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国民党军队三次大规模“围剿”后，“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根据地已取得重大发展。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联结成一片，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等革命根据地也都有相当规模。客观形势需要建立起一个对各根据地实行统一领导的机构。
中共中央早就急于成立全国性的政权，在一九三○年二月四日发出《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告》。五月下旬，在上海秘密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毛泽东、朱德没有出席而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会上成立苏维埃大会准备委员会。当时中共中央实际负责人李立三认为，中央政府应当设立在武汉，至少也要在长沙、南昌等中心城市。随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纠正，这件事暂时被延搁下来。
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中又把“建立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与各区政府来对抗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与实施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法令”作为“苏区最迫切的任务”。①筹备工作改由中共苏区中央局负责进行。六月一日，苏区中央局发表《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宣布在八月一日召开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但不久因为国民党军队即将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大会又在六月下旬决定改到十一月七日举行。
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刚刚失败，日本突然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在四个多月内占领我国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这个严重事实，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朱德、贺龙、彭德怀等在九月二十五日联名发表文告指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占据了满洲最重要的一切城市，用枪炮炸弹屠杀着满洲劳苦的工农群众与兵士，把满洲已经完全看做是他们的殖民地了。”②坚决主张抗日。
可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已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他们根本不能正确地估量全国局势中出现的这种重大变动，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而把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看作主要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线”，脱离实际地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也看不到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日益高涨的抗日要求，看不到中间派的积极变化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而把中间派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要以主要力量对它进行打击。他们一味强调所谓“进攻路线”，在王明起草的一个文件中宣称“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③，把反对这种冒险行动的主张一概斥为“保守”、“退却”以至“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且利用组织手段把他们那一套强行推行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去。
这样，就使革命根据地内的状况大大复杂化了，也使毛泽东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也就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夜，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④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通常称为赣南会议），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分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对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了争论。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几个中心县委书记也举出大量事实来支持毛泽东的看法。中央代表团却根据中共中央八月三十日来信所说中央苏区的严重错误在于“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对中央苏区的工作进行多方面的批评和指责。
会议在“国际路线”的旗号下，通过了中央代表团起草的五个决议案。虽在原则上肯定红军取得粉碎三次“围剿”的胜利，但重点是表示“完全同意”中央来信对中央苏区的批评，并从各方面加以展开。
在思想理论上，他们把毛泽东坚持的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指责为“狭隘经验论”。说道：“红军中狭义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生了不小影响，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要走到错乱的非阶级路线的前途上。”⑤
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们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主张。认为：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二七会议’虽然反对了露骨的富农路线，虽然在土地问题上进了一步，但其‘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的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⑥
在根据地问题上，他们把“傍着发展”的正确方针当作右倾保守来反对，要求中央苏区“必须于最短时间内”同湘赣等苏区贯通，“再进一步与赣东北与湘鄂赣边苏区贯通，这样来扩大并巩固苏维埃根据地”。⑦
在军事方面，他们指责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写道：“党包办一切的结果，把红军中军事、政治机关，失去其独立系统的工作，变成了不健全的残废机关。这种由党来包办一切的根源，仍然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⑧提出：“红军中包办一切军队行政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应即取消。各级党的组织应当由各军政治部管理。”⑨指责红一方面军保留着“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和“街市战”。
几个决议案最后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⑩实际上是不点名地对毛泽东进行批判。
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随着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左”倾教条主义支配下的中共中央对它内部事务的直接干预也正在步步加强。
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这样，就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之外。
尽管如此，中共临时中央仍认为赣南会议对毛泽东批判得很不够。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临时中央在给中央苏区中央局的电报中批评中央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中没有能完全贯彻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反右倾”纲领。说：“自我批评的发展，在大会及其前后都没有充分的发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非常薄弱，大会上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党大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⑾
赣南会议前，苏区中央局曾致电中共中央，“望派一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苏区主持中央政府工作。”⑿由于毛泽东在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享有很高的威望，中共临时中央经过讨论后致电苏区中央局：“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人，决定毛泽东；副主席二人，张国焘与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后来，经过苏区中央局同临时中央商议，将原来规定的“江西苏维埃主席”改成项英。毛泽东是在遭受严厉批判的情况下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他的前进道路，显然将十分艰难曲折。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分别来自中央苏区，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西、琼崖等苏区，红军部队，以及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共六百一十人。会议开幕那天上午，举行了阅兵典礼。下午，项英致开幕词。晚上，毛泽东和代表们一起参加提灯庆祝晚会。
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报告回顾并总结了中央苏区过去的工作，认为：中央苏区是全国最大的苏区，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红军主力的所在地，它的巩固与发展，在全国苏维埃运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指出：在中央苏区，建立了强有力的工农红军，他们依靠苏区广大群众的力量，连续击破了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围剿”，战胜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开辟了红军战争史上的新纪元。在中央苏区，已经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同时，也说到中央苏区存在着错误和缺点，有待纠正。报告认为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有利于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在这种新形势下，必须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必须巩固和扩大红军，必须使苏维埃政权真正变成工农群众的政权，必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必须加强反帝运动及职工运动的工作，必须纠正过去肃反工作中的错误，等等。
大会主席团于十一日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毛泽东等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经过讨论，依据临时中央有关宪法大纲的来电原则，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并经大会通过。会上还通过了临时中央提供大会讨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等法令。大会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项英、张国焘等六十三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大会在二十日闭幕，由毛泽东致闭幕词。
这次大会制定的《宪法大纲》，确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性质是工农民主专政。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⒀这些规定，虽然受到中共中央“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笼统地把一切剥削者都排除在政权之外，但这个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工农大众当家做主的中央政府，并具体地规定了劳动人民在各方面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和《经济政策》等，以法律的形式把土地革命中实行的“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政策固定下来，并规定工农大众享有的劳动和取得物质待遇等种种权利，但其中也有一些“左”的政策规定。如《土地法》中宣布“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的实行没收，被没收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与中农实行分配”。还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影响了土地革命的健康发展。
根据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人民委员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处理日常政务，并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代表大会闭幕后，十一月二十五日，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任命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等十五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委员，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中革军委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红军。二十七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议还选举毛泽东任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但张国焘一直没有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职。会议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江西瑞金。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当时，各个革命根据地仍处在被分割的状态。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根据地和各路红军的统一指挥，在政治上也产生很大的影响。代表大会通过的一系列法规和决议案，在初步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为临时中央政府和各根据地的立法和施政方针确定了共同遵守的基本准则。然而，临时中央的主要着眼点却在于过分夸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力量，片面强调苏维埃同国民党政权的对立，急于取得在全国范围内的革命胜利，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由他们起草而经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中包含的一些过“左”的政策，对根据地的发展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不到一个月，发生了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等和中共秘密特支领导下发动的宁都起义。像这样一支有着很强战斗力的国民党正规部队成建制地投入红军，过去还不曾有过，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第二十六路军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大革命时期，刘伯坚、邓希贤（小平）等一批共产党员曾在西北军工作过，党的主张在这支部队里有一定影响。中原大战中冯玉祥失败，西北军的主力之一孙连仲部被蒋介石收编为第二十六路军，在第二次“围剿”时被调到江西参加对红军的进攻。在作战过程中，许多官兵受到红军很大影响；九一八事变日本强占我国东北，又引起他们强烈的民族义愤；蒋介石对第二十六路军的处处歧视和压制，更激起他们的愤慨。宁都起义后不久，季振同曾对萧劲光说过：“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刘伯坚。”⒁
十二月上旬，毛泽东已得知第二十六路军即将起义的消息，主持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进行讨论。会议针对有人提出的争取一个旅起义的主张，要求尽量做好工作，争取组织“全部暴动”⒂。十一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分会见第二十六路军内中共特别支部代表袁汉澄（袁血卒）。袁血卒回忆道：
“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同志领我去见毛主席。我和刘伯坚走在后边，我轻声问：‘毛主席是什么主席？’他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主席在哪里学的军事？’我接着又问。伯坚同志敬重而郑重地答：‘噢，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呀！他没进过军事学校，但他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熟读兵书，军事上料敌如神。几次苏区反‘围剿’的胜利，就是在他指挥下取得的；在政治上，他更是高瞻远瞩，每到关键时刻，都有卓越的见解。’”
“毛主席的住处陈设极其简单：一张木床，一张木桌，桌上除了笔砚，就是一摞摞的报刊书籍。……第一句问话是：‘汉澄同志是地下党员吧？’‘是。1927年在西北军官学校入的党。’”
“随后，毛主席问起地下党的情况。”“刘伯坚同志插话说：‘我在西北国民军时，赵博生、董振堂和我们的关系很好，他们具有高度的爱国思想。’”“毛主席称赞说：‘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是容易跟共产党合作的。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爱国主义是个重要的基础。’”
“毛主席……随后把话题引到了暴动问题上来，他说：‘军委会昨天讨论了宁都暴动的方针和策略，都很好。汉澄同志你考虑一下有把握吗？’听主席这样一问，我一时回答不上，脸上有点发烧，稍停一下，坚定回答‘有把握！’‘有好大的把握吗？’显然主席要问个究竟。‘假使七十四旅不干，七十三旅和总指挥部是有把握的。’我把七十四旅的情况向主席做了扼要汇报。”
“毛主席点点头说：‘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要力争实现。这全靠我们党做过细的组织工作。’停顿了一下，毛主席又说：‘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上捅上一刀，也是一件好事。’‘你们能把二十六路军这支反动武装争取过来，那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有重大意义。’”⒃
十二月十四日，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人在宁都宣布起义，带着两万多件武器，开入中央苏区。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由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
毛泽东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身分，负责指导红五军团的建设工作。在红五军团，同其他红军一样，建立政治委员制度。毛泽东找即将就任的红五军团政治委员萧劲光谈话。他说：“对这支部队，要努力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办事，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军官，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⒄他又对即将就任红五军团十三军政治委员的何长工说：宁都起义部队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你有改造起义部队的经验，首先要把十三军搞好，这一炮打响了，就会影响十四军，鼓励十五军。⒅经他批准，中革军委从红军中选派了一些有改造旧军队经验和出国留过学的干部刘伯坚、左权、宋任穷、朱良才、程子华、朱瑞、唐天际、赖传珠等到红五军团工作，并任命刘伯坚为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十分重视发展红五军团中原有的进步军官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批准董振堂入党。当董振堂得知被批准入党时，将三千多元私人积蓄全部交给党。军政委何长工把这件事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说：不要全交嘛，寄些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董振堂坚持全交，说：“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党，还要钱干什么？”毛泽东还找在宁都起义中起了积极作用的军官季振同、苏进、卢寿椿谈话，详细了解情况，批准他们三人入党。卢寿椿随后担任了红五军团第十五军第四十三师师长，苏进担任第十五军第四十四师师长。
毛泽东十分重视采取一般士兵容易接受的形式对红五军团官兵进行教育。他派文艺演出队到红五军团中去演出，并对演出队的负责人李伯钊、钱壮飞、胡底说：要稳定他们的政治情绪，他们过去是为军阀打仗，现在是要为苏维埃而奋斗。过去当白军，现在是当红军，要想尽各种办法向他们宣传过去是为谁牺牲，为谁送命。李伯钊等按照这个主题，编了一个《为谁牺牲》的戏，反映当时国民党军队士兵的悲惨遭遇，在红五军团各军演出后收到了很好效果。
关于宁都起义和红五军团的建设，周恩来一九四三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过：“宁暴时毛泽东领导争取五军团干部。”⒅从红五军团后来参加历次战役时在战场上的表现来看，充分证明对这支部队的教育改造工作是非常成功的。
宁都起义胜利和红五军团诞生，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力量，红一方面军由第一次反“围剿”时的四万多人发展到六万多人。
宁都起义发生的第二天，原在上海而没有到任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在秘密交通护送下进入闽西苏区。同月底，到达瑞金。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在瑞金举行，着重讨论中共临时中央提出的要红军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问题。周恩来在到瑞金时曾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队固守坚城和红军技术条件不具备等情况，说明红军不能去攻打中心城市。周恩来同意这个意见，致电临时中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复电：原议不变，攻打城市不能动摇；如果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一月九日，临时中央又作出决议认定：“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要“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⒆这次苏区中央局会议就是讨论选择攻打抚州、吉安还是赣州的问题。会上，许多人认为抚州及其周围有朱绍良部十个师，吉安及其周围有陈诚的五个师，在三个城市的比较中只有赣州守军较少，并且同周围其他军队的联系不密切。这样，会议就转到讨论如何打赣州的问题。毛泽东仍不同意打赣州，在发言中提出：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是闽粤两省的咽喉，是敌军必守的坚城；它三面环水、城墙高筑、易守难攻，前年三月红四军曾围攻赣州三天，没有结果，只得撤围；现在赣州南北都屯集着国民党重兵，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技术装备很可能久攻不克，还是以不打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但中央局多数成员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主张打赣州。毛泽东又一次成为少数。他再建议可否听听前线指挥员的意见。项英说：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我问过彭德怀可不可以打下赣州？彭德怀回答：“赣州守军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