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已在组织内的一般中共党员和干部，能否“得救”，即获得党组织的真正信任和被组织完全接受，首先取决于党员个人对党组织的态度，而判断其态度的重要标志，是看他（她）是否向党敞开心扉，将自己的一切向党和盘托出。换言之，一个普通党员若想从孤立、苦闷、绝望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党忏悔。对于个人而言，寻求“得救”一旦成为内心的强烈冲动，就使原本带有强迫性质的坦白反省挟有了一丝愉悦的快意，许多干部为了赢得组织的好感，忽然变得异常积极、主动，甚至不惜以精神自虐的方式渲泄个人的隐秘。一时间，延安出现了群体性的自我悔过的热潮，在坦白内容的广泛性和自我鞭挞的严厉性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我们以中央党校三部女学员朱明的反省为例。④
④ 朱明：《从原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页255-281。
朱明原先是一个“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学生，1938年到延安后参加了中共，被分配在文化单位工作，以后进入王明担任校长的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继而调入中央研究院，最后被送入审干、肃奸重点单位――中央党校第三部“学习”。
朱明反省的最大特点是她的坦率性、深刻性和广泛性。
―、首先，朱明直言不讳地坦承自己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的看法上与党的观点相左，承认自己同情蒋介石和国民党，仇视新生阶级，仇视共产党，怀疑毛主席。
朱明说：
回忆北伐前，我们住在安徽，当时在军阀统治下，不仅财产要受勒索，就连精神也受威胁，尤其是太太小姐们不敢抛头露面，总是坐在家里……当时蒋介石军队到南京后，我们可高兴了，因为我们现有的资财不仅有了保障，就连安徽的财产也被蒋介石解放了。……精神上的成胁同时也被解除了。
接着朱明反省了自己对十年内战的看法：
十年内战究竟是谁打谁，对这个问题我也怀疑。书里说蒋介石要坚决消灭共产党，可是我在外面听说共产党“捣乱”，想要得天下，不让蒋介石统一国家，复兴民族，所以才打。当时我认为应该打，因为共产党不安份守己，不让蒋介石统一国家，国不统一，民族焉能复兴？所以应该打。
朱明甚至坦白了自己原先对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领袖的怀疑：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开始我听这句话也是怀疑的，因为在我思想中一贯认为蒋介石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他统治中国，他领导抗日，共产党也是在他领导下抗日的，为什么要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呢？说他是边区人民的领袖还差不多，因为只有这样大的一块地方，大后方的人民我想还是承认蒋介石是领袖吧。
对于中共所宣称的蒋介石是“假抗日”之说，朱明也表示了强烈的反感：
到底为了什么东西大家都说蒋介石抗日是为了消灭异己，不是为了中华民族？在这种气氛中，我口里也不得不跟着大家一样说，可是心里却想蒋介石抗日虽然是要消灭异己，但也是为了中华民族。记得“八一三”我在上海的时候，亲眼看见中国飞机和日本飞机战斗，晚上也听到中国飞机去轰炸日本军舰。我也看到过前线运下来的伤兵。能说蒋介石不是抗日？……过去我一听到说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我就反感。我想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哪里代表什么民族？代表民族的是蒋介石，他要复兴民族。
二、朱明反省的另一特点是她将自己作为反面典型，执意以自己的错误来证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与知识分子劣根性存在着密切关系。
朱明来延安后曾入中国女子大学学习。受校长王明的影响，女大较注意对学生进行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教育。对此，朱明专门结合自己的思想进行了反省。朱明一方面检讨自己对毛泽东的态度，另一方面不指名地批评了女大的“负责同志”：
几年前读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有一句“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我很反感，我想你们要打土豪分田地就打就分好了，为什么要去糟踏那些小姐少奶奶们呢？从这里可以看出我的阶级立场，警惕性很高。……我对毛主席的文件是这样反感，但是，我对蒋介石的东西怎样呢？在这里我附带地反省在女大时的投降主义。当每年“七・七”的时候，蒋介石发表的宣言，女大总是配合着时事来讨论的。有时候负责同志还帮助我们指出宣言里哪些是比较进步的，“譬如说团结吧，虽然提到，但还不具体，所以他的进步还不够”。我呢，总是希望在宣言中找出一些“进步”的东西，因为我不希望国共关系不好。负责同志有时还说“我们党在抗战中是发展了，可是国民党呢？只要他和我们合作抗日，也是有前途的。有些工作他做不好，我们还可帮助它。譬如保卫大武汉，我们还帮助他动员哩。”我听了这些话就很能接受，我总是希望共产党能帮助国民党，这样两党不会分裂，统一战线也才能持久。因为我有一个中心思想，当我想革命的时候，我又怕吃苦，我总想过资产阶级生活，但又要无产阶级的事业，这个矛盾如何能统一呢？我就想到了统一战线工作，所以我不希望国共分裂，从我自己讲，我就希望国共长期合作，我的矛盾也就长期统一了。从家庭来说，我也不愿意国共分裂。……从国家民族的前途上讲，我也不愿意国共分裂，因为我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身上。
三、朱明坦承自己由于在思想上与党不断抵触，最后发展到在政治与组织上与党对抗，承认自己对党组织阳奉阴违，“总是采用合法的手续来超越组织”。
朱明交代自己羡慕周恩来、林伯渠，总想做“特别党员”，希望到大后方作统一战线工作，“也坐汽车，也住大饭店”，所以经常以要求学习为名逃避具体工作：
比如我在大众读物社的时候，那里的会计因为生孩子到医院去了，支部书记和我谈话，让我暂时代理一下，我心里不高兴，可是没有办法，因为自己是候补党员，又是支部书记和我谈话，只好勉勉强强地答应了。因此在工作中，手里拈着帐条子，心里想着统一战线，我做梦也没想过我会做这个工作。
为什么不安心做具体工作呢？朱明坦承自己对延安的生活感到了厌倦：“在延安老是风平浪静的”，“也感觉不出什么阶级友爱”，在几次申请随林伯渠前往重庆做统战工作的要求被拒绝后，经过个人的顽强努力，排除了种种障碍，终于以“要求学习”为名转换了工作单位，先进了延安大学俄文系，又转到中央研究院，到了研究院后“一心想进国际问题研究室，将来好做外交家”，“从来也没有想到自己要服从组织”。
四、朱明从自己的“剥削阶级”出身挖掘思想的根源，认为自己之所以“与党一切都是分歧”，与她的阶级出身有密切关系。
对于阶级出身对自己带来的严重影响，朱明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两部分进行反省。朱明说：
我的家庭是百年以上的剥削阶级，直到民国初年才逐渐没落。……外祖父本来是前清学者，其家庭也是百年左右的剥削阶级，是地主式的书香门第。……我的母亲和姨母们都懂得一些封建的艺术，早晨起来还临帖临《灵飞经》，什么《高山流水》、《桐叶舞秋风》等曲谱也都懂得一些。我自幼即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所谓是三岁念唐诗，十二岁看《红楼梦》的角色。……记得小时候听故事，从来就没听过工人和农民的事情，专门是歌颂统治阶级的人物，就连外国故事也是一样，总是讲什么公主、王子的遭遇，飞行船、玻璃鞋等神乎其神的事情。
为了“说明阶级斗争不仅限于武装斗争”，朱明列举了她在衣食住行方面所受到的“家庭的阶级教育”：
吃饭要慢，要不带声音。否则就骂你象饿死鬼，没有吃过饭的，……说话更要轻声慢语。尤其是女孩子，要温存，还要深沉含蓄，所谓轻声浅笑，不准张开嘴，哈哈大笑。否则就要说你是莽张飞，……连走路你也不能随便，站也没有自由，必须要按他们那套去做。比如走路要稳重，不能东张西望，一步一步走，走要端正，站要站得笔直。否则就要骂你小家碧玉，像牵牛花一样依靠墙壁。所谓大家闺秀，像梅花，像牡丹，不仅要风骨凛然，而且还要仪态万方。
接着，朱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资产阶级学校教育的罪恶，声称“资产阶级教育的中心，就是培养大私无公的个人英雄主义。不管科学也好，艺术也好，就是为了这么一个目的”。朱明检讨道：
我在资产阶级的学校中受了一些什么样的教育呢？……因为我是一个女的，家里希望我懂得一些文学，学一些艺术，所以我从小就很喜欢文学。斯大林同志说，文学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是说无产阶级的文学家，资产阶级也有雕刻灵魂的工程师，我的灵魂就是被他们雕刻过的。我喜欢反映自然的印象派的东西，什么月亮怎么亮，花怎么香……可是鲁迅的东西我就不喜欢。……对于旧俄时代的东西我是喜欢的，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作品，社会主义的东西我就不大喜欢。譬如《安娜・卡列尼娜》，我很喜欢，觉得很熟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我就不感兴趣。什么牛、猪，我觉得没有意思。再说音乐，我到延安后就很少唱歌，因为我喜欢“山在虚无飘渺间”这样一类东西，劳动人民的歌声我是不感兴趣的。……讲到画呢，我也喜欢资产阶级的一套，比如鲁迅介绍的版画，我虽然买了，但不喜欢。我喜欢古典的画，如意大利画家画的“蒙娜丽莎”的像，我非常喜欢。
五、朱明给自己戴上一串政治大帽子，用自唾自责、自我鞭笞的方法表达她“从原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的决心。朱明的反省通篇充满自我责骂的词句，诸如：自己一贯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站在蒋介石方面，替大地主资产阶级说话”，“没有一点劳动人民的感情”，“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是与党不一致的”，“对国民党有感情”，自己希望“站在广大人民的头上”，“总想做一个特殊人”，到延安是出于个人英雄主义等等。
朱明甚至将自己贬低到贱民的地步，她痛悔由于自己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家庭，致使“我的血液都带有剥削阶级的成分”。为了表达她的思想转变，朱明干脆直接歌颂“血统论”的合理性：
今天我明白了，党为什么珍惜无产阶级出身的干部和革命后代，以及先烈遗孤，因为不仅他们的思想有传统，就连他们的血液也是干净的，党为什么不珍惜他们呢？
最后，朱明表示，从今以后，自己将心甘情愿“做无产阶级的牛”。①
①朱明在1945年5月与林伯渠结婚，文革中因不堪迫害自杀身亡。
朱明的反省提供了延安干部自我反省的合格样本。也许朱明的反省确有若干真实的内容，但是，这份反省人工雕琢的痕迹太重，它简直堪称标准的“反革命百科全书”。它几乎具备毛泽东所要批判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劣根性的所有表现，并为毛的有关知识分子的论断提供了充足的证据：
―、出身剥削阶级的党员知识分子，其思想与行为明显烙有反动阶级的烙印，他们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和感情上并未真正入党。
二、受过系统的资产阶级的教育而未经改造的知识分子党员，在一切问题上与党和革命格格不入。
三、知识分子党员极易由思想上与党的对立发展到在组织上对抗党。
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中共党内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社会基础。
五、只有经过长期艰苦的改造，知识分子党员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才可能转变。
问题是，知识分子所有的劣根性难道都集中在朱明这“一个人”身上吗？从朱明的反省所暴露出的思想看，她岂止是一个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而更像一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可是人们又不禁发出疑问，朱明既然有那么多的反动思想，为何又要投奔延安？
种种迹象表明，朱明的反省是在领导的诱导下写成的。为了给毛泽东的论断提供具有个性特征的实证资料，一定有某些“灵魂工程师”对朱明的反省进行精心的设计和加工，使其符合毛所需要的一切特征，而这种设计加工现象在坦白运动期间是普遍存在的。在康生等人的速成训练下，许多单位的审干领导小组的成员已学会了“政治诱导术”，他们巧妙地利用干部们急于解脱的心理，交替使用大棒与胡萝卜，劝导被审查的对象给自己层层加码，上纲上线，使他们相信，非经自唾自责，不足以证明自己对革命的忠诚。在这种巨大压力下，当事者只得依据诱导者的逻辑推论，硬将自己描绘成极反动、极卑鄙的“两条心”，以满足领导者的“关心”和“爱护”。
在精神几近崩溃的状态下，当事者从“你要什么，我就给什么”，逐渐发展到主动的忏悔交代，然后进入到亢奋性的渲泻状态，最终，外力与内力产生了奇妙的结合，当事者开始出现旧皮蜕尽的喜悦。因此朱明的反省，不仅是思想改造能工巧匠手上创作的一件工艺品，也是朱明心理状态复杂变化的产物。
向组织彻底交代自己的一切，只是标志着当事者已初步迈入无产阶级的门坎，如何巩固既有的成绩，防止旧思想复辟，还须经由一定的形式才能完成，这就是当事者必须在公开的场合暴露自己的丑恶思想，接受同志们的批判。
在思想改造过程中，个人进行坦白的形式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庄重的、富有礼仪色彩的坦白形式对加强党组织的权威，增强党的凝聚力，教育当事者和其它党员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党支部或党小组召集会议，让当事者当众宣读自己的书面交代，接受每一个出席会议的党员的质疑和批评。在这种会议上，每个人都应积极发言，为了表明自己党性强、觉悟高，宁可说过头话，也不可显出“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当事者则必须拿出小本子，虚心记下同志们的批评，而决不可作申辩。如果某人急于解释，强调各种客观原因，那么大家就会众口一声，指责此人态度很不老实，坦白极不深刻。结果这位党员必须再次写出交代，直至领导和与会者一致认可才能过关。如此循环，该支部或小组的各个成员每人都需经历这一程序。会议的组织者，由于他受到上级的信任，负责所有人的最后鉴定，他的个人权威在这样的过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与会者都众星拱月般地簇拥在他的周围，以他的意见为自己的意见。而他本人的交代，往往一次就能通过。党支部或党小组的负责人，还负有发现、培养坦白典型人物的责任，一旦某人的反省被认为具有典型意义，负责人将推荐这个党员到更高一级的会议上当众忏悔，以现身说法的方式引导更多的人走坦白道路，同时，也以此向上级表明本支部开展运动所取得的成绩。
经由这套程序，“新人”终于诞生了。随着党组织给每个党员作出政治鉴定，个人有了新的归属――此生不仅思想上，而且身体和生命都无保留地属于党。从此，这个世界上就少了一个个人主义者或小资产阶级分子（“半条心”），而又多了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一条心”）。
个人一经获组织的肯定和接纳，就“像越过一道阴阳分界线”，精神面貌顿时焕然一新，萎靡之气一扫而空。有人形容这种感觉如同“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看到鲜红的晨光”。①
经由坦白、审干运动铸造的新人已具有某种特有的气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确实已牢牢记住了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概念，并学会用这套概念来观察世界和指导个人的言行。表现在行动上，则是彻底抛弃资产阶级人性论和温情主义的任何表现，非党性勿言、非党性勿听、非党性勿动，绝对服从领袖、组织、上级的命令和指示。
然而，就在“新人”成批产生的同时，保守苟且、浑浑噩噩的“机械”作为“新人”的伴生物，也开始在革命队伍中出现。为了服从现实生存和政治发展的需要，根据地内的许多党员学会了隐瞒真实想法，而随声应和上级的指示。根据地内的人际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先基于共同政治理想而结合的“同志”关系，慢慢向人身依附的关系转变，冷漠、猜忌、互相防范逐渐取代了同志间的亲爱、坦诚。②口是心非、投机钻营、见风使舵、趋炎附势之辈渐渐充斥中共党内。由于人性毕竟非强力和说教所能完全改变，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现象，具有双重人格的党员在整风审干后开始出现。
① 刘白羽：《我的人生转折点》，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 集，页136。
②伴随着毛泽东新权威的确立，根据地内的等级制度也基本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根据地内的人际关系发生了静悄悄的改变，讲人情、谈私交开始受到遏制。早在1939年，曾三对此就有过议论，他认为，“除同志关系外，不许有私人感情，这话不尽对。只能说私人朋友感情是次要，不允许超过或并重于党的利益，而不能说私人感情须一笔抹杀，这是违反人情的。这一趋向的发展，可能走到人间的冷酷。”参见《谢觉哉日记》，上，页284-285。对于根据地内的反“人性论”的气氛，初入延安的从事白区地下斗争的党员和外来知识分子都觉得不甚习惯。因为在白区，同志之间的关系都十分亲密，到了“家”，情况反而不一样了，所以一时间，“延安缺少同志间的友爱”成了许多人的共同感受（丁玲、王实味、萧军、朱明）。王世英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在进入延安后，感触最深的就是“人际关系越来越难处”。他对刘少奇说：回到延安，我感觉学了一些坏东西，自己不愿做的不愿说的，也得去做去说，感觉没有在秘密工作时期那样纯洁。刘少奇认为，王世英不是学坏了，而是“学好了”。他告诉王世英：“所谓好坏之分，应从党的工作，党的利益出发，吹牛拍马不好，但对工作有利就是好的，就要做。”参见段建国、贾岷岫著，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244-245。这种革命的“吹牛拍马”，以后伴随着等级森严的干部级别制度逐渐发扬光大，成为某种新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以至于长期从事国统区工作、从未去过根据地的夏衍在1949年听到别人称他“高干”，看到革命文艺家马寒冰向他敬礼报告时，还很不习惯。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页62-22、640。
勿庸置疑，交替使用教化与强力方法锻造“新人”是毛泽东的一项“伟大”的发明，与斯大林的清党和肃反运动相比，坦白审干运动在触及和改造人的灵魂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一经细致考察，我们仍可发现，这场基于明确政治目的而发起的运动，除了套用列宁、斯大林的若于概念和方法之外，在其运作方式和操作实践的背后，还有着浓厚的中国内圣之学的痕迹。干部坦白交代和自我剖析，与宋明新儒家的“格物致知”、寻求“天人合一”的路向，几乎异曲同工，只是词汇和解释系统不同，而在手法上更具强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