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1962年后期和1963年初所决定的方向，继续决定着迄今为止的中国政策。正当本书在1967年1月即将付印的时候，毛作为一个个人还起着何种作用，有些不大清楚。但显而易见，他完全赞同过去一年中所采取的激进政策，但是可能他在体力上和脑力上已不能监督这些政策的日常执行。在某种意义上说，当我们试图评价毛对中国和对世界的影响的时候，这只是次要的。因为，北京的最近倾向不论是主要体现了一个将・死的人确定将来事物形式的最终努力，还是体现了他的接班人权力之争的第一个阶段，这些事件发展的前后背景，都是由毛一手安排的，即使明天他由于死亡或衰弱元力而消失，从两重意义上说，中国的形势仍将继续具有毛的标志：留任的领导人都是他数十年的追随者；他们必须处理的问题，是实行毛政策的结果。
从这个观点来看，不是毛的当前活动，而是毛的政治和思想遗产及其将来可能产生的影响，才是判断毛在历史上地位的决定性因素，但是毛本人显然并不相信这个道理，他正忙于在他有生之日树立他自己的纪念碑。与此同时，最近的事件虽然在许多方面都具有过去毛的目的和方法所特有的个性，但是它们独特异常，对中国和全世界又极为重要，因此，对毛一生的阐述不能就此结束而不对这些事件作出稍加详细的讨论。但是，在此以前，让我们试着总结一下1966年初以前的事态发展。
过去几年内中国政策发展的特有倾向，主要是表达了对下述这种独一元二的高于一切的任务的重视：在国内外树立毛泽东思想和毛的样板的持续有效性的心情。
在1963年10月题为《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的社论中，可以找到早期想使毛在中国的经验适用于世界舞台的倾向的表现。这篇社论中的文字内容多处与毛在1927年写的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有意对应，我们可以设想毛参加了此文的撰写。1927年，在反对派认为湖南局势“糟得很”的时候，毛宣称革命派应当认为是“好得很”。①1963年，他把对待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态度，作为识别真正革命者的试金石。他写道，这场“伟大的革命风暴”――1927年他曾将农民比作“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使“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吓得发抖，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鼓掌欢呼。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说：‘糟得很，糟得很，；全世界的革命人民说：‘好得很，好得很’。”②在这篇带有毛印记的社论中，我们看到：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革命，是当前最重要的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力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区。
世界矛盾的集中点，世界政治斗争的集中点，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国际斗争和革命形势的变化而转移的。我们相信，在西欧和北美这些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和帝主义的心脏地区，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发展，大搏斗的伟大日子，终有一天会要到来。那时，西欧和北美无疑地将成为世界政治斗争的集中点，成为世界矛盾的集中点。
虽然文中屈尊俯就地承认日后欧洲可能再次起重大的革命作用，但是全
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页。②《北京周报》，1963年第43期，第6页。英译文根据《红旗》杂志1963年第20期上中文文本，有所改动。（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02页。――编注）持他们亚洲和非洲不大幸运的伙伴进行斗争，只表现了非常有限的信心。毛偶尔也讲些与此相反的话，在口头上高唱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但很难相信他是真心诚意的。①
在毛看来，他的思想和经验适用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在今天具有双重意义。以农村为根据地的革命战争征服全中国，既可以作为其他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榜样，又可作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总革命战略的榜样。林彪在1965年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中，非常明确和生动他说明了这一点。一方面，林彪强调――与几天以前在重新发表毛1938年论抗日游击战争战略的文章全文时的编者按一样――毛在三十年前创立的人民战争理论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①另一方面，他还将中国的经验移植到世界舞台上来。②他提醒我们说，中国和俄国不一样，开始在农村，到了最后才在城市取得胜利。同样，整个世界革命事业最后也将取决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斗争，因为他们是“世界的农村地区”。③
这里我们看到，中国领导人通过他们自身经验的三棱镜来看待整个世界的倾向，已经走向极端。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个欧洲人各自以其自己的方式，用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环境中形成的概念来理解和误解亚洲的世纪。有些人企图在那里移植议会民主，其他人则企图移植无产阶级专政――这些政治形式差不多同样不适合想要应用它们的中国现实。我们似乎正在从欧洲不了解亚洲的时代，走向一个亚洲不了解欧洲的时代。毛泽东现在以其本人经验的名义（这种经验过去常常被说成是独一无二的），大张旗鼓地宣布武装斗争是任何真正革命不可分割的一个方面，而且轻蔑地开除敢于探索其他方式的欧美同志的教籍。如同美国经常想方设法强迫其他国家和其他大洲的人民按美国方式实现自由一样，现在毛看来决心强迫全世界各国人民按中国方式进行革命。这些冒险事业很有可能同样注定要失败。
如果毛用中国的观点来理解整个世界，这不仅因为他象其他任何人一样透过自己经验的眼镜来看待生活，他的态度还与他的同胞对他们自己文明所起的作用的看法有关。本书一开头，就说到中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是“中央之国”；本书也以同样的主题结束。我们第一次看到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当时他为欧洲人带给中国的耻辱而悲伤，恳求他的同胞增强体质以抵抗外国人。我们现在向他告别，他正在谴责苏联人的反华傲慢态度，而且不顾“帝国主义者”的原子弹，仍然欢呼武装了的群众必然胜利。诚然，现在的中国和毛同半个世纪前的中国和毛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们向世界提出的道路已经不再是孔子的道路，而是毛泽东的道路。但是在毛青年时代的政治和知识领域与中国当今存在的政治和知识领域之间，还存在着深刻的类似之处。因此，正如现在那样，中国的道路被看作是中国所特有的，同时又有普遍的意义。
在要求人们承认毛泽东思想这一点上，他们自诩毛泽东思想具有独特性和普遍性表现得特别明显。我们在这本传记中已经看到，毛在过去四十年里所形成的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哪些方面不同于严格的列宁主义正统观念。可是北京意识形态专家的著作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历史说成是正统的。毛在原来写作《选集》流行本子里第一篇文稿的时候，几乎比中国共产
①他在1963年8月8日的声明，见《北京周报》，1963年第33期，第7页。①《北京周报》，1965年第35期。②事实上，这种类比是由印度尼西亚的共产主义领袖艾地创造的。见《北京周报》，1965年第24期，第11页。③《北京周报》，1965年第36期。被重新写过和重新解释，以便表明他不妥协地坚持共产党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当然，这样大胆的欺骗显然意在表明毛是一贯正确的，他的思想从始到终都是正确和一贯的。”但是，重新塑造过去还有助达到更重要的目的，即表明中国革命者的思想和行动总是正统的，因此也是普遍适用的。
这种倾向在上述林彪的文章中有着突出的表现，文章把“当代的世界革命”说成是“世界的农村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对“世界的城市”（北美和西欧）的包围。同时，林一再地强调毛泽东道路和十月革命道路一样，是以无产阶级统治为基础的。诚然，认为农民是农业国家的主要革命力量，这种力量务必服从工人的领导的这种思想，是十足正统的列宁主义。但是，当革命进程的决定性阶段是在远离真正无产阶级集中的城市中心进行的时候，根本难以具体了解“工人阶级领导”的含意。林彪使用这个正统的公式看来并元其他目的，只是为了证实中国革命是一场真正的共产主义革命，因此也是全世界真正革命者重振旗鼓的适当地点。
在中国历史学家用以说明过去他们国家属于何种类型的问题上，也能看出想表明中国既具有特殊性又具有普遍性的同一愿望。北京的历史学家既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及其所含亚洲文化低下的论点，也不同意斯大林的观点。因为按照斯大林的观点，传统的中国只是“封建”的国家，因而也就与发展中相应阶段的其他社会相似。北京的历史学家现在声称，中华帝国具有“封建主义的特殊亚细亚方式”特色，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欧洲封建主义还典型。这样，过去的中国就属于全世界的历史，而同时又与众不同和高人一等，就如同中国由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堪作模范的忠诚，由于其特定的中国化形式而阔步在世界进程的最前列。毛的思想和行动“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可是它们又“完全是中国的”和“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①它们不仅仅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而且因为它们是中国的，它们才越发是马克思主义的。
今天，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要求承认其普遍意义的作法采取了奇特的和自相矛盾的方式。但在讨论这些问题以前，让我们试着估计一下毛在使他的国家现代化并巩固他的国家方面的建树。很容易了解，为什么中国自1958年以后强调动员人力来代替难以得到的机器，强调传统手工操作和大规模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适合其他非欧洲的各国人民。象事实上完全没有外国援助而生产原子弹这样实际而惊人的成就，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对目前的中国经济状况作一个准确的全面估计，却是最困难不过的事，因为几乎缺少全部决定性的实际情况，1960年以后，北京没有发表过任何确切数字，其他国家想把现在证据拼凑起来的专家，则比十五年前在官方统计材料同样笼统的情况下研究苏联经济的专家们对他们所作的结论更加没有把握。但是，可以作某些一般的概括。
首先，这很清楚，中国经济最大的弱点仍然是农业部分。毛和他的同志开始时，比三十年前苏联人对待农民要更老练和顺当些。虽然农民方面有某些反抗，但是合作化的完成，在生命和痛苦方面所付出的代价远比苏联为小。中国领导人在这方面比较谨慎，但在此以后，他们开始喜欢冒险起来，而且由于狂热地建立公社而使农村陷于混乱，对经济和全国人民来说，后果是濒临灾难。1957年，粮食产量最终达到一亿八千七百万公吨的数字，差不多等于1937年前的平均水平。1958年的收成还没有显示出夏季开始的管理大动
①引自刘少奇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的报告，见卡雷尔・德昂科斯和施拉姆合著《马克思主义与亚洲（1853―1964）》，第363页。（见《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4―335页。――编注）收成甚至没有达到1959年8月宣布的经过修改的两亿五千万吨这个数字――仍大大少于原来宣布的三亿七千五百万吨――只到两亿或两亿一千万吨左右的数字。随后粮食收成直线下降，1961年可能降至一亿五千万吨，1963和1964年回升到约两亿吨的水平。考虑到人口的增加，这就低于战前中国按人口平均的供应量，在最坏的年成，每天摄人的热量低于一千五百卡路里，幸亏有了非常有效的配给制度才防止了群众性的饥饿。①
换句话说，尽管在农业方面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都和苏联的做法不同，但是中国的最后结果却与俄国当时情况十分相似――也即生产停滞在大约相当于正常情况下革命前的水平上。还要说一句，1962年以后农业的恢复，大部分要归功于采取了事实上使中国做法接近苏联做法的措施：重新确定自留地，这在公社的第一阶段曾经全部予以禁止；以及将生产权力下放到与集体农庄相似的级别。
当然，在工业方面的成就具有十分不同的重要意义。在“大跃进”日期，企图鼓足干劲一举在各方面增加生产，但却没有集中的计划以保证各种活动相互协调，这导致了严重的倒退。后来发生的混乱，加上1960年至1962年因粮食危机被迫把重点从工业转向农业，都造成了工业生产名副其实的崩溃，有几个作者都曾将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萧条相提并论。②1959年和1960年上半年还在持续增长的工业生产水平，突然下降到大大低于1957年的水平。到1963年，1961年和1962年为争取经济按比例发展而采取的以农业为基础、以重工业为主导的措施使工业生产又重新增长；但是工业生产的增长率，大约还低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也会低于如果第二个五年计划没有因“大跃进”而放弃本应有的增长率。
确实可靠的成就是：比印度高一倍或两倍的钢产量，虽然这两个国家都从非常低的水平起步；①以及不仅能生产原子弹而且还能生产包括一系列象载重汽车、火车头、重型机械和科学仪器等大多数亚洲和非洲的国家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的项目的能力。
关于中国经济可以得到的情报如此含糊，以至每个观察家都可以各取所需，满有说服力地强调成功或者强调失败，强讽成绩或者强调代价。亚洲和非洲各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态度也非常不同，这不仅取决于他们的政治倾向，而且还取决于他们想从北京通过文化交流和技术经济援助建立良好关系的政策中得到些什么，总的来说，中国的影响虽然很大，但显然比一两年前要逊色得多。考虑到苏联人过去在与中国人民和亚洲、非洲其他各国人民打交道时的不得体行为，以及中国作为前殖民地国家人民的领袖和斗士的天然有利条件，中国的影响肯定比原来预料的要小。理由是多方面的。与苏联相比，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这是一个因素，但这不能估计过高。礼物和贷款是宝贵的，但是中国在处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的经济问题和
①对已有的证据的概括，见柯林・克拉克著《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季刊》1965年第21期，第148―149页。还可参看约翰・洛辛・巴克著《大陆中国的谷物生产》，载于J・L・巴克、O・L道森和Y・L・吴所著《红色中国的粮食和农业》（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②特别参看成廉・w・霍里斯特著《共产党中国的资本形成》，《中国季刊》，1964年第17期，第49、52页。①见袁立武（音译）著《共产党中国的钢铁工业》（普雷格出版社1965年版）。作者在第285页上列出的
数字为，1959年钢铁总产量一千三百三十五万吨中，只有八百六十万吨钢的质量合格；1960年钢铁总产量一千八百四十五万吨中，只有一千二百万吨钢的质量合格。其它的都是“后院熔炉”所炼，后来都被废弃，因为这些产品对现代工业毫无用处。在1961―1962年萧条期间，据报道产量又回到了每年一千万吨至一千二百万吨的水平。
如果北京没有更加有效地利用这一点，这不仅是因为经济困难削弱了中国的形象。更重要的也许是在非洲亚洲世界内部，同亚洲和欧洲之间一样存在着心理和文化的差别。中国专家的严肃和清教徒式的态度，使得和他们一起工作的当地居民认为他们象苏联人的恩赐态度或者美国人的摆阔气挥霍浪费一样，与己不同和不可理解，毛不仅对帝国主义敌人，而且对他认为是帝国主义工具的人，抱有持续的敌意，这也是许多亚洲和非洲领袖担心的原因。1965年下半年，由于中国人在印度――巴基斯坦冲突中的好斗姿态以及他们显然卷人了印度尼西亚失败的政变，他们自己的上述行为显肄在促使对其意图产生怀疑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
印度尼西亚的冒险仍然是一次不可理解的大错误；但是中国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边界战争时的政策，从毛的革命和外交目标来说，事实上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一方面，他的目标象在1962年那样看来是要在印度制造政治混乱，并且在表明这个国家归根到底依赖“帝国主义者”的援助以后，使印度的不结盟榜样丧失信誉。与此同时，1965年秋中国人意在延长这次冲突的入侵，是服务于削弱整个国际秩序这个更大利益的。毛认为整个国际秩序天生是反动的，因为它是以美国和苏联共同捍卫既成事实为基础的。
虽然从毛的游击战经验以及中美之间存在尖锐矛盾这两重背影来看，这个态度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但如前所述，这种态度不可能赢得亚洲和非洲的朋友，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中间，只有根少几位准备用口头以外的方式来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并冒险卷人武装战斗。苏联对印巴冲突的方针最终发展成为塔什于协定，因此苏联在同北京竟相对非欧洲国家施加影响的竞争中得到了很多好处。
苏联捍卫既成事实的行动，自然地引起北京大声疾呼，称之为“背叛”和“与美帝国主义勾结”。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自己象他们的革命词藻让人相信的那样始终一致和坚定不移地反对一切在原则上的进步。
毛和他的同志对亚洲和非洲是“世界矛盾的中心”和“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毫不怀疑，他们深信，从长远来说他们在亚洲非洲革命者的援助下可以推翻帝国主义制度。但是当前中国还不能直接在全世界范围内抗衡美国的实力。中国军队的领导人清楚地认识到这个事实，并以此作为他们战略思想的基础。①中国对直接卷人越南战争的异常慎重，也是明证。②因此需要充分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而且把社会主义阵营和“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之间的“中间地带”的国家，团结在尽可能广泛的统一战线里边。按照毛的看法，由于苏联已不再参加这个斗争，反而在寻求与美国达成统治世界的协议，因此中国应当挺身而出，独自负起责任，独自负起制定旨在增进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利益的外交战略和革命战略。在执行一条明确的支持民族解放战争的革命路线的同时，中国还施展这样的外交手腕：不仅对亚洲和非洲的不结盟国家献殷勤，而且只要那些政府决心维护他们的民族独立，他们也向法国这样的“帝国主义”政府献殷勤。如果说毛无疑是真心诚意地投身于其他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那么他主
①人民解放军从1961年冬起发的几期秘密通报中的几篇文章，十分明确地证实了这点。这些文章落到美国政府手里，1963年由国务院发表。对于这些元疑是真实的材料的分析，请阅约翰・威尔逊・刘易斯、艾丽恩・兰利、谢和约翰・吉廷斯在《中国季刊》1964年第18期第67―117页上的文章。全部文章的英文译文亦已出版：J・契斯特・陈编的《中国红军的政治》（斯但福胡佛研究所1966年版）。②毛在1965年1月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对美国介人北越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但他宣称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中国不会把军队派往国外，只在直接受到美国攻击的时候才进行战争。见《新共和》杂志，19665年2月27日，第17、22页。句，在毛心目中，中国的国内演变现在已具有决定性的国际意义。因为他把中国当作是唯一真正的社会主义大国――苏联肯定地走上了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所以中国革命者的思想纯洁性和坚强意志便成了世界范围内最终胜利的主要保证。
因此，用毛的话来说，中国最重要的就是不应当“改变颜色”――也即改变其政治性质。为了防止这种危险，必须使1949年胜利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深切体会过去斗争的严峻教训。
为了使中国能继续起世界革命先锋队的作用，过去一年横扫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关心的便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急务。但我们为了了解毛想做什么，必须回头重提一下1961年以来中国国内政策的某些线索。
如前一章所述，1958年至1959年大跃进的失败，使人们开始采取比较谨慎和合理的经济政策。与此同时，约有一两年，思想领域里的压力也相应大大减轻。大家承认，政治热情并不能代替技术能力，对灌输的强调有所放松，在文艺方面，普遍地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显然，当时整个这种倾向肯定是毛所反对的，因为这不仅涉及到放弃他自己所特有的政治风格，而且意味着名声扫地，承认他的领导使国家濒临灾难。另一方面，他在外交事务方面，特别是在与苏联的争吵中寻求安慰。可是，一两年之后他又一次开始在国内鼓励一种激进的政治气氛。在1961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八届九中全会上发出了警告，要求警惕“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分子”卷土重来的企图。1962年举行的第十次全体大会又宣称，与这种倾向作斗争需要进行持久的和尖锐的阶级斗争。从此，告诫人们对阶级敌人保持警惕，以及为将自己武装起来进行革命斗争而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调子不绝于耳，越来越高。
随着这种思想方面好斗精神的新浪潮，并没有出现经济政策方面任何相应的变化，总的来说，经济政策仍然遵循1960年所制定的现实方针。在中国国内政策的风格与实质之间，出现了悬殊的对照。矛盾如此鲜明，以致人们普遍认为毛一定与那些在最高领导岗位上实行有计划发展经济的人达成了某些妥协，他们可以随意执行这种具体政策，条件是允许毛在适当的思想烟幕后面掩盖其从“大跃进”后退。
现在已经证明，这种看法（我本人一直到1966年初都赞成这种看法）根本是错误的。一方面，毛不是一个肯于轻易体面地自认失败或者甘受耻辱的人，同时现在很清楚，他从来没有宽恕过1959年指出他用“游击方式”发展经济以及为了中国的武装力量而与苏联人破裂所产生的后果、从而要求在国内事务上采取比较稳健的方针，并对莫斯科采取比较和解态度的那些人。只有彭德怀在1959年被清除，因为众所周知他不善于看风使舵，他过于公开地脱口道出了他的反对意见。但是，毛没有忘记其他那些人。另一方面，听任国内政策中风格和实质之间的矛盾存在下去，十分可能会在毛去世以后，使政策的谨慎实质和它的坚决支持者取得胜利，从而把国家引向毛只能看作是“官僚主义的”和“修正主义的”方向。
我们在这里猜测毛用何种方法着手增强他的实力以及在对内和对外政策的整个战线上如何准备条件发动一次新的激进高潮，将是毫无意义的。虽然有关的情报可能很快就会得到，但我们至今对1960年以后几年中北京最高领导集团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没有任何确凿的情报。所能确定的是自1964年起，毛的努力开始表现出明确的后果。就在这一年，首次发出了培养接班人以保证中国革命按照毛开辟的道路前进的口号。
1964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便
文章发表一周年时，中国发表了对苏联猛烈攻击的九封复信中最后的和最值得注意的一封复信，题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在这封复信中，多次提到这个问题。文章认为是毛提出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的观点。“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此期间，必须坚持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在一段直接援引的据认为是毛说过的话中说道：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卧，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凡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①
按照毛的观点，避免“改变颜色”的决定性因素在于训练和培养千百万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坚持下去的接班人。②可是在毛心目中，真正的接班人只能是那些受他的思想和榜样鼓舞而觉悟的人。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训练接班人的号召本来是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上提出来的，但就在1964年上半年的同一时间，某些事态正在酝酿之中，其结果是放弃青年团，而组织一个新的、具有无限战斗性的组织：红卫兵。*在这些事态的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军队作用的不断增长。1964年初，发起了一个“向解放军学习”的运动。当时把军队看作是政治忠诚和政治觉悟的典范，而且各个组织都建立了与军队中“政治部”类似的机构来管理经济企业。
“向解放军学习”的运动，完全符合毛的思想和军队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我们看到，在毛取得政权的道路上，如果说红军没有实际上取代共产党而作为“无产阶级意志”的化身，它也绝不仅仅是党的一个简单工具。毛为了使军队和它在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中的作用相称，创立了一种首先在军队中运用尔后才推广到全国去的思想灌输方法。在中国共产主义的历史上，军队便是第一个群众改造思想的学校。而且，毛把军队看作是斗争和牺牲精神的天然聚宝盆，对毛说来，这本是每个真正革命运动的标志。军队大生就是自觉性与纪律性的统一，而这正是毛始终关心的东西。因此，前几年里向中国青年作为样板提出的英雄们都是战士，就不足为奇了。
l964年发起的运动，看来并没有涉及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把政权转交军队。但是，这是将来如此发展的一个预兆。直到最近，当国外可以买到红卫兵圣经《毛主席语录》（见本书第290页上的注①，下面我还要谈到）的时
①《北京周报》，1964年第28期，第6―22页。①这段话现已证明摘自毛1963年5月9日对浙江省关于干部参加劳动文件上的批语。见《毛主席语录》，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1967年编印（广州），第36―37页。②《北京周报》，1964年第29期，第24―26页。*红卫兵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群众组织。1966年8月，毛泽东对这一组织表示支持。――编注①北京最近出版的英文版和其他外文版《毛主席语录》中，已经删掉了此事实以及有关第l版情况的序言（请勿与1966年12月出版的版本中林彪的前言混为一谈）。1964年5月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出版的，以此作为对认真学习毛著作的奖励而广泛发行。这本在对党和其他组织的干部进行思想培训方面起着重大作用的书，是由军队的政治部出版的。
今天已很清楚，军队还与1964年出现的对当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其他两种倾向有关：对传统的攻击和对毛泽东及其思想日益过分的崇拜。这种反对传统的倾向，在改革京剧的运动中有所表现。但目前还没有牵涉到消灭所有的京剧，仅仅要取缔一些诸如鬼戏等特别反动的京剧。可是这已经指出今天全面攻击传统的道路。
又出现了一个忠于毛及其思想的崇拜新高潮。我们己看到这种崇拜自1945年以来逐渐发展，但是近年来这种崇拜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看来，不大容易超过“大跃进”时期所达到的极端程度。下面一段话是很典型的例子：
我所说的“相信”指的是相信毛泽东思想，而且这种信心必须坚定和毫不动摇。在中国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大量的实际经验表明了毛泽东思想是唯一正确的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体现，它是真理的象征。因此，如果有人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问题上，在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上表现出动摇，不论这种动摇只是短暂和轻微的，实际上说明这个动摇者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他将迷失方向和犯政治错误。所以，我们一定要永远坚定地跟着毛主席！我们要百分之百地，毫无保留地沿着毛主席的道路前进！①
在表明毛思想的绝对和唯一有效性方面，几乎不可能有更甚者。1964年以后，尤其是1966年的发展，在对毛的崇拜的深度和强度方面继续提到了一个完全新的高度，同时在崇拜的性质方面带来了惊人的变化。为了了解这些倾向的意义和作用，需要将它们放在当前整个政治局势的背景下来观察。
随着发动一场对公社进行思想上和经济上的“清理”运动以及派遣大批学生参加这次运动，1965年的注意力转到了农村。然后，在11月开始了1966年春认真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的预备阶段。攻击的矛头首先是指向吴呛的，他是北京的副市长，在1959年至1961年思想解冻期间写了一出历史剧《海瑞罢官》，后来被人说成是赞扬“封建”道德和“以古讽今”的戏。在4月份又开始了对吴呛的抨击，这次在措词上更为严厉，罪名更大。据说，他写的剧本‘，矛头正是指向庐山会议（1959年7月），指向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目的在翻会议决议的案”，想使“右倾机会主义者”（即彭德怀）复职，实行他们的‘“修正主义纲领”。①批判吴暗的新浪潮迅速地波及到北京地区的整个党组织；据报道，北京市的市长彭真于1966年4月被捕人狱”但到6月初才正式宣布撤他的职。开始看来，只是象1957年那样的另一次“整风”运动，严厉地考验一下党的机构，但大部分仍保持原样。但事实上却变成了一次大动荡，其结果不仅是清洗了史无前例的一大批党内重要人物，而且还从根本上动摇了国家的整个政治制度。
在我们回顾1966年春以来中国发生的离奇事件以前，最好停下来问一下我们自己，是谁发动了这场运动，原因是什么。毫无疑问，这符合毛的脾气
①刘祖春：《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胜利的旗帜》，《政治学习》，1959年第19期，第3―4页。①《北京周报》，1966年第22期，第6页。来来原文如此。疑有误。――编注1966年的事件是毛五年来努力想再次证明其大跃进政策正确的高潮。另一主面，虽然自从毛在1966年7月在长江里游泳以后，中国报刊不断努力表明他很健康，充满活力（也许正由于这些努力），但是有理由怀疑他本人是否还有能力对各种事态直接负责。
如果说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他某个人在幕后为毛安排的，那么显然大部分责任应落在林彪的身上，自从他在1959年彭德怀下台后负责人民解放军以来，林在国家事务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是在1965年下半年以前，他一直深居简出。一般都认为他身体不好，因此也没有希望作为毛接班人的竞争者。1965年9月发表他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标志着他青云直上的开端。1966年1月，林彪在对下一年指导军队的“五条原则”里，提出毛主席著作是“军队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这进一步强调了他在那时刚进行的强化政治正统观念运动中的作用。
虽然十分清楚，林彪背后的军队也不完全团结一致，但毫无疑问，他替现在控制军队的集团说话。因此，应当说，在《毛主席语录》现行版刚一出版，林就已经开始公开亮相了，这肯定不是偶然的。《语录》的前言署的日期是1965年8月1日――8月1日是纪念南昌起义的日子，是中国的建军节。
1966年事件中另一个重要人物不是别人，正是毛的妻子。今天人们只知道她叫江青同志，而不知道她的舞台艺名叫蓝藏，她也是从半退休状态一跃而起，在文化大革命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自从在延安和毛结婚以后，她在政治上未公开起过任何作用，但是根据有些消息称，她一直企图干预文化事务。1962年她出面欢迎苏加诺夫人，是她近年来很少几次公开露面的一次。1966年夏，她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也是负责指导“文化革命”的小组副组长，在后来举行的群众大会上成了赫赫有名的人物；她有几次独自外出解决有关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的矛盾。
江青飞黄腾达的顶点，是1966年11月28日在一次庆祝北京京剧团和其他几个音乐戏剧团体列入军队建制的大会上，她被正式任命为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的顾问。在那次受到了“雷鸣般的掌声”的讲话中，江青透露说，“几年”以前，她就开始“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我们可以设想，她干预这个领域的最初几件事之一正是1964年开始的京剧改革。至于文化政策的要旨，她直截了当地断言，“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化遣产是“不可能的”，这完全同她丈夫的立场相反，因为毛过去曾屡次提出赞同有选择地吸收中国过去的精华。她还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片面认识，她把摇滚乐、爵士乐、脱衣舞、印象派、象征派、抽象派、野兽派、现代派统统混为一谈，全视为旨在“毒害和麻痹人民”思想的东西。①
如果我们设想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主要是在毛泽东――林彪――江青三人小组手里，那么他们为什么决定要发动这次运动呢？相当明显，这是为了对付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反对派，以利于执行激进的政策。毛本人一开始很可能认为，靠1965年下半年开始的传统式整风运动就能强制推行他的意志，但当事实证明，反对派远比他想象的要广泛和强大时，他就只好诉诸于更激烈的措施了。
党内在辩论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设想辩论的中心问题是1958年以来中国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群众运动与官僚主义；
①《北京周报》，1966年12月9日第50期，第6―9页；《红旗》，1966年第15期，第6―7页。整个讲话，特别是江青关于北京京剧团及其领导成员的谈话，正是一个充满仇恨和恶意的人战胜那些长久以来小看她的、阻挠她实现野心的党内权威人物以及她十分妒嫉的传统戏著名演员以后趾高气扬的一个明显和令人沮丧的例子。年里一直等待时机成熟以便推行一次新的跃进，如这一设想是正确的，那么经济政策一定是个主要问题。这次毛决心在发动一次新跃进以前消灭反对派，他的疑心无疑落在所有那些在1958年至1959年对他政策缺乏热诚的人身上，刘少奇显然是其中之一。这些持怀疑态度的人或许也冒昧地认为，与马克思主义中的理性成分相比，“毛泽东思想”过去强调人的意志无所不能了，它更适合于激励游击战士而不大适用于建设现代经济。①
毫无疑问，越南的战争以及美国攻击中国本土的可能性，也是讨论的主题。一些中国事态的观察员以为这是个重点，并提出应当把整个文化大革命主要看作是一种准备和美国打仗的企图，这个仗毛认为今后是不可避免的。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过去一年里的事态发展，在我看来首先是企图改变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面貌。但非常可能，北京由于东南亚事态所引起的担心，促使毛和林彪在中央委员会里强制推行他们过激的和不妥协的路线。
不论辩论什么问题，从1966年春以来发生的事态来看，毛的看法显然绝没有赢得全党的普遍同意。如果他的看法被接受，他就不会冒极大风险，着手建立“红卫兵”这个完全新的组织，除了毛和他的亲信以外，“红卫兵”不受党的官员的控制。当然，这件事情在共产党政权的四十九年历史”中是完全没有先例的，过去共产党政权总是把党高于一切其他政治和社会组织形式作为他们最基本的原则。这也与毛自己在1938年制定的“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原则相矛盾。因为，红卫兵虽然利用了青少年喜欢占据舞台中心的热情，却是由军队创立和指导的，而且他们继续以军队作为他们的榜样和鼓舞力量。
如果认为林彪只作为军队的首脑接管北京，这似乎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看得过分简单了。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几十年的战争取得了政权，所以在他们的队伍中经常是政治和军队权贵一身二任，由于在根据地时军队起着政治的作用，因此实际上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都真正在战场上指挥作战。毛最后依靠林彪和其他一些军人，很可能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士兵，而只是由*原文如此。――编注于他们看来是“最红”的共产党员――也就是说他们的政治风格最切合毛本人的游击思想。但由于1949年以来，民事和军事职能已有了截然的区别，因此军队本身不仅在1966年组织红卫兵时，而且在导致这些事态发展的准备阶段中起关键作用，便是十分重要的了，我们已经见到，后来成为红卫兵圣经的小书是在1964年5月由军队的政治部出版的，然后又在1965年8月重新出版修订本。军队报纸从1965年11月最先攻击吴呛开始，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站在前列。
不管怎样，激迸派和游击思想派的领袖是毛和林彪，而且毫无疑问这使党和军队都分成两派。激进派从事的活动完全与大多数军队所特有的纪律观念相悻，他们提倡“造反”。7月份，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在这个运动引起公众重视以前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得到批准又在理论刊物《红旗》上转载，文内说道：
古今中外的一切反动派说：剥削有理，压迫有理，侵略有理，修正主义统治有理，无产阶级造反无理。是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最伟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把这个混蛋理论颠倒过来了。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今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革命的大造反。谁个是修正主义，谁个反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大造其反！承和发扬的传统。我们过去造反，现在造反，将来还要造反！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就要造反！只要有矛盾存在，就要造反！革命的造反精神，一百年需要，一千年需要，一万年一亿年
乍看起来，似乎非常奇怪，毛会鼓励青年人在一个共产党统治了十七年的国家里造反，尤其是这种造反是针对“党内当权派和走资派”的。②固然，据说这些人只是一小撮，可是事实上党机构的抗拒显然要比这些乐观的官方声明指的要严重得多，而且毛的目的也不仅仅是清除少数几个人。他完全倾向于把现有的全部党组织打碎，然后从下到上地重建――无疑在此过程中要把红卫兵和其他人中涌现的站在文化大革命前列的大量革命干部和斗士吸收进来。为了达到此目的，他并未因一个混乱时期可能产生的后果而畏缩不前。就象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在他们第一张大字报中写的，目的是“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
③毛鼓动这种混乱局面想达到什么目的呢？他的雄心壮志显然是建立一种新型的天生能预防“官僚主义”的党组织。特别是1966年春夏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组”，要成为经常性的组织。①文革小组要以巴黎公社为榜样用普选制度选出，文革小组成员可以罢免。这样干部便不可能脱脑群众，成为“资产阶级权威”。
在一个人们同时深切体会到中国清政府官员和共产党官员这两种致命的官僚主义传统影响的国家里，培养公民直接参与公众事务，以此作为一种矫正方法，这样一个目标本是值得称赞的。如我们所见，这也是毛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政治风格的特点。斯大林的方法是通过党的官僚机构来统治，当他在三十年代对党的组织丧失信心以后，他就粗暴地借助于另外一个组织――秘密警察来清洗党组织。但是毛不同，他总是坚持通过群众行动。甚至直到今天，人们还对我们说，“亿万人民的自觉行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因为在中国它是铲除党领导集团中“走资派”的工具。②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毛用以攻击党的机构的突击队，是得到军队谨慎和有效指导的。虽然红卫兵的行动比起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行动来，表面上自发程度要大得多，但有理由怀疑青少年狂热加上群众暴力，能否作为管理现代国家的方法而成为官僚主义的有效替代物。
无论如何，毛目前在组织方面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他以前路线的顶点（间接证明法）。同时，这些政策在某些方面又显然是与毛过去的作法完全背道而驰的。最高领导集团团结的破裂，尤其是如此，而这种团结一直是毛领导下的中国历史区别于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最突出的现象之一。很可能这不是毛的原意。虽然他对过去批评他的“游击方式”感到恼怒，未尝不是他去年的动机，但他最初更为关心的可能是为某些政策和工作方法而斗争，其次才是反对那些反对他政策的人。
但从一开始“文化大革命”就是旨在维护毛自己的权威，以及林彪作为
①《北京周报》，1966年9月16日，第38期；中文载于《红旗》1966年第11期第29页。大字报写于7月27日，在红卫兵8月18日第一次群众大会以后的8月21日始发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组织是由人民解放军6月下半月组织的第二个试验组织）（此说似无根据。――编注）。援引毛泽东的话，也作为大字报同时在北京报刊上较详细刊出，这段话摘自1939年毛纪念斯大林六十诞辰的讲话，全文发表在《新华月报》第1卷第3期第581―582页。②这句话多次说过，例如，见林彪1966年10月1日的讲话，《北京周报》1966年第41期，第10页。③《红旗》，1966年第11期，第27页。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6年8月8日通过的决议。②参见《北京周报》1966年第52期第2O页上的社论《无产阶级专政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译文。之间在政策方面的不同意见已经非常激烈，以致推行政策的斗争已很快变成一场为求政治生存的斗争――也许，最终甚至是一场为求个人生存的斗争。而且，虽然毛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种新型的共产党，但是在遭到反抗以后，他很快不得不暂时放弃从内部改革党的努力，而赞成由军队支持对党进行全面攻击。这样，他在党的最高领导集团中团结反对过他的人，这些人过去彼此之间未必都有同样的观点，更不必说组织了小宗派，但他们都共同对他们创立和领导的组织怀有深厚的感情。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内容方面的情况和组织方面的情况相似。毛今天在这方面的政策虽然有些方面是从毛过去的政策发展出来的，但也是否定过去，甚至背叛了过去。
我们看到，早在1918年，毛把儒教的“三纲”看作是中国若要进步务必打碎的“恶魔”。从此以后，他一直在使人相信，中国只有经过一次深刻改变中国人的思想和习惯井使之适应在现代世界生存的文化革命。才能够获得新生。一个短时期内，他认为用陈独秀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便可达到这一目标。后来他又相信了列宁主义；可是从政治方式来说，如果这意味着他放弃个人主义而赞成集体主义，那么在文化领域毛仍然赞成某些西方化的社会准则，在这些价值观念中，主要的东西是，以一种普罗米修斯式改造自然的强烈冲动取代始终作为中国社会之特征的与自然保持和谐的理想，破除迷信，抛弃屈从于父亲、丈夫、长者、官吏这类尊贵者的传统态度。
1938年，毛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口号，后来一直继续提倡这个主张。可是，“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穿上中国隐喻的外衣，用中国的例子来阐述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与从中国历史和哲学传统中挑选出被认为是“进步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相结合，那么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便是对整个中国文化进行现代化以及对传统观念进行攻击。
毛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条件的混合物，虽容易被他的同胞们吸收，但也有危险，因为他们只主要记住中国的和熟悉的东西，而不领会对社会革命和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新的、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如果过去的勇猛提高了中国的民族自豪感，那传统隐喻的语言便不是证明中国革命的普遍意义的适当工具。因此，合乎逻辑的做法应该是最终达到一个论点，即保留民族的价值观念看来只是个累赘，而不是力量的源泉。
看来，1965年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正在发生着这些事情。毛的口号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是“无产阶级文化”，并且不再强调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中国人民，而常常谈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诚然，谁也不怀疑“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指的毛的统治。“阶级斗争”则主要是指与党内反对毛的分子作斗争。但是即使是那些打着“毛泽东思想”招牌宣传的偏执和原始的马克思主义说法，似乎也有助于反复灌输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态度。在仔细阅读中国报刊上发表的无数工农写的“哲学”文章以后，就能发现文章作者从学习毛思想中所学到的是要随机应变，全面地看问题，用实验来检验他们的思想以及为了共同利益而努力工作。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合理核心虽然还没有完全消失，但已被群众运动所吞没。这次群众运动的不合理程度――或者至少其形式――就连过去斯大林的俄国也是从未见过的。实质上，8月中旬出现的这种趋势，是对毛个人一种完全新型的崇拜和把“毛泽东思想”从一种意识形态变成一种具有神效的马克思主义古兰经。
我们在这本书中常常见到，为了表示毛的立场比实际情况要更加前后一写成现在的版本。尽管如此，由篇幅很长且相当完整、按年代顺序排列文章所编成的《选集》，毕竟还是给读者呈现出一幅毛泽东思想发展的画面，反映出他在多年斗争中为使自己适应变化着的环境而逐渐改变自己思想的过程。1966年夏，在广为人知的、报刊上又逐余转载的《毛主席语录》中，看不见任何这种历史观点了，它已消失殆尽。在一定程度上，这类精选过的短短几行引文似乎已不再是分析具体历史情况的片断了，而是必须牢记在心的万应箴言。固然，人们假定，看这些语录的红卫兵和其他人“应用”了它们。但是他们应用的不是毛的分析方法，而是毛作的结论。归结起来，主要是证明人的意志的全能，告诫人们要毫不留情地斗争以及既不能向“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妥协，也不能向在发展经济道路上遇到的客观困难妥协。
于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构成要素中，批判地分析历史情况几乎全部都从属于革命的意志了。虽然这反映出把，‘毛泽东思想”内容的简单化，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身也是过去几年毛的中国和斯大林的俄国所特有的知识贫乏趋势的合乎逻辑的继续。但是从8月以后，中国人又朝一个方向前进了一步，这和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即使在五十年代早期的苏联也没有过先例。我已说过，这就是不仅认为毛的思想具有神效，而且认为刊登毛思想的物体――小小的红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也具有神效。
这个发展是和对毛的崇拜的发展和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过去几个月来，对毛的崇拜已到了使斯大林相形见绌的程度。首先，从简单的数量意义上说，事实也确是如此，中国报刊上出现的毛的照片和毛的名字，要比十五年前苏联报刊上出现的斯大林的照片和名字普遍得多，显眼得多。①但是从质量上来看，其差别就更为惊人了。
直至不久以前，毛和他的思想虽然是最可尊敬的对象，但他本人到场却在他领导风格中不起任何重要作用。除了在国庆宴会和盛大游行场合以外，毛很少公开露面。虽然他不象斯大林那样由于安全的原因被迫避开群众，他情愿通过书面声明或者通过对党和国家机构的秘密小组讲话的方式，使他的看法为众人所知，而群众大会则让别人去开。据认为，某种程度的神秘化和隐退显然有利于提高他的声誉。
1965年和1966年冬春之交的时候，毛从公开场合完全消失，以至人们普遍以为他快死了，或是很长时间没有能力积极从事活动了（当时我也强烈地倾向于相信这种说法）。现在还不清楚他不露面的主要原因，究竟是因为他的身体（他身体肯定不好）呢，还是因为反对他政策的人施加了压力，或是因为他自己有意准备春天开始的富有戏剧性的事件。现在据说，他当时在上海准备“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不论如何，5月初登过一张毛和当时访问中国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合照的照片，然后7月16日他在长江里游泳的时候又在公众面前露了面。8月10日，他在北京的中国共产党总部附近的一个大厅里“接见群众”。可是，只是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群众大会（好几次这类集会中的第一次），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标志，表明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异乎寻常的发展进程的开端。
虽然几天前，在北京街头已经能见到红卫兵，但红卫兵只是在这次群众大会上才算首次正式露面。在下午的大会上，一个女学生把一个红卫兵的袖
①举例来说，随手选1966年9月4日《人民日报》看看，六个版面上毛的名字出现了二百八十次。斯大林在世时最后一次苏联国庆日1952年11月7日出版的一期《真理报》上，独裁者斯大林的名字在六个版面上也才提到了九十九次。1966年10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毛的照片占了第一版整整一版，而斯大林一般满足于他的照片占四分之一的版面。（以后就这样称呼毛）毛个人和作为他实现“文化大革命”工具的青年积极分子连在了一起。红卫兵在空中挥动着红皮《毛主席语录》，这样产生的富有特点的效果，在以后每次盛大节日时都重复出现和更加增强。关于天安门广场群众大会的公开报道中有两段文字，比任何分析都更生动、更简明地的表明了今天对毛崇拜的程度以及把对他思想的崇拜和对他个人崇拜联结起来的方法。
第一段是摘自10月1日国庆节一百五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的报道：
当一轮红日喷薄而出的时候，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东侧的宽阔大道上，早已汇集了数十里长的群众队伍。人们迎着朝霞，朗读毛主席语录，高唱献给毛主席的颂歌：“红日在我们面前升起，灿烂的光辉照红了大地。伟大的领袖，敬爱的毛主席，您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这时，在广场上红卫兵和少年先锋队的队伍里，系着巨幅标语的红气球，迎着红太阳冉冉升起。广场南面，十多万人用花球组成了五个大字：“毛主席万岁！”千千万万只手挥动着《毛主席语录》，一片红光闪耀。四十万平方米的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东侧的宽阔大道上，群众队伍成了红浪澎湃的海洋，欢呼声、口号声，好像阵阵春雷，滚滚不息，震天动地。
这时，很多人在《毛主席语录》扉页上记下了这个最幸福的时刻：“1966年10月1日上午10时整。”①10月18日的红卫兵集会，也是用同样的词句来描绘的：
今天，首都碧空万里，灿烂的阳光普照全城。当太阳从东方地平线上喷出万道霞光的时候，英姿焕发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们，高举红旗和毛主席像，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汇集到和广场相连结的宽广大道上。小将们..人人手持闪着红光的《毛主席语录》，整个队伍绵延达五十华里，结成了一条极其壮观的红色巨流。小将们..一遍一遍地朗读毛主席语录..
中午12时50分，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声响起来了，人们日夜盼望的最幸福的时刻来到了！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分乘九辆敞篷汽车，来到了广大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中间。这时，天安门广场和宽广的大道上，激起无比欢腾的声浪。千万双手臂挥舞红光闪闪的《毛主席语录》，千万双眼睛迎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响云霄。
当毛主席乘着敞篷汽车从..革命师生的队伍面前驰过以后，许多学生赶紧打开《毛主席语录》，在扉页上写下了同样的语言：“10月18日下午1时10分，是我一生中最最幸福、最最难忘的时刻，我见到了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毛主席。”①
在这些报道――以及它们描绘的事件――中，除了表现出十足狂热的阿谀奉承以外，也显著地表明对毛的崇拜越来越个人化。过去毛受到钦佩，甚至受到崇敬，但那是由于他的“思想”或者由于他作为革命领袖的贡献，所以这种钦佩和崇敬是用一种比较抽象和非个人的方式来表达的。现在，只要他到场，更不要说有机会和他握手，都会使那些看见他或者碰见他的人激动不已，人们常讲到他们事后都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②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和对
②《北京周报》，1966年第42期，第23页。也把小红书放在身旁。
要对这样一种重大现象作出判断，并不容易。显然，这不止是一种人为的群众性的歇斯底里。党内外无疑存在着深刻的和广泛的不同政见，但毛享有群众支持的程度，可能比斯大林纯粹靠警察恐怖来统治苏联所得到的要大得多。与此同时，有理由怀疑近几个月里大规模地使用暴力有没有严重地破坏了毛已博得的威望。在1966年8月9日红卫兵发动的恐怖浪潮期间，大约有儿万人被粗暴地殴打，其中几千人竟然被活活打死。众所周知，在红卫兵的后面，是林彪和他和军队。这种情况不大可能鼓励公开表示不同意见，但也不大可能增进公民与政府一致的感情。
不论如何，对个人生活的干扰，可能比三十年代俄国清洗时更加严重，虽然受害者的结局不是一律死亡或者关进强制劳动营。斯大林粗暴地消灭真正的或者想象中的政治上的不同政见者；而红卫兵不仅强行政治上的正统做法，而且还强制实行衣着和行为方面的“革命”清教徒品德。再说，毛不仅仅要求消极地接受他的政治路线，而且还要每个公民积极地参与执行路线。
是不是有某些社会范畴比其他的范畴更倾向于支持毛当前的政策呢？虽然所有这种概括只能是暂时性的和大概的，但是很难不得出这种印象，即“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村反对城市、农民反对工人的一个运动。这不仅仅由一些直接的证据所证实，也实全符合以毛泽东和林彪为一方，以党的其他领导人为另一方的权力斗争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
从组织方面来看，军队主要是一支农民军队，毛从未忘记城市工人并未为了1949年的共产党胜利尽举手之劳而只是消极地等待军队占领城市这一点。另一方面，虽然党是在农村游击斗争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但党自然地倾向于极为重视城市无产阶级，我们已理解这就是刘少奇长期来的倾向。
再深一层说，产业工人的心理状态与毛今天想建设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吸收了某些技艺之后，势必认为技术知识是重要的，因此他们与当前认为死记硬背毛著作中的词句便是发展生产的万应灵药的正统思想背道而驰。而且，由于他们在主要是农业国的中国，从他们拥有的现代知识和他们享有有利的经济状况两种意义上说，都是一种特权阶层，因此他们与极端平均主义的潮流不合拍。这种极端平均主义也是要以工农兵来取代职业作家政策的特点之一。而且工人可能不如农民那样容易参与1966年年中以后日益频繁发生的那种极端和原始的对外国人畏俱和憎恨的做法。
另一方面，也不能肯定大多数农民支持“文化大革命”。1958年至1960年与此类似但没有这样激进的政策，曾在某些农村地区引起公开反抗。因此，如果这次反应是一种放纵的热情，那将令人感到惊讶。而且根据一些报道，在农村继续存在并比较有效地维持其控制的党组织要比首都的多。
毛最近努力要把“文化大革命”推广到工厂和公社去，这可能表明他并不太相信工人或农民的支持。
可以理解，最热心的支持来自青年。大多数红卫兵是1949年以后出生的，在他们懂事以后，人们就教他们把毛主席看作是中国的救星和慈父。再说，他们也不象他们的前辈那样对过去的文化有所造诣，这一点再加上青年人的充沛精力，使他们成了1966年8月和9月北京和其他城市发生的砸碎雕像、烧毁图书和涂损绘画等行为的自然的和热心的工具。从数量上看，这种摧残文化艺术的行为比之大革命时的法国或者亨利第八解散.修道院时的英国也许不那么严重，但是鉴于许多老年的中国人元疑仍然极度尊重过去的遗产，因此，这对他们心理上的震撼可能更大。当时有不少杰出的中国作家和艺术家自杀，这不仅是他们受红卫兵折磨的结果，也是由于他们对于肆元忌惮地破坏中国文化和艺术遗产的行为感到绝望，只有头脑极其简单的狂热分
在这种攻击传统的背景下，现今对毛的崇拜所采取的形式显得格外古怪。无需假定这些形式仅是帝王传统的一种新变形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们与其说属于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来副日中国的某些模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诩代表无产阶级普遍真理向过去的“资产阶级”和“封建”的价值观念发动进攻，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却与马克思主义中的普遍性原理和理性主义的实质相违背。
从一方面说，这些事件是毛一生合乎逻辑的极点。这本传记的中心课题是半个世纪以来毛参加中国人努力使国家现代化和发达的事业，同时又保持中国人的本色。毛在认识到需要西方的思想来推动中国前进（正如他的老师杨昌济写的）的时候，他自始至终都把重点放在中国人需要用中国人的方式来做事，而不仅仅是模仿西方上面。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早在1918年至1919年的冬春之交，由于他努力将社会主义和中国过去的思想结合起来，他在李大钊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上受到了人们的注意。目前的文化大革命可以看作是毛精心安排和缅怀往事的一种尝试，他以此来重温五四时代的文化革命，同时他也想把另一代青少年投到政治舞台上去，就象他那一代人在五十年前突然作为改造中国的新尝试的推动者站到历史前列一样，从而重新体验他自己的青年时代。
当然，这整个过程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下进行的；它不是不同思想学派的遭遇战，而是反映了今天的高级人物们之、间关于正确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场辩论。也许这场辩论本身并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词句的掩饰下不再参加世界文化共同体，而参加世界文化共同体原是毛青年时代“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五四运动时，人们以西方科学思想和西方哲学的名义，从杜威到马克思，来抨击儒家传统。而今天，中国的过去和西方的影响（包括来源于“修正主义”和“腐朽”的苏联的影响在内），统统以“毛泽东思想”的名义予以排斥。这个新教条并不是毛长期以来作为自己目标的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遗产的结合，而是一种赞美毛和中国人民的革命连祷文。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北京的领导人已不再满足于笼统他说非洲和亚洲是革命暴风雨的风暴中心。最近几个月来，已经十分强有力地宣告说，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和领袖。
由于中国对他们自己的文化常常给予很高的评价，因此认为他们领袖的思想对革命理论的贡献在有些方面甚至比马克思本人对革命理论的贡献还重要――这和毛本人的虚荣心不大相关――就不会使人惊奇了。竟然一点儿也看不出它所批判和反驳的原理不仅为马克思主义所固有，而且也为毛本人的早期著作和活动所固有，这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个悲剧。毛毕生和旧社会的迷信作斗争；但他现在也忙于培植新的迷信。在“老三篇”的一篇里――之所以这样称呼，因为它们是今天向中国人推荐经常学习的文章―毛在1944年写道：“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①今天谁要敢于公开批评毛，就会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把当前的发展简单地解释成一个上年纪的专制君主努力抱住权力不放和满足他自己的虚荣心，这肯定是错误的。毛无疑诚心诚意地相信，他的领导和他的教导是拯救中国所绝对必需的。但是，不可能看不到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企图在他有生之年为自己建造一座比金字塔还长久的纪念碑：一个在未来的几世纪内应用他思想和崇敬他名字的中国。1965年1月，毛对埃德加・斯诺说，中国的后代将根据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他们自己的经验来评价革命工作。他说，一千年以后，就连马克思和列宁也会显得有点儿可笑。
①《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54页。他最终的精神境界。
三十年前，史沫特莱谈到毛时说“他的精神寓于它本身之中，使他与人隔绝”③。从长期来看，这种隔绝很容易使他和现实脱离，而且对各种形式的反对意见，那怕是从最老的和最忠心耿耿的同志那里来的反对意见，也不耐烦。但是元疑由于他不安地觉察到也许他的经验可能不再切合中国当今面临的问题，毛对于含蓄的和直率的批评他近年政策的反应也越来越强烈了。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与其说这是对他能力的看法，还不如说是客观情况产生的后果。在毛生长成人的传统中国和一个竭力要在二十世纪下半个世纪吸收最先进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在知识和组织上的需要之间的鸿沟，要由单独一个人来逾越是太艰巨了。以吸取正在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应向苏联和西方学习的政治和经济的经验教训方面，共产党内毛的某些同志和某些对手。从受的教育和性格来说，条件都比毛要强。但是正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的中国传统的根基不那么深，而且脱离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真正需要和愿望。毛十分卓越地适应这些需要，因此他能起到他所起的作用。现在他并不愿意承认他的思想和方法符合中国需要的这个漫长时期已经结束。因此，不断的和越来越激烈的运动，都旨在表明今天毛著作中的每个字仍然有效，他的游击战经验的每一课都仍然适用。
最后，象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处境一样，毛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中国和世界的条件下，很有可能也会发生演变。马克思认为，他的制度的活力是依靠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革命力量，他认为无产阶级己从现在的社会完全异化出去，完全被剥夺了获得那个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权利。如果说这个原理终于慢慢地似乎在欧美先进的工业国里落后于潮流的话，那是由于工人在社会利益方面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多以及他们越来越感到他们和现存社会之间的一致性的缘故。此外，由于不公正行为已引起广泛的关注，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更加显得过时。我们已看到，今天毛在大多数情况下以“外围无产阶级”――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来代替马克思看作拯救整个社会的体现者的城市工人阶级。正是由于工人同美洲的和欧洲的社会结为一体，部分地使马克思主义对当今社会的反抗变得无力；所以把中国并入世界大集体中来，最终可以预期消除毛主义者反抗“帝国主义霸权”的毒性。也正如已证明的，对西方社会中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的最有效的对策不是镇压，而是改革不公正的行为。所以，对付毛主义者的挑战的最有效对策，不仅仅是军事上的遏制，而是积极地努力把中国拉到各国大家庭来，帮助中国人民享有全世界资源中合理的一份。
可以肯定、北京现时盛行的歇斯底里和排外气氛，并不有助于上述这种发展前景。但是美国人不能自鸣得意地看待这种局势。虽然如我前面所述，我相信目前动乱的主要动力在于毛要改变中国面貌而且永远在上面打上自己印记的不可改变的决心，可是国外形势无疑在中国共产党内的辩论以及在党和军队的关系中起着重大的作用。红卫兵完全有道理正式宣布他们不仅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队，而且还是人民解放军将来抵御美国进攻、保卫中国的后备军。即使我们可能相信没有一届美国政府会愚笨和不负责任到故意使国家陷入与中国作战的地步，但是我们对越南事件引起了北京很大的恐惧丝毫不感到惊奇。不能期望在中国大门口继续这场战争能鼓励这个国家的自由主义和宽宏大量。也不能期望一个工业大国每天把成吨成吨的炸弹倾泻到一个小小的亚洲国家人民头上的壮观，能冲淡毛把今日世界看作主要是亚洲、非洲
②美国《新共和》杂志，1965年2月27日，第23页。③史沫特莱：《中国战争的赞歌》，第210页。象。总之，越南的局势有助于毛游击战神话的生存，因为根据这种神话，武装斗争是解决任何问题的真正革命的办法。
随着去年的事态在北京进一步发展，美国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担心这些激进的倾向最后会导致向外冒险；对中、国将忙于其国内问题而顾不上干预越南或别的地方的前景，表示满意。虽然不能排除第一种可能性。但是第二种可能性是大有希望的。今后，我们很有可能看到中国远离世界独自在痛苦和挫折中折腾，而在这个世界中，象苏联这类表面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人看来已经抛弃了他们的原则而崇拜起个人福利的金犊（古代以色列人的崇拜偶像），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总的来说已经表现出来他们不能够或者他们不愿意继续进行由中国榜样激励的有效革命斗争。虽然这在短期内看来不会比在东南亚军事扩张的前景更令人不安，但很清楚，从长远来看，谁也不会从一个拥有七八亿人口的国家与人类其他部分如此隔绝的局势中得到什么好处。当我们进入一个美国决策者可能发现他们面临最不能预料的问题和抉择的时代时，可以制定的少数几个确定的和明晰的目标之一，就是避免中国和世界脱离。
固然，关于毛的中国的未来，唯一有把握可以说的是，几乎一切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在最高层的斗争中，力量对比看来稍稍有利于毛和他的一派的得胜。可是，即使用即刻处决的办法一举统统消灭从刘少奇算起的反对毛的一批人（据说温柔和隐退的江青就希望这样），在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原则和方法为根据的可行的政治制度方面，还会有许多障碍。中层和下层党组织中的成员，可能会反对毛企图通过军队和红卫兵来统治这个国家。甚至各省党和（或）军队的负责人（其中有些已成功地抵制了红卫兵运动在他们地区的渗透）也可能会坚持他们的自治权――或者是为了等待事态的结局，或者是以党的名义反对毛的个人统治，举起反抗的大旗。
短期内，毛的威望和由毛支配的武装力量的压倒优势很有可能使他能够粉碎一切反对派并维持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可是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也很难看到一种主张靠大规模歇斯底里和毛主义咒语相结合的方法而使中国强大的政策，如何能被科学家、技术员、管理人员和现代经济成分中熟练工人无限期地所接受。
因此，虽然不可能预言中国人民在最近的将来要经受什么考验和震动，但看来不可避免的是，其他更能适应现代工业社会的枯燥的但有效率的合理性的政策，最终将取代毛的干劲冲天的政策。这并不是说，中国一定会遵循苏联的榜样，今天反对毛的那些人更不是象毛自己说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苏联的共产主义变种在现在对谁也不具有巨大的思想魅力，无论哪个北京的领导集团，如果不把维持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独立作为它的首要目标――虽然在毛接班人统治下，和莫斯科的关系不一定比现在的关系坏――就不能设想它可以存在下去。
不论将来中国采取的政策的确切性质是什么，很难看到现在对毛个人崇拜的夸张形式怎样可以在他消失以后还长期存在下去。可以肯定，他的接班人将会在事实上为了使他们自己不承担“文化大革命”所引起的恐怖和流血以及这些发展可能会导致的经济灾难的责任，将不得不谴责对毛的崇拜。如果当真发生这种情况，毛的革命功绩不一定会被否定或者失去它们的重要意义。这些功绩将简单地根据它们特有的历史背景被看作是一个特定时期的经验，而不一定作为将来的样板。显然，这永远不会使毛满意。他希望历史上记载的他，不仅是奠定他的国家新秩序基础的人物，而且也是永远拨正他国家航向的人物。几个世纪以后，虽然毛和马克思一样可能会过时，但是人们不会忘记他。这样，任何人的雄心也就都可以满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