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是在审干和反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是与审干、反奸交叉进行的，在运动的方法和策略上既有相似处，也有差异。无论是审干、反奸，或是“抢救”，都有一个事先设定的主观判断，这就是凡知识分子干部和做白区工作的干部大多都有问题，而他们一般不愿主动向党作出完全、彻底的坦白。这样就必须首先研究他自己交代的材料，按图索骥，步步深入，从中发现疑点，继而取得证据。但“抢救”在此基础上还要向前发展，即在获取证词的过程中，更多地诉诸暴力和恐吓的手段。
审干甫始，所有人员均需交待历史，此谓“写自传”。凡属从国统区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则需反复写，交领导机关检查，再“填月表”，交代传主每个月的历史。
康生曾对社会部工作人员面授“斗争策略”，指示他们从受审人员写的“自传”中发现问题。康生启发道：刚来边区时写的自传，整风时写的自传，到反省机关写的自传，把这三部自传一对照就矛盾百出。有怕出毛病而挨斗争的，先留一个大纲，有个大纲写一百遍都不会错。你就叫他当面写自传，在我们这里写自传，他的大纲在家里，在这里写就有了漏洞。①
在康生的具体指导下，通过从受审人员自传中查找疑点已成为审干的一项基本策略，被普遍运用于各单位。依照这种策略，审查人员勒令被怀疑对象三番五次写自传，写月表，从中找出前后矛盾之处，再顺藤摸瓜，提“一万个为什么”，使受审人永远答不完。接着，又勒令受审人员揭发同伙，将与受审人员有联系的其它人一网收来，此谓“老鼠战略”――即以一人为突破口，逼其咬出其它人。
从审查人员的交待材料发现“敌人”固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也有缺点，这就是既费时又费事，且不能大面积地发现“敌人”。针对这种情况，康生又采取另一谋略，这就是暗中布置特工在各单位可疑人群中故意散布“反动言论”，以钓出“反革命”。然而这种方法的效果也不太明显，因为在审干、反奸的紧张气氛中，绝大多数干部都谨言慎行，提高了警惕性，一般不会主动上钩。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二个“四三决定”，正式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以大民主的方式来批评领导，揭露错误。此项决定的真正意图在于“引蛇出洞”，“暴露敌人”。
遵照第二个“四三决定”，延安各机关、学校纷纷召开“民主检查大会”，刘少奇和其它中央领导干部还亲自参加了中央党校召开的民主大会。②一些干部受到中央决定的鼓舞，居然忘了一年前王实味事件的教训，他们在“民主大会”上慷慨激昂，情绪激动，言辞激烈地批评起领导的“官僚主义”、“压制民主”和“特权思想”来。这些上台发言的人大多为知识分子干部，有的人在会场上甚至声泪俱下，泣不成声，于是一个个都跌入了早已为他们设计好的陷阱，成为“反革命”或“特务分子”。
①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202。
②张鼎丞：《整风在延安中央党校》，载《星火燎原》第6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页8。
通过检查自传发现了一批“反革命”，又通过召开“民主大会”再钓出一批“反革命”，但是“反革命”、“特务”的数目离上层领导头脑中的敌情估计还相差很远。这时，群众运动就派上了用场，各机关、学校普遍提高了敌情观念，大反右倾麻痹思想，纷纷以比赛的精神来清查特务分子。上级部门则以明确的指示或暗示来具体指导下级的审干小组成员：凡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抗战后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大多有嫌疑；曾被国民党逮捕、从事白区工作的同志也是重点审查人群；至于经常散扩不满言论的人更可能是特务分子。这样，就产生了对各单位“敌人”比例指标的要求问题。中央书记处秘密制定反奸策略，指示通过召开坦白大会，“形成坦白运动的潮流，造成群众的压力与群众的清查运动”，认为如此做了，“即可清出大批特务与各种有政治问题的人”。
对于怎样召开坦白大会中央也有具体的布置：第一，“必须在各机关、学校、农村组织自卫军，实行放哨戒严，禁止会客及出入的自由，规定严格的生活起居制度”。第二，“在坦白大会之前，必须有慎重的严密的准备，除开调查一切嫌疑分子的材料、定出嫌疑名单之外，并须动员一批积极分子，秘密监视嫌疑分子，注意他每日的言论行动，在大会上察言观色，在他恐慌动摇到极度时，即抓紧对他劝说，督促他坦白并坦白别人。”①
在上级机关的精心指导下，利用群众运动的方式，“依靠群众的喉咙，依靠群众的拳头，依靠群众声势汹汹的态度”，大批“反革命”和“特务”分子终于被挖出。
可是这些被指称为“特务”、“反革命”的人员只承认自己有缺点和错误，却死不肯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或“特务”。下一步就需要进行政策攻心，逼迫受审人员承认自己是“特务”。这一步是全部过程中最困难的阶段。
提问者要求受审人员回答各种层出不穷、离奇古怪的问题：
“你平日经常散布反动言论，勾结对党不满的分子，你必须老实交待，国民党派你来延安搞破坏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某一次国民党大逮捕，其它同志被捕牺牲了，为什么只有你没被捕？”
“你在教会学校读书，一定参加了英国特务机关！”
“你的舅舅1936年从东北逃往北平，住在你的家，他是日本特务机关的特务，你也经他介绍加入日特机关，成为日特机关的情报员，你在延安为日特提供了多少情报？”
“你说你是坐火车从上海到西安的，一定是国民党派你来的，没有国民党开的介绍信，你可以坐火车吗？”――这个提问称得上是审干、反奸、抢救中的“经典提问”，许多被审人员都被问到这个问题。在绥德师范礼堂的斗争大会上，一个嫌疑对象被追问“你没有特务关系，怎么能从上海到北平坐得上火车？”②
“你的父亲现在还在北平，又有钱，不是汉奸才怪！你和他什么关系？”③
“你家里又不缺吃又不少穿，你来延安干什么？”④
①中央书记处：《发动华中反特运动指示》（1943年11月15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页385；另参见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1945年3月），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②韦君宜：《思痛录》，页12、13。
③韦君宜：《思痛录》，页12、13。
④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页48。
“你一贯积极工作，是为了取得组织信任，便于长期潜伏，不然的话，为什么放弃在国统区现成的正规学校不上，偏偏来边区吃苦？”①
“你的同伙已经向党坦白自己是特务，他也揭发你是特务，你为什么还执迷不悟，拒绝党的挽救呢？”
如此荒诞不经的问题，不一而足，被审问者即使有一百张嘴也难于回答清楚这类提问。这些审干领导小组成员多数世代居住在偏远山沟，从未去过大城市，更没见过火车，加之头脑中已经形成的习惯思维，他们很难相信世界上竟然有人不是为吃饱肚子，而是为了所谓信仰来投奔共产党。
于是，为了敲开被审问者的嘴，只能诉诸于“强硬手段”了。
手段之一：疲劳战、车轮战。逼迫受审人员几天几夜不合眼，审问者轮番休息，以连续作战的方式，利用受审者神智昏迷，精神崩溃，取得口供。
1943年4月至1944年6月，李锐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受审，曾经“五天五夜不准睡觉，不准瞌一下眼皮（有哨兵日夜持短枪监守，威胁）”，在保安处有人还受到长达十五天十五夜的疲劳审讯，“受审时，通常是长时间立正站着（以致腿肿）和坐矮板凳；有时加带手铐，时间长短不定”。②
手段之二：捆绑吊打、刑讯逼供。据师哲披露，1943年5―6月间，社会部讨论起草《审讯条例》，会上围绕是否用刑的问题产生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康生坚持主张用刑，说“不用刑，那怎么审讯？”③于是，刑讯逼供成为审查中的主要手段。
普遍的刑罚有将受审人员吊在梁上，施以鞭打，或加之拳打脚踢。仅据关中分区一个县的统计，在运动中就曾采用压杠子、打耳光、举空甩地等二十四种肉刑。据延安地区一个县委扩大会议记录记载，县委书记、区委书记都曾亲自上阵殴打受审人员，县委书记打人约十七人次，挨过县区领导打的有九十一人，被县委领导人私自关押的有二十九人。④
保安处常用的刑罚有：老虎凳、鞭打、长时间带手铐、绑在十字架上抽打受审者。保安处处长“周兴即亲自这样打人”。⑤
手段之三：饿饭。据李锐回忆，在边区保安处，专设“特宇号”监房，收押“顽固分子”，“每人每餐只给半碗饭，有的人曾饿过一个多月”。⑥
①刘晓：《最美好的时光》，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257。
②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页45。
③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200-201。
④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15-18。
⑤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页45。
⑥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页45-46、46。
手段之四，假枪毙。在审干、反奸、抢救运动中，假枪毙是一种常见的斗争和惩罚方式。经过种种酷刑拷打，如果被审查者仍拒不交待，这时审查机关负责审讯的干部就会想到利用假枪毙的方式再作一次榨取口供的努力。
选择假枪毙的时间一般在月黑风高之夜，将嫌疑分子五花大绑押往野地，嗖嗖几声枪响，于弹从耳边飞过，给受刑者造成极大的心理与肉体伤害，许多人甚至会长时间精神失常。原中共地下河南省委书记张维桢在中央党校受审期间就曾被拖出去假枪毙。
种种刑罚、肉体折磨，以后被一句“逼、供、信”轻描淡写地遮盖过去。在统称“逼、供、信”的审讯方式中，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一般是同时并进。精神上的折磨是反复不断地向被审查者进行“劝说”，恐吓、引诱受审对象进入早已布置好的圈套。精神施压若不奏效，就辅之以肉刑，或五花大绑，被施之以拳打脚踢，或被拖出去受“假枪毙”的巨大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的人因多年监禁，成为“满头白发的青年”。①许多人因遭受这种双重折磨而导致精神和心理上的创伤，在经过许多年以后仍难以抚平。一个受审者当年曾被五花大绑，整整四十八个小时才给解开绳子，以至双手和指尖全成暗紫色，两只手腕被绳子紧勒过的地方开始腐烂，绳痕一直到1949年后还没有褪尽。②
延安地区关押受审人员的机关共有四个：社会部看守所、西北公学、陕甘宁保安处和西北行政学院。
中社部看守所设于枣园后沟，在里面关押的都是重犯，王实味从1943年4月2日被押解到此，一直关押到1947年3月才被转移至晋西北的兴县。
西北公学也位于枣园后沟，距社会部看守所不远，是中央社会部集中受审人员的特别机构，1942至1944年，共拘押有“较严重”问题人员五百余人，其中480人被打成“特务”、“叛徒”、“日特”。
陕甘宁保安处为公开的镇压机关，整风开始后，关押各类被挖出的“特务”五、六百人。到“抢救”高潮时，保安处所在地“凤凰山坡上一层层一排排的窑洞，已经挤满了人，又新挖了一些窑洞。原来一个坑睡四人，后来睡五、六人”，“挤得翻不了身”。③
西北行政学院为西北局和边区系统关押一般嫌疑人员的临时集中营，共押有908个受审人员，其中包括三类人员：1942年4月后在秘密审干中“坦白”的边区工农出身的干部；被怀疑为“特务”的外来干部；“抢救”中送来的边区各厅、院、局、银行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于光远和以后长期担任邓颖超秘书的陈楚平（此人原为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也被打成“特嫌”）当时即被集中在此接受审查，并参加开荒劳动。④
①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页45-46、46。
②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15-18。
③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15-18。
④于光远：《文革中的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页53。
至于更大数目的各机关、学校的被抢救人员，则全部拘押在各自的单位，接受隔离状态下的审查。一经隔离，受审人员就失去了人身自由，不准回家，也不许通信。
在康生和各单位审干小组施行的精神、肉体双重折磨下，大批“特务”被制造出来。人们互相“揭发”，甚至许多夫妻也互相“咬”对方是“特务”。各单位、学校的“日特”、“国特”、“叛徒”鱼贯上台自首，有的还被树为“坦白”典型，胸佩大红花，骑在马上，风尘仆仆地巡回各地现身说法。
1943年夏秋之后，各机关、学校大门紧闭，门口由警卫把守。延安的人们已中断互相往来，“谁也不敢理谁”（王德芬语），在偌大的延安城，也需持介绍信才能办事。入夜，延安万籁俱寂，听不到一点声音，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