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后，由毛泽东倡议成立的中央高级学习组逐渐成为延安最有权势的机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许多功能已在静悄悄中被中央高级学习组所取代。在延安经常出头露面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只剩下毛泽东、康生、任弼时、陈云等少数人，其它几位，或因病住进了医院（王明），或主动请求离职悄然前往了农村（张闻天）。王稼祥、凯丰在整风之初活跃了一阵后，很快也销声匿迹了，博古、邓发则成了“问题人物”。至于远在重庆的周恩来和坚守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彭德怀虽然暂时还未被触及，但他们几乎对延安上层近几个月所发生的变化毫无所知，直到1942年2月21日，毛才致电周恩来，通报有关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讨论过去路线的结论精神。①在延安之外的政治局委员，也许只有刘少奇对延安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他几乎与延安同步，在苏北的盐城也开始了整风的部署。
①《毛泽东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函电》，《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8期。
面对政治局和书记处名存实亡的既成事实，毛泽东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作为其个人领导整风运动和全党一切工作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
1942年6月2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以下称中央总学委）宣告成立，由毛泽东亲自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总学委设秘书处，康生兼任秘书长，李富春任副秘书长。总学委下辖五个分区学习委员会：
中央直属系统（中直机关）分区学习委员会：康生、李富春负责；
中央军委直属系统（军直机关）分区学习委员会：陈云、王稼祥负责；
陕甘宁边区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任弼时、高岗负责；
中央文委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周扬负责；
中央党校分区学习委员会：彭真负责。
中央总学委的设立，标志着中央高级学习组成立后开始的权力转移过程得到了进一步深化。中央总学委具有最高权力机关的各种特征，总学委的秘书处作为毛泽东的办事机构，犹如清廷中的军机处，政治局和书记处虽未明文予以撤销，但其许多职能已被中央总学委取代。
毛泽东主控下的中央总学委具有广泛的权力。总学委有创设机构权，1942年后，中央总学委在延安各分区学委会普遍设立了党的常委会组织。总学委还有权向延安及各根据地发号施令，决定停止一切政治及业务工作，转入整风文件的学习。总学委有权决定参加各地高级学习组成员的名单，判别哪些干部可以进入，哪些干部不能进入。总学委派出的巡视团和巡视员享有至高的权威，可以任意前往各重要机关、学校检查运动进行情况，听取各单位负责人的汇报。
1942年6月2至15日，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总学委举行了三次会议，仅从这三次会议所决定的几项重要措施，就可以清楚看出总学委在整风运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和毛泽东领导整风的策略。
一、布置抽阅高级干部的整风笔记。
1942年3至4月，毛泽东亲自选编了供干部必读的“二十二个文件”，下令所有参加高级学习组的干部，必须对照文件精神，联系个人的思想和历史经历，写出整风笔记。
6月2日，中央总学委第一次会议决定，总学委有权抽阅参加中央学习组全体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并由康生拟出第一批抽阅笔记的人员名单。①
6月7日，总学委第二次会议宣布了负责检查笔记的人选名单和分工范围：一、四学校及文抗――凯丰、乔木、蒋南翔。②二、党校――毛主席、彭真。三、军委――王家祥、③陈云、陈子健。四、中央直属――康生、富春、尚昆、曾固、曹轶欧。五、边区系统――弼时、康生、师哲、廖鲁言。④
①《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②“四学校”指鲁迅艺术学院等党校以外的学校，“文抗”指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
③即王稼祥。
④《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多么急于了解党的高级干部对他所发动的整风运动的真实态度。毛尤其关心中央党校学员的思想反应，这是因为1941年后大批延安及外地返延的高级干部被送入中央党校受训，中央党校已成为高干集中地，毛迫切希望了解他们的“活思想”。
二、运用“掺沙子”、混合编组的方法，将国际派孤立在中央学习组下的十个小组。
国际派分子大多为重要干部，一些人甚至是政治局委员或中央委员，无论是其资格或是运动本身的目的，他们都应被列入中央学习组。为了防范这批“问题人物”在中央学习组“扎堆结伙”，互为呼应，毛泽东在编组上也作了精心安排。中央总学委将国际派成员分散编入各个小组，在不少小组都安排了属于毛营垒、但职位较低的干部作副组长，以收监督、牵制之效。
1942年6月7日，中央总学委宣布中央学习组混合编成十个小组，组长与副组长名单分别如下：①
正组长副组长
第一组毛泽东高岗 谢老（谢觉哉）
第二组朱德彭真 吴老（吴玉章）
第三组弼时尚昆 徐老（徐特立）
第四组家祥贺龙 陶铸
第五组凯丰林老（林伯渠） 方强
第六组陈云罗迈 蔡畅
第七组博古徐向前 定一
第八组邓发陈正人 师哲
第九组富春叶剑英 乔木
第十组康生谭政 萧劲光
以上十个小组的正组长，除了李富春之外均是政治局委员，但有几个小组，非政治局委员的副组长却比正组长有更大的权威。例如，博古虽是第七组组长，但小组的实际主持人却是毛的盟友陆定一。第八组组长邓发的境况与博古近似，副组长陈正人是毛在江西时代的老部下，为了加强陈正人的力量，毛还把中央社会部工作人员师哲安排为副组长。对于德高望重的朱德，毛甚至也未完全放心，他虽无意猛烈打击朱德，但却颇担心朱德“立场不稳”，于是特派出此时备受他信任的彭真担任朱德的副组长。
三、“引蛇出洞”，摸底排队。
自毛泽东整风报告传达后，延安各机关、学校陆续出现针贬“三风”（党风、学风、文风）的墙报、壁报，其中少数内容尖锐的壁报已引起延安社会的震动。为进一步“收集材料”，1942年6月7日召开的中央总学委第二次会议部署进一步“放”：要使领导者善于启发，使大家有话敢说，展开争论，暴露思想，然后从容结论。②
①《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②《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6月15日，中央总学委第三次会议更具体要求：各机关、学校出有墙报者，为着展开思想上、工作上的论争，对于投稿之选择，不论其正面的与反面的，正确的与不正确的，均应登载，不得抑制。①
中央总学委密切注视着延安各单位的整风动态，全力引导整风朝着毛泽东规划的方向发展。总学委要求各系统分区学委对所属单位一一“摸底排队”，“择其必要者加紧整顿之”。至于“哪个机关、学校应特别注意，由总学委同志与各系统学委商定之”。②
中央总学委作为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最重要的机构，其地位与作用类似于二十几年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央文革小组。
毛泽东是中央总学委的挂帅人物，是一切重大决策的设计者。中央总学委在毛的直接领导下行动，也只对毛个人负责。
在中央总学委内，康生是第二个最有权势的人物，康生作为总学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具体秉承毛的旨意办事，其角色类似于文革期间的江青，但远比江青的地位显赫。
1942年底刘少奇返回延安，一段时间后也担任了中央总学委副主任，排名在康生之前，但刘少奇似乎不愿多在幕前活动，因而人们一般仅注意到康生而忽略了刘少奇。
在总学委的权力金字塔上，还有其它几个重要角色，他们分别是李富春、彭真和陆定一。
康生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后权势得到进一步扩大，一跃成为集部份党权、情报权、干部审查权于一身的延安第二号人物。全面整风发动后，康生又成为毛泽东“圣旨”的传达人和毛与总学委之间的联络员。在党内，康生是中央社会部部长、情报部部长、中央敌工工作委员会主任；在领导整风方面，康生是总学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主任。康生还取代凯丰担任了指导整风的总学委机关刊物《学习报》的主编。康生大权在握，权势熏天，1942年4月5日，延安《解放日报》在社论中甚至将康生与毛泽东的名字并列，号召全党“细心研究一下毛泽东和康生同志的报告”，以“了解什么叫三风”。
毛泽东有意倚重康生，在经他亲自选定的整风必读“二十二个文件”中，其中有两份是康生作的报告。毛将康生和刘少奇并列，封为“马列主义正确路线”的代表，从而大大抬高了康生的身价。康生自恃有毛泽东撑腰，更加有恃无恐，竟将其妻曹轶欧也拉进了总学委，让她参与抽查高干笔记。康生的奸诈险恶使延安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失去了安全感，神憎鬼厌，人见人怕，许多高级领导干部都避康生如避鬼神，惟恐躲之不及。
1942年6月，康生向毛泽东提议，让担任各政治局委员的政治秘书协助他做整风的调查研究工作。康生的“调查研究”之真正含义是什么，毛当然一目了然，正可谓求之不得，只是彼此心照不宣罢了。经“党中央同意”，康生正式要求胡乔木（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黄华（朱德的政治秘书）、廖鲁言（王明的政治秘书）、师哲（任弼时的政治秘书）、王鹤寿（陈云的政治秘书）、陶铸（王稼祥的政治秘书）、匡亚明（康生的政治秘书）等作他的助手，向他及总学委汇报“整风学习的进展情况”。③
①《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②《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③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45-246。
只是此时中共上层正处于急剧变动之际，各政治局委员与毛的关系深浅不一，毛对彼等态度也大有差别，因此，康生此项工作的成效也各不相同：凡与毛关系比较密切的政治局委员，他们的政治秘书多以工作繁忙为由，对康生交办的任务束之高阁，最后则不了了之；只有任弼时的秘书师哲和王明的秘书廖鲁言经常向康生汇报工作。①师哲当时任毛泽东的俄文译员和任弼时的秘书，又是社会部的工作人员，与康生接触较多主要是出于工作原因。但廖鲁言与康生联络频繁就显得颇为蹊跷了，因为王明自1941年10月生病住院后已脱离工作，廖鲁言的“工作汇报”又从何谈起？无非是将王明夫妇日常生活的动态和言论及时向康生汇报。1943年1月，王明对廖鲁言作过一次谈话，王明讲述了在中共历史上三次反对“莫斯科集团”的问题，廖鲁言对王明的谈话作了记录，事后迅速向毛泽东作了汇报。②廖鲁言对毛的忠诚自然得到了回报，事实是廖鲁言在中共建国后长期担任国务院农业部部长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并于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他并没有因长期担任王明的秘书而受到任何打击。
中央总学委的另几个关键人物李富春、彭真、陆定一等也各手握重权。整风运动开始后，身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组部副部长的李富春很快被任命为中央总学委副秘书长兼中直机关分区学委组长，主管中枢机构的清洗、整顿工作。在整风期间，李富春几乎与康生并驾齐驱，是毛泽东最倚重的干部之一。1942年6月7日，很可能是得到毛的授意，李富春在总学委第二次会议上提议成立中央总学委秘书处，由康生负责领导。李富春又提名吸收杨尚昆（中共北方局书记，刚从太行返回延安）、柯庆施（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参加中直系统学委会常委会。③陈云除参与领导军委系统分区学委，还负责对选派到中央党校受训干部的资格审查工作。彭真则全面掌管全党高级干部培训兼审查中心的中央党校。陆定一在历史上曾受过博古等国际派的严重打击，1941年从太行八路军总部政治部副主任、宣传部长的任上调回延安，很快受到毛的重用。毛知人善任，授予陆定一的新职责也不平常，他成了凌驾于博古之上、监督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的舆论总管。
①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45-246。
②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38。
③《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1942年6月，中央总学委成立后的一段时间，任弼时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被委派领导中共西北局的整风工作，没能如康生那样成为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任弼时政治地位的变化，反映了中共核心层斗争的复杂性。任弼时为人较为方正，在整风初始的关键时刻难免显得碍手碍脚，将其暂时打发一边，不让他与闻某些机密，以待其“觉悟”，可能是毛泽东暂时贬谪任弼时的原因。
1942年春夏之际，毛泽东祈求多时的整风暴风雨终于向延安各机关、学校袭来。毛的得力助手康生、李富春等已全部披挂上阵，――中共重建工程已正式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