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毛泽东研究的述评①
国内研究毛泽东已历时半个世纪②。从40年代到60年代，有过不少著述宣传和介绍毛泽东。但是，把毛泽东的生平与思想作为一门学问来进行科学研究，则主要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最近10多年来，无论就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高度和力度来看，也无论是在研究的视野与方法、效能与成果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进步。通过广大理论工作者，特别是党史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的艰辛努力，毛泽东的生平与思想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即事实上的“毛泽东学”）已经创立起来了。宣传阵地在不断扩大。专门的研究期刊先后创立。有关毛泽东的专业性和综合性的研究所、室已达数十个（湖南党史界和上海社科院还相继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各种学会组织几乎遍及全国省市一级。据不完全统计，已出版的专著有300多本，发表的论文达6000多篇，一些学者的著述已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不仅如此，对毛泽东的研究也在走向世界，逐渐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一个部分。与其他许多学科发展的状况相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3年是毛泽东研究得到前所未有发展的最好时期。
①此文系1991年12月参加在北京召开的毛泽东研究述评学术讨论会的论文。
一、毛泽东研究发展概况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迄今，毛泽东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前。这是毛泽东研究的拨乱反正阶段。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配合党的中心任务，有关的研究和教学部门先是对林彪、“四人帮”歪曲、肢解、篡改毛泽东思想的罪恶行径进行批判，接着投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努力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以后，研究者们进一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毛泽东研究的各个领域深入地拨乱反正。
这个时期研究的主要课题（也是广大群众和干部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历史地位？由于毛泽东晚年有严重错误，毛泽东思想还能否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否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会不会导致否定毛泽东思想？如何界定毛泽东思想？如何反对对待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对这些问题，一段时间众论纷坛。1979年3月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国庆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80年8月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以及邓小平、陈云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还有1981年4月黄克诚的《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等著述，既是指导全党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文献，也是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科学论著，澄清了许多是非，推动了毛泽东研究。
与政治任务的要求和学术研究的起步相联系，这个阶段的研究特点是：政治性的批判著述较多，学术性的研究著述较少；生平介绍性的读物和纪念回忆性文字较多，理论性的著述较少；单篇著作、单个观点的研究著述较多，综合性的整体研究和著述较少。
第二阶段：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至纪念毛泽东90周年涎辰后的1984年。这是毛泽东研究的开拓发展阶段。
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深刻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党的工作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精邃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这本身就是以科学态度研究毛泽东、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重大认识飞跃，同时也使进一步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有了一个新的起点。在《历史决议》指引下，从1981年下半年到1983年纪念毛泽东90周年诞辰前后，毛泽东研究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开拓性发展的喜人局面。所谓“开拓性发展”，就是指：第一，以《历史决议》为指针、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在各个领域普遍展开。前几年较少涉猎的一些领域，如毛泽东的经济、军事、党建、教育、文艺等思想与实践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专门著述。学术空气异常活跃，研究势头愈趋旺盛。第二，宣传毛泽东、研究毛泽东的专业刊物与学会相继创立，一支由老中青相结合的献身毛泽东研究事业的专业队伍逐渐形成。《毛泽东哲学思想动态》于1982年率先在上海创刊。《毛泽东思想研究》随之在四川出版。这两个刊物为毛泽东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资源和理论阵地。从学术活动看，早在1980年，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就已成立，以后逐年都召开一次毛泽东文艺思想学术讨论会。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在1981年和1983年召开过两次，都在理论界有较大影响。毛泽东教育思想、军事思想的学术讨论会也在此期间先后召开。1983年11月在广西南宁召开的全国毛泽东思想讨论会，更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水平和研究队伍的一次大检阅。第三，毛泽东研究的著述获得了空前的“大面积丰收”。从报刊发表文章的情况看，1981年至1984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3年来研究毛泽东的文章发表最多的年份。据不完全统计，有将近3000篇，以纪念毛泽东90周年诞辰为契机，1983年到1984年则把毛泽东研究推向了高潮。这两年发表的研究文章近2000篇，出版的研究著作达50本之多。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现的第一次“毛泽东研究热”。
这个阶段的研究特点是：（一）阐释性著述较多。《历史决议》作为党的纲领性文件不可能对毛泽东及其思想展开论述。《历史决议》发表后，围绕着它评价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论断和一系列观点，涌现了一大批诠释、阐发性的论著，对宣传《历史决议》的思想观点起了很好的作用。近些年来有贬低这类著述的倾向。殊不知这是理论研究的基础工程之一，较好的诠释性著述也是科学著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写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1983年初版，1985年修订），运用大量的文献档案材料对《历史决议》论及的基本思想（包括评价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内容）进行了较为详实的历史考察和较为精当的理论分析，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二）哲学性著述较多。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在毛泽东研究中一直处于领先和主导地位。在每年发表的毛泽东研究文章中，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文章大大多于研究毛泽东其他思想的文章。出版书籍的情况也是如此。这四年发表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文章将近同时期全部毛泽东研究文章的1/3，仅1983年一年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方面的专著就达20多本。其中杨超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反映了作者独特的理论视角，是全国最早
①全面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专著；汪澍白的《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索》表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1981年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论文选集基本代表了这个时期的研究水平。（三）体系性著述较多。对毛泽东某个方面的思想或整体思想进行综合的系统的研究，是这个时期的出版物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研究的由零到整、由浅入深的进步表现。由中共中央党校组织编写的《毛泽东思想原理讲话》肇始，引发了一大批“毛泽东思想概论”一类著作的问世，对于探索毛泽东思想的系统化、体系化的教学和研究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四）领袖群体研究的著述较多。随着《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朱德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以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著作的编辑出版，不仅开拓了各个老一辈革命家思想研究的广泛空间，而且从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的视角出发，比较深入地研究了老一辈革命家以及党的早期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巨大贡献，从而深化了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
第三阶段：1985年至1989年政治风波前。这是毛泽东研究出现某些曲折的所谓“双向”发展较为突出的阶段。
自粉碎“四人帮”以后，在社会思潮上，对毛泽东的认识一直存在着“双向”，在“基本否定”与“主要肯定”之间存在着较大反差，甚至深刻的对立。这对研究界也有一定影响。《历史决议》发表后，情况有所好转。但是，
①它的原本是1980年版的《唯物辩证法的若干理论问题》。
与党在这个阶段的工作状况相类似，毛泽东研究在这个阶段也出现了某些明显的曲折，尽管曲折不是全局性的。这个阶段的所谓“双向”发展即是：一方面，随着《毛泽东著作选读》和其他毛泽东专题文集的出版以及一些相关文献的披露，绝大多数研究者继续遵循《历史决议》指引的方向，使研究向新的广度和深度发展；另方面，由于放松了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指导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极少数研究者发表了一些带有错误倾向的著述，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但是，前者是主流、于流，后者属于支流，有的是潜流。
这个阶段毛泽东研究的主流作品，与前几年相比较有这样一些新的气象：
从研究思路看，既有政治视角的研究，又引入了文化视角的研究。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热的兴起，一些学者对毛泽东的研究渐渐地从政治分析转向文化透视，运用形而上的思辨理性，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揭示毛泽东的思维深层的文化结构，阐释毛泽东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和毛泽东个人思维空间的优特性与局限性。这样另辟溪径的研究，虽不无偏颇之论，但除走上歧途音外，一些有价值的论著给研究论坛吹进了一股清爽的风。
从研究方法看，在解析性研究之外，继续强化了综合性研究，无论在体系研究、专题研究还是断代研究等方面都获得了一些新成果。比较研究方法运用得较为显著，不仅强化了对毛泽东与老一辈革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而且在更大更广的范围内开展了某些比较研究。有将毛泽东与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们进行比较的，还有将毛泽东与国外思想家们、与国际共运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们进行比较的。不少比较研究经过求同、求异分析，拓展了对毛泽东一些思想的认识。有的还引人了外国学者的一些研究方法。有的尝试着运用系统论等新的科学方法来开展研究。这不仅推动了健康的古今文化、中西文化的交融，而且有利于表现毛泽东思想作为开放思想体系的特点。过去单一的、封闭半封闭式的研究开始转向开放式的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在方法论上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创造了条件。
就研究对象言，对毛泽东的研究已呈全方位态势深入展开。在对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加强研究的同时，也开展了对他本人的错误思想的研究。在研究正确思想方面，研究重点已由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理论转向社会主义时期的理论。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艰辛探索的思想、改革思想以及新时期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探索的发展的思想的研究，已成为这个阶段的研究重点之一，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初步成果。
就研究成果言，这个阶段发表的研究文章虽然有所减少，但出版的各种著作达70多部。并不少于前一阶段。这些著作中，有三方面的比较突出：第一，思想研究史类的著作成为一个热点。不少学者转向系统考察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出版了这方面的多部著作。第二，介绍毛泽东生活的纪实性著作如雨后春笋般竞相面世。如果说1986年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还属于“严肃音乐”性作品。那未1989年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和《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为代表的一类读物，则被喻为“流行歌曲”类作品。这类读物仅1989年就出版了10多部，其中较好的，对于介绍伟人毛泽东的凡人生活、破除长期存在的神秘色彩或一些讹传起了一定作用。第三，翻译国外的研究毛泽东的著作较多。自1983年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情报交流会召开后，不少单位加强了对国外研究信息的搜集，组织翻译了一些著作出版。中央文献研究室于1986年率先编译《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丛书，其第一本施拉姆著《毛泽东》的中译本发行50万册。其他译著蜂拥而上。这个时期出版的译著达10多本。这些译著对于开阔视野、了解国外研究信息起了一定作用。
这个时期的错误倾向比较突出的著作（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精英”们的讲演、谩骂文字和纪实文学作品当另论，不在此列了），可以《论毛泽东现象》和《实践主义批判》等为代表。前者虚构出所谓毛泽东“仇父恋母情结”，通过“精神分析”来“说明”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脉络及其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影响，诋毁毛泽东的政治品格；后者主观随意地对毛泽东与马克思、列宁的哲学思想进行所谓“比较”研究，全盘否定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伟大贡献。
第四阶段：1989年政治风波后迄今。这是毛泽东研究的整顿发展阶段。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加强，毛泽东研究中的错误倾向得到了遏制。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鼓吹的毛泽东思想“过时论”、“变形论”、“无用论”，以及其他低毁毛泽东的言论受到了批判。严肃的科学研究以更加沉稳的步伐向前推进。随着《毛泽东选集》1―4卷修订本（即第2版）的出版，以及纪念建党70周年学术活动的开展，特别是为了迎接毛泽东100周年诞辰，一个新的“毛泽东研究热”正在兴起。
这个阶段的毛泽东研究有如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新时期对毛泽东思想发展的研究成为主要热点。毛泽东研究界早就提出了毛泽东研究也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随着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著作和谈话的陆续出版，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变化，现实研究已成为研究者们的重要政治任务。十三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阐述和对新时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归纳，江泽民在纪念建党70周年大会上讲话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概括，可视为新时期发展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重要文献。这些文献既吸收了理论界的研究成果，又为理论界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政治指南。围绕着这些文献展开阐述新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的研究论著有了显著增加。在提交全国纪念建党7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毛泽东研究论文中，这一方面的论文占2/3以上。
（二）对毛泽东理论贡献的研究上了新台阶。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自延安时期以来一直是研究的大课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少著作来阐述。每个时期的论述都带有那个时期的历史特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也有不少论著来试图进行说明，但是产生较大影响的论著并不多。在纪念建党70周年之际，胡乔木发表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长文，比较全面、系统、深刻地概括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堪称育较高理论价值的毛泽东研究的科学论著。
（三）重新审视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成为研究的重点之一。随着东欧、苏联形势的剧变和国内1989年政治风波的发生，如何评价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再次成为热门课题。社会上有不同看法，理论界的认识也不尽然相同。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在总的方面应当继续坚持《历史决议》的评价，至于个别理论观点可以根据新的情况重新认识和研究。逢先知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文，为研究晚年毛泽东也提供了较为详实的文献资料；他的另一篇专论《回顾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提出的重新认识反和平演变理论的意义的问题发生了较大影响。龚育之的《再谈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新起点》的文章，提出的研究晚年毛泽东的方法论的问题也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
（四）研究性专著竞相推出。在前些年长时间研究的基础上，这个时期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性著作。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虽不是研究毛泽东的专著，但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活动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特别是对毛泽东在建国后的成功与失误的精湛分析达到了目前研究的较高水平。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6、7卷比较详实地论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全过程，是毛泽东思想研究史中影响较大的一部著作。长期从事毛泽东传记研究的李锐，在过去出版的《毛泽东旱期革命活动》的基础上，经过增补、修订，于近期推出《早年毛泽东》，用比较丰富的材料详细地叙述了毛泽东早期的思想和活动。还有一些专著都具有学术性与可读性相结合的特色，这里就不一一论列了。
（五）综合性研究朝辞书、丛书方向倾斜。1990年出版的《毛泽东思想辞典》，填补了毛泽东研究史上辞书类的空白，堪属严肃著作。在纪念建党70周年之际，同时为了迎接毛泽东100周年诞辰纪念日，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研究的一大批“辞典”，“大全”、“导读”以及研究丛书相继问世或即将推出。其中不乏颇具匠心的佳作。但是有的“导读”一类工具书缺乏严肃的社会责任意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质量偏差，错误迭出；有的辗转抄袭、拼凑组合，缺少科学的研究精神，在读者中造成了极不好的印象。这是应该引为教训的。
（六）研究队伍中加入了大批新生力量，一些青年学子崭露头角。长期以来，毛泽东研究似乎只是中老年学者驰骋的领域，“青黄不接”的呼唤甚为强烈。但在1989年以来，高校青年中出现了“寻找毛泽东”热。不少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开始把毛泽东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10多年来，全国高校、党校和科研机构培养的近200名专攻毛泽东思想或哲学思想的研究生已成长为一支生力军，活跃在各种学术论坛上。仅今年，39岁以下申请青年社会科学基金的毛泽东思想研究课题者，就占这个课题总申请数的1/3。一些青年学者的研究思维、方法和其论著已受到瞩目，后继无人的状况正在改变。在这些人中，将会涌现出一批毛泽东研究的跨世纪的中坚。
二、毛译东研究的若干重大进展
这方面的内容，在上面介绍研究情况时已经涉及到一些。有些进展带有突破性。比如《历史决议》等政治文献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对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严格区别、对毛泽东思想多方面内容的概括，以及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总结等，是很重要的突破，自下待言。这里所讲的“突破”，主要指研究界在研究内容和思想上获得的新见、新识、新意。就此而言，也不能将毛泽东研究的所有领域取得的所有突破性进展进行全面的论列，只能就若干领域的若干重大进展作点概略分析。
（一）毛泽东早期思想研究的重大进展在“文革”前，对毛泽东早期实践活动还有几本书予以介绍，而对毛泽东早期思想的研究则几于是片空白。“文革”时期更不能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只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放了思想，这个新的研究天地才得以开辟，并取得了巨大成果。
毛泽东早期思想研究的重大进展，主要表现在：
1、实事求是地研究了中西文化的“诸子百家”对早年毛泽东的思想影响。毛泽东出生于湖南农村，早年受过6年的国学熏陶，也受过7年的西学教育，中国的传统文化、地方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对他的思想不能不发生影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早年的思想发展起主导作用，并把毛泽东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中来论述他与儒家、法家、道家、墨家，以及程朱理学、明清实学的思想脉络关系；有的学者还从流传于民间的诸如风俗情感和社会心态等方面的“民俗文化”与传统的“典籍文化”的关系来研究毛泽东的早年思想，近些年又有学者提出“湖湘文化”的思想家们，包括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杨昌济、徐特立等，对早年毛泽东的思想性格的影响问题。论及西方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有的强调进化论和新康德主义，有的偏重于分析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有的研究者还进一步强调早年毛泽东有二重文化性格特征，认为是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内圣与外王、重心性修养的理学与重经世致用的实学、具有渊博学识的典籍文化与富于创造精神的民俗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等从不同层面和角度的对立统一。对于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的中西文化交融的过程，有的学者还作了较深层次的分析，认为韶山时期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长沙求学时期接受新学，中西文化兼收并蓄；长沙求学后期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近代文化在其思想文化构架中占主导地位，传统文化纳入了被改造过的西方文化观念。这样多方位多层面的研究大大地深化了对毛泽东早期思想的认识。2、翔实地研究了早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历程。过去，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很少。10多年来除了个别史实未查清和对思想转变的分期有些不同看法外，总的说来对这段变化历程的研究已相当深入。绝大多数论者都认为，早年毛泽东思想的转变分为两个方面：从政治观而言，是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从哲学观而言，是唯心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转变。这两个转变虽有区别，但又有联系，基本上是同步的。这就是认为：毛泽东在1915年新文化运动以前，在政治卜是一般民主主义者，在哲学上是唯心主义者；在湖南师范求学阶段，其政治态度已开始升华为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其哲学观已过渡到“心物二元论”；从1918年一师毕业到1921年7月建党以前，在政治上实现了从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飞跃，在哲学观上实现了从“心物二元论”向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转变。也有论者还以1920年前后划线，又将这一段细分为两段，前一段为“初具共产主义觉悟”和“向唯物主义迅速转变”期，后一段则由“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完成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对毛泽东思想的转变，研究界的分歧主要在对转变的具体时间的认识上。一是所谓“夏天说”，主要根据毛泽东本人说过的到1920年夏天，他“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二是所谓“冬天说”，根据是对目前见到的历史文献材料的分析，认为毛泽东的思想转变只能在1920年冬天以后。三是所谓“过程说”，认为他的思想转变不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突然实现的，而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对于“过程说”的上限与下限的时间界定，尽管也有不同说法，从方法论上讲，似较符合实际。还有论者认为，在“过程说”的前提下，可把1920年底至1921年初视为毛泽东的思想急剧变化的时间。
（二）毛泽东思想史研究的重大进展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纵向研究，考察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既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也在这13年的毛泽东研究中占有显著地位，目前已基本形成为一个新的分支学科。
毛泽东思想史研究的重大进展主要有：
1、澄清了“毛泽东思想”概念提出的历史过程。在《历史决议》发表后，研究界对这个问题说法颇多。《历史决议注释本》（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设有一条注释，还有其他文章，专门对此进行了考察，指出尽管有的同志较早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或首先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但是作为党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被确认下来还是在1945年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之中。这两个文献充分吸收了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们的意见。因此，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正如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本身的形成一样，不只是出于个别同志的创造，更应当视为党的集体智慧的成果。2、拓展了对毛泽东思想理论来源的认识。长期以来，“一源论”居于主导地位，即只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唯一理论渊源。随着从文化学视角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逐渐深入，许多研究者越来越倾向于“两源论”，即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撞击融合而形成的。其论据是，毛泽东等早期共产党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往往是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来阐释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从文化形态上看是一个重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是中西文化合流的一种特殊形态。这种“两源论”虽然拓宽了对毛泽东思想理论来源的认识，但是没有对“两源”的地位与作用进行具体分析，这显然是一大罅漏。为弥补此缺隙，近年又有论者提出“有主次的两源论”，即认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其次才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尽管研究者们对此还没有完全认同，但这无疑有助于推进这个问题的探讨。有的学者还认为，从文化视角来研究毛泽东怎样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意义重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开拓了新的传播领域，实现了其从西方形态到中国形态的转化；另方面从中国文化发展史而言，结束了中国文化以自我为中心运动的历史，找到了从传统到现代转化的途径。毛泽东思想便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文化精神旗帜。
3、多层面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的论断，许多著述翔实地考察了党的领导人们――既包括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张闻天、邓小平、陈云等，也包括早期的李大刽、邓中夏、蔡和森、翟秋白等――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他们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成果，为毛泽东总汇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作了许多准备；他们对中国革命斗争经验在某些方面提出的卓越见解，被毛泽东吸取或概括在他的著作之中，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有机内容；他们参与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思想的提出和研究，毛泽东的有些著作就是党的领导人们共同讨论写成的；他们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这些方面或那些方面的经验所做的系统的总结，或者补充、丰富、发展了毛泽东论著中的许多观点，或者对毛泽东的观点作了精辟阐述，或者运用毛泽东的观点说明了新的问题，或者与毛泽东的某些观点交相辉映。这样的总结丰富了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改变了长期固有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单一性、封闭性的旧识，使人们可以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组成或发展诸多方面来了解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的科学思想体系。
4.深刻地分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基本内容。研究界对《历史决议》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一全新的概括充满了研究兴趣，特别是对“实事求是”基本点的研究，10多年来一直长盛不衰。经过多方面探讨，研究者们或运用档案文献进行历史考察，或从哲学、政治、党的建设等视角进行理论分析，基本上说清了为什么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基本点，并且一致认同毛泽东在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初步地提出了这三个基本点的雏形。
就三个基本点本身来说，一是考察了实事求是既是思想路线，又是思想方法，还是思想作风的多层含义，基本讲清了实事求是与思想解放的辩证统一关系――即从认识论上说，对客观实际的正确认识是一个过程，实事求是也是一个过程，既不能一次完成，其认识也不应当是静态的、凝固的；思想解放无非强调要用发展的、辩证的眼光对客观实际进行动态认识，它要求摒弃陈旧的固定观念，正是为实事求是，而不是偏离实事求是。这就改变了一个时期中把两者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思维定势。二是提出了群众路线与调查研究相统一的思想，论证了实行群众路线的过程从认识论上说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不仅是同一个工作过程，还是同一个认识过程。这就不仅从根本上说明了群众路线的认识论意义，也强调了调查研究是群众路线的认识论基础。三是论证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要求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进行革命和建设，走出一条适合我国特点的正确道路，因而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必然结论的思想。在研究过程中，不少学者探讨了“独立自主”思想的多层涵义，既有“根本意义”和“方法论意义”说，也有“二重涵义”、“三重涵义”
①甚至“四重涵义”说这样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有助于完整地把握其科学内
①“根本意义”说，即是上述的“必然结论”说。“方法沦意义”说，强调其立场、观点、方法的意义，
认为它是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之一，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二重涵义”说，即是强调在国内革命和建设中独立自主地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在国际交往中，既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也尊重别国的独立自主权力。“三重涵义”说，即是强调在国内统一战线关系上的独立自主，在国际、党际关系上的独立自主和在经济建设中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四重涵义”说是“根本意义”说加上“三重涵涵。
5、基本理出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脉络，初步地建构起了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体系框架。毛泽东思想史作为一门新兴分支学科尽管处于起步阶段，但已经出版的几本毛泽东思想史专著及相关论文，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概念特征、基本原理、组成部分、体系构成，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时间、发展标志、历史分期、不同阶段的基本特征等基础性研究已取得了较大进展。近年出版的专著已由50年代中期的将毛泽东著作串讲勾连起来的“思想发展史”转变到了具有异常丰富内容的思想史著作。有的专著能根据大量历史文献分析每个阶段思想形成的具体历史条件，思想发展的具体内容，同时期各领导人思想发展的相互影响，以及有关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具体贡献和各个阶段之间思想发展的逻辑联系等。进行这样阐述的毛泽东思想史专著在著作的档次上提高了一大步。尽管研究者们在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间、标志以及历史分期等具体问题上还有意见分歧，但这正可构成深化研究的一个动因。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重大进展
由于毛泽东是大哲学家，其哲学著作具有特殊魅力，由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基础，毛泽东思想的其他方面需要它作为认识工具去分析，因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比起其他领域来更为显著。50年代、60年代在大学课堂里只能开设毛泽东单篇哲学著作的专题讲座，而不能系统讲授毛泽东哲学思想课程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各种教材琳琅满目，仅“概论”类就有数十本之多。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比对毛泽东的其他任何思想的研究都更早地形成为专门的学科。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重大进展有：
1、明确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定义。尽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概念早在50年代后期已开始使用，并广泛地进行了宣传，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没有对这个概念的涵义进行科学界定。《历史决议》发表前后，研究者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1981年10月的桂林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上，龚育之提出毛泽东哲学思想可表述为“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这个定义得到了与会者认同（习惯上称桂林定义）。大家认为，它比较好他说明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列主义之间的关系、与毛泽东思想整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中国革命实践之间的关系；也能比较好他说明与毛泽东个人、与党和群众的集体智慧之间的关系――因而能比较准确地揭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此后，有的研究者还提出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多重涵义、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定义的意见，如可以界定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继续和发展，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哲学。这些定义虽还在争议之中，但与桂林定义并不矛盾，可以视为其扩展和具体化。这些年的大多数教科书都采用桂林定义，“毛泽东哲学思想”定义的明确化，是它作为一门学科诞生的重要标志。
2、正确他说明了《实践论》、《矛盾论》（简称“两论”）与苏联30年代哲学教科书的关系。曾几何时，少数国内外研究者大肆渲染，或说“两论”是抄袭之作，或说“两论”是拼凑的平庸之作。1987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提供了有关的原始档案文献，研究者们通过客观的比较研究对这个问题取得了共识。首先，不必讳言，毛泽东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时利用了苏联哲学教科书作为思想资料，但是毛泽东是以自己的辩证方式来吸收这些资料作为营养，并非简单的抄袭使“两论”成为苏联教科书的中国版。因为“两论”的主旨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对中国现实的革命运动进行总结，批判危害中国革命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在作哲学分析时，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精神，具有理论的恹宏气度。与苏联哲学教科书比较，“两论”无论在框架体系还是立论分析上都有许多明显的特色，并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两论”从根本上说是个伟大的理论创造工程。这样，一时沸沸扬扬的议论终于沉寂。
3、系统地总结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巨大贡献。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只是由于对“发展”、“贡献”的不同理解，研究者们有这样那样的概括，但是从总的方面看，都承认毛泽东哲学思想至少有三个序列的贡献：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如在本体论方面，深刻地阐述了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反对以主观主义为特征的唯心论思想路线；在认识论方面，全面地阐明了以社会实践为基础，以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为特征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体系；在发展观方面，集中论述了作为唯物辩证法核心的对立统一规律，提出了对于客观事物进行研究的矛盾论系统；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强调社会基本矛盾，精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创立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第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比为科学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创立了具有中国共产党入鲜明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论系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在理论上的统一性，在实践活动中真正溶于一体。这个创造从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思想，在实践中通过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功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其成为革命取得胜利、工作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有的论者还指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方法论，既具有这个哲学的显著特色，又具有其他哲学无法相比的巨大优势，这正是它的巨大社会价值所在。近些年，对毛泽东方法论的研究进一步深入，“毛泽东方法学”、”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体系正在建构，很有可能发展为一门新的学科分支。第三，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里解放出来，在异常广阔的领域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群众的结合。毛泽东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中国化，使之成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哲学；另方面又特别注重宣传哲学和普及哲学，使哲学成为群众千里锐利的思想武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开创了千百万人民学哲学、用哲学的伟大奇观。
研究者们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巨大贡献时，也没有忽视研究毛泽东晚年在哲学上的错误。这项工作比较复杂，短时间内有些认识难于趋同。但是大家一致认为，一方面，对毛泽东晚年的哲学错误一定要认真总结，吸取教训；另方面，毛泽东晚年的哲学错误不能成为贬低、否定毛泽东哲学思想巨大贡献的理由。
4、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化的工作成绩斐然。如果说毛泽东思想史的体系化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那未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体系化工作则已进入成熟阶段。目前这方面的出版物已形成三个系列。一是毛泽东哲学思想通史系列。除已出版的几本外，同名多卷本的著作将有几部同时间世；二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断代史系列。除有多部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史著作外，还有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研究专著多部。像毛泽东军事著作中的哲学思想这样的专题研究论著的系列也正在形成。三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论系列。这类著作已多达数十本。三个系列的著作没有完全模式化，不少著作还有些特色。目前似不必在体系构架上着急定于一尊，可以通过教学实践，通过历史淘汰，进行最佳体系的自然选择。
（四）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的重大进展
这是毛泽东研究中开发最早的领域之一。经过数十年研究，一方面奠定了相当的基础，另方面认识的进展不显著，从思路说，多为平面式的研究，缺乏立体思维，在长时期内，论著多为介绍性、宣传性读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是毛泽东研究中取得较大进展的领域之一。
1、考察了似区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个部分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将中国的资产阶级区分为两个部分，是毛泽东等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分析中国国情的一个理论创造。过去以为在大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已解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最终彻底解决是在抗日战争中期。与此相适应，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也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即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系统总结而达到成熟，特别是1939年到l941年毛泽东领导全党打退国民党发动的两次反共高潮时的许多论述，异常地丰富和充实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例如，将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各自进一步区分为左、中、右三派，制定了相应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明确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实行“三三制”原则，不断扩大争取中间势力工作中的争取对象；形成了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一整套策略，强调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反共的两面政策，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把斗争的基点放在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上；等等。这是毛泽东思想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获得巨大发展的特殊岁月。自此以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思想渐趋成熟，并基本定型。
2、初步地建构了以研究武装斗争理论为基础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学科体系。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的起步虽然较早，但是体系的建构主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首先，基本明确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定义，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其次，强调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创造，而且凝聚了全党全军和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的集体智慧，并对老一辈革命家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贡献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出版了不少关于老一辈革命家军事思想理论的著作。第三，基本统一了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的认识，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是奠基时期，从遵义会议到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是科学体系形成和确定的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时期。第四，比较深刻地阐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即：包括战争观和方法论，人民军队的理论，人民战争思想，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国防建设理论等五大部分。对这几个部分的思想理论的研究构成了这些年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的主体。第五，初步地总结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的主要特征，如东方大国的特殊历史条件，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极其险恶的斗争环境，长期、复杂、广泛的战争实践等等。这些年的研究也使毛泽东军事思想渐渐形成为较为独立的分支学科。
3、基本理清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发展脉络。这个思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也一直是研究的重点，且著述很多。其重大进展在于，第一，既深入研究了毛泽东的杰出理论贡献，又开创性地研究了党的六大前后中共中央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对这条道路的探索，因而正确他说明了这条道路的开辟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第二，明确了“工农武装割据”同“农村包围城市”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前者是指政权形式，后者是讲道路方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无疑须经过工农武装割据的形式。但是认识到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必要，不等于就认识了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思想的核心是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而不是以城市为中心。六大以后的党中央虽然有了要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但仍坚持城市中心论。因此两者不能混同。第三，考察了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认识基本趋于一致，即：井冈山时期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赣南、闽西时期基本产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泽东认识上的一个飞跃；这以后他在实践上始终坚持这个思想；到了抗战时期，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系统地论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而标志着革命道路思想在理论上的成熟。
4、深入地研究了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艰苦认识过程。任何一种革命理论的创造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最终形成尤其如此。这些年的研究，一是突出了把毛泽东的认识放在中国共产党整体认识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有的研究指出，无论是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分析，还是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的认识，毛泽东都下一定是最早提出问题的人。姑且不论党的其他领导人，就是陈独秀，在党创立之初也对中国革命的某些问题发表过有价值的见解。但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形成比较全面、完整和深刻的认识，并在实践中正确解决了的，当属毛泽东。比如：关于农民问题，他不是最早从事研究的，但在大革命后期，通过分析中国农民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他得出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结论；通过对各阶层农民进行分析，他提出了无产阶级应当以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为基础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的思想；并从推翻反动政权、建立革命政权的重要性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对农民的领导权的思想。二是突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经历了比较曲折的认识过程才形成科学理论体系。不少学者认为，中国革命实践所以会“左”右曲折，与理论认识上发生的曲折密切相关，如在革命转变问题上，企图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是党中央经历8年“左”倾错误的理论根源之一；在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天然鸿沟”的“二次革命论”，则是党内右倾错误的理论根源之一。毛泽东正是总结了这两方面的历史教训，才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开始较为全面地提出关于革命转变理论的正确思想。有的研究者还对毛泽东的革命转变理论的认识发展过程进行了具体考察，指出仅从30年代后期始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到40年代后期最终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就整整花了10年时间，可见理论时认识是一个多么艰辛的过程。
5、强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理论价值。研究者们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包括两个部分。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不仅全面阐述了中国式的特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而且深刻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没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描绘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长时期以来，学术界对前者研究较多，对后者研究较少。近些年来，研究者们倡导“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概念，并多角度地对其展开了研究，有的论著强调，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两个革命阶段的中介，解决了实现革命转变的具体途径，在理论上把革命转变思想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作了重要补充，在实践中为世界上众多的像中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实行革命转变，进入社会主义提供了模式。有的研究者还对毛泽东和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作了比较研究，认为刘少奇的一些思想既源于毛泽东又不完全同于毛泽东，有的思想比毛泽东深刻，有的则不如毛泽东正确。有的研究指出，就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来说，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它的理论光辉，另方面也要看到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它也存在一些罅漏，如关于两个革命阶段转变在时间衔接上的模糊性，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与中心任务的二元性，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认识的不确定性，以及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的短暂性等，有的研究还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行比较，批评了那种认为与其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如倒退回去搞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错误倾向，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践已经成为历史，尽管它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有某种“血缘关系”，但中国共产党的责任是向前看，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来完善它、发展它，而不是把它绝对化、偶像化。
（五）毛泽东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研究的重大进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政策的调整，研究者对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能不进行历史反思，因而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不能不产生一些看法。这是目前毛泽东研究中争议较多、分歧较大的一个领域。尽管如此，对这个理论的研究还是有一些重要进展。
1、考察了由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而引起的向社会主义过渡思路的变化。这是在80年代后期兴起的研究课题。不少研究指出，毛泽东原来的思路是：民主革命胜利后，经过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在国家完成了工业化之后再采取社会主义改造步骤，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从而整个国家一举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到了1952年下半年，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严厉批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论点，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认为不是在将来等工业化完成后再搞社会主义改造，而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长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在指导思想上就由“将来突然转变论”改为“现在逐步过渡论”。一些研究者考察了毛泽东的思路变化过程，并对两条思路的关系作了初步比较。有的提出“背离”论，认为过渡时期总路线“背离”了七届二中全会确认的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论断。有的提出“等同”论，认为两者完全一致，后者还是对前者的发展。更多的研究者赞同作具体分析，认为两者既有相互包容的一面（如两者的过渡性、目标和任务、转变的方法和规划转变的时间都是一致的），又有互相区别的一面，即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对主要矛盾和任务的重心的认识变了，对待非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的政策变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起点和实施步骤变了。这样的分析避免了简单化倾向，毛泽东思路的变化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变化是相吻合的。
2、考察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历史过程。这是过去不甚清楚的一个问题。薄老在他的书中以聆听者和参与者的身份对毛泽东和党中央酝酿和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作了回顾。他通过强调几个重要的关键时间，说明这个思想是逐步明确和完善的。薄老指出，总路线的提出确曾征求过斯大林的意见，但是毛泽东在1952年9月24日的中央领导人会议上就开始酝酿这个问题了。斯大林则是在一个月后的10月24日接见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参加苏共十九大的代表团回答刘少奇信中提出的这个问题时才表示赞同的。这就可以排除一个时期盛传的所谓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有“国际背景”、是“斯大林建议”的等等流言。不少学者还指出毛泽东在1952年下半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也不是突发奇想，并从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两个方面作了多层次的分析，从而基本上说明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原因。
3、正确他说明了农业合作化争论的历史始末。建国后，毛泽东同党的其他领导人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先后发生过几次争论。第一次是1950年春围绕富农问题，第二次是1951年春夏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问题，第三次是1955年夏围绕浙江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全国农业合作社的发展速度问题。研究界对这几次争论基本上统一了认识，即认为这三次争论都不是因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引发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由对于农业合作社的起步、巩固和速度问题的认识不一致引起的工作方针的争论。薄老认为：前两次争论涉及农村土改后要不要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刘少奇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毛泽东主张趁热打铁，改变私有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刘少奇在认识和工作方法上有缺点，但他的意见“在主导方面是正确的”，“他提出不能过早地采取否定私有制的步骤，符合二中全会决议
①和《共同纲领》，符合当时我国的实际情况”。像薄老这样明确的意见，过去从未有过。这对了结建国后的这一大历史公案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第三次争论，薄老也作了十分中肯的分析，指出：在认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上，邓子恢侧重强调生产关系的改造一定要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相适应，毛泽东则强调通过加快生产关系的改造来发展生产力，并且似乎认为生产关系的改变可以不顾生产力的状况，改变得越快，越能发展生产力；在加快合作社发展步伐的可能性方面，邓子恢比较强调客观条件提供的可能性，毛泽东比较强调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但对这种积极性并没作具体分析。薄老的研究深化了《历史决议》对这个问题的论断，从理论上说明了农业合作化争论的实质。
4、科学地总结了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和教训。如何正确地认识和评价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和党的工作，是毛泽东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根据《历史决议》精神，在充分肯定社会主义改造伟大成就的同时，又分析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工作失误，这是研究的必然趋势。近些年出现了完全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倾向。广大研究工作者严肃地批评了这种片面性，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政策作了全面考察，并较深入地总结了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发生失误的教训，不少研究认为，这就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艰巨性、复
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206页。
杂性、长期性认识不足；在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急于求纯、急躁冒进；在对农村形势的认识上，既过分地估计了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严重性，也过分地夸大了农民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忽视了农村个体经济对农业生产力发展还有一定的适应性；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认识上，片面地强调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落后性，忽视了它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可缺少的补充还有在一定范围长期存在的必要性；就党内生活言，缺乏民主机制，错误地把工作中的不同意见争论上升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堵塞了言路，颠倒了是非，人人恐右，“左”倾思想急剧膨胀，从而人为地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使本来要求15年甚至更长时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在不到4年时间内超前完成，留下了不少社会政治问题。但是，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对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历史评价和总结其经验教训，是既相联系又不能混同的两个问题。前者侧重于估量其历史作用，后者侧重于探求理想效应。就评价历史言，尽管发生了1955年下半年的“社会主义高潮”和随后的经济建设的急躁冒进的方针性错误，但还没有构成毛泽东指导思想的根本偏转，何况从1956年春天开始毛泽东也在着手纠正已经发现的工作失误。因此既不能因有1955年下半年的错误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绩，也不能把1955年下半年的错误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的错误相提并论。
（六）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思想的研究的重大进展
一个时期在一些人中流传着“毛泽东的革命理论是正确的，毛泽东的建设理论是错误的”说法，为了批评这种说法，从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者们逐渐转入了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深入考察，并取得了重要进展，使毛泽东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或一度卡被重视的思想得以发扬光大，同时初步形成了正确研究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的方法论。
1、提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的观点。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从1956年4月发表《论十大关系》到1966年5月爆发“文革”之前，是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比较突出的年代。“文革”也可说是探索，但从总体上说是错误的、失败的探索，不能与这10年的探索同日而语。《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提出，十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趋向是指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和实践经验，这主要包括1956年八大前后一年多的思想，1959年庐山会议前9个月的纠“左”，1960年冬天以后的5年经济调整。另一个趋向是指那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主要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开始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这两种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也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有的学者还指出，就毛泽东言，他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更是这种情况，特别是到了“文革”时期，他的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被包裹或镶嵌在错误的理论与实践中，这就需要精心地、细致地、逐一地进行分析和剥离。这种艰苦的认识剥离既受到我们认识的局限，也受到历史的局限，不能一次完成，需要持久地进行。2、考察了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贡献。研究者们认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个艰辛开拓的过程，其理论贡献大致包括：（1）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理论，并以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为基础构筑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系统。（2）提出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当成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包括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3）认同八大的主要矛盾论断，提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全国人民的根本任务是同自然界开战，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在1958年初还要求全党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开展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4）提出了加强政治民主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的一些根本方针，如“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5）提出了经济建设方针的新思路，要求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沿海与内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等关系，努力开辟“中国工业化的道路”。（6）提出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构想，要求中央向地方分权，扩大企业自主权，允许开设地下工厂，搞一点私营经济，认为消灭资本主义之后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又搞资本主义。（7）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8）迸发了社会主义发展两阶段论的思想火花，即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9）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新的企业管理制度，强调劳动者是企业的主人。（10）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步走”发展战略。（11）从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与斗争的角度，来认识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和反复性，提出了防止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的战略。（12）强调搞好执政党的建设，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13）有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构想和“一国两制”的思想萌芽。（14）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强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努力创造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的国际环境。这样全方位、多侧面的分析把对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引向了深入。
3、对毛泽东探索过程中的失误作了缤密的科学分析。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主要有两大理论错误。一是经济建设方面的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空想论”，这主要是指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具体表现是：急于将多种形式的所有制改变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急于改变按劳分配政策，实行名曰具有共产主义因素实为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急于扩大产品分配，缩小商品交换；急于破除“资产阶级权利”，否定物质利益原则；以“穷过渡”的方式，急于实现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二是阶级斗争方面，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后否定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逐步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最后导致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有特殊的政治涵义，即强调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要不断地采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方法来解决党和国家肌体中存在某些阴暗面的问题。其结果只能是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有的研究还指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极其复杂，对之不能采取简单否定态度，而应当是辩证地扬弃；不能只把错误看成是纯粹消极的破坏性因素，而应当善于变废为宝，把错误当成正确的先导，把反面经验同正面经验一样也看成是宝贵财富。
4正确地论述了毛泽东的探索与新时期探索的关系。一个时期的舆论过分强调，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只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开始。这种观点不全面。一些研究者以翔实的文献资料对毛泽东的探索与新时期的探索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新时期的探索所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就其历史的现实性来说，虽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但是它的孕育、躁动却可以追溯到1956年以后毛泽东等领导人所进行的探索。因此，放开历史视觉，从认识的发展史来考察，毛泽东的探索可视为新时期探索的“前奏曲”。有的研究还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在现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的形成和提出，来说明新时期的探索不是对毛泽东探索的简单继承，而是在总结了过去的历史教训和改革开放的新经验之后在全新的历史高度上的发展。通过这种研究，既反对了否认两者之间联系的非历史主义的倾向，也反对了否认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的“早已有之”的观点，使对两者关系的认识比较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
三、开创毛译东研究的新局面
新时期毛泽东研究的13年取得了巨大成绩，同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在本文第一部分“发展概况”中已经提及，这里着重讲这样几点：
（一）研究方向的个别偏离。这有两种情况，一是政治倾向的背离，一是学术观点的偏颇。两者既有性质上的区别，但又有一定联系。除前述外，诸如论证毛泽东是乌托邦主义者、农业社会主义者、现代农民领袖，毛泽东思想从文化学上看是道德主义十斗争哲学十民粹主义，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是封建化、儒学化，等等。这些虽然是个别论者的观点（情况也下尽同，要作具体分析），但一个时期中对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造成了恶劣影响，引起了思想混乱。这类倾向的影响不能低估。
（二）研究思路的不够开阔。研究思路的拓展是这些年的一大进步。同时也需要指出，一是有较为开阔的思路的研究者还不普遍，二是研究思路的开拓还有广阔的余地。一般来说，青年研究人员的思路较为活跃，但是受到知识和阅历的局限；中老年研究人员有较为丰富的知识和阅历基础，但有时往往受到某些陈旧的思维定势的影响。对于毛泽东研究来说，过细的专业分工造成的知识结构的偏狭是影响思路开阔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有的学党史的缺乏哲学抽象思维的概括，有的学哲学的对党史资料不很熟悉或有其他知识欠缺，这需要两者结合，取长补短。
（三）研究课题的过多重复。这些年发表论著可谓盛况空前，虽然是喜，但也不能说不包含有忧，即课题内容重复或基本重复者不少，有的大同小异，有的甚至是“积木式”的研究。出现这种现象有多方面的原因，如信息不灵，资料短缺，任务的需要，“热点效应”等等。当然，任何一个学科的研究工作都很难避免这种现象，但从扩大研究层面，提高研究水平计，应当尽量解决这类问题。
（四）研究方洁的滞后和步入误区。一方面，研究方法的改进和扩展推动了这些年的毛泽东研究；另方面，研究方法的单调、呆滞又不能适应毛泽东研究的时代需要。同时，在改进研究方法、开阔研究视野的过程中，有的研究者在引进国外学者的“反映综合法”、“动态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精神分析法”等等“方法”时，没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只学到了些皮毛，没有真正掌握其积极因素或合理内核，因而也出现了偏差，有的甚至步入了误区。比较研究流于现象性的简单类比，“精神分析”陷入缺乏任何史实根据的唯心论胡诌。所谓“仇父情结”论，除政治倾向问题外，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五）研究格调有的流于庸俗。这主要表现在个别纪实性读物和生平活动性著作中。有的作者追求‘“猎奇效应”，大肆搜罗奇闻秘事，不作考证，不辨真伪，随意披露，对毛泽东形象造成的损害不亚于那些政治倾向性不好的作品。
以上只是从研究的基本方面而言。若具体而论，这样那样的问题能罗列不少，这里不作赘述。为了加强毛泽东研究，除上述问题需要纠正和有些属于非研究者主观意愿所能决定而不能苛求外，不揣冒昧，还提出凡点不成熟的想法。
第一，要进一步明确毛泽东研究的指导思想，增强研究的责任意识。毛泽东研究是政治性很强的研究工作，决不单纯是对一个普通历史人物的生平和思想的研究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党的历史形象和政治威望，甚至直接影响到当前国家政治生活的安定团结的问题。作为毛泽东研究者必须要有很强的政治责任感，抱着严肃审慎的科学态度来进行研究工作。对具体的学术观点可以百家争鸣，但是对于关系重大的政治性问题，必须坚持以两个《历史决议》作为根本准绳，这是大局，毛泽东研究者要服从这个大局。
第二，加强毛泽东思想的现实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虽然取得了明显成绩，但还需要加强。无论是坚持改革开放的现代化事业，还是观察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都需要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智慧、经验和力量。就研究毛泽东个人思想言，既要进一步研究毛泽东的那些与当前现实直接相关的思想和他认真探索过的问题，如改革思想、社会主义阶级斗争问题、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反和平演变问题等等；更要研究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来观察、分析和解决有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弄清他的正确经验和失误教训，从而使毛泽东研究进一步深化、细化。
第三，加强对毛泽东问题的难点研究。这里有的与现实相关研究有关，有的属于思想史研究内容，有的与研究方法相联系。诸如毛泽东的早期思想与晚年的错误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思想性格的影响，毛泽东的思想性格与晚年悲剧，毛泽东研究的文化视角与政治视角的结合，等等。这些问题虽然具有学术性，但政治性也很强，如能正确他说明和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研究将会再上一个台阶。
第四，重视毛泽东晚年研究的方法论。毛泽东晚年研究在相当时期都将是一个热门课题。但是研究晚年毛泽东有异常特殊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它需要正确处理好许多关系，如动机与效果、偶然与必然、理论与实践、错误的理论体系与合理的内核因素、实践的近期效应与远期影响、一个思想观点的实在意义与泛化意义，以及抽象继承与具体继承，等等。如有的研究者所说，这里不能有任何马虎、片面、粗心大意，甚至凭想当然下结论，而应当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把所研究的问题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中去考察，完整地准确地把握毛泽东的有关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尊重历史，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也才能真正有利于坚持毛泽东思想、发展毛泽东思想。
第五，加强评介研究。这些年书出多了是好事，但是评介没跟上是个缺点。对于国内的研究论著，目前还处于介绍性、推荐性的评述阶段，缺乏深度和特色；对于国外的研究译著的有影响的评价则是寥若晨星。随着科学文化领域的进一步开放和国际学术交流的扩大，对国外毛泽东研究的信息、著述和有关评介都需要加强。好的评介著述有特殊的价值导向作用。
毛泽东研究是项光荣的研究事业，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个异常复杂的巨系统工程。笔者曾经讲过，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学问，也可称为“毛学”。目前我们正是在从事这门学问的研究。作为毛泽东研究者，能够把毕生的精力献给这项事业，不能不谓之“三生有幸”。现在距离纪念毛泽东100周年诞辰还有两年时间。虽然毛泽东的诞辰纪念年年都有，但是这次100周年诞辰纪念，无论对于全党还是对于毛泽东研究界都非同寻常。我们难逢这一历史性的纪念，有责任开创出研究的新局面来，为发展“毛泽东学”作出应有的贡献。
（原载1992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研究述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