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康生一手炮制的假案――“张克勤特务案”，毛泽东的反应如何？据师哲回忆，毛和其它中共领导人都“传阅”过张克勤的口供。可是，毛的态度究竟怎样，师哲没有明说，他只是说，康生对毛泽东“是多少有些影响的”。②
②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202-203。
如前所述，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他是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康生所取得的这项最新成果的，正是由于得到毛的鼓励（师哲声称，对于康生的工作，“党中央和毛主席等领导同志不便轻易开口”），① 进入1943年后，延安的审干规模迅速扩大。
康生充分认识到张克勤案的价值，现在扩大审干已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康生对张克勤案作了如下的解释：
（这个案子）使我们对国民党的特务政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对大后方的党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对延安的特务分子数目得到了一个解答，使我们的右倾思想有了一个触动。②
康生对张克勤案的分析将毛泽东对审干肃奸的指示进一步具体化了。因此，当1943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指示康生“搜集审查干部的经验”时，一套符合毛意图的审干经验很快就由康生制造了出来。
1943年3月1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整风不仅要整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要“整反革命”。毛说，国民党对我党实行特务政策，过去我们招军、招生、招党，招了很多人，难于识别。③
3月20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汇报审干工作，他的发言中心意旨有二：第一、康生提出，抗战以来，国民党对中共普遍实行奸细政策，最近从审查干部中才发现这一政策的阴谋。第二、康生提议，1943年党的工作，要把审干作为重要的一项，并把延安的审干经验写成文件通知全国。④
康生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汇报审干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此举充分说明毛泽东对审干的高度重视和毛对康生的有力支持。因为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性质与以往任何一次会议都不同，这是毛泽东正式登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职位的特殊日子。在3月20日政治局会议上，毛终于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在中央核心层执掌“最后决定权”的绝对权力。⑤尽管目前尚未披露详尽资料，使我们无从得知毛泽东在3月20日政治局会议上对康生汇报的反应，但是，康生在这天会上受到毛的肯定、鼓励和嘉许则是毫无疑问的。
①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202-203。
②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页210。
③《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76；《毛泽东年谱》中卷对毛这段话未予反映。
④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3 期。
⑤据胡乔木称，1943年3月20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中有关书记处会议由主席召集，主席有“最后决定全权”，乃是指书记处处理日常工作的决定之权。政治局决定大政方针，并无哪一个人有最后决定之权的规定。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73。但事实上，毛泽东根本不管这些区别，而是利用他的双主席的地位，当仁不让地执掌起“最后决定权”。
毛泽东的态度可以从刘少奇对康生报告的反应中略见端倪。刘少奇是从苏北新四军根据地经长途跋涉，于1942年底抵达延安的。1943年1月1日，刘少奇在延安新落成的中央大礼堂新年团拜会上正式亮相，随即作为中共重要领导人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介绍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通过这些安排，刘少奇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迅速突出。
刘少奇甫抵延安，正值审干日趋激烈的时刻，性格谨慎的刘只是静观事态，而未敢深深卷入。但是到了1943年3月20日，刘少奇放胆了。在这一天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与毛泽东、任弼时三人组成中央书记处，刘并成为中央军委唯一的副主席（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王稼祥的军委副主席职务在1943―1944年不再被提及），刘被毛泽东正式擢升为中共中央第二号人物。就在这一天，刘少奇向华中局陈毅、饶漱石发出《关于警惕国民党特务政策问题》的电报。刘少奇要求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也仿效延安，迅速展开审干工作。他指出：“最近延安在整风及全面清查干部思想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大批国民党特务与日本特务……今天国民党向我们斗争的主要方式是特务斗争”。①从刘少奇的电报中不难看出：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批准了康生的汇报，审干经验已被中央政治局认可，作为中央一项重要政策被推广于全党。
笔者的上述判断，还可以从1984年披露的一份1943年3月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得到证实。②这份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指示显然不是准备公开发布的，文件中的措词和涉及的党内斗争策略表明，这份文件是给各级领导机关负责干部的一份党内指示。文件明确提出，日寇和国民党已“派遣了大批内奸分子混入我党”，因而必须“有步骤地清除内奸分子”、“向内奸作斗争”。文件批评党内存在着浓厚的自由主义倾向，强调“现在党内斗争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义，不是过火斗争，故应强调反对前者，不应强调后者”，“因为假若过早地提出防止过火斗争，则势必不能展开纠正错误思想与肃清内奸的斗争”，“也有被内奸分子利用此种号召借以掩藏其内奸面目的危险。”
那么是否马上就应在党内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自由主义的斗争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自1942年末以来延安就结合动员填“小广播表”开展过反自由主义的斗争，但眼下的情况与几个月前相比又有新的发展，这次的反自由主义主要针对的是党内负责干部的“右倾温情”思想，目的是挖出更多的“内奸”。因此这份文件提出“反对自由主义偏向，在党内提出普遍号召的时机，亦不宜过早，因为假若过早地提出此种号召，则错误思想的暴露与内奸面目的暴露都将受影响”。于是，这份中央指示一面大谈党内应克服自由主义倾向问题，在另一方面又要求暂不在全党号召反自由主义，“先让自由主义偏向尽量暴露”。③
①王秀鑫在《延安“抢救运动”述评》一文中提到刘少奇给陈毅、饶漱石的这份电报于1943年3月20日发出，但《刘少奇年谱》中却提及此电系6月29日发出。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页72；《刘少奇年谱》，上卷，页425。查刘树发主编的《陈毅年谱》上卷，在1943年6月29、30日均无收到此电文的记载，而在1943年3月21日记载中则提到“接中央数电”，其中有对释放韩德勤的意见，至于中央电文的其它内容，则未予反映。经笔者查证，《陈毅年谱》中有关1943年3月21日的记载来源于《赖传珠日记》（赖传珠当时任新四军参谋长，负责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的机要电讯系统），其措词、用语完全一样。在《赖传珠日记》的1943年6月29、30日栏中均无收到延安来电的记载。参见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405；另参见沈阳军区《赖传珠日记》整理编辑领导小组：《赖传珠日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441。
②《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1943年3月），载《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文献和研究》杂志在公布这份文件时说明：此文件“没有写明时间，没有发文机关，也不知是否已作为正式文件发出，现有时间是《中共中央文件汇集》的编者判定的”，但说明此文件“内有毛泽东同志的修改字样”。
③《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1943年3月），载《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文献和研究》杂志在公布这份文件时说明：此文件“没有写明时间，没有发文机关，也不知是否已作为正式文件发出，现有时间是《中共中央文件汇集》的编者判定的”，但说明此文件“内有毛泽东同志的修改字样”。
现在，开展反内奸斗争的目标已经完全确定，“引蛇出洞”的计划也已部署完成，下一步就是按程序具体开展反奸斗争了。
3月20日政治局会议以后，延安的审干形势急剧激化，审干已完全被纳入“反特务”斗争的轨道。而胡公冕此时来延安，恰为运动的升级提供了最合适的借口。
胡公冕，原为中共党员，后投靠国民党，但其思想一向左倾，同情中共，抗战后被胡宗南延聘为高级参谋。1943年4月初，按照事先议定的日程，胡宗南派胡公冕率领一个代表团来延安与中共方面谈判。这原本是一项正常的人员来往，但是他的到访却意外地促成了4月1日的延安大逮捕。
康生下令捕人的理由似乎名正言顺，这即是蒋介石企图发兵进攻延安，而胡公冕恰在此时来延，为了防止边区内部的“特务”与胡公冕“来往”和“联络”，必须先下手为强。
4月1日夜，在延安共逮捕了多少人？八十年代后期，有关出版物一致声称，约逮捕二百人或二百多人。但是根据师哲提供的数字，4月1日夜逮捕的延安及边区干部超过了四百人，因为就在延安实施大逮捕的同时，边区的其它城镇也同步抓人，绥德专区逮捕了一百人，关中也抓了人（具体数目不详）。
这样，1943年4月1日夜，在延安及边区其它城镇共逮捕四百六十人，①分列如下：
延安（边区系统）：二百六十人
延安（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一百人
绥德专区：一百人
关中地区：人数不详
这四百六十多人绝大多数是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被秘密逮捕的，康生说的言简意赅：“有材料还要审问？”“先抓起来再说，正因为不清楚才关起来审问，审问就是为了弄清问题。”
由于认定嫌疑人员不需任何确凿证据，而仅凭保安机关的主观判断，因而确定被捕人员名单几乎就不费任何周折，完全任由康生个人意志决定了。师哲作为参与逮捕行动的保卫人员，详细地回忆了1943年3月末康生圈定被捕人员名单的情形：
康生手里拿着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作记号，打圈点，嘴里念叨：这个是“复兴”，这个是“C.C”、“汉奸”、“叛徒”、“日特”……②
1943年4月3日，就在4月1日延安大逮捕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发布了旨在进一步扩大审干、反奸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又称第二个《四三决定》），这是毛泽东正式就任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双职，获有对中共决策“最后决定权”之后，所发布的一个带有全局性影响的重要文件。该决定正式提出整风的目的还在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号召各级党组织“必须极大的提倡民主”，使坏人得到暴露，同时要求大胆怀疑，放手大干，防止运动冷冷清清。文件也稍带几句，在审干反奸中应“注意稳妥”。此种言辞颇似毛泽东风格，乍看面面俱到，似乎既反右，又防左，实则重点在前，“稳妥”一词纯系点缀。
4月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号召特务奸细分子自首。③
① 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6。毛泽东在1942年4月28日政治局会议上也说到：今年以来拘捕的特务共有四百人。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76。
②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196。
③《毛泽东年谱》，中卷，页433、434。
4月22日，毛复信凯丰，同意编印肃奸教育资料。毛特别强调指出，“目前还是让自由主义暴露的时候”。①
4月28日，毛泽东又在政治局会议上重点谈肃奸问题。②
第二个《四三决定》的颁布，迅速将延安的反奸斗争引向高潮，实际上成了动员“抢救”的号角。就在这个时刻，刘少奇也在极秘密的状态下进入到领导延安反奸斗争的核心层。
关于刘少奇在延安审干、反奸斗争中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扑朔迷离，即使在文革期间对刘少奇的“大批判”中，对此问题也没有任何涉及。1980年刘少奇被平反，大量回忆文章和研究刘少奇的论著纷纷问世，但是几乎无一篇文字论及刘少奇与延安审干、反奸斗争的关系。1998年10月经官方批准，《刘少奇传》出版。该书在谈到延安审干“出现了扩大化的偏差”时，对刘少奇在其间的作用也只有一句话的描述“当然，他也要负一定的领导责任”，③但并未提供任何具体细节。以致于到今天，人们只知道康生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起了“破坏”作用，对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其它领导人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活动均不甚了了。
但是，历史的真实却并非如此。在整风运动期间，刘少奇不仅与康生有密切的工作联系，他还是领导延安审干、反奸斗争的主要负责人。据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透露，刘在3月28日与弗氏谈话时对康生有所不满，并对王明流露出某种同情，但在4月8日后刘的态度突然转变，开始与康生拉关系了。④
1943年3月20日中央书记处改组以后，领导延安的反奸斗争就成为中共核心层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刘少奇作为书记处第二号人物，参加了书记处研究部署反奸工作的所有会议。4月5日，书记处举行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号召延安及边区的“失足分子”向党“自首”。⑤十天以后，书记处又召开会议，通过了在延安进行清查特务、开展防奸教育的决定。4月24日书记处再次召开会议，决定在5、6、7三个月专门进行防奸教育，并宣布重新恢复总学委，日常事务由康生负责。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党内反奸斗争问题，并决定成立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以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刘少奇任主任。⑥ 至此，刘少奇成了延安反奸斗争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隐身其后），原先具体领导反奸工作的康生也成了刘少奇的部属。
①《毛泽东年谱》，中卷，页433、434。
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76。《毛泽东年谱》中卷对这一天毛在政治局会议上有关“肃奸”的言论未予反映。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上，页495。
④参见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122-25。
⑤《刘少奇年谱》，上卷，页419、420、421。
⑥《刘少奇年谱》，上卷，页419、420、421。
在紧接着展开的大规模反奸、“抢救”运动中，康生冲锋在前，在各种场合频频亮相，刘少奇一般却不公开露面。那么刘少奇又在做什么呢？身为延安反奸斗争主要领导人的刘少奇，其实做的是审干和反奸的政策和策略的制定、谋划工作，故而在各种动员、坦白大会上不见他的踪影。
1943年5月16日，刘少奇参加书记处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审查内奸从4月1日起，分三期进行，每期三个月。5月21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前一日季米特洛夫发来的有关解散共产国际的电报（莫斯科预备在5月22日正式公布），并讨论了防奸工作，规定了防奸工作的基本原则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①
刘少奇在审干、反奸斗争中将其所擅长的理论与政策分析水平大大地发挥了出来。1943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作《关于审干中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②在这个报告中，刘少奇针对干部对审干和反奸斗争的疑虑，对审干和“清查内奸”的意义作了权威性的阐释。刘少奇指出：审干和反奸斗争是整风运动的继续发展，是整风精神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刘少奇还明确规定了审干的任务是“清查内奸,争取失足者，训练干部”。③
刘少奇作为反奸斗争的指导者，不仅在政策制定方面起重要作用，而且在指挥华中根据地的审干反奸和调配审干干部方面也具有很大的权力。刘少奇回到延安后不时就开展反奸斗争的策略给华中发出电报。1943年6月29日，刘少奇电示陈毅、饶漱石，告诉他们“大后方的党几乎全部被国民党破坏”，要求彼等针锋相对，“用说服利诱与威胁等办法”，争取被俘将释的“顽方人员”“为我服务，为我作情报”。刘指导道：“采用强迫威逼自首的办法则须选择对象，选择那些在他不肯自首为我作事时，我能长期拘押或秘密枪决的人威逼之，不要对一切人都用威逼办法，可多采用说服利诱办法，或用公布他私人秘密等办法威逼之。”刘少奇认为，“特务斗争是一种非常高级的细密的科学，需要详细研究和学习”，“必须使全党一切忠实党员都学会特务斗争”，否则“我们一定失败无疑”。④
①《刘少奇年谱》，上卷，页419、420、421。
②在《刘少奇年谱》中无这次报告具体日期、作报告地点和听报告对象的记载，对报告内容只作了少量反映。
③《刘少奇年谱》，上卷，页429。另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419。
④刘少奇：《对反特政策与方法指示》（1943年6月29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印行，1989年），第17册，页379。此电文与刘少奇3月20日电恐非同一电报。也许因该电极机密，《赖传珠日记》中才无记载。
1943年4月5日，就在那次决定开展动员“失足分子”向党“自首”的书记处会议上，还有另一个与刘少奇有关的重要决定，这就是会议责成由刘少奇负责向晋西北、晋东南、晋察冀派出整风学习组，以指导、帮助上述区域的整风、审干运动。同年8月9日，书记处会议再次作出决定，由刘少奇选派干部前去华北、华中根据地帮助整风。此时全党范围内的整风已先后进入审干、反奸斗争阶段，指导整风就是指导审干、反奸和“抢救”。在这次会议后，由刘少奇派往各根据地的审干钦差大臣陆续到达各地区，具体传播延安的审干、反奸、抢救经验，对当地运动向极左方向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刘少奇在审干、反奸斗争中位居领导地位，但他深居简出，外界只知他出任了中央总学委副主任，却不知他实际上还是秘密机构――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的主任。
权力极大的中央总学委在1942年夏之后，事实上已经取代了政治局和书记处，成为毛一手操纵的太上机关。但是至1943年3月20日书记处改组，在形式上，党的机构已经得到恢复，于是中央总学委暂停工作。可是不久，中央总学委在4月24日又被恢复。与此差不多同步，4月28日，又正式成立了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
既有中央总学委，又有反内奸斗争委员会，这两个机构的功能与分工又是如何呢？事实上，进入1943年春之后，中央总学委与反内奸斗争委员会所干的工作是一致的，这就是领导审干与反奸。只是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对外严格保密，由总学委在前面出头露面，加之总学委在各机关、学校、军队系统皆有学分会，总学委负责人康生又身兼中社部部长，社会部已与总学委水乳交融，于是外界只知有总学委，作为延安审干、反奸最高决策机构的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反而不为外界所知。因此，才有刘少奇来延安后担任总学委副主任之说的出现。
刘少奇真正担任总学委副主任是在1943年10月5日。在这天召开的书记处会议上，决定毛泽东为总学委主任，刘少奇、康生为副主任，胡乔木为秘书。此时总学委的功能又有变化，它实际上是毛泽东为正在召开的以清算王明为目标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而成立的核心小圈子，其主要任务是为配合毛在党内上层开展路线斗争，为毛提供理论解释和在毛等几个人中间进行反王明、博古、周恩来的协调分工。①至于领导审干、反奸的工作则基本由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承担，由于这两个机构的主要负责人都有刘少奇和康生，因此上述两个机构的工作又存在交叉性的关系。
①在1943年10月至1944年4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刘少奇、康生果然配合默契，猛攻王明、博古、周恩来。
1943年10月以后中央总学委与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工作范围的示意图如下：（无图――E书制作者）
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素有稳健、长于埋头苦干的声誉，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刘少奇因在白区工作中主张隐蔽、退却的意见还蒙受“右倾”的指责，何以他在1943年返回延安后不久，就在审干、反奸问题上显出明显的左的姿态，并在1943年春夏之交，当延安审干、反奸、抢救狂潮兴起后，听任极左恶浪翻江倒海而基本保持沉默？
笔者认为，刘少奇当时左的姿态与1943年他在党内地位的急剧上升有密切的关系。左的审干、反奸政策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刘返抵延安后，很快就了解到这一点。然而毛、刘在反王明问题的立场与利益关系完全一致，毛且大力提拔刘少奇，使刘从政治局候补委员一跃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在这种情况下，刘不管是有意还是违心，都只能全力配合毛。第二，刘少奇与其老部下彭真的关系一向密切，彭真被调回延安后受到毛泽东的重用，在审干、反奸斗争中是一个风云人物，刘少奇来延安后，彭真在中央党校创造出的审干、反奸经验正作为一套成功的经验向延安各机关、学校推广，刘不能站在彭真的对立面。第三，刘少奇虽有谨慎、稳健之名，但刘同时又是一个喜欢表现的人，尤其喜好就某些理论、政策问题发表意见，刘来延安后被委之以领导审干、反奸的重任，使刘在这一方面的才干可以就此发挥，他也没有理由放弃这一有利于扩大其在全党影响的机会。①
1943年开始的审干、反奸斗争对刘少奇有极重要的意义，刘少奇从此正式涉足中共的干部和组织系统。在3月20日书记处会议上，决定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组织委员会，统一领导中组部（包括中央党务委员会）、统战部、民运工作委员会、海外工作委员会以及中央政治研究室（即中央研究局）。至此，刘少奇取代了陈云（1944年后转做财经领导工作），成为中共组织系统的掌门人。在审干、反奸斗争中，刘少奇在彭真的大力协助下，通过谈话等方式，广泛熟悉中共各“山头”的情况，刘少奇的影响和在党内的支配力也从北方局系统、新四军系统向全党延伸。在这个时期，刘少奇还直接过问中央党校一部的审干工作，党校一部主任古大存就曾多次向其汇报工作。1944年，彭真正式出任中组部部长，显示刘少奇在中央组织和干部系统的影响力得到巩固和加强。
虽然刘少奇在审干、反奸斗争中位居决策层，但他与康生毕竟有明显区别。康对毛泽东只是一个家臣，而那时的刘则是毛最重要的盟友，刘少奇不屑于做康生所好的那种“魔鬼”工作，刘少奇的兴趣只是在制定审干、反奸的政策和策略方面，他没有在台前大声疾呼抓“特务”，也没有像康生那样亲自去审讯“特务”、“叛徒”。
有记载说，在运动高潮之际，刘少奇曾对运动的过火方面发出过疑问。②然而刘的“疑问”只是后话，在1943年春夏之交，他还没有这种疑问，相反刘少奇正兴趣盎然地研究、部署审干、反奸的发动工作。现在刘已进入审干、反奸的领导核心，他和毛泽东一样，以党的最高领袖的身份，隐于康生的背后，在幕后密切关注并指导在延安，继而在全党开始的新一轮党内大整肃运动。
①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刘少奇传》记载，刘少奇在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期间曾向会议作自我批评，其中对“1943年审干期间发生的一些问题”作了检讨和说明，但该书并没有提供刘检讨的具体内容。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下，页755。
②华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风始末》，页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