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底，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两星期，我再到延安。周恩来已经飞往莫斯科，表面上是为了要求增加对中国的援助，但是据推测是为了获悉自纳粹和苏联条约签订以来斯大林政策的方向。我曾经有过两次正式谈话，谈话中所提的问题和回答都由王汝梅(现名黄华)记录和翻译。王是燕京的学生，北京的一个青年领袖，我在1936年把他带到保安。在正式谈话以前，有一天晚上我访问过毛一次，在他那里吃了晚饭，我们作了随便的非正式的交谈，根据这次交谈，我写出了下面的日记。
1939年9月23日。我看到毛住在一个有三间屋子的“现代的”窑洞“住宅”里。这个窑洞是在离延安数里路的黄土山中。我再一次注意到这个人非常沉着，任何事情似乎都不能扰乱他。他渐渐地养成了一种安详的态度。他显然不像蒋介石那样“紧张”。
我们谈到罗斯福的外交政策，民主党同共和党的分歧，中国的工业合作社，统一战线的若干新问题，八路军和国民党的关系，苏联对欧洲的政策以及这一政策对中国的影响。我们读了当天的新闻，并且进行了讨论。毛认为罗斯福会使美国参加战争，这一次战争(在欧洲)是一次“纳粹的帝国主义的战争”。毛认为在无苏联参加、张伯伦没有把英国拖进战争以前，这次战争可能成为一次“进步的战争”，但是它现在已经成为纯粹帝国主义的战争了。美国共产党过去支持罗斯福，但是如果他参加战争，他们现在就不会支持他。
他对美国两党对战争的态度感到有些迷惑不解。他认为奇怪的是：在上次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执政的民主党，在共和党的支持下，把美国带入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又是民主党执政，而罗斯福号召改变美国的中立政策，并且想把美国引向战争，但是共和党仍然是强烈的孤立主义者。为什么会是那样呢？难道共和党不代表大金融资本吗？他们会从战争中弄到很多的钱。我对这样简单划分两党的办法表示疑问，因为两党中都有各种各样的资本家，“大的金融资本家”一向都插手两党的事务。在国内政策上的压力也反映在对外政策上，公众舆论(包括劳工舆论)的改变会使共和党改变立场。
我举出对废除对美日商约问题的态度的改变作为例子。毛指出了美国政策中的矛盾，那就是美国商人不顾美日商约的废除，或向着这一方向发展？继续把原料卖给日本，而且比过去卖的更多。
我承认这一事实，我说这一政策并不比英国的政策更奇怪，英国武装并在财政上帮助希特勒，甚至一直到战争爆发前还把捷克银行的储备全都交给希特勒，并把他所要的一切东西卖给他。也要考虑一下苏联对日本的政策。苏联把库页岛的石油卖给日本并维持贸易关系，而且延长日本人在苏联领海上捕鱼的权力。当英国买日本鱼时，英国的左翼力量曾发出一阵可怕的咆哮，而当俄国把捕鱼权卖给日本时，他们却不说一句反对俄国的话。毛笑了，并且说这是斯大林从罗斯福那里学来的。
在整个谈话中，他常常用斯大林的名字来指苏联。(我说)俄国仍然把军火和供应品卖给德国，而在同时又维持一种表面的“中立”地位。明天俄国可能同德国处于交战状态。
我说，在那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将会变得很混乱，以至“像被一只猫儿搅乱的线团一样，在有人想把它理好时，却越理越乱”，谁也不能预见其结果。难道不是那样吗？(我问)
毛说，斯大林用不着发愁德国会在现在进攻。“希特勒是斯大林的囊中之物。”他是半开玩笑地这样说的，我问他是否真的认为是这样的，他回答说，他有十分之五，即50％是这样认为的。
在回答其他问题时，毛表示，他相信斯大林同希特勒订立协定，目的在为了事先阻止张伯伦组成反俄同盟。(他说)张伯伦曾经告诉希特勒说他必须进攻俄国，不然英国就会参战。假如希特勒打俄国，张伯伦准备将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波罗的海各国给希特勒。斯大林提出了比张伯伦的建议更富有吸引力的建议。
(这似乎是一种比喻的话；看起来毛欣赏这个想法――斯大林对这个被人轻视的手拿洋伞的人【指张伯伦(1869-1940)，全名为亚瑟・涅维尔・张伯伦，英国首相(1937-1940)，保守党领袖。――本书编者注。】玩了一个很漂亮的把戏，在延安常用漫画和泥人来讽刺这个人。)
毛要我谈谈关于工业合作社的消息――它们是怎样开始的等等。
我说明中国工业合作社的历史，从初期在上海时起，到国际委员会的成立直到在国外设立的许多募捐委员会。我着重指出它对游击队的价值。
在我讲这一段(很长的)话的时候，毛把身体向后靠，喷了一口烟，当我作这个(冗长的)演说时，他眯着眼睛。接着他说他完全支持工业合作社，并且自从我在汉口写信告诉他这个运动的情况以来，他一直是这样做的。
他说了这番话：“我们支持建立许多小工业作为战争期间经济建设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的想法。即使中国工业合作社对前线和敌后游击区不能做什么事情，它们正在做的工作对于帮助后方恢复工业是极为重要的。但是最需要工业合作社是战区和敌后游击区，我们的部队，人民和政府也将最热烈地欢迎它。
用这种方法我们能达到多种目的：(1)制止沦陷城市的敌人商品流入农村游击根据地。(2)把中国的原料和资源供我们自己的工业之用，并阻止它们被日本所利用。(3)创立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游击根据地来支援长期斗争。(4)训练我们的失业工人和不熟练工人，使日本不能用他们来对付我们。(5)对农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制造品来换取粮食，借以维持农村繁荣。
中国的所有朋友应当支持这一进步运动。“中国工业合作社应首先注意游击区的需要。沦陷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具有头等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日本成功地征服了(巩固了)这些地区，合作工业就会跟任何其他工业一样毫无前途。”〔毛同意将这段话写出来分送海外华侨。后来他这样做了，把这一段话写得很精确，并且加上了一些爱国辞藻。这封信是通过香港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委员会发表的，并且对募捐起了帮助作用。〕
〔在这次访问中，我在延安住了10天左右，我在纯社交场合会见过毛几次，同他在一起喝过茶，玩过扑克。他也在学打桥牌；有一次我和他、他的妻子玩牌一直玩到第二天早晨一点钟。我们一连几晚不是玩桥牌，就是玩扑克。我已忘记教他玩桥牌是马海德【马海德，即乔冶・海德姆，美国医学博士，1936年7月和斯诺一起进入苏区，自愿要求留下来参加中国革命，并于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成为建国后第一个外国血统的中国公民。此后一直在卫生部担任顾问。――本书编者注。】还是1936年我在保安时的“学生”之一。在我的日记中，我曾提到毛在玩扑克时是个大赌家，一个不高明的但爱吓唬人的人，然而，他是一个风趣的玩牌的人。他把玩扑克看得太轻松，因而不大适合认真玩扑克的人的胃口，他自己觉得津津有味。赌注很大，但是完全是假的。〕
毛的健康已有改进，他逐渐发胖了。我曾问他究竟喜欢军事生活，还是他在当时所过的行政人员的办公室生活。他说他更喜欢军事生活，在长沙战役期间，他的肠胃比任何时期都好。在闲谈中，毛曾问了许多关于美国地理、气候和人民的问题。他问在南方的黑人是否已获得了任何新的选举权，还问关于文盲的统计数字。他还问起美国的印第安人以及美国如何对待他们。他对从来没有一个天主教徒当选为美国总统这件事感到吃惊。他问：难道在美国有很激烈的宗教冲突吗？大多数人是怎样结婚的？他曾读过关于国立黄石公园的文章，他问我曾否看过这个公园。他认为中国应有那么一个公园……他说他永远不能理解禁酒法怎么会在美国通过。看起来他对美国文明的科学和机械方面很感兴趣。他也很被他所听到的关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切所吸引。他想到国外去旅行，但是他认为在他看到更多的中国以前决不能这样做。虽然他曾走过中国很多地方，中国还有很多奇妙的地方他应当去看。像苏维埃俄国一样，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
在这个时候，毛同一个电影演员结了婚。这个演员是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来延安的【电影演员即蓝苹，后改名江青。――本书编者注。】。在那一年初，毛和他的妻子贺志珍【贺志珍，即贺子珍。译名有误。本书编者注。】吵了架。贺参加过长征，从江西和毛一起到保安。1936年，我曾在保安看到他们在一起，后来离了婚。后来毛夫人同他们的小儿子【此处有误。同贺子珍去苏联的是他们的女儿李敏。――本书编者注。】去俄国。毛在次年再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