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2月6日，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肃奸报告和中央总学委发出肃清“小广播”的通知为标志，整风运动已过渡到审干、肃奸阶段。
初期，审干仍在地下秘密进行，由中央社会部、边区保安处与各机关学校首长负责对可疑人员进行背靠背的侦察，在公开的场合则仍以整风为号召。给人们的一般印象是，整风似乎进入到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的阶段，在许多单位，甚至一边布置干部填写“小广播调查表”，一边还在动员干部检查各人身上表现出的“党八股余毒”。但是进入1943年后，反对党八股的学习检查活动很快就告结束，表面的遮盖一旦揭去，审干、肃奸的主题顿时凸现出来。随着审干的节奏加快，中央总学委继动员填“小广播调查表”后，又发动了坦白运动，指令每个党员和干部以书面的形式详细交代个人历史。
1943年6月6日，毛泽东给在太行的彭德怀发出一份电报，具体传授延安开展运动的经验、方法和步骤：
一、关于写反省笔记的问题，毛要求彭组织干部对照季米特洛夫的四条干部标准进行反省，让“各人”都写一次反省笔记。
二、关于写思想自传的问题，毛指示“可三番五次地写，以写好为度”。
三、关于发动坦白运动及动员填“小广播表”，毛要彭德怀“发动填‘小广播’表格及社会关系表，在这两个表上叫各人将平日所作一切带政治性而不应泄露的‘小广播’及本人历史上各种社会关系统统填上去”。
四、关于审干，毛指示，上述一切都搞完后“才实行审查干部”（主要是清查内奸）。
毛告诉彭德怀，这些工作做好“就算是了不起的成绩，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①
①见毛泽东1943年6月6日致彭德怀电，载《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8期。
毛泽东这份电报的中心意旨是将调查干部个人历史、审干提高到一个过去从未达到的高度。然而根据中共组织原则，凡申请入党的人员在入党之前都须向党组织交上自己详细的履历以供审查，非党人士也得经过这道审查手续方可在中共根据地的经济、教育、文化等部门工作。在中共党内，隔三差五，要求干部填写履历表更是常事，在1940年的审干中，延安的党员干部都已向党组织再次交代了个人历史，因此，仅就党员干部向组织提供自己的书面履历而言，此举并没有多少新意，也谈不上是什么新创造。但是此时此地重提此事却是别有一番深意的。这是毛泽东为了深化审干，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加紧控制全党而采取的一项重大行动。
首先，党员提供的个人历史材料可以立即用于审干斗争。通过分析个人交代的历史材料，中央社会部和各机关学校的首长能够迅速排查出可疑分子。
第二，从长久的战略性眼光看，此举有利于在每一个党员心目中确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整风之初，胡乔木秉承毛泽东的旨意提出“脱裤子，割尾巴”的口号，但在当时，其针对的对象主要是王明、博古、张闻天等“教条主义者”和一批有留苏背景的知识分子，广大中下层党员普遍认为与己无关。随着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意识到可以将“脱裤子，割尾巴”的内涵丰富化，使“脱裤子，割尾巴”的对象从“教条主义大师”扩大到每一个党员，让全党上下都“脱裤子，割尾巴”。要求党员将自己的历史事无巨细和盘向党交代，同时“将一切对不起党的事告诉党”，就是“脱裤子，割尾巴”的具体化。
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党员不断的透明化，另一方面随着党员自我意识的日益消失，毛作为党员良知和共产党道德判断的最高存在，已在党员的精神世界中牢牢占据主宰地位。
正因为毛泽东对干部交代个人历史一事极为重视，并寄以很高的期望，各单位在1943年审干的过程中，都对干部交代个人历史作了极其详细、严格的规定，所要求的范围几乎涉及个人的历史与现实的一切方面。
按照中共组织部门的要求，干部交代个人历史的形式主要有两种：―、填写干部履历表；二、书写详细的个人自传。在这两种形式中，以个人自传为重点。
一份合乎要求的个人自传通常由五个方面的内容组成：
一、个人的一般概况。包括年龄、出身、专业特长和配偶姓名，政治面貌等。
二、个人的学历，参加革命前的经历，参加革命后的经历及受奖惩情况。这一部份为自传的核心部份。传主必须按年月叙述，不得有任何省略，并且需要提供每段时期的证明人及证明人的工作单位。
三、家庭状况和社会关系。传主必须详细交代自己的阶级出身，家庭经济收入状况，家庭成员的姓名、职业、政治态度以及自己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传主也必须交代自己与一般同学、老师、同事的关系，他们的姓名、职业、社会地位和政治面貌。
四、个人对革命的认识以及思想变化情况。在这一部份中，传主必须详细交代自己参加革命的动机，以及对当时国内外重大事件的看法。尤其需要提供入党时的详细情况：由谁在何时何地介绍入党，是否履行过审批手续。更要提供是否曾经被俘、被捕及受伤脱队的详情。传主必须交代事情的原因及所有细节，以及各项事件的旁证人。
五、党性检查。传主必须根据整风文件的精神，详细反省个人参加革命后的一切言论、工作表现及工作作风，对上下级的态度等各方面的表现。
按照中共组织和干部管理部门的一般常规看，一份包含了上述五个方面的个人自传应该算是合格的了。因为无论从调查项目的细密程度，或是涉及干部历史背景的广泛和深入程度看，这样的历史交代材料都足以使中共组织对干部个人情况有一个完全、彻底的了解。换言之，当某个党员向组织交上这样一份自传后，他已无任何个人隐密，实际上已成了一个透明体。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毛泽东对干部交代历史还有更高的要求，他提出此类材料“可三番五次地写，以写好为度”。
组织部门对干部自传的撰写已有严格要求，事实上已到了事无巨细、包罗万象的程度，为何毛泽东还不放心？他的“写好”的标准又是什么？
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毛泽东要求干部“三番五次”写自传至少基于两个原因：
一、通过“三番五次”的写自传，给干部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以彻底摧毁党员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所谓“写好为度”，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无非是要求个人交代地更细致。更广泛、更深入。问题的要害是干部在“三番五次”写自传的过程中，必然进一步否定自我，而对党的领袖和各级领导愈加敬畏，因为最后判断是否“写好”，除了要看是否符合整风文件的要求，主要取决于各机关、学校首长的态度。
二、在干部提交的不同版本的自传材料中，发现漏洞和自相矛盾之处，再结合个人的现实表现，对照传主的反省笔记、“小广播调查表”和多次填写的履历表，在多种材料中进行排比、分析，从中确定可疑分子。
如此看来，干部交代历史一事的意义可谓大也。一方面，它可以用毛泽东的新概念来锻炼干部，考察和提高干部的党性觉悟，使党组织持久、全面、彻底地掌握干部的一切；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借此发现敌人。
作为审干的一个中心环节，干部交代个人历史，终于成了锤炼“新人”成长的铁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