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挑选彭真作中央党校的总管，让这个既非中央委员、又未参加过长征、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城市职业革命家”来主持审查包括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这样一个涉及要害的工作？答案只有一个：彭真是中共党内刘少奇系统的第一号大将，毛意欲借助刘少奇的支持，利用彭真在中央党校整肃异己，以巩固自己在党内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彭真又为什么在中央党校为贯彻毛的整风部署日夜辛劳？答案也只有一个：刘少奇、彭真要借助毛泽东的力量，利用主持中央党校整风运动的难得机会，整肃其在党内的政敌，为刘少奇作为“白区正确路线代表”奠定基础。这就是彭真之被毛泽东责成领导中央党校，和彭真在中央党校大树毛泽东权威的全部底蕴。
彭真调入中央党校后，立即将校长邓发撇在一边，当仁不让地将党校的所有重要权力抓在手中，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全面落实毛泽东的整风意图，使中央党校的里貌和风格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为适应中央党校作为大规模干部“再教育中心”的需要，彭真将延安的等级差序制全面引入中央党校，实现了中央党校的机关化和官僚化。
中央党校原先就有按入学干部的原有级别分班的惯例，但是在1942年前，由于学制较短，高级班与中、初级班学员的政治待遇差别并不十分明显，学校的管理机构也较为精干。但是随着来延安准备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和延安各机关、学校的高中级干部陆续进入中央党校，原有的管理机构已不能适应新的局面。在党校学习的高级干部，他们的身份兼具两重性质：一方面是接受教育和审查的学员，另一方面又是曾掌管一方或一个部门的负责干部。如何使这批干部既能接受审查，又不致过份影响他们的情绪，这就成了一项急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彭真制订了两项制度：第一、将依照干部级别分班的原则固定化和制度化，在中央党校分别成立代表班（七大代表）、旅级地委及旅级以上干部班、团级及县级干部班等不同班次，使即将展开的干部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局限于同级干部范围内；第二、在中央党校确立优待高干的政策，明文规定凡中央委员、旅级及地委书记以上干部，其妻子愿意随丈夫入中央党校学习者一律可照顾入校，而免除其家属的资格审查程序。①同时，原配有勤务员的高干，准许其将勤务员带入学校归自己使用。②
①《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党校学生入学与调动问题的规定》（1942年3月11日），载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260。
②彭真：《中央党校计划》（1941年），载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124。
与上述两项制度相配套，中央党校还增设了新的管理机构，从学校总部机关、各部及附属的组织教育科、秘书科直至各支部，建立起垂直的组织系统，并配备了专职政工干部（部组织教育科在各支部都派有负责联络的组织教育干事），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组织网络。经过这番改造，党校的机构迅速扩大，在1944年初至1945年夏党校的鼎盛时期，全校人数共约六千多人，其中一半为教职员工。①伴随着机构扩增，官僚化趋向急剧增长，原中央党校曾经存在着的学员与学员之间、学员与学校管理干部之间的那种相对平等的关系基本就被扭转了过来。
彭真领导中央党校后党校发生的第二个重大变化，就是彻底废除了党校系统讲授马列基础知识的传统，而代之以学习毛泽东、刘少奇、康生等的论著，以及经过选择的斯大林著作和《联共党史》，并将“学习”与展开党内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
按照1941年底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中央党校计划》，第一次改组后的中央党校仍然必须讲授经过重新编排的马列基础知识，以及中国和世界近代革命史。此计划还对中央党校学员的学习时间作了明确规定，将原先半年至一年的学习时间延长为两年。②然而到了1942年2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时，毛泽东干脆宣布自即日起，中央党校停止过去所定课程，对学员的学习期限也不再作出硬性规定。显然，党校学制长短必须服务于毛的政治目标，当毛泽东要打击张闻天等人时，他一再抨击延安的干部教育制度既繁琐又费时；而当毛泽东要利用党校达到自己功利主义的目的时，他又执意将大批干部长期集中在党校，不把他们的头脑“洗干净”绝不善罢甘休。
彭真对毛泽东的意图心领神会，他巧妙地将中央党校的“学习”引向对王明、博古等国际派的怀疑和攻击，又使这种“矛头向上”的批判和对干部本人的清算挂起钩来，结果无休无止的学习、批判、审查将学员拴在党校长达三至四年。在毛泽东的总策划下，彭真使中央党校完全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大舞台。
中央党校由彭真担任领导后所发生的第三个变化，也可以说是最重大的变化，是彭真和中央社会部、中央组织部密切合作，使中央党校在长达二、三年的时间内，成为中共最大的干部审查中心。
把党创办的军政学校权充“有问题”干部的审查收容所，在1942年前即曾有过先例。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在这前后，一批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被送入抗大“学习”。抗大为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专门编了三个班，③许世友、王建安等著名将领都曾被安置在该校“揭发、清算国焘主义”。因不堪忍受株连，许世友、王建安等曾议论率在抗大“学习”的红四方面军干部返回鄂豫皖或川陕打游击，但被人打了“小报告”，为此许世友等曾受到以董必武为主席的审判委员会的审判，并被处以徒刑。毛泽东权衡利弊后采取怀柔政策，最终陆续开释了被拘押的许世友和在抗大“学习”的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这样抗大作为“有问题干部”的审查和收容中心的历史才告一段落。
①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165、127。
②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165、127。
③《李先念传》编写组编，朱玉主编：《李先念传（1909―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页310-311；另参见《成仿吾传》编写组编：《成仿吾传》，页112。
中央社会部渗入中央党校作政治情报工作也不是自1942年始，然而在整风运动前，中央社会部在党校的活动处于极其秘密的“地下”状态。抗战爆发后，中央党校对外的代名一度称作“中山图书馆”，康生领导下的中央社会部主办的“敌工训练班”，将毕业的学员作为中央社会部的耳目秘密打入“中山图书馆”。这些潜伏在党校各个部门的耳目必须定期回社会部全面汇报在中央党校的地下侦察活动。①
中央党校与中央组织部存在密切关系则完全是公开的。中共中央规定凡进入中央党校的干部，除来自军队系统和边区系统先由军委总政治部和西北局审查其政治条件再报中央组织部统一审查外，中央直属系统及外地来延安的党政军干部一律得由中央组织部审查其政治条件，才可入党校，而干部在中央党校“结业”后，也统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工作。②
1942年，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公开进入中央党校，与彭真领导的中央党校、陈云李富春领导的中央组织部密切配合，结成了一个完全效忠于毛泽东的“铁三角”：中央党校作为高干的“思想改造”中心，入校条件十分严格，须由中央组织部逐个审查认可后方能入学；中央党校又是审查中心，经中央组织部审查批准入校的学员，还得再次接受中央党校的政治审查，学员在校期间非有特殊情况一概不得调出；中央社会部配合党校的政治工作，凡经审查认为“有问题”的人，“情节严重”者移送中央社会部，“一般问题”者留校隔离审查。
因此，除了一部份与毛泽东关系密切的高干和一般中下级干部外，进入中央党校的干部还包含下里两类人：一类是虽无重大政治历史问题，但曾在不同时期程度不同地与国际派或“经验主义者”有较多关系的干部；另一类是政治历史有“嫌疑”的干部。例如1943年8月16日，中央书记处在致邓小平转太行分局各同志的电报中就要求送“有造就前途的高级上级干部四百至五百人”和“犯错误难处理的干部”来延安学习。③
①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页77。
②《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党校学生入学与调动问题的规定》（1942年3月11日），载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256-257。
③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158。
由于进入中央党校的干部情况各异，中央党校在学员编班问题上采取了特别的安排：在党校内，既有按干部级别分类组成的班，也有依“政治可靠性”的类别组成的班。
1943年后，送入中央党校的干部人数大增，其中大量是所谓“有问题”的干部，在彭真的主持下，分别将这类干部集中在下列单位：
中央党校三部：其成员多为被解散合并至中央党校的前中央研究院的知识分子干部。
中央党校第六部：其成员多为来自国统区的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
上述两个部是中央社会部在党校深入活动的重点单位，也是“挖”出“特务”、“叛徒”最多的单位。中央党校三部和六部学员的最重要工作就是“交待问题”。
在彭真的主持下，中央党校整风领导班子借助保安和组织两股势力在校内“大破大立”：破对国际派和“经验主义者”的迷信，立对毛泽东、刘少奇的赞颂和服从。从1942年春始，中央党校就充斥着捧毛、捧刘的浓厚空气，到1945年，校名也曾一度改为“中共中央毛泽东党校”。①
1942年5月14日和5月16日，《解放日报》分别发表彭真撰写的社论《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和《怎样学习二十二个文件》，对毛泽东的整风意图详加阐述，强调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解决立场、观点、方法问题，并用来“反省自己的工作，反省自己的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彭真尤其要求党校学员要反复精读《二十二个文件》中所收载的刘少奇的文章，以加强学员对刘少奇的认识。
彭真在中央党校担任主要领导期间，和毛泽东保持着极其密切的联系。1942年7月，中央党校学风学习阶段结束，中央党校拟定的干部考试的四个题目是报请毛泽东亲自修改后才确定下来的。彭真对党校运动中所发生的争论，事无巨细都向毛泽东及时汇报，甚至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诸如某个军队学员对结了婚的干部每周六过夫妻生活表示不满这类的事，毛都知道。②毛泽东也经常到党校彭真处了解情况，会见党校干部。③
①参见卢弘：《李伯钊传》（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页417。
②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77－78；另参见《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 年），页92。
③ 1943年冬，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老部下江华返回延安，遵刘少奇命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在彭真的住处接见了他，参见江华：《追忆与思考――江华回忆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204。
彭真的忠诚和高效率的工作能力赢得了毛泽东的称许，相比之下，张鼎丞、江华等毛的嫡系干部虽然也在中央党校，但是张鼎丞只担任了党校的二部主任，而江华仅为一部的普通学员。毛泽东的信任使彭真信心倍增，干劲十足。1943年10月党校在肃奸、抢救高潮中转入路线问题“学习”，彭真重翻历史老帐，率先批判1928年的顺直省委和1935年的中共北方局，明批柯庆施、高文华，实际上将矛头暗指1928年底代表中央政治局处理顺直省委问题的周恩来，堂而皇之地将刘少奇树为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毋庸置疑，树立刘少奇就是树立彭真自己，刘少奇既然是“正确路线”的化身，彭真作为当时刘少奇的副手自然也身居正确路线之列，这样彭真就为自己进入中共最高核心层准备了充份的法理依据。
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为彭真加强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提供了最佳的机会。1943年7月，刘少奇、彭真在北方局时期的老部下安子文被调入党校，担任二部副主任，作张鼎丞的副手，但安子文实际上是彭真最得力的助手。彭真和安子文在党校细心观察、仔细物色“忠于正确路线”的干部。1944年，陈云卸去了担任七年之久的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彭真立即填补空缺，晋升为中组部部长。在毛泽东的支持和默许下，彭真和安子文利用筹备召开中共七大的时机，将一批刘少奇担任北方局书记时的部下，或者安排担任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或者委以党政军关键部门的领导职务，于是，刘少奇系统羽翼渐丰，成了中共党内最大的“山头”之一。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由中央党校开创的学校官僚化、机关化的管理体制，贬低理论知识的反智主义倾向，和动用政治保安力量开展思想斗争和组织整肃的方式，构成了正在形成的毛氏新传统的重要组成部份。中央党校的整风经验不仅逐渐在各根据地的党校得到推广，成为开展党内斗争的一种基本形式，1949年以后，它的基本精神还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在经过若干修正和补充后，成为中共在机关、文宣部门和高等院校进行持续不绝的政治运动的传统方法，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未。而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创立的官僚化、机关化的学校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今天中国高等院校管理体制的基础。
1942―1945年是中共历史上大动荡、大改组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刘少奇、彭真互相支持，携手合作，将中央党校搅得天翻地覆。毛泽东、彭真利用中央党校整肃异己的方法，其实和1929―1930年间斯大林利用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整肃布哈林等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方法并无多大的差别。所不同的是，斯大林在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搞清洗的时间不到两年，而毛在中央党校搞整风竟长达三年半。中央党校成了名副其实的整风的“风暴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