上再一次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三个基本点联系在一起分析问题第三,从建设国家的角度提出了独立自主地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比如,1956年4月发表《论十大关系》,就是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提出中国自己的建设路线。尽管许多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自己的一套内容。随后召开的党的“八大”,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重要成果。1957年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重要思想。1958年夏天,毛泽东进而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千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1963年9月,周恩来在国庆14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中国人民不论在革命斗争中,还是在建设事业中,都一贯采取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我们认为,每一个国家的建设,都应该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更应该如此。中国人民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落后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这不仅对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作了具体阐发,而且进一步揭示了独立自主的深刻涵义。

  第四,从外交上说明独立自主是我国对外交往中的基本方针。筹备建国时,毛泽东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②涉。”周恩来也指出:“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中国的内①政。我们就是为此而奋斗了一百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始终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顶住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施加的一切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新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以上用较多篇幅介绍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多层涵义。不难看出,随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毛泽东思想体系内容的多方面展开,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立场、观点、方法的上述三个基本点的涵义也愈益明确和丰富。并且越来越使人们感到这三个基本点是立场、是观点、是方法。当然,毛泽东在讲述立场、观点、方法时还讲过其他一些内容,如辩证分析、调查研究、阶级分析等等,但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来说,从贯串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能够被称为“活的灵魂”的精髓来说,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三个是最基本的,其他一些或是派生的,或属较低层次,或者不能同时视之既是立场,又是观点,又是方法,具有“三位一体”的特性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60页。②《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5页。①《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1页、322页。

  七、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及真相互关系的阐释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过程中,为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小平同志在阐发毛泽东思想的一些基本内容时,首先强调的就是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认为这两条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作风中“最根本的东西”,②也是培养好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中最主要的学风。他还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毛泽东同志坚持的马列主义的立场、观①点、方法中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②。他对独立自主原则也非常强调,并且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联为一体,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提出来了。他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③

  邓小平的这个论述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阐释。这三个基本点不是互不相关的,而是从不同侧面来强调中国革命的出发点、根本点和立足点。对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一般不会发生歧义;对独立自主原则,人们有时往往拘泥于它的某一个侧面的涵义去理解,这就不能把握其真谛。所谓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最根本的是说,一个国家的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心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出一条适合本国特点的正确道路;无产阶级的事业无疑是国际的事业,应该相互援助、相互支持,但是任何革命总是在本国范围内的,因此主要应该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力量,立足于自力更生。从小平同志的上述阐释就可看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这样,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的确定,就不仅是因为它门在毛泽东思想中具有的特殊作用,而且还由于这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所使然。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强调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四大”建构起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体系。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也异常丰富,在“十四大”报告中就论列了9个方面。那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没有“活的灵魂”呢?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活的灵魂”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两个理论体系是相通的,其“活的灵魂”也是共同的。因此,要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搞好,最根本的还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三个基本点。这既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第一次伟大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也必将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拓的第二次伟大革命继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②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42页、54页。①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09页。②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1页。③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72页。(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6期,收入本书时加了文内标题,做了少量删节和个别文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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