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绥的“回忆录”用浓重的笔墨，描绘了李志绥在毛泽东临终前的所作所为，以及他当时所处的特殊地位。李和他的同伙们，把这个事看得很重，在“序幕”里写了，还觉得不够，到书尾又大书特书。既然如此，我们也多花点力气来弄清这个问题。
1、毛译东逝世场面的实况
让我们先听听一直坚持在抢救第一线的医学专家们对当时情况是怎样说的。
方圻说：“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刚从日内瓦回到北京，到家后就立刻去了中南海。有时我给毛主席读读唐诗，读过几次，后来就不读了。那时他讲话也不清楚，我也听不懂。他要什么东西，就用红铅笔在纸上写字，我们也看不懂。那是在老游泳池住地。
“唐山地震后，七月二十九日就搬到二○二号楼。以后我再也没看见他写字条了。李志绥说的不是事实。
“在九月八日，毛主席的血压就下降了，我们拼命给用升压药，又怕血管收缩过分，同时给血管扩张药，吸氧，由高日新教授做辅助呼吸。九月八日晚，血压仍在下降，药物一直用着，但血压很难维持。那时已经不行了，心电图显示只有微弱心电，已没有明显的心脏跳动了。那时只有我们进行抢救的一些人在毛主席的身旁，李志绥不在身旁。
“到九月九日零时，毛主席已经完全没有反应了，他不可能提什么问题了，也不可能让人去叫李志绥。”
陶寿淇和姜泅长都说：“九月八日下午四时，毛主席已插着鼻咽管，已经不能说话，也不能写字了。李志绥在‘回忆录，上说他拉着毛泽东的手，那是假的，根本没有，他胡说八道。”
王新德说：“李志绥说得不对，九月八日晚大约在六七点钟，毛主席血压下降，陶桓乐教授决定给用升血压药，那时主席已不大知道事了。从这时到去世，其间有五六个小时，毛主席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写字了，根本不可能找李志绥说话。李志绥说那时他拉着毛泽东的手，没那回事）根本就没有！李志绥当时就没有在毛主席的床边，他怎么会拉着毛主席的手？最后毛主席心电图呈水平线时，是由陶寿淇、陶桓乐、吴洁、方析宣布毛主席去世的。当时，医疗组的全体医护人员和值班的中央领导都在场。”
汪东兴是九月八日代表中央值班的成员之一。他对医疗组进行的抢救，以及当时的整个情况了解得比较多。他说：“李志绥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的是假的，九月八日晚主席已是病危，人已昏迷，不省人事，连续抢救四个多小时，直到去世也没醒过来。李志绥没有参加直接抢救，也没有动手。九月九日零点，毛主席怎么能叫李志绥到床前讲话，问还有没有救呢？”
再让我们看一看白纸黑字的文字记录铁证。这是毛泽东临终前，在医疗组进行抢救过程中，由医疗组专家成员的总负责人陶寿淇所作的医疗抢救记录，现摘抄如下：
九月八日晚上二十时五分，紫绀明显，吸痰及用呼吸器几分钟后紫绀一度减轻。
二十时三十分，四肢发凉，神志模糊，紫绀又加重，用呼吸器后稍减轻。
二十时五十五分，神志更不清楚，经鼻腔吸痰时无反应。
二十一时四十四分，出现阵发性房性心动过速。
二十二时十五分，血压降至80/58(mmHg)。
二十三时十五分，进入昏迷状态。
二十三时四十四分，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
九月九日零时四分，抽吸两下，血压测不到。
零时六分，自主呼吸完全消失。
零时十分，心跳停止。
这份记录，由医疗组全体医生一一过目核实，并亲笔签名。按当时的签名顺序，他们是：胡旭东、陶寿淇、方析、吴洁、姜泅长、高日新、翟树职、李志绥、陶桓乐、王新德、薛世文、周光裕、朱水寿、徐德隆、李春福。
现在，我们再看看李志绥的“回忆录”是怎样描写的：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午夜零点，毛泽东的呼吸越来越微弱。……华国锋殷切的眼睛望着我，他低声急促地问我：‘李院长，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了？’王洪文、张春桥和汪东兴都凑了过来。”（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汪起身出去时，内室中的一位值班护士跑过来，匆匆对我说：‘李院长，张玉凤说毛主席在叫您。，我绕过屏风，走到毛的床边。”“张玉凤对我说：‘李院长，主席问您还有救吗？’毛用力点点头，同时慢慢伸出右手抓住我的手。我握住他枯槁的手，挠动脉的搏动很弱，几乎触摸不到。”
“我站在那，握着毛的手，感觉他微弱的脉搏时，江青从她居住的春藕斋赶到。”
“我弯了腰对他说：‘主席放心，我们有办法。’这时有一痕红晕在毛的两颊出现，两眼顿时露出了刹那的喜悦光彩，接着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两眼合下来，右手无力地从我的手中脱落，心电图示波器上呈现的是一条毫无起伏的平平的横线。我看看腕上的手表，正是九月九日零时十分。”
“回忆录”作者们的这段“深刻入微”（黎安友语）而且活灵活现的描写，是很能欺骗一些人的。要不是众多的（不是一个人）、最具权威的当事人的证言，要不是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毛泽东的病历记录出来作证，似乎历史就只能按照李志绥一类人的主观意志来剪裁了。
事实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毛泽东临终前，李志绥既没有参加直接抢救，也没有在毛的身旁。“回忆录”这段生动的描写全是骗人的。
请想一想，九月八日晚上八点半毛泽东已经“四肢发凉，神志模糊”；八点五十五分，“神志更不清楚，经鼻腔吸痰时无反应”；十一点十五分，“进入昏迷状态”；十一点四十四分，“瞳孔散大”。人都昏迷了，还能问“有没有救”？瞳孔都散大了，还会“有一痕红晕在毛的两颊出现”？还会“两眼顿时露出了刹那的喜悦光彩”？不知道李志绥凭哪里来的这种神奇的本事，能从毛泽东已经瞳孔散大的眼睛里，看到毛泽东露出的喜悦光彩？
李志绥们造假，这一条是铁板钉钉了，任何抵赖也无济干事。
“回忆录”在对毛逝世的全过程作了描写之后，紧接着一句话，就是：“毛的逝世并未使我感到难过。”我们说，李志绥对毛泽东逝世全过程的整个描写都是假的，只有这一句是真的。
2、遗体保护过程
我们还想谈谈“遗体保护组”的问题，因为李志绥在这个问题上同样编造了许多假东西，应一并予以揭穿。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说：“我成立了遗体保护组，从全国大的医学院校的解剖、病理和生物化学等专业调来研究人员二十多人参加工作。”“我们研究了中国古代保存遗体的方法，便马上发觉行不通。”“我们研读了大量科学刊物，最后决定，唯一保存毛泽东遗体的方法就是改善原己采用的福尔马林灌注法。”这段描写也很“深刻入微”，但很遗憾，也是假的。
为弄清真相，我们访问了三位重要当事人。一位是吴阶平，一位是黄树则，一位是徐静。
吴阶平说：“毛主席逝世后，确定遗体长期保存供瞻仰，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办公室，由谷牧副总理领导，下设纪念堂建筑组、水晶棺制作组、遗体保护组、机电组等。每周开会由各组汇报工作，协调进度，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遗体保护组，由北京、上海、长沙、广州有关学科的专家组成。在原新疆办事处进行研究讨论保护的技术措施，长达十一个月之久。在这期间，遗体现场的工作，由保护组的负责人黄树则、吴阶平、林钧才（按：当时任北京医院院长）三人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直至遗体移入纪念堂。
“李志绥从未在遗体保护组参加过遗体保护技术工作，从未参加过国务院专门办公室的汇报讨论，也从未参加过遗体现场的值班。”
黄树则说：“遗体保护组开始由刘湘屏（当时的卫生部长，谢富治的夫人）任组长，我任副组长。后来谢富治出了问题，谷牧副总理说，刘湘屏不能负责了，由黄树则、吴阶平、林钧才来主持。”
徐静当时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形态教研室第一副主任、组织学讲师，后任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局长。她对我们说：“毛主席遗体保护工作是中央交给卫生部，开头由卫生部长主持，后来由黄树则领导，组织科研人员来完成的。李志绥参加了遗体保护组，但他并不懂得遗体保护技术。遗体保护任务的全部工作，从提出研究方案，到实施研究方案，到在毛主席遗体旁值班，李志绥一项也未参加。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说：毛的外形大变，‘将准备好的中山装穿上去，但胸腹肿胀，系不上钮扣，只好将上衣及裤腰的背后中线剪开，才勉强穿好’。根本没有这回事。我们是量好尺寸，赶制了一套中山装给毛主席的遗体穿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