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思维活动，都是客观事物的运动、发展引起的。
一切革命家的思想意识，他的理论以及依据这种理论所制订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客观实践在其头脑中的正确反映。毛泽东认为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人们头脑里所固有的，而是从客观实践中来，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中来。所以，他一生都特别注重调查研究，并全力倡导全党都重视，进行调查研究，以胜利地进行革命和建设。
1957 年2 月，福建省上杭县荣山公社官山大队一位名叫赖茂基的农民，把珍藏了二十七年之久的一本油印小册子《调查工作》，作为革命文物贡献出来。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异常说：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回来了。这便是后来更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他还在1963年3月的广州中央会议上回忆了这篇文章的诞生经过，并说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斗争才写出来的，他很喜欢这篇文章。还印发给大家阅读。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重视、如此喜欢这篇文章？
原来这篇文章写于1930年，是针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错误的。在农村，教条主义者主张“杀、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的头颅，烧、烧、烧，烧尽一切反动派的房屋”，对土豪劣绅及其家属子女，一律斗争，一律打倒。在城市，他们主张对中小商人和工商业兼地主的工商资产实行没收政策，甚至有人主张把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
为纠正这种错误，毛泽东亲自到寻乌调查，历时二十多天，弄清了当地情况，又召开五十多人的调查会，核实材料，集思广益，写成近十万字的《寻乌调查》，并在调查过程中，把实践中的心得体会进行哲学的概括。他认定：“你对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么，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凡革命队伍中，无论官长还是士兵，都知道的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就是来自这篇文章。
无疑，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种思想来自革命实践，客观地反映了社会实际。它产生于对客观实际进行调查的末尾，而不是先头。
这篇文章虽不是宏篇巨著，却是反对党内教条主义错误的一个历史性总结，是第一次鲜明地提出共产党人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正确阐明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科学论断，彻底揭露了教条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实质和对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思想的先导。
毛泽东继列宁创造性地开辟了“十月革命”的道路之后，也创造性地开辟了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井冈山道路”，其实这也是经过调查研究，因而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的科学成果。
毛泽东两上井冈山，两次走遍了整个罗霄山脉，对井冈山有利的地理条件（方圆五百里、山高林密、五大隘口，有万夫莫开之势，攻退可取）、经济条件（盛产稻米和油茶、林木等，可提供给养）、政治条件（党群组织基础较好，农民运动发展好，有党员、群众在山上坚持斗争）进行了详细调查，
才作出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重大决策。
历史证明，这完全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是英明的。
还有，游击战术原则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也是来自对井冈山大王朱聋子的“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的宣传作了调查，改为“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也是经过“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指全歼赣敌杨池生、杨明轩部一个团，击溃其两个团）”的龙源口大捷之后，总结出来的。这些战术原则，在三次反“围剿”中，在以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得到丰富和发展，恰当的运用和成功。
这套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在国外是没有先例的，是在中华民族这片沃土上产生的，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军事史上的创举，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它闪烁着毛泽东思维艺术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