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根据地又称华北根据地，是抗战后中共最早开辟的战略根据地。1941年春，担任边区党委书记的彭真奉调回延安，聂荣臻成为党政军一元化的最高领导。1943年8月，聂荣臻接通知返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由晋察冀分局副书记兼军区政委的程子华负最高领导责任。
1942年全面整风发动之际，正是晋察冀根据地最为艰苦的时期。在侵华日军“铁壁合围”和“大扫荡”的严酷战争环境下，整风只能间歇进行，基本限于学习文件的“正面教育”，直至1944年战争形势缓和后，华北根据地的全面整风才正式开始。
华北根据地的整风、审干是在程子华的主持下开展的，其主要方法是：上层领导干部在职学习整风文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而将一些所谓“有问题”的干部集中到党校学习和接受审查。
1944年夏，时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兼主编的邓拓被调入分局党校学习，在经过短期的文件学习后，整风迅速转入审干阶段，由于气氛紧张，邓拓与其妻丁一岚虽同在党校学习，但两人却“很少有时间接触”。对邓拓的审查主要集中在历史上曾经两次被捕的问题。抗战前邓拓曾在河南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此时河南地下党是所谓“红旗党”的说法正从延安传到晋察冀，邓拓自然成了被怀疑的重点对象。邓拓无辜被审，心清愁闷沉重，在给丁一岚写的一首《战地歌四拍》的长诗中，邓拓自抒“七度春秋销北地”，“缩地失长鞭，脚跟无线”，还写下“天才投笔误狂歌，伤心梦幻倍蹉跎”的诗句，流露出惆怅的感怀。④
④王必胜：《邓拓评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年），页107、95。
在整风、审干中，清查“托派”是重点的内容。当时任冀南区党委常委、四分区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的王任重被怀疑成“托派”，军区参谋长王蕴瑞也受到怀疑。王任重是知识分子干部，1938年从延安来冀南，先后担任冀南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在王任重受审查期间，冀鲁豫中央分局书记（也称平原分局）黄敬提议调王任重任平原分局宣传部长，但未被批准。王被调回延安后，其“问题”经审查得到甄别后才返回冀南。①
当时被怀疑为“托派”的人大多为知识分子干部，这些人在未进入根据地前一般都曾参加过国统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或从事过兵运工作。内战期间，国统区的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些失去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纷纷参加了各种左翼团体，有些人仍以共产党员的面目活动，并发展其它左翼青年入党。这批人以后多被认为是“托派”，成为清洗的对象。
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兵运工作的中共党员，在抗战初期，或拉出队伍进入共产党根据地，或因工作失利退回根据地，这批人也往往被认为是“托派”。清洗这些人，主要是党组织对彼等政治上的不信任，“托派”只是一个罪名，绝大多数受害者实际上与“托派”或“托派”思想毫无关联。
晋察冀的“肃托”、“锄奸”在1938年就已秘密进行，熊大正、李晓初是最初的牺牲品。熊大正抗战前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任助教，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荪在熊大正毕业后曾推荐其去德国留学，因抗战爆发而未成行。1938年夏熊大正到冀中根据地，专门负责秘密从天津购买军火、医药、通讯器材。1939年春，时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的熊大正突被晋察冀军区锄奸部秘密逮捕，被定为“汉奸”、“国民党特务”而遭处决。受熊案牵连，从平津来冀中的知识分子干部近百人被逮捕（后大多被释放）。熊大正错案直至1986年才由中共河北省委予以平反。②
原东北军军官吕正操在抗战前夕秘密加入共产党，其入党介绍人为北方局打入东北军中的李晓初。“七七”事变后，吕正操率东北军六九一团据守华北，开辟冀中抗日根据地，功勋卓著，受到毛泽东的赏识，在中共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但是，吕正操的入党介绍人李晓初却命运悲惨。1938年4月，此时已离开吕正操部前往地方工作的李晓初，因“托派”案件被调往平汉路西晋察冀军区接受“审查”，旋被处决。李晓初被审和遭处决，事前并没有通知冀中军区领导吕正操；李晓初一案也是直至1985年才由中共河北省委复查，确认系错案被平反昭雪。③
①《宋任穷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页498。
②《吕正操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页180、101、157。
③《吕正操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页180、101、157。
中共对于军队一向极为重视，抗战初期八路军开赴华北，以老红军为骨干联合改造由共产党地方组织领导的军队，创建中共根据地，在政治态度上只信任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对其它干部则在工作中进行考察排队，一俟立稳脚跟，即对地方武装的领导进行审查，大多调任副职。吕正操之所以长期蒙受信任，被委之为冀中军区司令，一方面在于吕开疆辟土，贡献巨大；同时也因吕对晋察冀领导十分尊重，加之聂荣臻为人公正宽厚，故吕正操可以在党内斗争中较少受到冲击。
然而，吕正操在政治上的顺利并不意味着吕部的干部也是如此。在冀中局面打开后，吕正操所率的旧部很快成了审查的重点对象。1938年8月中旬，晋察冀军区将吕部调安平整训，军区政治部着手处理所谓“托派”案件，将吕正操旧部大部分干部送往延安审查，这批干部只有经审查确认为没问题才放回冀中工作。至于有多少干部被扣留在延安，有多少干部返回冀中，吕正操在其回忆录中都没有详述。①
晋绥与陕甘宁隔黄河相望，是延安与边区的屏障，也是延安通向华北、山东、华中的唯一信道。晋绥是贺龙、关向应所率八路军一二0师辖地，贺龙为党政最高负责人。1942年贺龙被调回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晋绥分局书记关向应也因病在延安治疗，由林枫任分局代书记、晋绥分局整风总学委会主任。
1942年是晋绥极端困难的时期，根据地在日军包围下急速缩小，只剩下几个完整和不完整的县，人口不足百万。但由于与陕甘宁相邻，受延安影响太深，在战争环境下，晋绥根据地仍仿效延安大搞审干与“抢救”。
1943年3月19日，晋西北党委发出《关于整风学习中配合审查干部的指示》，全面推广延安的经验，要求干部写思想自传。5月，武新宇在晋西北行署整风座谈会上作报告，号召各领导干部诚恳坦白反省自己。在这前后，晋绥各地的军政干部开始集中整风学习，致西党政军区级以上领导干部大部分被集中到偏关参加整风。②
9月，晋绥的整风、审干转入“抢救”。驻军干部在神府彩林村，边区一级党政民机关干部在杨家沟，召开“反特务”斗争大会，各单位出席总人数为1274人，到11月，就查出一大批所谓“特嫌分子”。③12月，晋绥军区下辖各分区又分别成立了“整风队”，对干部实行集中审干。据中共晋绥分局书记林枫称，参加运动的“有五千个干部，三千个战士，两万五千群众，共三万三千人”。④在“抢救”高潮中，各部门“经常通报抓特务的比例，有的单位抓出特务竟占全部人员的百分之二十、三十”。⑤
文革前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穆欣当时在晋绥《抗战日报》工作，他因担任由范长江任社长的国际新闻社特派员及驻晋西北通讯站主任，曾向国新社写过稿件，而被诬指为“特务”。周恩来对穆欣的情况比较了解，因为国新社受周恩来直接颁导，而范长江聘请穆欣事先也曾征得周恩来同意。1943年9月，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后，料想穆欣在国新社兼职事将会受到怀疑，于是主动托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韩均给中共晋绥分局和《抗战日报》社社长廖井丹捎话，为穆欣作出证明。但是周恩来当时在中央的地位并不巩固，晋绥分局对周的证明不予理睬，穆欣仍遭到批斗，他在报社担任的领导职务也被免去。⑥
①《吕正操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页180、101、157。
②《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21、231。
③《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21、231。
④《林枫同志在分局高干会关于整风审干的结论》，1944年7月，转引自郭华伦：《中共史论》，第4册，页414。
⑤张稼夫（时任中共晋绥分局副书记）：《庚申忆逝》（之二），载《党史资料》，第8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页251-52。
⑥穆欣：《秦城监狱里的6813号》，《中华儿女》1998年第10期。
穆欣在抢救运动中的这段遭遇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穆欣称，他“亲眼目睹了‘逼供信’给党的事业所造成的严重损失，而且也亲身体会到‘逼供信’的极大危害”，以至于以后几十年对此教训仍时刻铭记在心。①
与其它根据地的情况相类似，晋绥地区“抢救”的重点单位是晋绥分局党校，但是有关晋绥分局党校“抢救”的基本状况外界至今仍不甚清楚。原晋绥干部张鉴在“抢救”中蒙受严重打击，信念崩溃，在1945年叛逃投奔国民党后，曾著文对晋绥分局党校的“抢救”情况加以披露。笔者对张鉴的叙述与文革后大陆公开披露的相关材料互相印证，认为张鉴的叙述基本属实，可作为了解晋绥根据地“抢救”的佐证资料。②
①穆欣：《劫后长忆》（香港：新民出版社，1997年），页132。
②国统区当时虽对“抢救”运动不甚清楚，但坊间偶尔亦有少量有关延安的叙述对“抢救”略有涉及，以今天的眼光观之，其记载大体符合事实。例如：1944年夏访问延安的中外记者团成员之一的金东平，在他的《延安见闻录》中就描述过所谓“车轮战术”。金东平将“车轮战”称之为“疲劳检查”，其方法是对“他们认为‘有问题’的人加以轮流的审问，日以继夜，夜以继日的永不停止……”。参见金东平：《延安见闻录》，页128。
张鉴的文章名为《中共怎样整风？》。在这篇文章中，张鉴谈到晋绥分局党校的整风、他个人在分局党校整风、“抢救”运动中的遭遇，以及他所知道的晋绥几个知名人物在运动中所受冲击的情况。现就张鉴的叙述作以下归纳。
一、晋绥分局党校被“抢救”干部的人数。
整风运动开展后，被送到晋绥分局党校学习和受审查的主要为军队营以上、地方县以上的干部，这批人绝大部分受过多年的基层锻炼。张鉴说，分局党校的整风从民国三十二年十月开始，“由整思想问题转入整政治问题”（此说属实，1943年9月后，晋绥整风进入到“抢救”阶段――笔者注）。“当时党校共二、三百人，其中七十多人被迫承认为特务分子，有日特、国特、阎特，三十多人未承认或半承认，总计党校被抢救的干部，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这个数宇并不惊人，当时，晋西北有个师范学校，这个学校百分之九十九被整为特务，所以有人给师范学校送了一个‘特务学校’的绰号”！
二、晋绥分局党校被“抢救”的干部基本上是受冤枉的。
“经过三四个月的被迫集中，因为硬要给人戴特务分子的帽子，所以多少人被迫用菜刀、草刀自杀了，有的跳崖、投河自尽了！”（张鉴未提供具体人数――笔者注）“当时有晋西北《抗战日报》的一个记者，因为被硬指为特务，万分不得已跳了六、七丈高的崖，不幸虽身受重伤而未身死，抬回来以后被认为‘特务分子牺牲自己性命，破坏中共政治影响’，仍强迫坦白！”“被抢救的干部，后来事实证明，都是大冤其枉……他们的所谓‘坦白口供’都是被迫无奈生编硬捏的，因此，当时有人说‘坦白运动就是胡说运动’”。
三、张鉴本人在“抢救”中的遭遇。
张鉴说，自整风结束到现在，他“始终不敢提起，甚至不敢回忆”他个人在整风期间的遭遇，“因为提起来我就伤心掉泪！我自十四岁离开家参加共产党工作，我自信很忠实，很热情，很积极。当整风运动开始时，我担任共产党小组长，一开始我就首先被监视起来，接着党校负责人向我提出我有政治问题，要我坦白，用‘坦白是光荣’，‘坦白后有前途’等软方法说服我；用不坦白要‘杀头’、‘坐监’、‘判徒刑’等硬办法威胁我。我恐怕造成他们的抢救借口，硬压抑着自己的感情，勉强若无其事的活下去。这样被监视两个月以后，到十二月，我的厄运来了，在一个群众大会上，他们要我马上承认我是特务……他们的口实是我的哥哥在二战区，从小就是国民党，我和我哥哥好。一定是特务。这种毫无根据的理由我当然不能承认，结果他们廿多个人用车轮战术轮流与我谈话，一个谈完去休息，另外换一个人谈，我一个人四天三夜没有休息一分钟，两天两夜没有吃饭，没有抽烟！尤其惨痛的是：八号晚上把我作为他们的阶级敌人，有的用皮带，有的用木棒，有的用拳头，对我又打又骂，并且在这十二月最寒冷的天气里，把我衣服脱去只剩下一个单短裤，在院中冻了四十分钟。因为我拒绝出去，把我头发拉去一大片！这样直到九号，因为我有脑充血病，精神恍惚，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只得在指供、引供下承认我是特务份子。我本希望可以了事了，谁知道造成了永远的祸害，说我承认特务不算，还要特务关系。我本来不是特务，不了解任何关系，尤其在脑子里已经几乎不能思虑下的情形下，越编越不像。结果，从我是特务，追到我哥哥是特务，我嫂嫂是特务，我母亲也成了半个特务……我不知道什么是特务，不了解任何关系，更不能无端再陷害人，迫不得已，最后只有将已作的口供一脚踢翻！……在抢救运动中，其它刑罚、手段还多的很！有一种刑罚是对被抢救的人不给吃饭，饿急时给吃肉，放的食盐、辣子特别多，吃上以后渴的要命，但是，你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及特务关系，永远不给你喝水！这种刑罚说来并不惊人，实际上却是一种最惨酷的肉刑！另外在抢救手段上，布置有炮手、打手，炮手多半是知识分子出身，抗战前的党员，打手都是工农分子。还有说客、突击队。方式上更有‘一打一拉，一拉一打，打中又拉，拉中又打’等等。……抗战期间我经过好多次战斗，与敌人也多接触过，酸甜苦辣也多尝过，但是我始终没有伤过心，这一次被抢救却使我伤心伤透了！……我对共党忠实、积极，对任何指示没有违背过，对任何工作没有贻误过，但是，结果只换了一个代价，就是我被整为特务分子！”
四、张文昂、雷任民等在“抢救”中的遭遇。
张文昂，原是阎锡山下辖山西六专署专员，1939年晋西北事变后到达根据地，曾任晋绥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山西新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在1943年10月整风转入“抢救”后被抢救为“特务分子”、“自首分子”、“消极分子”。在“抢救”中，他的脸被吐过痰，“差不多一切难堪他都受过了”，至“抢救”结束时仍被监视。
雷任民，建国后曾任外贸部副部长，被抢救为“国特”。其妻曾留学日本，被整为“日特”，接着又由此追及雷任民。
张隽轩、梁膺庸都是晋西北事变后进入根据地、并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在“抢救”中也被整为“国特”、“日特”、“阎特”。
五、由“被抢救”而对中共知识分子政策提出批评。
抗战之初，他自述当时他与共产党接触，“觉得共产党很好，就毫不犹疑地参加了共产党”，直到整风以后，由于身心受严重打击，产生思想幻灭，他结合自己在党内八年的体验得出看法，认为在党内只有“不识几个字的工农青年”受重用，而“知识分子出身的青年，特别是中学、大学毕业的学生，在共党内没有前途，只有到处受轻视，受打击”。张鉴说，“我们也认为工农是全国人的大部分，应该解放，不过不能把知识分子踢出去。但是共产党内看到的只是工农分子的气势凌人，不可一世，我当时很后悔，我母亲不该守多少年寡送我念书！”①
六、因无辜受冤而对“真理是共产党掌握”的信条的怀疑。
张鉴受党多年教育，早已接受“真理是共产党掌握”的信条，但在“抢救”中的遭遇使其对这一信条也发生了动摇。他说，“既然掌握了真理，为什么对抗战以来参加的人要监视他，怀疑他呢？为什么人民群众反对，干部情绪动摇呢？”②
在晋绥根据地，象张鉴这样“经不起考验”而投奔国民党的干部只是个别，绝大多数被整干部虽承受巨大压力和痛苦，仍维持着对党的信念，等待着有朝一日能够洗却自己所蒙受的各种“特务”罪名。
据说晋绥根据地整风、审干也有搞得较好的单位。1943年冬至1944年秋冬，晋绥八分区在日寇据点四面包围封锁的交城县关头村举办了三期整风班，参加者达三百余人。据记载，八分区的整风、审干“以学习整风文件为主”，“主要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让“那些还有政治历史问题尚未向党交待清楚的同志，白觉自愿地把自己的问题交待清楚”。被集中参加审干的干部“行动自由，不加监视，但要求遵守作息时间和外出请假制度”。当时在八分区担任领导职务的罗贵波说，八分区在审干期间“对交代得好的同志经征求本人同意”，召开了两次大会，“让他们发言，以此对其它同志进行启发和帮助，效果很好”，③因而八分区未发生逃跑、投敌或自杀的现象。④
①在“抢救”运动中，蒋南翔发现抗战后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大多被“抢救”或被怀疑，工农干部普遍看不起知识分子干部，因而产生看法，认为在党内“只有一些没有接触过其它别的思想学说的工农同志，才是保险和可靠的同志”。蒋南翔的看法事实上与张鉴的看法不谋而合。二十多年后，有更多的人具有和张鉴同样的想法。文革中，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被批斗时，就后悔当初不该念书。见季羡林：《牛棚杂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页100。
②参见《中共现形》（爱国出版社，1946年），页25-33。该书无出版地点。
③罗贵波：《革命回忆录》（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页184、235。
④罗贵波：《革命回忆录》（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页184、235。
晋绥的“抢救”在1944年落幕。8月，中央书记处电示林枫等要求做好“抢救”的甄别工作。至此，晋绥分局对被错戴“特务分子”帽子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
晋绥根据地的“抢救”细节至今仍未完全披露。贺龙、林枫长期领导晋绥，贺为行伍出身，对毛的才能十分崇拜，在理论和文化素养方面远逊于朱德、刘伯承、聂荣臻、陈毅等，较易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林枫在贺龙调回延安后事实上是晋绥的最高领导人。林枫与刘少奇有很深的历史渊源（1936年春，刘少奇赴天津任北方局书记，林枫为刘的秘书），深受刘少奇的信任。1943年后，刘少奇进入延安审干反奸斗争领导核心，在党内的地位正如日中升，以林枫为首的晋绥分局可以将周恩来为穆欣作的证明搁置一边，照样批斗穆欣，却一定不会将刘少奇的意见束之高阁。加之晋绥紧邻陕甘宁，延安一阵风刮来，晋绥不仅照办，而且变本加厉。
康生其人在1945年后领导晋绥土改，对该地也有严重的消极影响，造成晋绥土改中发生乱打乱杀的极端事件。在晋绥土改中，一些与中共多年合作的民主人士都惨遭批斗，有的甚至被斗死。
1947年9月21日，康生指导的兴县召开批斗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刘少白的斗争大会。刘少白是经王若飞介绍入党的秘密党员，其女刘亚雄、女婿陈原道皆为著名中共党员，陈原道更是中共烈士，1933年被国民党枪杀。刘少白次女刘竞雄嫁给安子文。刘少白一家应是革命家庭，但是刘少白仍被调回村里接受群众大会的批斗。
9月26日，在兴县蔡家崖组织了批斗边区参议员牛友兰的“斗牛大会”。牛友兰在抗战期间积极输财，全力支持八路军，牛之子牛荫冠为晋绥著名的老共产党员。但在这次大会上，牛友兰被铁环穿鼻，勒令其子牛荫冠牵“牛”游街。牛友兰被活活斗死。
在土改高潮中，晋绥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孙良臣也被上级批准揪回原籍批斗，最后被殴致死。①
在反奸、抢救运动中，太行根据地也受到波及。太行根据地包括太行、太岳、冀南三部分，又称晋冀豫区，抗战期间八路军总部与中共北方局均设于此。在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调延安后，太行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是邓小平，其它领导人有李大章、李雪峰、李菁玉等。
1943年初，北方局在代理书记彭德怀领导下，由北方局党校举办整风学习班，将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区的区党委一级和地委一级干部集中在党校进行整风文件的学习，并总结各个地区的工作。1943年10月，彭德怀被调回延安后，北方局党校又举办了一期整风学习班，在这一时期“抢救运动”已从延安波及太行，北方局党校成立了整风审干委员会，将一批领导干部打成了“特务”。
与此同时，北方局所在地太行的审干、抢救也开展了起来，领导整风、审干的具体负责人是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1943年冬，太行分局取消，成立太行区党委）。太行区整风前期以学习整风文件为主，后期则转入审干。据有关资料记载，太行区党委党校在开办第二期后不久发生了“抢先进入审干的问题”，人为地掀起了“坦白运动”，“导致了逼供信的错误”。在运动中，有人诬指边区政府副主席戎子和是国民党地下组织的首领，李雪峰的妻子翟英也被咬为“特务”。区党委党校的做法一度“也影响到全区的整风运动”，幸得李雪峰等及时“纠偏”，才未酿成更大的损失。
在太行、太岳全范围内，也出现了反特斗争失控的情况，“太行军区发生一二九师之司令部、通讯队、参训队、侦察队、印刷厂、生产部各有反革命支部之错误认识。集总（指八路军总部――引者注）直属部门发生在大会上乱逼特务组织关系，认为电台人员均是特务，军工部各厂均为特务掌握，认为总直有一个总的反革命组织，有的人供称去年七月间特务在晋冀豫边区所在地开过四十三人的高级特务会议”。
1943年11月5日，毛泽东致电北方局并转大行、太岳、冀南各区党委。毛在电文中说“据彭（德怀）、罗（瑞卿）诸同志说，太行太岳两区反特斗争中在许多地点捉了并杀了许多人”，毛要求“必须立即检查此种现象”，“立即停止杀人，目前一年内必须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许任何机关杀死任何特务分子。将来何时要杀人，须得中央批准”。毛并指示，逮捕特务人数“不得超过当地特务总数百分之五（百人中至多只许捉五人），并且一经坦白，立即释放”。②
①《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记》，页359-60。
②《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1937―1949》（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201。另参见李雪峰：《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页204；《中央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1944年5月13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页389；毛泽东1943年11月5日致北方局并转太行、太岳、冀南各区党委电，载《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8期，页7-8。
毛的这封电报，对制止太行、太岳肃奸中的极端行为起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