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超然
萧超然，1929年生，湖南临澧人。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现任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主任、教授，蔡元培研究会总干事、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中共党史、中国政党与政治、北京大学校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著有《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合著有《国民革命的兴起》、《北京大学校史》。主编了《中国政治发展与多党合作制度》等。
萧教授的家在北京大学，到处堆满了书，显得有些拥挤。他笑笑说，这大概是北大的特色。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有关毛泽东和北京大学的谈话。
访问人：北京大学是我国历史最久的一所名牌大学，荟萃着不少风云人物，为国家培养了很多栋梁之材。1919年这里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恰恰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和它发生了密切关系。我们想，北京大学一定对毛泽东也发生了一些影响。
萧超然：如果谈到影响，这是一个还有点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1918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充其量只是一个图书馆助理员，地位很低下，谈不上什么。我想，地位低，那倒也是。假如毛泽东后来没有成为伟人，我们也就不会知道他的名字。问题是毛泽东成了伟人，他又刚好是五四时期在北大工作过一段时间，北大呢，又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处在新旧转折的阶段，那里又出现了一批群星，这与毛泽东在北大很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这现象就值得研究了，虽然时间很短。
访问人：影响是一定有的，那么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萧超然：影响有大有小，这个影响有多大，大家看法也不相同。我认为，毛泽东从韶山到长沙应该说迈出了一小步，然后从长沙到北京是比较大的一步。如果没有两次北京、上海之行，他可能不会走向全中国，甚至走向全世界，换句话说，就不会有后来的伟人毛泽东。
访问人：请您具体谈谈。
萧超然：这个影响主要表现在他早期思想的转变，表现在他人生道路的选择方向，具体说来，就是对他选择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
第一，北京大学的文化现象使毛泽东眼界大开。毛泽东在来北京之前，从没有出过湖南省界。但他是一个好学深思的人。在湖南求学的几年中，他读书，看报，脑子不停地思考，一门心思地要探讨救国拯民的“大本大源”。1918年的北京大学，由于蔡元培校长采取广揽人才的政策，正处在人才荟萃，思想上、学术上异常活跃的时期，各种新思想在这里争奇斗艳。像毛泽东这样渴望知识，追求真理的年轻人，一来到这种地方。受到这种文化现象的感染，一定会感到极大的兴奋与刺激，并且眼界大开。同时，他又是一个有极强参与意识的人，所以一到北大，他就参加了北大的新闻学会和哲学会。此后还参加了李大钊、王光祈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不是北大的，但初期会员多数是北大的）。这些学会在当时都是针贬时弊，研讨救国救民道路的学术团体。无疑对毛泽东一定会发生不小的影响。
访问人：1918年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的之前与之后，思想有很大不同。这之前，他强调立志，强调探求“大本大源”。这之后就接受了很多新思想，强调民主和科学，反对儒家的独霸思想等等。
萧超然：下面我谈的第二个影响，也就是对他选择信仰的影响。当然这个影响是多方面的，比如接触工人啦、社会啦，都有关系。我主要谈谈他从北大读过的书所受的影响。因为毛泽东信仰的确定，是从各种主义、学说比较中逐渐形成的。要比较各种主义、学说，首先要了解这些学说，不了解这些学说就谈不上选择。毛泽东自己说过：他在北京期间，读了许多东西。当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拥有全国大学图书馆中最大的藏书量，毛泽东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在这样的地方，他一定读了不少过去从未读过的书。具体读了哪些书，现在还找不到直接的材料，起码《每周评论》、《新青年》他读了。像《国民杂志》、《新潮》等北大的一些刊物也会读的。李大钊欢呼十月革命胜利的文章，也正是毛泽东在北大时发表的。这些都会对毛泽东产生相当的影响。拿《共产党宣言》来讲，毛自己说1920年夏就读了，有些学者提出《宣言》还没有出版。我觉得毛自己说的话，不要轻易否定。他没有读到陈望道译的《宣言》，但他可以读到其他人翻译的《宣言》。1919年4月，《每周评论》就介绍过《共产党宣言》其中的一章，“无产者与共产党人”，翻译者是成舍我，他当时是北大的学生，后来是世界日报的总编辑，很有名的报人。还有1919年11月出版的《国民杂志》也刊登了《宣言》的一章，是北大经济系学生李泽彰翻译的，是《宣言》的纲领。像这些材料，毛泽东是不是可能看到，我想完全可能。另外罗章龙的回忆，也有一定的可靠性，因为他是德文班的学生。北大存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最早的文献，关于德文版的有8本。罗章龙说曾和他的同学翻译过 《宣言》，或打印或油印，是比较可信的。还有黎锦熙回忆，1920年1月，看到毛泽东的桌上摆着《共产党宣言》，如果和罗章龙的打印本或油印本联系起来就不奇怪了。总之，当时的北大介绍各种主义、学说，介绍俄国革命的书刊很多，这在毛泽东确定信仰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对于他选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方向是很关键的。
访问人：北京大学的各种人物也一定对毛泽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萧超然：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三个问题。各种人物对毛泽东的综合影响。
访问人：早年的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友不博，则见不广”只要“人有善，虽千里吾求之”凭着毛泽东这样一种访贤问道的精神，在北大一定拜访了不少名人。
萧超然：大体说来有三种：第一种，是大的名流学者。如蔡元培、胡适、梁漱溟、邵飘萍、周作人，还有新闻学系的教授徐宝璜等，这些人对毛泽东说来，可谓神交已久。通过杨昌济的介绍也好，还是自己登门上访，或去听课也好，毛泽东两次在北京期间，都或多或少的和他们有些接触。虽然没有过多过深的交往，但给毛泽东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在后来的回忆中就一再提及这些人，并引以为自豪。从受的直接影响来看，曾受到胡适实验主义的影响，周作人的新村主义影响，当然这些影响在他选择主义的过程中都逐渐被否掉了。邵飘萍自由主义的倾向，也使他非常佩服。可见那些名流学者们新颖的思想，深逢的学问和其本身所具有的特殊魅力，曾使青年毛泽东感到了一种吸引力和精神满足，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他日后的修养和领袖品格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第二种是李大钊、陈独秀这样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论影响恐怕他们两人最大，主要反映在毛泽东世界观的形成上。毛泽东在没有见到李、陈以前，还谈不上对主义的选择，第一次在北京期间见了，当然也还不存在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因为陈独秀本人也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都对俄国革命的胜利抱有好感，这就为他们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当毛泽东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对各种主义的分析、比较中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他第二次见了陈独秀，很快就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这一方面，毛泽东自己也有回忆，他说：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了其他任何人”。因此，我们可以说，他们两人在毛泽东选定人生目标与信仰中起了导向作用。
第三种是在北大的湘籍教授和一些学生。湘籍教授主要是杨昌济和黎锦熙。毛泽东在湖南求学的时候，他们就是毛的老师，而且师生关系很好，到了北京毛泽东和他们更是来往密切，有问题、有困难总是找他们解决。黎锦熙国学根底雄厚，在治学、研究方面对毛的影响大一些。杨昌济在修身立世方面对毛的影响大一些。1920年杨昌济逝世以前，还向上海的章士钊写信道：“吾郑重语君：二子（指毛泽东和蔡和森）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可见杨对毛是十分看重的。在北大学生中毛泽东和朱谦之一起讨论过无政府主义，和康白情一起议论新诗，还接触了傅斯年、罗家伦等等，当然一段时间之后，毛就对他们表示失望。影响最大的还是湖南籍学生邓中夏，他们后来来往密切，通过邓中夏，毛泽东认识了许多别的朋友，还参加了邓中夏发起组织的“平民教育演讲团”。五四运动中，邓中夏曾专程到湖南向毛泽东介绍北京的情况。邓中夏还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将毛泽东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公布于众，使青年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在当时的北大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访问人：一个人的成长，要受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从毛泽东来看，他和北京大学的这段因缘，是他选择人生道路的关键所在。那么请您谈谈毛泽东和北京大学的关系，到目前为止，还有搞不清的问题吗？
萧超然：大的问题基本上都可搞清楚了。比如他在北大做什么，有些什么活动，结交了哪些人，思想受了哪些影响等等。具体问题有的也说不太清楚。比如，他来北京前，从他的通信来看，杨昌济希望他进北大读书，但为什么没有进，直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没有看到材料。
访问人：当时的北大要考试，是否他外语或者是数学不行？
萧超然：这是一种可能。文史专业一定要考数学。吴晗当年考北大，中文、历史都是100分，数学零分，结果北大没有录取，清华录取了。
访问人：现在人们比较强调他的经济困难，是否也有关系？
萧超然：也有可能。他自己讲，开销很紧张。不过毛泽东不太喜欢学校，喜欢自由研究。北大的环境他肯定欣赏，但让他进正规的班听课，他不一定欣赏，他一直讨厌正规的教育，喜欢不受拘束。
访问人：其实门捷列夫在普鲁士留学时和他有相似情况，那里的教授请他读博士学位，他不肯。毛泽东也很有主见，求真理不一定非进学校才行。
访问人：如果强调他的经济困难，我也不太赞成。以毛泽东当时的家境，说服父亲不一定不准他进大学读书。还有毛泽东没有出国，也有人把它归结为家庭经济困难，我认为也不一定正确。当时经济困难的罗学瓒，就是毛泽东等为他借钱出国的，还有陈绍周也是这样。以毛泽东当时在学生中的地位，以及向章士钊借款三万元的情况，他出国是无问题的。关键还是想立足国内，这也符合他本人的性格。萧超然：显然毛泽东为什么没有进北大读书，各种因素都有可能。还可以探讨。
访问人：最后请教一个问题，建国后毛泽东与北大有哪些来往？
萧超然：总的说，毛泽东对北大是比较关注的。《毛泽东书信选》还收了他给北大的一封信。那是1949年北大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请他参加，毛泽东回信表示，感谢邀请。他说：“因为工作原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第二年，五四运动31周年时，他又给北大写了信，并应全体师生的请求，给新制的校徽题写了“北京大学”四个字。
访问人：“文革”期间毛泽东和北大也有不少联系。
萧超然：那个情况就比较复杂了。要说清楚，还需要再找时间，详细研究。
1992年5月17日于北京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