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的政治―组织构成中，党的意识形态宣传部门一直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意识形态宣传对于中共之重要，不仅在于它可为党的政治、军事等一切实践提供全套的解释，使中共全部活动奠定在学理和道德基础之上，而且还可以被党的领袖运用作为对付党内政敌的有力工具。正因如此，三十年代末之后，毛泽东一直在为控制中共意识形态部门而奋斗。
由于在当时及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报刊在中共意识形态宣传系统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毛泽东对中共报刊寄予了最大的关注。1941―1942年，毛泽东依靠坚强的组织机构：中央高级学习组――中央总学委全面占领中共舆论阵地，最终将其置放于自己的绝对控制之下，――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改版就是毛泽东这一战略行动的重要组成部份。毛泽东改组《解放日报》是为推动全面整风而精心策划的一个攻坚战，此举标志着从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开始的毛个人控制舆论工具过程的最后完成。
六届六中全会后，虽然毛泽东已在制定中共文宣政策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他对文宣部门的控制尚未达到绝对化的程度，中共文宣部门尚留有一些国际派人物在主持工作，对毛仍存有一定的制约，因此毛对中共文宣系统还是左右看不顺眼。
首先，毛泽东对由博古担任主任的中央党报委员会抱着根不信任的态度。中央党报委员会是一个在中共历史上存在很长时间的组织，它的主要职责是代表中央政治局领导、监督中共所有报刊的言论活动。自三十年代初期以来，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一职长期由张闻天担任，1938年后博古虽继任此职，但由于博古留在重庆南方局工作，中央党报委员会实际上仍由张闻天掌握，直到1940年11月博古返回延安，中央党报委员会才由博古真正负责。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延安的报刊开始把毛的言论及活动置于突出的地位，但对毛泽东也就做到这一步为止。在张闻天、博古的安排下，毛泽东只是比较突出的一名政治局委员而已，为了体现集体领导的原则，延安的各种报刊仍然大量刊登张闻天、王明、凯丰等人的理论文章。这种舆论导向使广大党员无从减退对王明等人的崇仰，也无从增添对毛泽东的认识。对于这种局面，毛泽东虽然气愤，但一时也无可奈何，毕竟毛当时还不便主动提示别人来歌颂自己，然而毛泽东执意搬去张闻天、博古这两块石头的决心却已下定了。
毛泽东的另一个不满对象是由王明、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新华日报》。《新华日报》作为中共机关报，于1938年1月11日创刊于武汉，以后随中共代表团迁至重庆，是唯一不受毛直接控制的中共重要报刊，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实际上起着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作用。对于《新华日报》的中央机关报性质，在1938年的中共党内是无人会公开提出疑问的，事实上延安也予以默认。1938 年4月2日，中共长江局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各地方党委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各地方支部订阅《新华日报》，并且在党的会议上讨论《新华日报》上发表的社论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①
①《中共中央关于党报问题给地方党的指示》（1938年4月2日），载《群众》，第1卷，第22期。
在技术方面，《新华日报》也无可争辩地处在所有中共报刊的首位。《新华日报》的采编人员大多为著名的中共文化人，王明、周恩来甚至还邀请了中间派人士陆诒参加《新华日报》工作。和大型日报《新华日报》相比，延安的周二报《新中华报》只是一张小报，很不符合中央机关报的身份。
1938年7月初，王明指示《新华日报》暂不刊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引起毛泽东的极大愤怒，尽管不久王明、周恩来即指令长江局以“新群丛书”第十五种的形式另出了《论持久战》单行本，但这并没有消弥毛对王明、周恩来等的怨愤。1939年5月17日，毛泽东抓住周恩来同意《新华日报》暂时停刊、参加国民党提出的《联合版》一事，严厉指责周恩来“你们未征求中央书记处意见，即同意停版，实属政治上一大疏忽。”① 在毛泽东眼中，《新华日报》不仅成了王明、周恩来用之于和延安分庭抗礼的工具，更成了“第二政治局”指导全党，对外代表中共的舆论喉舌，实属不能容忍。②尽管毛泽东对《新华日报》强烈不满，但是对于国统区这唯―一份中共公开发行的报纸，毛当时尚无法直接支配。同时，毛也相信，如果能促使周恩来改变观念，并对《新华日报》施加毛个人的影响，使之在政治和思想上改弦易辙，《新华日报》自有其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只是《新华日报》作为中共唯一机关报的地位必须改变。
1941年春，毛泽东整肃中共新闻机构的措施相继出台。第一步。毛泽东以“技术条件的限制”为由，提议暂时裁并延安的大部份党刊。财政困难固然是事实，但毛的着眼点却并不在此，因为遭受裁撤的刊物在经济形势好转以后并没有恢复。裁并结果是，由张闻天主编的《解放》周刊、《共产党人》等一批报刊纷纷关门大吉。③中央党报委员会名存实亡，几乎不再有党刊党报需要管理。
毛泽东的第二个行动，则是在1941年5月15日宣布将《新中华报》和新华社内部刊物《今日新闻》合并，于次日正式创办大型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毛并通知全党：今后中共“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④
①1939年5月3日至4日，重庆遭日本飞机轮番轰炸，十多家报馆均遭破坏，国民党当局以疏散为借口下令重庆各报停刊，共出一张《联合版》。为了维持统一战线的大局，周恩来说服《新华日报》社内部持反对意见的同事，接受了重庆当局出版《联合版》的指令，但周恩来向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叶楚伧申明，一俟将有定所，即恢复出刊《新华日报》，然而此事却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参见《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页89；另参见韩辛茹：《新华日报史1938―1947》，上（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页92-94。
②1938年12月12日，王明在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抵达西安，12月19日给《新华日报》主编潘梓年以及吴克坚、华岗写信，表达他对报社工作的关心，而代表南方局领导《新华日报》的凯丰也曾于1938年12月15日、1939年2月14 日给王明写信，向他汇报《新华日报》情况。1939年9月至10月，王明赴渝参加国民参政会期间，多次在《新华日报》社作报告，9月29日，王明在重庆南方局作《目前国内外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在发表时改为《目前国内外形势与参政会第四次大会的成绩》，并注为“9月20日在《新华日报》工作人员会上的报告”，发表于《解放》周刊总89期（1939年11月7日），其中把“党的任务”部份全部删除（王明作报告的时间是《解放》周刊有意变动的，其目的是为了迷惑国民党）。以上情况一方面说明1938年后王明对南方局和《新华日报》仍有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表明延安并不乐意看到王明就全党范围的问题发表看法。
③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决定《中国妇女》、《中国青年》、《中国工人》自1941年4月起暂时停刊，四个月后恢复。1941年6月15日，复宣布中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解放》周刊停刊，1941年8月，《共产党人》停刊，以上刊物以后均未复刊。
④毛泽东：《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1941年5月15日），载《毛泽东新闻文选》，页54。
创办《解放日报》是毛泽东在统一中共全党宣传舆论机构方面获得的一项重大进展。毛对《解放日报》倾注了强烈的关心，他亲自为该报撰写了《发刊词》，然而时隔不久，《解放日报》的表现就令毛大失所望。毛发现该报在言论方面与已经停刊的延安党刊并无任何实质区别。毛泽东选择博古担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新华社负责人，虽属是对博古的降级使用，但也是对曾担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的博古的一项安抚。毛相信，在他本人的鼻子底下，博古绝不敢违抗自己的旨意，《解放日报》将忠实贯彻自己的意志。可是情况却非毛泽东设想的那般顺利，博古与该报主编、另一国际派人物杨松配合默契，竟将《解放日报》办成了苏联《真理报》的中国版！
《解放日报》创刊后不久，苏德战争爆发，此事自是延安共产党员关心的头等大事，于是博古、杨松等在报纸上以最显著的地位突出报道苏德战争和苏联红军抵抗入侵德军的战况，有关国际问题的新闻、社论和文章在报纸版面上占了压倒优势，而对中共及其军队及陕甘宁边区的报道，一时则数量相对较少，位置也不显著。毛泽东对《解放日报》直接使用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稿极为恼火，认为这种“有闻必录，不加改写”，将外电直接捅上报纸的方法，使读者看不出党对某一国际国内重大事件的立场和倾向性，是在为别人做“义务宣传员”。①
《解放日报》对有关毛泽东个人活动及整风运动的宣传，也令毛泽东强烈不满。《解放日报》创刊后，毛几乎不加任何掩饰地要求杨松在报上突出宣传自己，他开导杨松：“讲中国历史，要多讲现代，少讲古代，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党如何挽救危局，要多加宣传，让大家知道正确路线是怎样把革命引向胜利的。”② 但博古、杨松领导的《解放日报》却对毛的这番话置若罔闻，未将有关他的活动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解放日报》只是在第三版右下角以三栏题报道了毛泽东于2月1日在中央党校作整顿三风报告的消息，遂被毛看成是对他个人权威严重的藐视。于是，毛就认为博古领导下的《解放日报》对整风运动的宣传，既无广度，更无深度。
对《解放日报》经常刊载张闻天、吴亮平等人所撰写的谈论马列和宣传苏联的“又臭又长”的文章，毛泽东更是感到难以容忍。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号上就刊登了戈宝权译的苏联作家爱伦堡的《另一个法国》。张闻天等人除了自己在报上发表文章，还指使马列学院的干部从苏联一些理论刊物翻译大块文章，然后移植于《解放日报》，致使本来版面就紧张的《解放日报》充斥大量“洋八股”，显得更加“贫乏无味”，“面目可憎”。（1941年5月16日至9月15日，《解放日报》只出版两个版面。）
凡此种种，都成了毛泽东决心整肃《解放日报》的理由。毛多次尖锐批评《解放日报》，强调：我们在中国办报，在根据地办报，应该以宣传我党的政策、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根据地为主。③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决定《解放日报》进行改版，并把此事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一部份。
①参见《<解放日报史>大纲》，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新闻研究资料》，第17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页12。另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449。
②杜青（杨松遗孀）：《回忆杨松同志》，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5 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192。
③参见《<解放日报史>大纲》，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新闻研究资料》，第17期，页13。
1942年2月，毛泽东整肃《解放日报》的行动正式开始。他亲自调派陆定一进入《解放日报》社，在暂时维持报社领导班子的情况下，陆定一成了凌驾于博古之上、事实上的《解放日报》最高负责人。
1942年3月16日，中宣部发出《为改进党报的通知》，要求中共各地组织“根据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检查和改造报纸”。
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又亲自主持《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在会上鼓励与会的七十多人对《解放日报》的缺点展开批评。
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致读者》，宣布“从今天起，报纸的版面加以彻底的改革”，“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
至此，《解放日报》完全被纳入毛泽东的直接控制之下。
平心而论，毛泽东对《解放日报》的批评有一些是符合事实的，但由于毛批评的出发点是为着巩固个人对报纸的控制，因此毛的批评在许多方面又是夸大其辞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即以令毛泽东极为不满的为外国通讯社做“义务通讯员”一事而论，毛的批评也是有欠公允的。《解放日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弥漫全球之际，突出报道苏德战争和美英盟军反法西斯战场的战况，不仅完全符合读者的阅读需要，而且是抗战期间持爱国立场的任何一家严肃报纸都必须履行的职责。
对毛泽东个人活动的报道保持一定的适度，这与当时毛在党内的地位有关。从中共组织原则上讲，毛仍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一名成员，并不是名正言顺的“总书记”，“多宣传集体，少宣传个人”的集体领导原则至少是毛泽东表面上也赞同的。
《解放日报》大量刊载“洋八股”也是事出有因，概因毛泽东本人在1938 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开展学习马列的运动，才引燃了这场火。至于国际派借机“掉书袋”，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毛泽东的鼓动客观上为他们的卖弄提供了机会。张闻天等人只是在奉命办事的过程中顺带一些私货借以自炫罢了。
其实，在延安日益低迷的政治高压下，博古、杨松为办好《解放日报》一直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尤其是杨松，几乎达到披肝沥胆、呕心沥血的地步，生怕工作中稍有失误引致毛的不满，使自己本来就黯淡的政治前途更加险恶。
杨松原名吴绍镒，曾用过吴平、瓦西里、戈里等化名，湖北黄安（现大悟县）人，是一位与毛泽东毫无历史与工作渊源的老共产党员。杨松自1927年1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长期留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与王明有密切的关系。1931―1933年，杨松被调入苏联远东海参崴任太平洋职工会中国部主任，从事华工教育及搜集日本情报的特殊工作。1933年夏秋，杨松又被调驻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东方部。1934至1935年，杨松奉王明命令，多次代表共产国际，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潜入被日本占领的东北，向中共领导的东北抗联游击队传达指示，协调东北抗联内部关系。杨松还多次保护即将遭判刑和流放的被调入苏联接受审查的东北抗联干部，使之免遭康生的荼毒，曾结怨于康生，受到党内警告处分。①杨松并因长期在极其艰苦的东北地下环境中从事秘密工作而患上严重的肺结核。
1938年2月，杨松辗转来到延安，在张闻天领导下做理论宣传工作，曾任中宣部秘书长兼宣传科长，并在马列学院讲授“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解放日报》创刊后，博古、杨松有意将《解放日报》办成像《真理报》、《大公报》、《新华日报》那样具有广泛影响的权威报纸，他学习《真理报》、《大公报》重视社评、每日一篇社论见报的模式，在博古的要求下，也坚持每天亲自撰写社论一篇。由于写作任务繁重，工作环境极差，杨松已痊愈的肺结核再度复发，但杨松仍奋力带病工作。
博古、杨松虽然对毛泽东发动整风的意图有所疑虑，但在报社工作中却不敢稍有怠慢。②杨松更是极其谨慎，每天从社论到消息报道都逐字逐句的仔细检查，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③
①李范五：《回忆杨松同志》，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5卷，页187。
②丁玲回忆道，博古主持《解放日报》给她的印象是“极为审慎”，博古曾告诫她，不能把《解放日报》文艺栏办成“报屁股”、“甜点心”，也不能搞成《轻骑队》。黎辛说，博古强调“自由主义不能在报纸上存在”，“报纸不能闹独立性，一个字也不能闹独立性”。参见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载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页57；黎辛：《丁玲和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载《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4 期，页59。
③毛泽东于1941年5月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演说后，杨松就已预感到自己将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他对昔日的同事张仲实说：“我对于外国的事情还可谈几句，对于本国情形的确一点都不熟悉。今后我要下定决心，把自己改造一下，不然对党实在没什幺用处。”参见张仲实：《悼杨松同志》，载《解放日报》，1942年11月27日。
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开始后，《解放日报》紧紧跟上毛泽东的步伐，频频发表反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杜论和专论。9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反对学习中的教条主义》的社论；9月16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政治秘书胡乔木的文章《为什么要向主观主义宣布坚决无情的战争》；10月14日又发表艾思奇的《主观主义来源》一文，提出主观主义具有书本教条主义与狭隘经验主义两种基本形态，将毛发动整风意欲整肃的两种对象正式揭示出来。
尽管《解放日报》对整风宣传尽心尽力，但博古、杨松再努力也是白费劲。1942年2月，奉毛泽东命接管《解放日报》的陆定一甫抵清凉山（延安《解放日报》所在地）就拿杨松开刀祭旗。陆定一等批评《解放日报》每日撰写社论是虚应故事，徒费劳力，杨放之等人甚至指斥杨松“粗制滥造”。① 陆定一等的行动并非就事论事，而是以社论事为突破口，谋求一举改组《解放日报》。
①杨放之又名吴敏，1937年抗战爆发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后，即参加创办《新华日报》的工作，是《新华日报》最早的编委会成员之一。他完全清楚《新华日报》自创办至1941年初每天必发社论的传统，只是因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关系严重恶化，《新华日报》才改而决定不再每天发表社论。但是杨放之在1941年调入延安《解放日报》后，迅速站到了陆定一一边，成了反对《解放日报》每天发表社论的主要人物。参见杨放之：《<解放日报>改版与延安整风》，载《新闻研究资料》，第18期，页3。
不言而喻，博古、杨松决非是有毛作后盾的陆定一的对手，陆定一的意见最后被采纳，《解放日报》很快取消了一日一篇社论见报的惯例。1942年8月15日，陆定一正式取代了杨松，担任了《解放日报》主编。而杨松则在抑郁中于1942年11月23日病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