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产生，也在斗争中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在他的时代认为，必须以革命的暴力，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认为这种革命，必须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丰富发展了关于国家革命的学说。在他的时代，提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便开辟了“十月革命”的道路；使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继承了列宁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他的时代，则认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如中国，也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不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并在实践中，坚持“十月革命”的道路，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井冈山”道路。使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夺得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
从继承和发展中，明显地看出：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每前进一步，都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才有所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的军事学说中，也是如此。如毛泽东对列宁关于“游击战争”的理论，便有继承，有突破，有发展，甚至使这一理论达到高度科学化、艺术化的程度。
1906年列宁在《游击战争》一文中，曾说：“马克思主义决不拒绝任何一种斗争方式。”并指出：“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的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这就充分肯定了“游击战争”这种斗争方式，并斥责了对游击战争的种种怀疑和攻击。
毛泽东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极为严肃认真，尤其重视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但他绝不象“左”倾机会主义者那样，教条地照搬苏联的经验，搞什么“一省数省的胜利”，把希望又寄托在攻打大城市上，给革命造成难以弥补的危害。毛泽东认为，不对具体问题作具体的分析，不承任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的阉割。应当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继承和运用马列主义，又要在本国的革命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
列宁所指的“游击战争”，主要是指在“黑帮政府反对居民的武装冲突和搏战绦件下，“居民自发地、无组织地――因此也就往往采取不能奏效的坏形式――用武装冲突和攻击来对待这种现象。”他还说：“有人说，游击战争会把觉悟的无产阶级弄到不可救药的无赖流氓的地步，这是对的”，并进一步得出结论：“无产阶级的政党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把游击战争当作唯一的斗争手段，甚至是主要的斗争手段。”因而主张：“社会民主党应当好好培养和训练自己的组织，使它们真正能够起作战一方的作用，不错过任何一个打击敌人力量的机会。”这些论述，是列宁考察了俄国、那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而提出的，也许完全是对的。
但毛泽东没有无条件地照搬这一理论，更没有象从苏联回来的那几位秀才那样，无条件地实行。因为任何一国、任何革命的经验，既有普遍性的一面，更有特殊性的一面，因而只能学其精神，至于具体如何做，则要考察中国革命各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然后作出抉择。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具体环境的特点是：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极不平衡，但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敌人的强大，他们有武器、军事物资都远比革命武装强大的常备军；红军的弱小，数量、武器、作战物资远不如敌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些特点便奠定了井冈山时期的战争形式只能是游击战的理论基础；其战争形式绝不能是苏联“十月革命”式――首先在大城市起义，然后推进到全国；也不能是采取中国的北伐战争式――长驱直入，占领大城市，而必须是以农村为根据地的游击战；并且必须有一套适合中国特点的、科学的战略战术；决定了中国弱小的红军，能够在与强敌的战争中夺取胜利。
所以，中国的游击战争，无论理论的深刻性，战略战术的科学性，指挥艺术的灵活、丰富多彩性，还是实践的有效性，都不是列宁所指的“游击战争”所能比拟的。
首先，中国的游击战争，绝非自发的、无组织的、盲目的行动，而是一开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有目的、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武装起义；它有着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得到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忠实支持；它有着严密的军事组织，尤其在三湾改编之后，军队完全在党的指挥之下，并有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保证，有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即使有相当的游民、流氓无产者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但在党的教育影响下，也绝不会“把无产阶级弄到不可救药的无赖流氓的地步”，倒是这些游民、流氓无产者在党的教育影响下，在革命实践的自我教育中，锻炼成长为自觉的革命者；它还有坚强的纪律性，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和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更保证了军事行动的高度统一。
就是这样一支在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成功地、极为有效地进行了“游击战争”，取得了第一次到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人类战争史上发出耀眼的光辉，在中国、在世界，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仅以第三次反“围剿”为例。蒋介石亲自出马任总司令，分兵三路，中路何应钦，左路朱绍良，右路陈铭枢。“进剿”军由第一次“围剿”的十万人、第二次“围剿”的二十万人，到这次的三十万人马，取“长驱直入”的战略，风烟滚滚，气势汹汹，直扑革命根据地。而我军却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安一点，由西而东，向敌人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诱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武之地。及至敌人觉察，回头向北，我则乘机打其疲劳者。然后向莲塘、良村、黄肢突进，四天连打三仗，三战皆捷，缴枪逾万。敌主力发现我意图，猛力并进，找我作战，我却穿插迂回，休整自己，疲劳敌人，使敌人的士气沮丧，我则避其锋芒，击其虚弱，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终使蒋介石无能为力，在自嗟叹，只好退却。真可谓不可一世而来，弃甲曳兵而逃。毛泽东所谱写的“游击战争”的篇章，其高超的指挥艺术，也熠熠生辉。
还是在井冈山游击战争时期，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就开始形成了一套尽管带有朴素性质却是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术，这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以后毛泽东又在实战中提出了“诱敌深入，避敌精锐，击其虚弱”的方针。这就包举了游击战中的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两个阶段；而战略防御又包括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形成了较为全面、又为实战证明是正确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如：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反对游击主义，承认游击性；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役的速决战和战略的持久战；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反对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反对大后方思想，承认小后方思想；反对绝对的集中指挥，承认相对的集中指挥；反对单纯的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承认红军是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反对土匪主义，承认严肃的政治纪律；反对军阀主义，承认有限制的民主生活和有权威的军事纪律，反对孤立主义政策，承认尽量争取一切可靠的同盟者，等等。总之，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也有防御和后退。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充满生动活泼的辩证法和高度机动灵活的军事指挥艺术，使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从理论到实践部趋于成熟。
然而，”左”倾冒险主义者，闭眼不看世界，不看中国革命的实际，好象脑袋长在别人的脖子上。他们基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剧”、革命高潮的形成，甚至认为世界革命也即将成功等错误理论，提出了“三次反‘围剿’被粉碎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然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错误路线，狂热地提出与蒋介石的战争是“国与国作战”，要“全面出击”、“夺取中心城市”、“御敌于国门之外”、“要决战”、要“绝对的集中指挥”、”两个拳头打入”等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抛弃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反诬游击战为“游击主义”，“是山沟沟里产生的”，这些毫无马克思主义气味的鲁莽家和战争门外汉们的理论与孤行，最后导致了极为严重的恶果：“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成了逃跑主义。”使红军连遭劫难，损失大部，根据地丧失殆尽，被迫长征。造成了革命史上最惨痛的教训。
恩格斯在1849年4月1日所作《皮蒙特军队的失败》一文中就曾指出：
皮蒙特人一开始就铸下的一个大错误，就是他们只用正规军队来抵抗奥军，他们想进行最一般的、资产阶级式的、规规矩矩的战争。一个想争取自身独立的民族，不应该仅限于用一般的作战方法。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方法。
这多么象是针对中国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所发的响箭，准确无误地击中其教条主义的要害，显出他们反马克思主义的卖质；也多么清晰地看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英明，以及他关于游击战争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当时的历史条件是，中国大而弱，它是个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大国，又是近百年来任人欺侮、任人宰割的弱国，但是，它所进行的民族战争，却是反侵略的正义的战争，因而是进步的；日本帝国主义小而强，虽然它的军力、物力、财力是强大的，疯狂一时，不可一世，但是它国小、人少，所进行的战争，是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因而是落后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既不会失败而亡国，也不会轻易速胜，但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却是肯定的。日本帝国主义凶狠、残忍，但它陷于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象一匹野牛陷于火阵，既不可能速决，又因人力、财力、军力的匾乏绝不能持久，所以最后的失败，也是必然无疑的。
反映在军事上，中国的抗日战争的作战形式，也决不能只是单一的正规军的对抗作战，而必须是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等的结合，相辅相成。
抗日战争的根本规律是战略上的持久战，而且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论持久战》）随着这种防御――相持――进攻的发展和变化，各种主要战法也有着不同的地位和作用。第一阶段，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和游击战为辅；第二阶段，则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和阵地战为辅；第三阶段，以运动战为主（并非第一阶段的正规军进行的运动战，而是游击军所担负的游击战上升为正规军所进行的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故为辅。而这三个阶段上的游击战的地位和作用也绝不完全相同。
运动战的特点是：正规兵团；故役和战斗的优势兵力；进攻性和流动性。游击战的特点则是：在战场、战地、战区的高度主动性，取得自由权；兵力的指挥和使用上的灵活性，分散以发动组织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及时转移，不拘于一城一地、坛坛罐罐；客观条件下尽可能严密的计划性。所以，八路军的作战方针只能是：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并且出现了“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
本来，游击战在正规军的战役作战上起近距离的、直接的配合作用，即只起战术作用，但在中国，国大、力弱、抗日的持久性等特殊条件下，游击战就不但是主要的战争形式之一，而且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和作用。毛泽东把这种战略作用归纳为六项：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二、和正规战争相配合。三、建立根据地。四、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五、向运动战发展。六、正确的指挥关系。而且在战术思想和实战的指挥上的“防御和进攻，持久和速决，内线和外线；一切行动立于主动地位；灵活地使用兵力；一切行动的计划性”，等等，其思考的严密性、灵活性，其得心应手的程度，都达到高度艺术化的境界。
在中国的军事传统中，出现过关于游击战争中的某项战略战术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如：“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孙子，九变》）便涉及到作战中的防御和进攻问题。“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孙子?谋攻》）便涉及到作战中的指挥和灵活地使用兵力。但这是朴素的，孙武没有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谈论现代化战争，尤其是游击战争中的战略战术问题。
在国际上虽然有过游击战争，如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古巴、越南在解放战争中的游击战；也有一定的理论建树，如列宁的《游击战争》等，但没有任何一国能象中国的游击战争，有如此复杂而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既有阶级战争中的游击战，如土地革命战争、解放战争，又有民族战争中的游击战，如抗日战争，更没有哪一位军事家象毛泽东那样，对游击战争，有如此全面、系统、科学、深刻的论述，不但肯定游击战争这种斗争方式，肯定它的战术地位，并由此制订出一系列战术原则，而且创造性地肯定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并由此制订出一系列战略原则。从理论上的论证，到具体的战略战术的制订，都既继承本民族最优秀的军事传统，也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传统，并丰富和发展了这些传统，使之发扬光大。
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的理论，确实有着自己独特的创造性，确实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并达到新的高峰――到目前为止，中外还没有任何人能逾越的高峰。游击战争这篇文章，确实让毛泽东做活了，做绝了。毛泽东所表现的军事战略家的风范，其军事思想的深刻性，其军事艺术方面的造诣，不但史无前例，即使在现代，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还没有谁能与他媲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