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田
赵勇田，1925年6月生于河北安平。1938年投身革命，1939年1月参加八路军，曾先后担任排长、指导员、文化科长、解放军总参谋部文化部副部长。主要著述有：《抗美援朝战争纪实》、《板门店谈判》、《独脚虎将》、《小八路日记》等。
作为原总参文化部的副部长，他离休后一刻也没闲着。这几年又潜心抗美援朝史的研究，相继推出《抗美援朝战争纪实》、《板门店谈判》等著作。忙归忙，他对生活也很投入。
毛泽东难下决心
访问人：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过去40年了，直到今天，仍然是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毛泽东和党中央是如何做出抗美援朝决策的？
赵勇田：新中国成立后，不到一年，毛泽东就面临着难以下决心的选择。我们党领导28年的斗争，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刚刚取得政权，就在1950年6月25日爆发了朝鲜战争。如果从1949年10月算起，到1950年6月，才有9个月的时间，如果算到1950年10月19日出兵，也才有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当时我们的新中国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经过几十年的战乱，我们需要治理的是一个疮痍满目、百业凋零的国家，当时的状况，从几个方面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毛泽东难以下决心，难以选择。第一点，就是解放战争还处于尾声。到1950年春，大陆上的蒋介石国民党军虽然消灭了，但西藏和台湾还没有解放，同时还有大量的国民党的散兵和土匪，大约有40万，也有的说是50万，国内还有军事行动，总之战争还处于尾声。第二点，是进行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新区土改要涉及三亿一千万人，这是一件大事。不仅是消灭封建势力，而且是解放生产力，在当时我们工业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农村生产力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因此，解放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这就要实行土地改革。第三点，是抓紧恢复国民经济。革命胜利后在社会经济领域引起了一系列的变化，广大农民要生产，工商业要发展，社会秩序要稳定，这一切都需要政治指导的正确，在政治上民族资产阶级是拥护共产党的政策的，但不少入是观望，看看你们共产党能不能搞建设，能不能站住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党中央于 1950年6月6日到9日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接着又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为贯彻这些精神，接着又开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通过一系列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各方面的步骤和方法，都是为了治理战争创伤，改变和稳定当时的社会秩序，所以，当时全党的心思都是在国内，搞好我们的建设。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和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是连着召开的。当时有的代表就在北京，还没有回去，6月25日就发生了朝鲜战争。毛泽东和党中央就是在这种极端复杂的情况下处理朝鲜战事的，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明下决心的难度。
访问人：对朝鲜爆发战争，毛泽东有没有预料？当时中下层干部有无反映？
赵勇田：据我接触的材料，可以说有预料又没有预料，所谓有预料，是说早在年初毛泽东在苏联访问期间，斯大林曾向毛泽东透露，金日成想用军事手段解决南方的问题。但哪一天，用什么形式解决，是毛泽东和中央所不知道的，这就是没有预料。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是很突然的，包括柴成文同志，据他回忆，他看到朝鲜战争《号外》，是他从西南军区调往北京路上在郑州车站看到的。中央军委调柴成文本是去东德工作，而他赴京后却改为出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说明，上面可能有些准备，中下层没有准备，甚至满脑子想的还是搞和平建设，想自己以后的发展。
慎重考虑后的抉挥
访问人：朝鲜战争爆发后，党中央作了哪些部署？
赵勇田：6月25日朝鲜爆发战争后，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并命令他的海空军给予李承晚以支持，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占领台湾，接着又操纵联合国，组织所谓联合国军，直接介入朝鲜内部事务。这些变化，就引起了我国领导人的密切关注。1950年7月7日和7月10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两次国防会议，决定组建战略预备兵团――东北边防军。东北边防军是以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为主组建的，还任命了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等。由于形势发展很快，因此第十三兵团就急促地从驻地河南向东北调动。组建这个兵团，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解放战争向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转变。8月以前，我们的准备基本上是面上的准备，但到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成功，这就直接威胁着我们东北的安全，也就面临着两种选择了。
到底怎么办？毛泽东有两种选择：一是守土护疆，就是在鸭绿江边上守着，守卫国土；一是直接出兵援助朝鲜人民。美军在仁川登陆占领汉城后，不仅没有停止，而且越过了三八线。局势更加严峻。所以客观上事物的发展把新中国的领导入推上了处理国际战争的舞台。这个舞台不好上呀，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和国民党军队作战。地理情况、人事情况都熟悉，而此时我们面对的是国际战争，特别是对美国这样的强国，当时敢跟美军抗衡的只有苏联和我们。所以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到底怎么办？发展的结果又如何？毛泽东和党中央是经过了慎重考虑的。
现在我们知道，党中央和毛泽东至少在10月2日就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这有电报为证，就是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其中说：“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10月8日，正式发布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并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访问人：毛泽东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是不是和朝鲜劳动党的请求有关系？
赵勇田，有关系，现在已经查到了金日成首相请求中国出兵的信件。过去史学界讲到此事时，只是笼统地写10月上旬，现在收藏在档案中金日成的信件，落款是10月1日，有中文，也有朝鲜文。现在我们为什么重视“请求”二字呢？因为不请求就出兵，这涉及两国主权问题，有了这个请求就比较好办了。所以在我和柴成文同志合写的《板门店谈判》一书里，有意识地出现两到三次“经两党商定”周恩来干什么，“经两国政府商定”彭德怀如何如何。这不仅为了师出有名，也是为了反映历史的真实。实际情况就是那样。
但是我认为，我们党和政府作出抗美援朝的重大决定，是根据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战争的预测独立自主作出的，绝不是简单地由于一个“请求”就出了兵。
访问人：在出兵问题上，当时党内是有不同意见的，你能不能说说这方面的问题？
赵勇田：这个问题我知道的不多，但从事后接触和了解到的情况，有几个方面可以说一说。一个是军队内，打了几十年仗，革命成功了，好不容易刚获得了和平，又要打仗，这个弯子不好转。这就如同搞体育运动会一样，运动会期间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可精神了，但比赛结束，一松懈下来，一点劲也没有。我们的解放战争刚刚打完，又要动员参战，的确存在一些实际问题。当时我就认识第五十军的副军长，五十军是起义部队，那时他就和我说，刚刚解放，他们部队里起义兵和俘虏兵占有相当一个比例，他流露出不愿指挥这样的部队去打仗的情绪。他们不是怕打仗，当兵的嘛就是打仗的，常言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嘛！但他带这样的部队有顾虑，这是当时的实际反映。当然，我们的主力部队，工农成分多，政治素质好一些，但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再一个是在政界，最大的担心还是怕影响经济建设，怕打败仗，打不赢怎么办？又怕打到北京来，怕北京刚解放又失掉，这样的担心是有的。从战场上下来的人都有体会，我自己就有这样的切身体会。我们部队从太行山上下来，到河北邯郸，就感到这个地方好，可不能丢掉，以后从晋冀鲁豫平原到了石家庄，觉得这里更好，是大城市啊，有电灯、电话，自来水，又这么干净，可不能丢掉啊。所以那时为什么毛主席一再讲不要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就是针对人们这些思想来的。再一个是群众性的，我们的基本群众，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好的，是跟共产党走、听党的话的，但群众中也有这样那样的思想问题，主要是恐美、羡美，恐美主要是在知识界和民主人士中。认为美国科技先进。恐美的面要宽一些，不少人觉得美国兵厉害，他们刚刚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有那么强大的空军和海军，担心志愿军打不赢。不然为什么花那么本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抗美援朝的教育运动，如果简单的话就用不着搞这么大的声势了。凡此种种，不一一列举。
这些问题集中在党内，尤其集中在中央决策层，也就出现了主张出兵和不主张出兵两种意见，我认为这些都是正常的，属于决策过程中的争论和思考，这和作出决定之后再反对不是一回事。
林彪不愿带兵吗？
访问人：有些文章和一些回忆录讲，林彪是不赞成出兵的，毛主席点他的将，他不干，究竟怎么回事？
赵勇田：现在的说法不甚一致，究竟他到底怎么不干法，具体如何，毛主席什么时候征求他的意见，等等，都不太清楚，至少史料中记载的不清楚。但他不愿带兵是真的，他的行动也证明他不愿带兵，因为他去苏联了。
这里有个情况说一下，就是当时我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柴成文同志从朝鲜回来，写了一个《汇报提纲》给周总理，周总理让柴成文去向林彪汇报。这时是1950年9月初。为什么向林彪汇报，我猜测可能那时是让他带兵的。在柴向林汇报中，好像林已看过“提纲”了，就问了许多问题，如朝鲜的道路怎么样，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如果打败了怎么着，打胜了怎么着等等。柴成文后来回亿，他当时觉得林彪在态度上有些不坚决，还产生了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有些变化的感觉，但他当时还没有产生愿不愿意带兵的感觉。这仅仅是一个侧面。其他方面的情况我也说不好。但不管党内有什么意见，
毛主席一拍板，出兵的事情就定了，10月2日通知斯大林，10月4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同时调正在西北地区的彭德怀回京，10月8日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以后就是10月25日赴朝作战部队打响第一次战役了。访问人：中国出兵抗美援朝这个重大举措，反映出毛泽东的伟大和魄力，其意义是什么？
赵勇田：我们翻开时间表可以看得很清楚，1950年10月24日，西南军区第十八军结束了解放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次战役，就是昌都战役，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半岛上就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次战役，中间没有间隔，历史的衔接就是这样紧。虽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认为这是一种巧合，但对中国最高决策者来说，是他导演“戏”中的一步。
抗美援朝战争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一次规模最大、投入兵力最多的局部战争，双方投入的兵力都有百万，除了原子弹之外，所有的现代化武器都使用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一个伟大战略家的伟大和魄力，我觉得有三点：一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处理民族危亡的问题上高瞻远瞩。从调动第十三兵团到东北边防军的建立，以及出兵整个过程，应该说都是按照战略部署进行的，未雨绸缪，运筹帷幄。我记得那时，从9月初开始就动员机关干部炒小麦、炒玉米，当然是讲为了支援朝鲜，并没有讲是给志愿军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作为战略家高瞻远瞩是非常重要的。二是战略家的胆量，在当时亚洲格局和世界格局的情况下，世界上分两大阵营，社会主义阵营是斯大林挑头，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敢于主动挑起这样重大的国际义务，这在一般情况下真是难于下决心的。三是全局在胸，这么大的一次战事，如果没有战略家的眼光是不可想象的，打赢这一仗就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威望，提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如果不打这一仗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现在是看得很清楚了，若当时不出兵，美国人就在鸭绿江边，你怎么搞建设，小丰满水电站也搞不了，沈阳、大连等和内地的大工业也搞不了，上海、东南沿海也要受牵制。所以这一仗应该打，而且值得打。所以我感到毛主席在难以下决心，难以选择的情况下毅然决然选择出兵，是非常英明的，这也正是他才华横溢的写照。
出兵有百利
访问人：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过去40年了，它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什么，我们从中得到一些什么启示呢？
赵勇田：我和柴成文同志在写作 《板门店谈判》一书过程中，采访和接触了一些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在国内统帅部工作的老帅和将军们，如徐向前、聂荣臻、杨得志、洪学智、王平、李志民、李达、伍修权、杨成武、肖克、吕正操、社平、丁国钰、迟浩田、徐信、魏传统、华楠、刘志坚、史进前、李真、王政柱、彭清云、黄文明、高存信等，在他们身上有一种共同的精神，那就是经过抗美援朝战争的洗礼和锻炼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自力更生，自强不息，通过参预国际战争。增强了巩固国防意识与应付未来战争的现代意识。在采访过程中，我们也探讨了抗美援朝这场战争的意义，概括起来有四点：
一、认为毛泽东作出的抗美援朝决策是正确的。这些老将军们个人的经历不同，但对毛主席作出的抗美援朝决策，一致认为是应当的，正确的。就是出兵有百利，不出兵有百害。出兵虽有不可避免的伤亡，也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一些物质上的损失和负担，但用牺牲换来了祖国的安宁，这是非常值得的。老将军们有的受了伤，身体上不仅带着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的弹片和伤痕，还带着抗美援朝的弹片，如彭清云老将军，抗日战争时失去了右臂，在志愿军任师政委，奋战在前线，身体力行，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前几年，社会上有人说什么毛泽东在出兵朝鲜问题上要了英雄主义，冒了一次大险；也有人在某些著作里专门寻找毛泽东与彭德怀往来电报中意见不一致的东西，按作者意愿扩大某一方面，以此说明毛泽东战略指挥上的失误。其实这些人幼稚得很，他根本不懂统帅与前线指挥官之间战略运筹的过程和关系。老将军们对这些议论也是嗤之以鼻的。
二、通过这场战争对全民族进行了一次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这场战争不仅挽救了一个民族的危亡，保卫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树立起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这是几百年来中国的志士仁人所一直奋斗的。当美军越过三八线直向鸭绿江边突击时，形势已经很危急了，有的说美军距江边有40公里，有的说有20公里，柴成文同志是驻朝大使馆政务参赞，他说他们的工作人员也到了北部边城江界和满浦。如果朝鲜灭亡了，再恢复那是很困难的。我军一出兵，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第二次战役之后，美军就退回三八线以南。那时全国人民都很振奋。所以，抗美援朝对我们民族来讲，提高了全民族自力更生、自强不息、振兴中华的精神。经历过抗美援朝的人，现在年纪小的也到了60岁左右，对这些人的成长和革命意志的保持以及作为社会中坚都是十分重要的。他们从40岁、50岁、直至60岁，对其支持着的社会基本意识，就是那时树立的。在这场战争中涌现出的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如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罗盛教、张积慧等的事迹一直被人们传诵。
三、为社会主义建设争取了一个和平环境。朝鲜战争中双方各调动百万大军，经过三年多的交战，最后终于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这个结局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当年参加过这场“马拉松”式谈判的柴成文同志有个说法，他认为在朝鲜战争中，我们和美国人基本上打了一个平手。美国没有达到他们占领全朝鲜的目的，我们也没有彻底把美国侵略军赶出朝鲜半岛，基本上恢复到战前的状态。双方都有胜利，也都有失败。你强调你的胜利，我强调我的胜利。但对我们来说，这个结局是最好的，不要忘记我们当时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强的大国，超过那个限度我看是不可能的。签字已经近40年了，有人讲，像板门店签字有效期为40年是不容易的，因为这40年给了我们一个稳定的和平环境，使我们有可能搞自己的事情。当然我们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个机会那是另一个问题。由此也可以看出。有一个好的和平的外部环境对我们槁社会主义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朝鲜战争停战签字以后，亚洲及至世界的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的世界两极发生了变化，冷战已经结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回顾五十年代的朝鲜战争，更应该为我们留下深深的思考，这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要忘记昨天的战争，不要忘记为了祖国的安宁流血牺牲的先驱，要记住自己的责任。我曾遇到过在第五次战役中没有打好的那个师长的后代。他是怎么看他的长辈的呢？他认为他父亲仗没有打好受到处分没什么说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人民是通情达理，很有政治头脑的。很使我感动。我接触到的老将军们都认为要把在战争时期形成的作风一代代传下去，把毛泽东思想一代一代传下去，发扬光大，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好起来。特别是现在有了一个很好的十年规划，小平同志又为我们规划了今后发展的蓝图，相信我们能把改革开放搞好，把中国的事情办好。那些在战争中流血牺牲的人们的血不能白流。
访问人：现在板门店还有我们志愿军的代表吗？
赵勇田：有，现在板门店还有我们志愿军的代表处，全称叫“朝鲜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处”。1992年春天，杨尚昆主席去朝鲜访问，在陪同人员中就有一位田同志，他就是朝中方面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委员。几十年来，它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的常设办事机构，与朝鲜人民军的代表机构共同“负责监督停战协定的实施与协商处理任何违反停战协定事件”.发挥了重要作用。
访问人：朝鲜战争已经过去40多年了，后人探讨这场战争的题目很多，我们今天着重回顾涉及当时中国最高领导层决策的一些重要情况，这对我们研究、剖析这场令入难忘的战争是有益处的。
赵勇田：我对于朝鲜战争的研究仅仅是起步，以上议论，只是个人的理解，以此抛砖引玉，获得教益。
1992年4月26日于北京花园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